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听好书 | 刘戈：警惕经济转型，让你从白领变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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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讲人：刘戈
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资深记者，财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企业传播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刘戈 著
《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36.8（原价：49）
《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一书以近百年来美国多任总统的执政理念为主线，梳理了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变革节点，回顾了美国社会与企业在“大萧条”与“经济滞胀”两大重要时期的转型策略。
作者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政策的深入解读，对照中国当前遇到的困境，分析了中国解决相似问题的对策及思路，引导读者看透历史迷雾，把握今日与未来。
即将在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很可能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萧条”。白领变成蓝领，这种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将在本次经济转型期间密集出现。
这一论断，我们可以在本期节目讲读的《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一书找到，作者将当下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后发生的阶层变动相对比，发现了惊人的相似......
《在危机中崛起》梳理和思考了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商业史，将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置入平行画面，作者刘戈为你呈现结构性调整时应有的经济视野与思维。
刘戈认为，美国真正的崛起从1865年开始。1865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期间，美国在建设连通美国两岸的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这个铁路颇具意义，它把原来东西海岸半年的路程变成火车行驶只需6到7天，而且南北战争结束了南北之间的分离状态，美国在1865年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市场。
市场统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量的来自南方农村的黑人，他们逃离奴隶主的土地，从田纳西、从佐治亚等，逃到芝加哥、底特律、彼兹堡等钢铁和汽车的生产中心。同时还有大量来自欧洲的年轻人、农民进入美国。这个时期给美国提供了非常多的人口红利。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结束了人口红利的繁荣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摧毁了在此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累积起来的过剩产能，美国经济由此转型，从单纯的投资性增长模式转向消费和投资并重的增长模式。罗斯福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美国重新崛起的基础，也成为之后几十年美国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基本体制。
书中认为，中国本次转型和30年代美国发生的转型具有更高的相似度。比如，1929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55% ；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好也是55% 。还有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到了1970年代，美国开始陷入“滞涨”的泥潭，企业关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表面上看，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是“滞涨”的直接原因，但深层原因依然是在一次长时间的繁荣之后，经济转型压力的必然体现。
刘戈谈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如意算盘是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金储备的压力，同时能让美联储摆脱黄金的镣铐放开手脚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实现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但事实上，1974年和1975年，美国的GDP在大萧条之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
后来，信奉柯立芝执政思路的里根提出降税、放松管制、解决通货膨胀，即“里根经济学”。与此同时，里根全力加入到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巨额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和科技都产生了刺激作用。他1989年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之后的克林顿时代，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美国经济实现了又一次转型，迎来了新一轮繁荣。
刘戈认为，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给了我们丰富的参照样本，让我们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具备更强的甄别和行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大萧条’会降临中国吗？”一章，刘戈对比了中美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在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那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很多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来的白领工作，不得不从制造业、金融业、传媒业、房地产业等高薪工作转向零售、餐饮、旅游等低薪蓝领工作。而他们中的所有人在失去原来工作的时候，都以为这一次和以前的历次跳槽一样，只是从这家公司跳到同行业的另外一家公司，说不定还会升职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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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在过去的历次经济周期中，本土人才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各行业从事技术、管理、销售等岗位的白领们即使有短暂的失业，也几乎都会很快地在自己拿手的领域中重新找到就业或创业的机会。而这一次不同，很多曾经高速发展的行业中的一些岗位可能永远消失。而新的高薪岗位的技术门槛要高得多，因此和美国所经历的那样，一些白领将不得不从事低技能服务业岗位的工作。
从白领进入蓝领，在本次经济转型中，这种事情将密集出现。要么让自己在调整中屹立不倒，要么让自己尽早地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以便能够平滑转型，这是摆在白领面前的新要求。
此外，在该书的 “中国2015与美国1929”一章中，作者论及了股市波动与经济走向。
书中观点认为，“一个漏洞百出的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匹配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自2015 年以来，中国股市的急涨急跌已经充分地验证了一个事实：由于自身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法制的缺位和监管的不专业等种种因素，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扁桃体”。这个病灶过度地放大了外界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同时自身不断出状况导致整个社会的心理焦虑和经济波动。作者认为，不要让股市波动过度牵扯社会关注、影响政府决策也是建立经济信心的一部分。
他的依据是：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众多上市公司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中国经济。传统行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中国股市的主体，而众多或业态新兴或技术领先或品牌卓著或管理成熟的企业并没有上市，或没有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如华为、娃哈哈等优秀企业一直坚持不上市，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联想等著名公司都不是A 股上市公司。用这样一个结构陈旧的证券市场来衡量和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肯定会出现相当大的数据偏差。
作者强调，对股市波动过于强烈的关注很可能扰乱决策者对更重要议题的判断。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大洗牌过程中，弱化股市乃至忘掉股市，一心一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新兴业态、新兴产业尽快弥补传统产业、传统企业倒闭转型留下的空档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
作者在书中还详细考察了中国企业的转型。以“海外投资的风险”一节为例，足以引起中国投资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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