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迷茫！艺术大师也迷茫......
1989年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达明安·赫斯特：“没人相信我。”
1989年，年仅28岁的英国藏家罗伯特·蒂布尔斯（Robert Tibbles）以60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一件艺术品——满是药瓶的药柜，年轻的艺术家甚至亲自把药柜运到他的公寓安装好。
蒂布尔斯的朋友看到后嘲笑这件作品为“垃圾”，并表示应当退货。他则认为此作充满睿智，多少有点杜尚（Marcel Duchamp）“现成品艺术”的颠覆性意味，毅然留下了这件作品。
这件药柜就是当今知名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在金史密斯学院的毕业创作。彼时的赫斯特尚是一位籍籍无名的艺术小卒，没有助手、没有顾客、“没人相信我，除了他。”
蒂布尔斯成为了赫斯特的首位藏家，而在2020年，这件曾经价值600英镑的药柜在富艺斯伦敦拍出了136万英镑的高价。
早在就读于金史密斯的第二年，赫斯特已初露锋芒。1988年，他策划的独立学生艺术展“冻结”（Freeze）在伦敦码头区开发公司的赞助下顺利举办，又得力于英国当代艺术教父、学院导师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的巨大影响力，多位英国重量级艺术评论家都前来观看了此次展览。“冻结”被视为“YBA”（年轻英国艺术家）的起步点，参与展览的莎拉·卢卡斯等不少艺术家如今都已“名垂青史”。
1989年 |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翠西·艾敏：“我想告诉那个女孩，一切都会好起来。”
翠西·艾敏（Tracey Emin）也是“YBA”成员之一。在1989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展上，她展示的五幅大型油画都被放在了地下室的夹层。“在皇家艺术学院，展示作品的空间竞争激烈，而我知道自己处于最底层。”
艾敏在毕业后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尽管她卖掉了一些画作并赚了约2500英镑，但这远远不能偿还其银行债务。她的第一次堕胎手术未能成功，不得不进行二次手术。无家可归、意外怀孕、两次创伤性流产、欠款……毕业时的艾敏几乎被压垮，这些压力使她毁掉了自己在研究生阶段创作的所有作品，后来她称这一时期为“情感自杀”。
最终，艾敏找到了一份青年导师的工作，偿还了所有债务，并再次开始创作。艺术成为其前行支柱，她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堕胎”的画作，紧接着是名为“地狱一周”的系列，以此告慰自己近乎分裂的灵魂。“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而女性、堕胎、身体……这些关键词也成为贯穿其一生的创作主题。
“我所有绘画都直接源于自己的想象与记忆。”遍观这些支离破碎的少女形象，无一不是艺术家年轻时的自我写照。“我想跳入纸内，抓住那个女孩摇晃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绘画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灵魂的烙印？也许有些图纸在诞生前就已经存在，它们只是像鬼魂一样漂浮，等待出现于纸面。”
1962年 |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大卫·霍克尼：“学校不给我发文凭。”
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最后一年，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拒绝撰写期末论文——他抵制美术系学生必需用文字解释自己的这套规定，认为应该根据画作对学生进行评估。当学校以不发文凭威胁他时，霍克尼自己画了一张文凭，巧妙地讽刺了母校。
大卫·霍克尼《文凭》（Diploma），彩色蚀刻，40.5×28cm，1962年
霍克尼的《文凭》上描绘着臃肿的校长罗宾·达尔文，他虔诚地举着通识教育系系主任迈克尔·库尔曼的身体。而霍克尼的五个同学则被踩在校长脚下，躬下腰背，形如奴隶。
这张创作不是霍克尼的唯一反抗，“学校不给我发文凭，他们说因为我画的人体不够多，所以我从一本杂志上复制了肌肉男。”霍克尼从美国健身杂志《Physique》的封面上临摹了一张男性裸体，在旁边附上学院解剖课的学习成果，并直言不讳地命名为《为了文凭的人体画》。
《为了文凭的人体画》代表着霍克尼个人艺术道路及英国波普艺术发展的开创性时刻，也使他成为了新兴英国流行艺术家的代名词。这张画之后被时装设计师奥西·克拉克（Ossie Clark）收入囊中，二人也成为好友。而为了表彰霍克尼的才华和声誉，皇家艺术学院最终妥协——更改了毕业规定并向霍克尼授予了文凭。
1990年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吉利安·维尔林：“我们毕业后很可能不是艺术家。”
乍一看，这件作品很可能被认作杜尚的毕业创作。吉利安·维尔林（Gillian Wearing）1990年的毕业创作《改造现成品》（Remake of a readymade）对杜尚的自行车轮进行了翻新——车轮是从高级自行车商店借来的最新款。
维尔林初到学院，老师便表示：你们毕业后很可能不会成为艺术家。“而离开时举办一场展览就是我所期望的。”正是在这场展览上，维尔林结识了她日后的艺术伙伴——“当时尚未成为搭档的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走过来对我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件车轮。”
05
1949年 | 卡内基技术学院
安迪·沃霍尔：“主给了我脸，但我可以挖鼻子。”
1949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卡内基技术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大四最后一学期初，提交了画作《主给了我脸，但我可以挖自己的鼻子》（Broad Gave Me My Face, But I Can Pick My Own Nose）。这幅画描绘了一个挖鼻孔的年轻人，贯彻了沃霍尔一如既往的幽默调侃，随后不出意料地被美国艺术学会评审团拒绝了，哪怕评审团成员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对此表示抗议。
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左）；安迪·沃霍尔《别挑我的错》，板面蛋彩画，1948年（右）
尽管沃霍尔因教授不太喜欢他的作品险些遭到开除，但在卡内基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涯中，他几乎掌握了一名成功商业艺术家在市场中生存所需的所有技能：沃霍尔进行了绘画和各种艺术实验，积累了创作经验；他曾说自己想做一名舞者而非画家，但一起跳舞的同学公认其天赋更适合舞美设计，于是又掌握了些戏剧性效果的设计技巧；在大二和大三之间的夏天，沃霍尔在匹兹堡市中心的百货公司打工，学会了最重要的销售技能。
安迪·沃霍尔《舞蹈图》，纸上石墨，60.9×45.7cm，1962年（左）；安迪·沃霍尔站在其作品《舞蹈图》前（右）
面对毕业，想必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免不了些许迷茫，向来以“就业困难”著称的艺术类专业更是雪上加霜。
上述艺术家都在艺术史中如雷贯耳，曾经面临毕业问题时依旧不能免俗地感到压力与绝望——生活的意外、学校的反对、同行的嘲笑、无望的未来……他们或隐忍坚持，或幽默回击，或遇贵人相助，以各自的方式熬过了迷惘岁月。毕业的不顺未能阻断其热爱，名校的加持亦不足以成就他们日后的辉煌。
最后，时尚芭莎艺术祝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未来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