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艺术家如何描绘罪恶？
2020年4月15日，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将推出主题展览《原罪》。其通过并置跨越千百年的艺术作品——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探讨不同时期艺术家对此永恒主题的理解与思考。
与违反世俗法律的罪行“crime”不同，“sin”是一种宗教语境下的罪恶。它被普遍定义为一种令人遗憾的过错，大到关乎生死存亡，小到联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规范。在基督教中，违反神圣律法即被判有罪。
老扬·勃鲁盖尔《The Garden of Eden》，铜板油画，23.7×36.8cm，1613年
就本次展览而言，策展人Joost Joustra在某种意义上想特意将之打造为一场“交互式”展览。通过观看这些游走在神学思想和世俗观念中的作品，观众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进而逐渐生成属于自己的罪恶观。
亨德里克·凡·巴伦和老扬·勃鲁盖尔（Hendrick van Balen the Elder and Follower of Jan Brueghel the Elder）《Pan pursuing Syrinx》，铜板油画，25×19.4cm，约1615年
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艺术家将自己对于罪恶的个人见解通过绘画展示出来。而随着时间发展，阐述罪恶的艺术语言也在不断更新。今天，时尚芭莎艺术便以涉及本次展览的部分艺术家为例，梳理千百年来“艺术的罪恶”。
阿格诺罗·布龙奇诺《The Madonna and Child with Saints》，木板油画，101.6×81.3cm，约15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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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贵族也有罪？ 」
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巨匠，作为西班牙黄金时期的重要艺术家，他不仅是菲利普四世（Felipe IV）宫廷中描绘王室肖像的首席画师，还经常创作具有历史及文化意义的作品。
迭戈·委拉斯开兹《The Toilet of Venus》，布面油画，122.5×177cm，1647-1651年
由于委拉斯开兹自幼受到天主教文化熏陶——在塞维利亚的圣彼得教堂受洗、敬畏上帝并接受良好的宗教哲学教育，以至于宗教主题绘画是他职业生涯中非常瞩目的成就。本次展览便将展出其创作于1619年的作品《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迭戈·委拉斯开兹《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布面油画，135×101.6cm，1619年
这幅画完全从天主教的最初教义出发，画面中的圣母玛利亚光辉圣洁，完全是未染原罪的慈善模样。然而，委拉斯开兹其实还为这幅作品搭配了一位“伴侣”——《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on the Island of Patmos》。
迭戈·委拉斯开兹《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on the Island of Patmos》，布面油画，135.5×102.2cm，1619年
两幅作品不仅在主题上相互呼应，就连构图与色彩都相得益彰。画面中的二人置身中央，面部被强烈的圣光照亮；形成对比色的服装充分展现了画家明暗对比的绘画技巧。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的圣约翰抬头望向天堂，而圣母玛利亚则将目光投至凡尘。二人的目光一经交换，天堂与人间就此相连。
与委拉斯开兹笔下圣洁无罪的圣母形象不同，意大利宫廷画家阿格诺罗·布龙奇诺（Agnolo Bronzino）则将原罪中难以言传的禁忌之爱，由画面展现出来。
《An Allegory with Venus and Cupid》是布龙奇诺最为复杂、神秘的作品之一。在其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惯性笔触下，身为母子的维纳斯与丘比特以极为露骨的形象在画面中亲昵着——逾界的肢体接触、因觊觎彼此宝物而伸出的偷盗之手、身旁寓意痛苦、欺骗、遮掩的鬼神形象都令人在惊讶之余深感不适。
这幅“信息量”巨大的作品实则为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莫一世（Cosimo I de' Medici）专门为迎合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情色口味而赠予他的礼物。
大·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Venus and Cupid》，木板油画，38.1×23.5cm， 1529年
但从整体看来，这幅作品还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意大利画家在风格主义（Mannerism）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现状。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则意大利艺术在16世纪末走向倾颓的寓言。
此外，英国著名画家、欧洲连环漫画先驱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也在本次展览中被“罪恶”解读。其中，“通奸”与“谋杀”两则罪行便是其《Marriage A-la-Mode》系列作品所着重描绘的主题。
在此系列的第二幅绘画中，贺加斯将贵族婚姻的阴暗面不加修饰地呈现于画布之上：中午刚过，新娘疲惫的面容中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这暗示着她整晚都沉浸于某种游戏而不能自拔。除此之外，其手中的镜子、后墙上仅露出一只大脚的油画、不远处两个交叠而放的小提琴盒，都隐晦地讲述着她昨晚的“罪行”。
彼威廉·贺加斯《Marriage A-la-Mode: 2, The Tête à Tête》，布面油画，69.9×90.8cm，1743年
新郎的表现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画面中的他满脸倦容，正瘫躺在座椅上享受着片刻宁静。而这时，身旁的小狗却将他藏于口袋的女士布帽揪了出来。放荡的夜生活一方面使他脖颈上的黑斑——梅毒清晰可见；另一方面，脚边折断的剑似乎也暗示着他亏空的身体状况。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内部肮脏的性剥削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这些故事的根源恰恰在于一场场政治婚姻——挥霍无度的贵族需要金钱支撑生活，富裕的伦敦商人不惜斥巨资购买贵族身份。二者在金钱与地位的利诱下一拍即合，而随之产生的则是这一幕幕违背道德的画面。
《Marriage A-la-Mode》是贺加斯第一组讽刺上流社会及政治状况的说教作品，它开启了艺术家用绘画讽刺政治的先河。在这之后，他的许多作品都沿用了此种创作方法，以至于被后人命名为“贺加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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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的多媒介表达 」
安迪·沃霍尔《Heaven and Hell Are Just One Breath Away!（Negative）》，布面丝网印刷，50.8×40.6cm，1985-1986年
而在当代艺术版块，本次展览汇集了包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让·穆克（Ron Mueck）在内的多位艺术家名作。
其中，沃霍尔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系列作品“广告与插图”（Ads and Illustrations）尤为瞩目。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可谓“腹背受敌”。整个国家一方面沉浸在冷战的深渊之中；另一方面，在1981年美国公布了首例艾滋病后，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精神恐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沃霍尔以战争、死亡和宗教为主题创作了此系列绘画。它们无论在创作方式还是颜色选择方面，都完全不同于艺术家此前高度程式化的名人形象作品。
其中，《Repent and Sin No More!》据推测改编自《圣经》约翰福音中第八章第十一节的经文“Go and Sin No More”，表示耶稣宽恕妇人的通奸之罪。而《Heaven and Hell Are Just One Breath Away!》据传则与艾滋病的爆发相关。
翠西·艾敏《Sorry, Flowers die》，霓虹灯装置
翠西·艾敏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熟知的艺术家了。其有关情绪、信仰、经历、性、死亡的自传式创作，直白地展现了她对于生命的个人思考。
但对于那些妄图从中窥视艺术家隐私的观众来说，这些作品又绝非他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艾敏曾说道：“我的作品与回忆相关。”
翠西·艾敏《You Made Me Feel Like This》，霓虹灯装置，71.4×166.7cm，2018年
而当观众对她的作品及个人发表极端道德评价时，艾敏又说：“我非常好奇这些人‘崇高’的道德感与完整人格从何而来，我的作品和我一样平平无奇，通过它们与观众对话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翠西·艾敏《It was just a kiss》，霓虹灯装置，57.7×97.3cm，2010年
而出现在本次展览中的霓虹灯装置《It was just a kiss》则被策展人Joost Joustra解读为艾敏的“一种忏悔”。如此看来，这些作品确实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丝致歉的意味：“Never Again”（绝不再犯）、“Sorry, Flowers die”（抱歉，花谢了）、“I Keep Believing In You”（我一直深信于你）。
而在本次展览中，澳大利亚艺术家让·穆克的作品似乎很难与主题相连接。不过有一点尤为值得思考：许多艺术家都会为自己和自己的人形雕塑建立关系——将之视作灵感缪斯、另一个自己，或是人体模特。
这样一来，雕塑的过程似乎变成了一种可与上帝对标的“造人”行为。这时，经由艺术家创造出的“人”便与未食禁果的亚当、夏娃一样，未经罪孽沾染，心地单纯神圣。
而在穆克看来，他会将自己的巨型超写实雕塑定义为一种“综合的存在”。他一方面深知这些“人体模特”只是由玻璃纤维组成的假象；而在心底，他却依旧期待着观众可以与它们“对话”，进而从中获得人际沟通般的温暖。
罪恶是超越时代的广博主题，与此同时，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概念。千百年前，人们的罪恶由神裁决；而到现在，人类终于有机会通过展览自我定义罪行、自我反思罪过。
展览：“《原罪》主题展：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
时间：2020年4月15日-7月5日
地点：英国国家美术馆
[编辑、文/赵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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