是修图软件生产了“照骗”？还是你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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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照片变成“照骗”，很多人会认为这种技术滥用错在修图软件过于发达。但实际上，“照骗”的诞生却是在修图软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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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Napoleon Crossing the Alps》，布面油画，273×234cm，1802年
当时的画家在绘制这些肖像时需要尽可能满足各项要求，高一点、瘦一点、白一点……但如果单凭想象，难免会使人物失真。毕竟和现代的相亲一样，如果画像和本人差距太大是会闹笑话的。对于爱面子的贵族来说，这更无法接受。
彼得鲁斯·克里斯蒂《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木板油画，29×22.5cm，1470年
于是画家选择借用透镜观察人物，将观察到的最佳效果绘制在画布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能修饰人物缺点，又不会使作品失真。当时虽没有摄影技术，但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了光学原理。
布隆齐诺《Portrait of Eleanor of Toledo and Her Son》，木板油画，115×96cm，1545年
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其著作《隐秘的知识》中就提到了西方画家借助透镜成像绘制作品的问题。这些作品虽没有最终以照片的形成表现，但无论是其创作原理还是用途都与照片极其相近。它们可以被看作为最早的“照骗”。
卡拉瓦乔《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1953年，画面中的人物比例明显被拉长。
约翰尼斯·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布面油画，45.5×41cm，1657-1658年，由于画面中前后景深效果差距过大，这被认为是艺术家借用透镜创作的证据。
1839年，路易·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发明了照相机。在真正的摄影技术诞生后，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用这种方式揭露艺术作品中的谎言。
西奥多·热里柯《The 1821 Derby at Epsom》，布面油画，92×123cm，1821年
旧金山的一位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热衷于赛马运动。他不仅喜欢观看赛马比赛、开设马场，还经常收集与赛马题材相关的画作。
在长期研究赛马后，斯坦福发现画作中经常以马匹四脚离地展现其飞速奔跑的情景，但他并未在现实中观察到这样的景象。究竟是赛马跑得太快自己看不清，还是艺术家在说谎？
Eugène Péchaubès《幻想曲》，布面油画，65×50cm，1928年
为了弄清这件事情，他邀请了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来验证这一问题。摄影师用多台高速快门相机记录下了赛马奔跑的瞬间。事实证明，不论何时，正常奔跑的赛马都不会出现四脚离地的情况。
埃德沃德·迈布里奇《The horse in motion》，1878年
斯坦福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艺术家欺骗了他，于是前去和对方理论。知道这件事的人对此哭笑不得，不知应该感慨他为人严谨，还是说他太过死板。艺术家在创作中以理想化的处理方法展现着赛马激烈的氛围，而摄影技术则是实时记录，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Eugène Péchaubès《Tableau De Chasse à Courre》，布面油画，46×55cm
而提到摄影，就不得不提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从亨利·卡蒂尔-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到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们用镜头记录着世界。其作品主题的范围极广，不论你是何种身份、身处何地，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拍摄的对象，人们也因此称其为“世界的眼睛”。
哈利·格鲁亚特《East/West》，1981年
但以纪实摄影闻名的他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一板一眼地记录社会，其作品中也存在“照骗”。摄影师马克·内维尔（Mark Neville）被人称作“战地艺术家”，曾获2012年普利策奖提名，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样一位以纪实摄影闻名的艺术家，竟也会在作品中钻空子说谎？
马克·内维尔《The Frog Pond at Toffee Park Adventure Playground》，2016年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自己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最喜爱的是一件描绘了三个小男孩站在白雾中的作品。当时的摄影师并未给这张照片命名，人们纷纷猜测这张照片展现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小男孩坚决的表情代表着人们的决心。
马克·内维尔《Kids at Somerford Grove Adventure Playground in Tottenham putting out the barbecue fire》，2011年
但事实上，这张照片中的孩子们只是在街头做饭，白雾是锅中的水蒸气。人们根据艺术家所处的环境、时间，脑补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艺术家在当时并未进行解释，而是任由人们进行大胆联想。
马克·内维尔《Serenading Masha at Zhytomir Special Boarding School for Deaf Children》，2016年
马克·内维尔《Boy with rope at Toffee Park Adventure Playground》，2016年
艺术家在这些照片中并没有利用技术进行修饰，而是借助意象、借位等手法制造错觉，与我们当下的“照骗”有所区别。
这类带有象征寓意的照片并在不少数。与其说这些“照骗”是因为艺术家在说谎，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骗了自己。有时作品的表面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观众如何思考其内涵。
奥古斯特·桑德《Blind Children at their Lessons》，1930年，他虽被称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但他的许多纪实作品都是通过摆拍完成。
和人们修图时小心翼翼、生怕被人看出破绽相比，艺术家追求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他们在修图时大多无所顾忌、天马行空，生怕别人看不出。
辛迪·舍曼《Untitled》，彩色印刷，86.4×59cm，2010-2012年
作为上世纪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创作总能颠覆人们的认知，她的作品经常会在其中隐藏一些特殊含义，让人们深思其背后的故事。这样严谨的艺术家遇上修图软件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辛迪·舍曼接受媒体采访时以自拍为主题创作的封面
2017年，舍曼开通了个人Instagram账号。人们原本以为这位艺术家将借助社交媒体宣传个人作品、提高知名度，但实际上她只在上面发布一系列搞怪的自拍，且从未出现自己的真实样貌。人们对此纷纷推测，艺术家可能是借此机会在发表新作。
辛迪·舍曼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自拍照
舍曼发布的自拍变形又扭曲，过度使用修图软件使得照片中的人物样貌极度失真。有人评价这些作品什么都像，就是不像舍曼本人。她在某次住院时发布了两张病床照，一张将磨皮美颜技术使用到极致，另一张则看起来老态龙钟，这样强烈的对比让人们唏嘘不已。
辛迪·舍曼发布的病床照对比
如果说前期的自拍照还能被认为是搞怪创作，那这组照片则鲜明地表达了艺术家对当下人们爱慕虚荣、毫无下限的“照骗”的讽刺。她曾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毫不留情地批判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认为这种做法虚伪又无知。
辛迪·舍曼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自拍照
和舍曼“丑化自己”比起来，艺术家Hüseyin Şahin则是用电脑技术“改造自然”。古老的钟楼被镶嵌在山中、沙漠中出现海滩和度假的人群、火箭发射台建造在森林里……在他的作品中，一切皆有可能，而艺术家巧妙的处理也让这些图片看上去怪异又和谐。
Hüseyin Şahin在Instagram上发布的作品
近些年，BBC屡屡被曝光在纪录片中使用软件合成自然景象、缝合镜头等丑闻，而且这种行为并未因曝光而被遏止。观众对于这种情况见怪不怪，甚至有人认为只要好看就无所谓。
BBC拍摄的纪录片《蓝色星球2》被指出部分镜头是在工作室拍摄，并用电脑技术拼接完成。
这种行为与艺术创作是有本质区别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不会让观众误会。所谓“照骗”欺骗的只是视觉，并非人们的内心。
修图软件最早是为了满足用户对美好的追求，但过度的使用甚至已经让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模样。原本用于欺骗他人的照片，最终却骗了自己。
现在发自拍前，人们既担心被别人发现修图痕迹，又怕不能最大程度地美化自己，在“照骗”时代，那个微妙平衡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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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张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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