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加古里子”，需要什么样的策划人？
2018年5月2日， 92岁的加古里子先生去世。在先生去世的半个多月内，“丰子恺图书奖”平台以及出版加古里子图书的国内出版商陆续发文纪念这位日本科学绘本的先驱及泰斗人物。
今天，我们更多想从行业角度去探讨，日本是怎样孕育出了科学绘本这样一个细分领域，加古里子又是怎样被松居直发现并培养的？中国目前，不乏在科学理论层面都领先世界的学者和专家，我们想要出一个“加古里子”，需要什么？
为此，我们在梳理国内加古里子作品出版情况的基础上，特别采访了与加古里子有深厚情谊的日本福音馆资深编辑、小活字图话书总负责人唐亚明。
在中国科普市场
加古里子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国内最先“识别”加古里子的是新经典文化旗下的爱心树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几乎是在同一年——2009年分别引进了“加古里子”重头的代表作。
爱心树更偏重于故事绘本的引进，比如他们引进加古里子的第一本书是《小达摩和小天狗》（放在“儿童之友”系列绘本中）。
此外，爱心树又陆续引进了故事绘本《乌鸦面包店》（这本书已经在日本书架上待了40多年，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科普绘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系列（《地球》《海洋》《宇宙》《人类》）等，其代表作之一《河川》也被爱心树收入囊中。
据了解，加古里子的书在爱心树的累计销量达到50万册以上。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则选择了一个当时看来相对冷僻的门类——科学绘本。北京科技社在地方科技社中是较早涉足童书领域的出版机构之一。
据该社策划编辑介绍，当时他们看重的是加古里子的经典性，“他的书可以在日本卖三四十年”——这几乎是国内童书编辑在10年前挑选外版童书时的重要标准。
加之“身体健康”是一个被读者普遍关注的话题，同时又与科技社的身份相匹配，“加古里子的身体科学绘本（全10册）”成为了他们引进的第一套书。
此后，北京科技社共计引进推出了“加古里子的身体科学绘本（全10册）”“加古里子科学绘本（全10册）”“加古里子的牙齿科学绘本（全3册）”“加古里子星空绘本（全4册）”以及《地铁开工了》《你的家我的家》《大坝建成了》《金字塔》《元素学校》《原子的冒险》等图书。
可以说，加古里子的书在北京科技社的运营无意间促成了这家出版社在儿童科普领域的先锋地位。
据了解，加古里子在北京科技社的所有作品至今累计销售超过70万册，单本销量最好的《地铁开工了》销售接近10万册。
近年，伴随加古里子被越来越多的国内读者熟知，不少出版机构开始引进加古里子的更多作品。
最典型的是，心喜阅于2017年推出的“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长江出版集团·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据说仅编辑工作就历时3年，该套系上市后已销售了1.2万套。
中国要想诞生一个“加古里子”
需要做些什么？
唐亚明
日本福音馆资深编辑
小活字图话书总负责人
乌拉拉：“加古里子”这样的人，是可遇不可求吗？中国的童书编辑可以做什么？
唐亚明 ：中国童书市场发展很快，我们不缺像“加古里子”那样有专业素养的专家和科学家，很多年轻一辈的科学家和专家都在社交和社会领域很活跃，但他们缺乏的可能是“懂孩子”。
这个时候，就需要真正了解孩子、心里有孩子的编辑出马。什么是心里有孩子呢？很简单，不要只想着这本书赚不赚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图书的经济效益，而是不要以这个为唯一目的。
很多时候，编辑的作为受到限制、某些童书的生命力结束得很快，可能也跟出版商经营太过短视，缺乏长期做一件事情的打算和预见力有关。
乌拉拉：很多做科普的编辑会抱怨，专家、科学家很忙，无法进行创作，写出来的东西孩子没法看？
唐亚明：这个时侯，实际上是编辑发挥效应的最佳节点。我们可能会说，中国没有像加古里子那样既学工科、又肯学习，又愿意跟孩子接触的科学家和专家。
但我们可以想想，是否是编辑的鼓励和启发不够好？是否是编辑的策划案和执行没有到位？是否是编辑和作者的交往还没有达到很和谐的层面？
有时候，我们跟作者的交往不应仅限于作品，或者是探讨作品，还会涉及很多观念、价值层面的碰撞。
加古里子是一个反战的人，一个真正有意愿为孩子、也为自己做一些生命意义探索事情的人，编辑需要去发现和挖掘这样的人。有了这样的信念基础，再去做事情会更顺利。
实际上，加古里子整个童书创作生涯固然有他自己的天分在，但与福音馆松居直带领下的编辑团队的功劳也有很大关系。
乌拉拉：编辑在发现和挖掘以及培养作者的过程中，具体要怎么做呢？
唐亚明：在遇到合适的作者后，编辑需要修炼把握和引导作者的能力。拿加古里子来说，他在松居直先生那里学到了展开叙述故事的各种基本方法。
加古里子之前，科学绘本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细分门类，加古里子对于科学知识的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出版人和作者一起进行的实践，双方共同觉得，这是一个可行并且不错的路子，虽然没有先例，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在加古里子之后，又有一些作者加入到这个细分板块，共同把这个领域做得更丰富多元。这就是策划人要做的事情。
乌拉拉：国内的科普书目前还是以引进版为主，并且大量科普书还是以知识灌输为主，未来是否有更多可能性？
唐亚明：做引发孩子兴趣的科普，而不是灌输知识的科普——这是加古里子的书为什么受孩子欢迎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的科普书市场还没有进入一个很良性的轨道，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编辑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孩子看科普。
仅仅是为了让孩子学知识吗？这个功能教育体系会承担，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能家长一开始对科普的认知也主要限于“让孩子学点知识吧”，但编辑有义务让孩子和家长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科普除了硬性“灌输”，还有很多别的玩法，有很多面貌。
童书领域的科普书，就像加古里子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让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和神秘，从而引发他们对世界和科学持续探索的兴趣和热情。
所以，加古里子的科普书里会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鼓励孩子动手的实践设计。当然，这些故事并不是幼稚的，为编故事而编，而是把科学知识进行了提炼、归纳、总结，然后用孩子喜欢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表述出来，这些都是编辑要努力的方向。
擅长飞行的昆虫、鸟类、飞行器的翅膀宽度和自身重量的关系，加古里子用娓娓道来的话语配合手绘的图谱，但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跳到了孩子喜欢的蜻蜓模型制作页面。（图片来自：《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长江出版集团·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乌拉拉：加古里子的作品里，有关于中国题材的创作吗？
唐亚明：实际上，加古里子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他有一本关于中国长城的绘本，做了30年，也是他去世前的一个未了心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将会在合适的时候推出这部作品。
加古里子在日本，
是怎样被发掘和成长起来的？
加古里子1926年出生，1959年（33岁）接受福音馆的邀请，完成科学绘本处女作《大坝建成了》，之后又创作了《河川》《大海》《地球》等，其他作品还有《小达摩和小天狗》《乌鸦面包店》《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等。作为绘本家工作50多年，出版的书超过600册。他的作品畅销且获奖无数，如日本科学读物奖、日本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菊池宽奖等，2011年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据加古里子自己回忆，48岁的时候他才彻底从昭和电工辞职，之后便专门作为绘本家工作。
探索生命意义
跟很多作家创作初衷不一样的是，加古里子希望借由创作绘本去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也是他的“自我救赎”：加古里子觉得自己这代人是被战争裹挟的一代，而自己直到战争结束，“似乎不知道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1926年出生的加古里子经历过二战，深知战争的残酷，无比痛恨发起战争的人。活着本是一件有趣而快乐的事，但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无法回避生活的困境，战后他渴望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希望孩子们无论何时都能认真观察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独立思考、做判断，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抱着这个信念，加古里子勤勉创作了60年。
这是加古里子在自传《致未来的小达摩们》的序言中写下的话，也是他所有作品的出发点。
真正走入孩子
“即使是淌着鼻涕的小毛孩儿，他们也懂得欣赏图画，具有一眼识别出好绘本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孩子们的能力。”加古里子深知对于绘本创作来说，孩子们才是最具眼力，也是最严厉的批评家。
加古里子的第一本书出来后并没有料想中的那么畅销。于是，他经常到孩子们玩的地方给孩子看他的作品，跟孩子一起读。通过这些体验，他发现，原来自己觉得好的，并非就是孩子们喜欢的。
孩子们从他的书边跑开，是去抓小螃蟹、小蜻蜓玩了——这教会加古里子一件事情：自己作品根本没有蜻蜓和小螃蟹好玩！于是，加古里子开始了“学习”，让自己成为孩子能够接受的人。
加古里子是东京大学工学部的高材生，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因而在创作科学绘本时，他总能信手拈来，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将深奥的知识娓娓道来。他的绘本能让孩子们知道科学不是艰深乏味的，而是有趣的，对每个想要一窥奥秘的人都敞开了大门。
“我希望我的绘本不是那种枯燥无味的被称之为‘科学读物’的出版物，而是洋溢着健康的喜悦和微笑、充满自然魅力的丰富诗情，具有人情味的、趣味盎然的绘本。”
成为会讲故事的人
加古里子是讲故事的高手。日本有一种“纸戏剧”——通过图画展示和表演的讲故事形式，大概在10~20页的纸张上画出画，然后向街头卖艺一样翻给孩子看，给他们讲故事。通过做纸戏剧，加古里子发现它跟戏剧相通，也是通过起承转合的手法来吸引人。
正好，加古里子在做纸戏剧的时候遇到了松居直先生，于是开始给福音馆做绘本。他发现绘本和纸戏剧不同，但又都是通过在纸上讲故事传达给孩子们。所以同样是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同样是运用起承转合给孩子们讲故事，但是孩子们要看到画，这样的故事才能成功。
上文来源于公号“乌拉拉童书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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