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如何面对苦难？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无数挫折，有时这些挫折会成为未来人生的警示，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而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家那里，苦难有时会成为伟大作品的催化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近七位艺术家，看看苦难如何创造伟大艺术。
01
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诞生于悲剧的力量
真蒂莱斯基《Jael and Sisera》
在西方古典油画的历史中，观众大概会惊奇于这里少有女性画家的身影。在这样的背景下，17世纪的意大利女画家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就显得颇为亮眼。
真蒂莱斯基《沉睡的维纳斯》
真蒂莱斯基的艺术生涯充满了巴洛克艺术一般的戏剧性。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是卡拉瓦乔的追随者。他常常与女儿一起作画，并对女儿的未来寄予厚望。为了女儿能获得更好的指导，他聘请了当时的著名画家塔西做她的私人教师。
真蒂莱斯基《苏珊娜与长老》
然而，这却是一个引狼入室的举动——塔西强奸了真蒂莱斯基。在那个两性观念仍然保守的年代，这段童年阴影对真蒂莱斯基影响巨大，这是她的伤疤，亦是别人眼里的“耻辱”。然而真蒂莱斯基并未从此自暴自弃，她成长为了比父亲更伟大的画家。
真蒂莱斯基《犹滴刺杀荷拉孚尼》
在她之后创作的一系列暴力题材的绘画中，画中作为施暴者的女性在强烈的戏剧性与明暗对比中迸发的力量犹如一次次心灵回溯与复仇。
02
纳西斯·迪亚兹·德拉潘——绘画使人健全
迪亚兹《枫丹白露森林》
迪亚兹（Narcisse Diaz de la Pena）是19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创立者之一。然而，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画家却有着一个十分悲惨的童年。迪亚兹10岁就成了孤儿，后来又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不得不靠着木质假肢生活。
迪亚兹《Approach of a Thunderstorm》
但这并未折损迪亚兹艺术上的天赋。最初，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神话和文学作品。1831年前后，迪亚兹认识了西奥多·卢梭（Theodore Rousseau），也正是卢梭点燃了迪亚兹对风景画的创作激情。
迪亚兹《Cloudy Weather》
迪亚兹画面中的枫丹白露森林往往无比静谧，画家对光线与气氛的调动是那样纯熟，仿佛在大自然面前，身体的残疾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迪亚兹《Forrest Interior》
03
保罗·高更——漂泊人生
高更《戴帽子的自画像》
或许没有谁比高更更能自称“旅人”了。幼年时，高更一家因为政治原因来到秘鲁，父亲却在海上意外去世，是母亲凭自己的双手抚养起一双儿女。回到法国后，与印象派画家的交往使高更开始梦想成为一位职业画家。但由于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他的画很难卖出去。
高更《Washerwomen At The Roubbine Du Roi Arles》
19世纪80年代后半段对于高更而言尤其苦涩，而经济上的困窘首当其冲。1885年6月，高更和妻子分居。1887年，高更来到巴拿马，但由于经济来源匮乏，高更不得不去巴拿马运河工地当苦力。不久，高更在马丁尼克岛染上了赤痢和疟疾，不得已回到法国。
高更《Two Breton Peasants on the Road》
1888年，高更收到梵·高的邀请共同创作，但二人之间的不愉快使得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高更《Dog Days of Summer》
随后，高更去往大溪地，然而不久便染上梅毒。他变得异常困倦并丧失活力，甚至开始咳血。1901年以后，高更远赴马克萨斯群岛度过余生。直到1903年逝世，病痛、贫困、孤独都无时无刻不折磨着这位伟大的画家。
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1897年，高更画出了生平最大幅的的经典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如同艺术家对人生发自内心的拷问。
04
但丁·加百列·罗塞蒂——悲情诗人
罗塞蒂《Proserpine》
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创立者之一。虽然这个流派在历史上不过短短几年，然而却凭借作品中无与伦比的优美细腻留下了惊鸿一瞥。罗塞蒂是该流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而他的画中常常出现的美丽女子正是其妻子伊丽莎白·西德尔。
罗塞蒂《The Salutation of Beatrice》
然而，当体弱多病的西德尔因为服用过多鸦片而去世后，罗塞蒂悲痛得不能自已。作为半个诗人，他停止写诗，并将他的诗稿埋入亡妻的坟墓。
罗塞蒂《Beata Beatrix》
在他的饱含文学性与忧伤的作品中，西德尔成为了为但丁所爱恋的碧翠丝，成为心头永远抹不去的思念。
05
马克·夏加尔——丧妻之痛
夏加尔《The Dream》，1939年
无独有偶，夏加尔（Marc chagall）与第一任妻子贝拉的爱情故事同样凄美。夏加尔22岁的时候邂逅了少女贝拉，“她的沉默，她的眼睛，一切都是我的”。所谓一见钟情，不过如此。1915年，贝拉承受着家庭的压力与夏加尔私奔。
对于画家来说，贝拉是他的灵感缪斯。在作品《梦》、《月光中的爱人》中，二人紧紧相依。
夏加尔《月光中的爱人》
然而，二战期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使得身为犹太人的夏加尔不得不一再迁徙。最终在1941年带领全家去往美国避难。但是，其妻子贝拉不幸于1944年去世。犹太身份的尴尬，加之丧妻带来的痛苦，均深深影响着夏加尔的创作。
夏加尔《Le Champ de Mars》，1954年
艺术家常常以家乡维捷布斯克为背景表达对故去妻子的思念。在画布上，她永远是他的新娘。
夏加尔《Big Sun》，1958年
06
八大山人——山河破碎风飘絮
八大山人《孤禽图》
谈起亡国艺术家，恐怕没人忘得了“清初四僧”。作为前朝遗子，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苦涩的家国之思。
八大山人《荷花翠鸟图》
其中，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代宗室后裔。明灭亡后，有感于国毁家亡的悲愤，朱耷决绝地剃发为僧，通过书画宣泄内心万千思绪。他的画作构图奇特，形象异乎寻常。而“瞪眼鱼”之类，看似摹物，实为借物抒难抒之情。
八大山人《鲶鱼图》
在署名时，画家常把“八大”二字竖排连写，形态则既像“哭”，又像“笑”，亦笑亦哭，非笑非哭，哭笑不得。
07
丰子恺——世人皆醉
丰子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丰子恺可谓是中国漫画的缔造者。民国初年，一本刊物上刊载了这样一幅画，画面描绘空无一人的窗台茶几，窗外明月当空，设色淡雅，一旁竖着写道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从此，“子恺漫画”诞生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艺术家独善其身难之又难。建国初期，中国的文艺纲领仍然强调艺术的政治宣传功能，丰子恺却直言对传统梅、兰、竹、菊等题材的推崇。他认为，“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四君子”画恰好可以“陶冶性情、松弛神经”，但这套说辞立刻引来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丰子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众矢之的。面对种种摧残与折磨，丰子恺称：“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
在如此重重阻力之下，丰子恺仍然坚持完成了《护生画集》这部共耗时46年的作品，坚守了与老师弘一大师的约定。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倪瓒家财散尽之后，有了五湖之上的茅屋点点；张岱家道中落，有了湖心亭看雪的惬意。对于艺术家而言，个人的苦难与困顿是一种考验，但同时也是灵感的来源。只有体会切肤之痛后，这片画布才有了灵魂与生命。他们在苦难中成长，亦在苦难中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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