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版社“修”古籍

古籍编辑是编辑群体里很特别的存在。人人都在为互联网流量焦躁的时候，他们在静心编古书，同时积极吸纳先进玩法，为古籍出版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从此次访谈的情况看，如果非要给古籍编辑打一些标签，“为热爱而驻守”“安静却不闭塞”“新派古籍人”……或许更为妥帖。本期《中国编客》邀约了多位古籍社、学术社或资深或新锐的编辑，听他们讲讲自己的出版生活与“古籍市场的新变化”等话题。

我为什么成了古籍编辑？

——我所做的，就是我所爱的

◎程鲁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副主任）：2011年，我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因为我是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所以到国图社后，被分配在古籍编辑室从事古籍出版工作。到国图社前，我在日本居住了几年，其间虽然也去日本大学的图书馆借阅图书，但接触中国古籍的机会较少。来到国图社古籍编辑室工作，每天接触古籍稿件，尤其是看到那些优美的古籍刻本、稿本的电子版和打印稿，一种熟悉、喜悦的感觉扑面而来，好像又回到了读书时期去图书馆借阅古籍、研究文献的时光，这时我才明白对古籍的喜爱已融入我的生命，也坚定了我将古籍出版作为毕生事业的信念。

◎孔伟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古籍编辑）：我是34岁“大龄”转行的出版人，这个月是我从事古籍出版工作的第7个月。转行前，在演出行业做了近8年的品牌宣传。疫情开始，演出行业迎来大萧条，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常常看着自己朋友圈的签名“居陋室，在尺牍间，于故纸堆，寻唐风宋雨、著族科第之大观”无限怅然。2021年下定决心离职，准备用两年时间去实现几个积攒已久的愿望，其中一个便是创作完成一本书。这本书和古籍有关，是一本地域性的科举研究作品。科举类的古籍文献，我大概关注了10年，创作完成这本书，算是对自己的潜心热爱做了阶段性总结，也弥补了未能读研读博的缺憾。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顺手建了两个简单的科举文献专题数据库，学习动手做了几本线装书。大概托了朋友圈那句签名的福，座右铭不仅仅鼓舞着自己坚持对古籍的热爱，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被老师引荐加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出版工作真的很辛苦，几乎每晚都有同事主动加班到很晚才走，我曾打趣“原来大家每天加班，是因为可以欣赏到日落和晚霞”。

◎刘玉林（齐鲁书社副总编辑）：我是2006年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齐鲁书社工作的。在校读书时，正好和导师做“明清小说传播研究”项目。书稿完成后交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负责与出版社打交道，一来二去，对出版社有了大致了解。毕业时，也有留校做辅导员、去驻济高校任教职的机会，但因为做了一点出版实务，所以对出版跃跃欲试。导师说，你是学古代文学的，最好去古籍社，就推荐我到了齐鲁书社。可以说既算是“误打误撞”“歪打正着”，也算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入职后先到一编室工作，从助理编辑做起，主要做文学类，参与的第一本书是《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后来调到二编室工作，做了不少古文字、历史类图书，如《陶文字典》《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开国六十年》等；再后来又调到四编室工作，参与古籍影印项目，如《宣统山东省志》《山东省历代府州志》《孟府档案全编》《历代丛书汇纂（第一辑）》等。担任副总编辑后，就侧重选题策划方面了，如《曹贞吉全集笺注》《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王懿荣书札辑释》《陈介祺研究》等。

◎胡宝亮（岳麓书社重点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编辑）：我其实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古籍编辑，因为除了编古籍，也编历史类学术著作与人物传记，但学术著作与人物传记也会引用很多古籍，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和古籍打交道。我在上大学之前，对历史学就很感兴趣。大学期间，阅读历史专业教材时已能发现一些错字和知识性错误。比如“丞相李希烈投降安禄山”“参将袁崇焕”等。第一个李希烈误，应该是陈希烈；第二个参将误，应该是参政。那时候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找书里的错是个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情，但当时还没有想过以后会做给书稿改错的工作。

经过大学期间的权衡，我觉得我最喜欢明清史，于是就报考了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2005年10月，在读研究生期间，接受了导师交办的一项工作，录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把清朝大臣和康熙帝的手写字，改为横排简体字录入word文档。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将其视为贴近古人、贴近第一手史料的绝佳机会。通过录入，我熟悉了很多繁体字的写法，也和字典日益亲近。从那时起，我就和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2006年2月，导师让我核对一本专著中的引文，我在图书馆里找了《朱批谕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书，在核对引文期间，我逐渐对编辑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

2006年11月下旬，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在北京大学召开宣讲会，我从天津南开大学赶到北京大学，投了简历，职位是岳麓书社编辑。次日，我参加了笔试和面试。后来就得到了岳麓书社的录取通知。2007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回家小住了几天，就来长沙报到了。从当年7月12日起，我开始了编辑古籍的职业生涯，至今一晃16年了。

◎梁瑞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我研究生专业读的是古典文献学，当时跟着导师做过一些古籍整理类的图书，接触过几位古籍出版社编辑，于是认定到古籍类出版社做编辑是理想职业。2008年毕业时，主要就业目标是到出版社，也是天遂人愿，到了家乡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如今已经15年。我一直认为，最大的幸福和幸运是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做书能满足我的爱好，发挥我的特长，成为人生成就感的来源，虽然也经历艰辛煎熬，但是真的是永远热爱，永远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

◎王宇英（天津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古籍编辑）：小编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大家差不多都有过在校期间帮助导师整理文稿和毕业前夕到出版社实习的经历，一毕业也就自然而然踏上了古籍类图书编辑岗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力量比较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入社并没有进行严格轮岗，而是直接跟随老编辑参与项目，由编务实习进而上手书稿，在干中学。

我开了视频号介绍自编的古籍书

■王荣鑫（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

我2015年从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仍然从事跟专业相关工作的，除了拿博士学位进高校和文博机构，就是从事出版工作。我当初选择古典文献学专业，也是因为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古书，而古典文献学是读原典较多的一个专业。毕业后，正好浙江大学出版社招聘人文方向编辑，我对杭州非常熟悉，就应聘到了浙大社。

浙大社是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社的立足点是学术出版，既包括人文社科学术出版，也包括自然科学学术出版。我所在的这个部门其实不只做古籍出版，产品更多是人文方向学术著作，通常认为古籍整理也是人文出版方向。因为有学术出版基础，一些古籍社还没照顾到的领域，我们可以填补一下空缺。比如这几年立足浙大出版了一些浙大老先生的手稿，诸如沈文倬先生的《礼汉简异文释》《沈文倬批注仪礼郑注句读》，吴熊和先生的《吴熊和批校全宋词》等。再比如《语石》这种小书，不能成系列往往不太好做，但它是金石学的入门著作，非常重要，我们就单品种推出，市场反响还不错。

古籍出版普遍面临的困难是市场小、受众少、发行量小，这样的结果是单册成本高。浙大社有些部门的书，起印达几万册，而古籍书往往起印几百册。最开始发行部门的同事也表示销售古籍书很困难：一是不知道受众在哪里；二是他们很难了解我们的产品，不知道该怎么宣传。综合性出版社的发行不像古籍社的发行，专门钻研古籍产品，卖好一个品类就可以。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编辑下场营销。编辑可以直接跟小圈子里的人对话，也更了解产品。所以我从最开始给发行部提供简单文案，到后来做图、做海报，再到最后干脆自己做公众号、播客、视频号。我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叫“密州司典府”，不定期发资讯、书评等文章；一个叫“编辑的日常”，基本做到日更，每天以日记形式说说自己正在做的书的进度，也聊聊自己获得的书和在读的书。还在喜马拉雅有个播客，也叫“编辑的日常”，基本做到周更，平时在电台里聊一些我们这个行业的事儿，谈轻型纸啊、编辑的基本素养之类的，有时也聊聊编书过程中看到的趣事。产品出来了，就谈谈新产品。因为播客节奏比较慢，可以像闲聊一样，说说书出版背后的故事。我的视频号是跟公众号绑定的，也叫“编辑的日常”，视频制作比较麻烦，有重点产品时才做一期，3分钟左右，抓住书的亮点。3分钟成品，连录加剪，需要2小时左右的制作时间。我们部门也有自己的自媒体，也会宣传一些古籍类图书。很多读者都是从我这里掌握书讯，去买书的。今年“双11”前夕，不少人来问我们的某某书参加不参加大促。

古籍类的书营销策略跟其他书也不大一样。很多大众书读者在摇摆中，可买可不买。古籍比较专业，需要它的人一定会买，不需要它的人怎么游说他也不买。所以古籍书的营销，最主要的是消息送达。要让需要书的人知道，书已经出版了。

新派古籍人的出版生活

编古籍过程中经历的

那些“惊魂”“狂喜”“噩耗”“磨人”事件

经历了编辑生涯中炼狱般的考验

◎刘玉林：我操作的古籍项目可以说比较杂乱，抛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按照体量来划分更易于了解。一是大规模的，多是影印项目。比如500册之巨的《历代丛书汇纂（第一辑）》，由刘俊文、宫晓卫主编，我和同事李军宏担任责任编辑。该书延续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传统，汇集不同的丛书版本，采用四拼一的版式。看似容易，实际上体例的统一、底本的遴选、提要的编辑、版面的修脏等都是难啃的骨头，最崩溃的莫过于好不容易处理完一部丛书清样，却从主编那里传来了“还是这个图书馆的底本好”的“噩耗”。类似的情况，在我编辑《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过程中也遇到过，底本问题是古籍类图书的第一关，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根基所在，需要高度重视。二是中等规模的。如《宋代序跋全编》（全8册），该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部书稿近900万字，需要查阅海量的底本，加之参与责编的一位同事调动工作，编辑工作量瞬间翻了一倍，所以只能熬夜加班赶工期，一连几个月都是干到晚上一两点钟。其间既有发现书稿脱了原文一个筒子页的“惊喜”，也有底本漫漶不清无从查核的“茫然”，还有向学界泰斗曾枣庄先生讨教请益的“惶恐”，可以说是经历了编辑生涯中炼狱般的考验，好在出版后获得第六届中华出版物奖提名奖等几项大奖。两大箱的改红清样我还珍藏着，算是一份特殊的纪念吧。三是小规模的。如小部头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的时候，一定要立足山东的专家资源和地域特色，而且要贴合时代热点。以《王懿荣书札辑释》为例，王懿荣是山东人，齐鲁书社曾出版过《王懿荣集》，个人觉得还有完善的必要。在探讨如何修订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王懿荣书札辑释》这个选题，申报项目时自然增加了一些“筹码”，也算是古籍出版项目生逢其时。

古籍普及类读物的策划，我想举一个《〈金瓶梅〉版本史》的例子。2009年，社里安排我担任新版《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责任编辑，该书的点校者是王汝梅先生，由于早先在《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就认识，合作十分愉快，也校改出了当年的一些错误。众所周知，《金瓶梅》的话题感很强、热度很高，齐鲁书社也因出版过2种版本的《金瓶梅》而蜚声海外。王汝梅先生又是金学版本专家，手检目验了诸多版本，于是我就建议他做一个《金瓶梅》版本知见录的选题。王先生也欣然同意，因为不会用电脑，目录、样章都是手写稿。随着书稿的撰写，王先生也征求其他师友的意见，冯其庸先生建议改为《〈金瓶梅〉版本史》，并题写了书名。确定印数时，因为觉得是版本学方面的专业图书，参照惯例，不敢多印，首印了2000册。但该书推出后立刻受到各方关注，2000册很快售罄。再版后销路比较稳定，库存剩余不多，现在正打算推出精装增订版。

我用公众号向读者做了勘误

◎王荣鑫：我想说说自己策划出版的小书《语石》。《语石》是晚清学者叶昌炽关于石刻文献的一部著作，它是对清代及以前金石学的总结，也是现代金石学的先声。现在石刻文献学界、金石学界乃至书法界，都非常推崇。之前有几种点校本，我在山东大学读硕士时，就读过该书既往的点校本。但我读书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行，只会觉得人家写得好。我的同学姚文昌就更有问题意识，在读《语石》的时候，他发现了既往版本的很多问题，他的硕导刘心明也是石刻文献学专家。后来姚文昌把王其祎先生点校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韩锐先生校注本、柯昌泗先生《语石  语石异同评》里发现的问题汇总出来，跟刘心明老师商量，说是不是把发现的问题发给王其祎先生，让王先生修订他自己的书？这种做法从做人上说，绝对厚道。但刘老师说从做学问上说，没有这样办事儿的。反正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实质性成果，不如自己去出版一个版本，吸收别人的成果，如实交代清楚就行。姚文昌就来问我有没有可能编辑出版这本书，我太了解姚文昌的水平，他点的书质量绝对上乘，我说如果出版出来，这应该是5年内最好的《语石》。

这部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没法纳入任何一个系列，我深知它的价值，尽力说服编辑工作委员会通过了选题。在出版前，我想这个书不成系列，后面仍可能有这种不成系列的书。像商务印书馆的“碎金”一样，我给它取了个丛书名叫“夜航小书”，同时也兼顾了张岱《夜航船》包罗万象的精神。

到了印前环节，发行部表示没信心，不敢多印，首印只印了500册。谁知此书一出读者反响热烈，两个月就卖完了。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书里的一些问题，也有读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修改意见，在二印时做了修改。最初买一印的读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二印，但他们却没法享受错误更少的二印本。于是，我通过公众号公布了书的勘误表，买了一印本的读者，可以手动订正一印的差错，也算一点弥补。后面三印也做了订正，也用这种方式向读者刊布了勘误表。当然，首先承认书里有错是我作为责编的失职，但水平有限，没法彻底避免差错，为了尽量弥补自己的过失，只能想出这样一种办法。再后来我编的其他书，也用了这种方式进行勘误。最近我发现，其他社的编辑和作者也开始用这种方式进行勘误，慢慢形成一种风气，起码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完成了一部历经68年的丛书

◎程鲁洁：近年我编辑出版了一些古籍方志、古代诗文、小说方面的图书，但编辑最多的还是与我专业相关的戏曲方面的古籍图书。来到国图社后，我非常幸运地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先生发端并主持编纂的大型线装丛书。郑振铎先生计划编纂十集，并主持了前四集的编印。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开始筹备的1953年到十集最终完成的2021年，这套丛书的编纂一波三折，经历了两次停顿。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就陷入了搁置、停顿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知名学者呼吁要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2012年底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上书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恳切建议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古籍办收到程毅中建议后，即组织专家论证，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图社承担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的出版任务，终于将这部历经68年，耗费几代人心血的丛书编辑出版完成。而我作为年轻编辑，则是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得到学者和老编辑的倾囊相授。

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底本的搜集。虽然专家拟定了详细的目录，但是这几集收录了海内外几十个藏书机构的善本，编辑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联系海内外各图书馆请求购买、扫描底本。只有真正收录那些珍稀的孤本、善本，才能实现这套书的价值。为此国图社调动了所有能够协调的力量复制底本。我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底本的获取上，拟定发给藏书机构的函文、确认签订的文献复制协议，就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有时候，为了收集某个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文献，我们发函文、联系学者和馆员等转达我们的请求，就算被拒绝了也不气馁，反复地联系，反复地请求，最终为搜集到一种珍贵戏曲文献的底本而欣喜。有些藏书机构不对外开放，也不具备扫描底本的能力，社里就派专人携带器材去扫描。现在看来，虽然有不少工夫是花在编辑工作之外，但是将海内外珍贵的文献汇集一书，让学者坐于书斋之中，手捧一套书籍，就能免于辗转各地甚至海外图书馆翻阅一种文献的奔波劳累，能够轻松的看到各种古籍的原貌，将精力更集中于研究、比对各种文献资料，就是古籍影印出版的意义所在。《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十集收录了一些学者们很难在藏书机构阅读到的戏曲文献，因此其出版确实为古代戏曲文献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书影

做古籍编校环节最磨人

◎胡宝亮：我参加工作以来，接触过正史、实录、奏疏、上谕、笔记、方志、契约、族谱等形形色色的古籍，逐渐熟悉了不同文体的写作模式，熟悉了各类古籍的编辑方法。做古籍肯定是编校环节最折磨人，有的点校者会理解错文意而误点，有的则认错字而误写。更有甚者，有时简直就是编辑再重新校点古籍。但这种情况也最能体现编辑能力，所以我觉得很苦但也很有趣。分享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错例，都是点错《明实录》的，不是同一人点校，语句叙述的地方也是一南一北，错得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 钦、 麻、 镇、 龙、 万、 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将兵，都速催策应，不得逗遛。

我熟悉明史，知道鲁钦这个人，鲁钦既然是人，后面自然不可能是地名。所以此句应断为：

鲁钦、 麻镇、 龙万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将兵，都速催策应，不得逗留。

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

海、盖、道、康、应、乾六字，前两个是地名，但此处不是地名而是官职名前两字。同样，由于我熟悉明史，知道康应乾这个人，也知道海盖道是官职，所以此句应断为：

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

再举一个根据查询古籍而发现的书稿内容错误，其发现过程像破案一样，非常有趣。一位作者在论述清代养老问题时，写道：

聊城沙镇丁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后，母亲为她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亲死后，丁贞女方出嫁。

我就根据丁贞女说的这句话，在读秀里查到了原文，原文出自《池北偶谈》卷二十《谈异一》：

丁贞女，聊城之沙镇人，靖难功臣某裔也。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从兄某为议婚，贞女又不许。独处三十余年，年五十矣，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图安七十丧偶，闻贞女之名，遣聘焉。贞女先一日，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议婚者至，吾将许之。”兄及娣侄辈漫应，弗之信也。诘旦，黄氏蹇修已及门。先是，贞女缟衣数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许字，卜吉葬母。始于归黄氏，犹处子也。

黄图安系明朝官员，后降清，出任过甘肃巡抚、宁夏巡抚等职务，卒于1659年，即使他娶丁贞女的时间是1659年，那么根据丁贞女“独处三十余年”来推算，她赡养其母的时间也是在明末，而绝无可能在清代。另外，原文中也有个明显的标志性提示语——“靖难功臣某裔”，也就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功臣某人的后裔。如果丁贞女是清人，作者并无必要把丁贞女是明代靖难功臣后代这一身份拿出来说事。因此，这个例证是无效例证。

选题申报异常艰辛 三次才通过

◎梁瑞霞：我主要做古籍普及类图书，需要考虑一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又要考虑市场读者，感觉最难的是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营销发行。最磨人环节是取书名，对封面文案和营销文案的打磨。我曾经策划过一套“古代小品”系列丛书，第一辑“闲雅小品”在2012年5月出版，第六辑的“明清小品”将在本月下厂印刷，马上就可出版见书，至此这套丛书经历了10年的周期，共出版了40种，成为中州古籍社一套品牌图书。该书三度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古籍普及图书奖。2012年初版的第一辑图书至今已有10年，算是“老书”，但一直重印，生命力顽强。

当年这个选题申报过程历经艰辛，曾经两次被淘汰。多年以后，还有同事提起那年的选题会，说道：“那年这个选题被大家批得一塌糊涂，都以为你会就此放弃，可是你竟然没有气馁，第二年仍然又报……”是的，我还是想做，我坚持不懈，又第三次申报，最终选题被通过。“闲雅小品”第一辑出版时， 每一本书的文案及书名都写过好多版本。因为白天要看稿，就经常在周末或下班后的晚上想书名、写文案。常常梦中惊坐起，想起某个句子赶紧写下；有时下班路上骑车还在想，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好句子，就赶紧停下车，记在随身的小本上。真的是字斟句酌、字字推敲，算得上呕心沥血，体会到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煎熬。这套书中有一本“尺牍小品”，也就是现在的《锦书云中来》，当时就曾经考虑过“云间一纸书”“远书道珍重”“迢迢一纸书”“远书悠悠情”“何以寄远书”“见字如面时”等十几个名字。

系统核对底本最熬人

◎王宇英：以古籍整理书稿而言，底本选择是否得宜，校本搜访是否到位，校勘工作是否精细，标点和出注是否恰当，注释内容是否只靠抄工具书……这些都远非小编一人之力或是一个小小团队所能鉴别和扭转。最磨人的环节无疑是古籍整理类书稿系统核对底本，文史学术书逐一核查引文，还有论文集统一体例，相信业界同人都苦此久矣。一本书做下来，几乎相当于跟进了一个学术项目。当然，工作中的乐趣点或许也正在此——所谓学者型编辑的诞生。在我们不算太长的职业生涯中，见证了十数位同人由编辑转而以学术为志业，坚定且成功地走上学术道路。他们往往是经由一部书稿或是一个选题线索，了解学术动态，追踪学术前沿，广泛参加学术会议，争取与学者对话的机会，积累学术素养，一跃而进入学术圈，变身甲方，实现了“质疑—理解—成为”的完美闭环。还有的前辈退而不休，坚持写书办刊，成果不断，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第N春。

古籍编辑的私藏好物

◎刘玉林：古籍编辑的案头书应该都差不多，《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都翻烂过，再就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也比较好用。平台用得不多，“汉典”“读秀”算是常用的。个人感觉做编辑还是重在积累，说得玄乎点儿就是感觉，看稿子多了，就会知道哪里容易出问题，一查准有。

◎程鲁洁：平时我手头一定会备一本《辞源》，校稿时遇到拿不准的繁体字查阅一下十分有必要；《现代汉语字典》也是我放在手边来查阅的，同一个字对应几个繁体字时，查阅字义和用法，《现代汉语字典》是最简洁的工具。数据库兴起后，我也经常上几个数据库去查阅。稿件中有些古籍的断句、用字，我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会登录中日基本古籍库去查阅，而为了了解一些善本古籍收藏情况，我会登录中国基本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读者检索系统、中华经典古籍库等进行查阅。

◎胡宝亮：辞书：《通用规范汉字字典》《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清代六部成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平台：强国辞典、中国搜索、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第一、二版）、国学大师等。综合性数据库：读秀、超星、中国知网等。古籍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鼎秀古籍数据库、雕龙古籍数据库、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等。这些平台、数据库相互配合联合使用，可以查证非常多的知识点，是编辑知识储备的延伸，是编辑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和必备工具。相当数量的数据库可以免费使用，在网上注册浙江图书馆、湖北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获得用户权限后就能使用。古籍数据库对古籍编辑有极重要的帮助，我曾撰写《我与古籍数据库》一文，比较了各类古籍库的侧重点，发表在《软实力研究》上。

◎王荣鑫：古籍编辑查资料的能力一般比较强，这个专业的人往往有“收藏癖”，喜欢囤积资料。出版社很多同事核引文、找依据遇到问题，也常常来找我们部门的同事帮忙。现在古籍编辑应该都普遍使用数据库，过去用中国基本古籍库、鼎秀、中美百万、学苑汲古等等，它们各有不同的优势。最近几年出现了准确率更高的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线了尚古汇典，跟经典古籍库模式、标准都是相似的。古籍库是否好用关键是内容的量够不够大、够不够全。而目前高质量的点校古籍，大部分都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两家社，它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半个多世纪，所以这两家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上线了古籍数据库，这是读者的福音。各个地方古籍社以及综合性出版社，也有一些较好的点校本，有实力的将来可以自己开发数据库，也可以跟成熟的数据库合作。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将来古籍数据库越来越多，读者要想方便使用这些数据，就得购买。尚古汇典上线后，我们向浙江大学图书馆推荐了该库，图书馆反馈说该库很贵，先让我们试用一下，后面再看。大学图书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个人了。就像现在很多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反映要畅快地看电视剧，需要在很多个平台充会员。将来可能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下的主要任务还是先把各个库建立和完善起来。

另外，有一个小的工具书，我有使用心得，就是《中国历史纪年表》。我们编文史书几乎每本书都要用到历史纪年表，已经出版的纪年表很多，也有附在工具书后面的。我觉得最好的是《辞海》后面附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这个表精确到了每一年，每年都列有公元、干支、年号等纪年方式；同一时间存在不同政权的不同年号的，也在表里并列表示清楚；当年改元的情况也标注得很清楚，所以比较实用。《辞海》很厚，每次都搬着《辞海》用不方便。我从《辞海》里把这个纪年表抽出来，做了32开缩印本，自己用着非常便捷，所以给编辑部每个同事也送了一册。

◎王宇英： 幸运地生逢信息时代，有强大的检索工具和开放平台。常用到的工具实体书如《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网洋撷英：数字资源与汉学研究》；资源网站如国图官网；导航网站如“奎章阁”特别是“全球汉籍影像开放集成系统”；公众号如“木铎书声”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小程序如“字鉴”。特别感谢这些平台的开发维护者、信息分享者。当然还要感谢开放信息的藏书机构。

◎孔伟伟：合理利用各类学术数据库，有助于提高古籍编辑工作的准确度和效率。爱如生、籍合网、雕龙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古籍数据库；《汉典》是我最常使用的查字、查书法字工具；textpro是最常用的文字编辑工具；汉典重光是最常用的古籍OCR平台；古籍酷是最常用的标点网站。善于利用这些数据库和工具，也能大大降低古籍编辑“加班”的频率。甚至于word软件，如果善于利用也能出奇效，合理利用它的文档比较功能，会让校对工作大大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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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图书市场新变化

◎刘玉林：“两办”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国家对古籍事业的重视可见一斑，古籍出版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古籍出版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成立专门的分社和部室，介入古籍出版业务，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纳入科研体系评分，为古籍出版带来更加浩荡的春风。个人认为，“点校、校笺、编辑、出版、发行”是古籍出版的完整生态链，仅靠出版社来驱动，难以实现最大效能。

◎程鲁洁：近年，古籍出版市场经典古籍普及版的出版逐渐增多，这也是新时代古籍整理与传播的任务之一。古籍的保护与古代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古籍的传承不能只是小众群体阅读和传承，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普通人热爱古籍，阅读经典。在这一方面，很多出版社都做了尝试，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普及版本，国家图书馆社近几年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就是对经典古籍的解读，让更多人读懂古籍，体会古籍魅力。

◎胡宝亮：近年，古籍图书的出版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想了很多办法贴近大众、面向大众。比如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 ，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名人演播+名人导读+名人讲解+场景VR，真正做到了可听、可读、可看、可玩，帮助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各种阅读障碍。

◎梁瑞霞：一是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着眼于古籍的当代价值，让经典契合时代、贴近大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重视产品线开发。在某个细分领域开发选题，选择小切口，深入挖掘，多角度、多侧面，多种形式开发和拓展，做深做透，做出特色，做出品牌，做出规模效益。具体的开发路径更具系列化和层次性。

◎王宇英：科技公司研发团队与高校科研院所、馆藏机构合作开发的公益性数字出版平台层出不穷，繁荣的传统文化电视节目带火了无数IP。一方面，各种出版资助项目中古籍类的基本盘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向数字出版倾斜，项目申报和获批名单的兄弟社中新面孔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与古籍出版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图书品类越来越丰富，选题越做越细。“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了这个领域，能否接住却太考验本事，太考验积累。读者阅读品位不断提高，对图书版本、对出版社品牌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身在地方小社，我们不敢定位太高远，也不希冀策划出大热的爆品，只能努力把单品种书做好，踏实做好服务平台。

◎王荣鑫：出版市场大环境还是萎缩了，新的媒介取代了大量图书市场份额，图书内部，电子书又大量取代了纸书市场份额，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不是坏事。技术革命无法抗拒，我们只能顺应。古籍出版虽然无法幸免，但冲击来得相对慢一些，目前的阅读器，适合阅读古籍的还比较少。古籍比较艰深，更需要沉浸式阅读，而目前最有利于沉浸式阅读的载体，还是纸张。

另外，影印古籍出版市场近年变化也很大，读者对清晰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影印出版原先主要解决有无问题，从张元济印“四部丛刊”时代以来，古籍影印出版一直在解决有无问题，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数据库越来越方便，很多书可以在数据库上看到图像，有无问题就解决了。影印出版，有了一个新使命，就是提供数据库还不能提供的服务。沉浸式阅读是其中一个方面，影印古籍印在纸上，要比用数据库更适合沉浸式阅读。另外，古籍数据库给读者呈现的图的像素往往有限制，读者期待有比它清晰度更高的影印本。再就是目前古籍数据库，黑白图像还是主流，而有些书，比如多色套印本的古籍、多色批校本古籍，如果颜色没法分辨，有些学术问题就没法解决。

我最近策划了一个影印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卢文弨批校本《周易兼义》。这个书中华古籍资源库有，读者可以免费看，但原书有多种颜色的批校，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来源，所以看黑白图像意义不大。当初有个叫张尔耆的人用红笔过录了一份国图批校本，过录完后，他自己又用蓝笔做了一次批校。张尔耆这个批校本现在藏在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有黑白胶卷。我们请研究过这个书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樊宁老师撰写影印前言，樊老师出版前看到了湖北省图本的彩图，他才发现，先前他看黑白图中的一部分批校，原以为是卢文弨批校的内容，实际是张尔耆的批校。

所以说，我们的彩色影印补充了数据库和黑白胶卷的不足。对大多数人来说，黑白图像已经够用，数据库解决了相对大众的问题，做影印是附加服务，满足更小众人群的需求。这也是古籍出版的一个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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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普及 不好做？

◎王荣鑫：普及工作特别难，需要找到扎扎实实做透了学问，又愿意并擅长将之转化为大众能阅读的文本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最近看到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出了一套通识读本，叫“中华经典通识”，做得非常好。那套书其实是我理想中的经典普及读物的样子，看执笔的学者阵容非常强大，希望他们能坚持扩充到更多典籍。至于我，能力有限、精力也有限，难以做到面面俱到，目前还只能做好手头上急切要完成的工作。

◎程鲁洁：近年，为了更贴近读者喜好，做好古籍的普及和传播，我们尝试做一些小巧仿真的古籍影印书，让读者在阅读古籍普及版的同时，看到古籍的原貌。前几年国图社推出了“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系列，近期我们又开始做“国家珍贵古籍丛刊”，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彩印仿真出版，并且尽量做到降低成本物美价廉，让读者能够以便宜的价格买到逼真的古籍图书。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古籍图书的影印可以做到惟妙惟肖地再现古籍细节，无限接近古籍原貌，如我们推出的《永乐大典》仿真版，经典古籍典藏版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小而美的古籍图书，我们也尝试利用新的网络工具进行推介，如每天在公众号上推文，介绍古籍新书，定期在微信或抖音上进行直播，请学者风趣幽默地讲解，与参与者互动等等，这些方式确实让我们的古籍图书为更多读者所了解，贴近了普通人的生活。

◎梁瑞霞：我们策划并运作“茶书系”“才女书系”“最中国书系”3套有关传统文化的原创图书，并用新媒体形式进行营销，实现大众出版的融合出版。 我们的“才女书系”开发了有声书，在喜马拉雅平台播放。“最中国书系”，讲述古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选择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四个朝代，介绍当时的日常生活，还原历史现场，也是现在大家喜欢看的微观历史作品。纸质书出版后，录制讲座视频、音频，讲述古人生活细节。每一个小视频，讲一个话题，进行多媒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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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在古籍出版中的运用

◎刘玉林：新技术的运用主要是扫码听书，之前对齐鲁书社的《古文观止》的原文、解读进行过音频录制。现在，推出了大型评书项目民国版《白话〈聊斋志异〉》（约100小时300回目音频），同步上线喜马拉雅、“齐鲁E听”等平台。总体说来还是处于探索阶段。

◎梁瑞霞：中州古籍社最近出的《山海经：中国神兽图鉴》，深受读者喜爱，在济南书博会上新书首发，大获成功。这本书不是我做的，是我们年轻的编辑吕玲做的，采用了新技术。通过3D建模、游戏引擎、电脑编程等技术，成功利用AR、MR技术实现了书中神兽与现实场景的梦幻联动。读者在手机上下载、安装“山海神兽AR”APP，即可扫书观看360°立体动态的神兽，点击神兽即可聆听神兽的专属叫声。另外，APP中还设置有专门的朗读按钮和拍照、截图按钮，真正实现了可看、可学、可听、可画、可玩、可拍照、可互动的沉浸式视听阅读新体验，实现了现在大家所说出版中的元宇宙场景。

◎胡宝亮：科学的发展使编辑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籍数字化对编辑古籍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最突出的功效就显现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我自2015年以来，几乎天天都在编书中使用数据库这种新技术工具，一开始是综合性的图书数据库——读秀，2017年开始广泛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以及瀚堂典藏、鼎秀、雕龙、书同文等古籍数据库，用这些数据库来核对书稿中的引文和知识点，非常便利，有时候可以轻松地纠正书稿中的深层次错误。

试举一例：笔者曾编辑《湘绮楼日记》中的一册，在核对《湘绮楼日记》底本的同时，也对日记中出现的人名进行考证。在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王闿运记各省学政，连缀成文：“顺天学政周德润，江苏杨颐，安徽钱，江西龙，浙江潘衍桐，福建乌拉布，湖北赵尚辅，湖南张亨嘉，河南陈瑞莹，山东裕德，山西管廷鹗，陕西柯逢时，甘肃胡景桂，四川朱善祥，广东樊恭煦，广西黄煦，云南王丕釐，贵州陈荣昌。”笔者核查各学政名字，其他人都对，只有陈瑞莹，用读秀检索“陈瑞莹 学政”，无结果，这个检索结果强烈提示此人名有可能是错误的。遂用读秀检索“河南学政 陈 莹”，随即搜出《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有“陈琇莹”，曾任河南学政。为了核实、确认这一查询结果，我又在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中检索“河南学政 陈 莹”，结果在《申报》《清德宗实录》中均发现河南学政就是陈琇莹，而且《清德宗实录》中河南学政陈琇莹的任命时间正是光绪十四年八月（而且《清德宗实录》八月初一的上谕，也写了其他各省学政的名字，与王闿运所记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其他查询结果的正确性）。至此可以确认，陈瑞莹为底本错误，正确写法应为陈琇莹。

◎王宇英：天津古籍社因适应新形势，设置了数字出版部和新媒体部，有专业的同事负责对书稿进行全平台推广和后期开发，我们也参与其中。大家的工作也得到作者的认可支持，新老作者都积极拥抱融合出版这个大潮流，无论是线上讲座扩大宣传还是惠赐数字版权，都尽可能与我们配合，给予我们充分信任。近期，我们数字出版部的同事针对我们的一部工具书进行策划，力图把每个词条都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相信这种形式能以文字不可能达到的力量为这本书再版带来新生。

◎王荣鑫：虽然做古籍出版，但是我十分反对泥古不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拥抱技术变革，让新技术为我们的内容生产服务。新技术对我的工作帮助实在太大，比如我们与作者的沟通，很早以前基本都是跟本地作者交流，异地作者靠平信和挂刷沟通。现在我们的作者团队可以实现身在世界各地共同完成书稿。从查资料到编稿子，从排版到印刷，等等，方方面面有很多值得说的便利。

这里我只说一件事，我现在编稿子，已经很少用纸质稿，我有一部索尼电子纸，可以用它的笔在上面随意勾画，改出的东西可以再导成PDF发给排版员改样，我现在编稿子全部在这部电子纸上进行。现在排版部排版完成后，一般先导一个PDF文件出来，再打印一份交给编辑。我就免去了他们打印的环节，直接要一个PDF文件过来，这样既给他们节省了纸张，又给我自己携带书稿提供了方便。纸质稿携带非常不方便，而古籍类书稿往往部头又特别大，浙江大学社出版的《卢文弨全集》有16册，《朱彝尊全集》有21册，我正在编的《张宗祥全集》目前规划是22册，我带其中任意一册在身上都难堪其重。而我把PDF文件装进电子纸之后，无论装多少册，无论走到哪儿，重量都一样。只要我空下来，就可以拿出电子纸工作起来。

◎孔伟伟：借助数字时代的工具让专业精进。作为一个古籍出版工作的新人，虽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白纸，但由于自认有十余年的业余研究功底，总不至于很差。而实际上，与专业的古籍编辑相比，我有着很大的短板。

目前自己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一套24册科举专题类书籍的编辑工作，还有一套50册影印古籍的编辑工作即将结束，手头还有65万字的排印稿在校对。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短板就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对各类出版规则不熟悉，对规范字也没能全面熟悉，时常因异体字、简体字影响工作。同时，也以一个新人的视角去观察着这个行业，确实也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古籍出版领域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古籍编辑对图形图像的认知不足，扫描、传递古籍的过程中常有问题出现。二是对书籍制作工具不太熟悉，与排版人员沟通相当耗费时间。作为新人，我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高，同时也可以借助一些数字化工具来弥补不足。由于先前工作和业余爱好的缘故，我对indesign、photoshop等软件相对熟悉，也多次动手制作书籍。入行后我接手的第一个独立的选题，5册古籍的影印出版，就是由我切图修图和排版制作的。5册大概2500张图，借助photoshop等批量工具2天时间修理完毕，后通过batch命令提取文件名在indesign中进行数据合并，5册书只用了30分钟就完成了排版。

古籍编辑并不一定要学会这些软件，但了解各类图像制作、书籍排版、数据提取软件，有助于我们更有效率地去和排版人员进行沟通，降低古籍编辑工作中的沟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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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编辑的自我修养

◎刘玉林：古籍类图书编辑，首先必备的素养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苦功夫。以现在的出版节奏，新书转眼成旧书，动辄半价包邮，充斥着浮躁与喧嚣。作为古籍类图书编辑，应该将经手编辑的古籍类图书的格局放大些，一定要具有“精品化”的出版意识，现在我们看宋版书等善本图书，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品。古代肯定有海量的图书，没有留存下来的原因，除了“书之四厄”，只能说内容质量不具备经典性。今天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定要具有精品意识，对古籍有敬畏之心，把社会效益放在优先位置，否则就会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其次要学会和“冷学问”打“热招呼”，这个“热”字，一是对从事出版工作的热爱，二是对人的热情，不仅是对作者热情，而且要对出版业务的诸多板块、流程的参与者热情。举个例子，做责编的时候，我经常去排版公司，当时排版公司还设有夜班，为了赶书稿，我盯了白班又盯夜班。排版的老师傅也觉得我孺子可教，传授了不少制版工作的心得，对我的编辑工作大有裨益。最后说一下亟须提升的能力，我理解为“捷径”，古籍类图书编辑要多向专家学者、编辑前辈请教，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编辑实操，一般都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当然这个要根据具体的选题和书稿而论。

◎程鲁洁：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类图书编辑，我也在不断探索中。我觉得，阅读古籍的能力，对古籍知识的掌握，是古籍编辑必须具备的素养。譬如我做《古本戏曲丛刊》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因为同名的戏曲比较多，有些经典的故事，如白蛇传（雷峰塔）、三国故事等，被不同时期的作者反复叙写，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果自身对剧作者、对作品不熟悉，对各版本不熟悉，那么就很容易在古籍编辑过程中弄出张冠李戴的错误。在我看来，了解古代名人、作家的姓名、字号、作品等等，是一个古籍编辑必须要具备的素养，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这些知识，也就无法校对出文稿的对错。而对古籍知识的全面了解与掌握，也是古籍类图书编辑急需提高的能力。

◎胡宝亮：古籍编辑要有基本的历史学、文献学知识，这是能看懂古籍的必备条件，还要掌握常用汉字的繁体字、异体字形式，能迅速识别规范字、繁体字、异体字。急需提升的能力就是使用网络工具——平台和各种数据库来查证知识，让自己能够驾驭书稿而不是被书稿驾驭。此外，选题策划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也是古籍编辑必备的基础能力，编辑要能独立自主地开发选题，有自己的作者资源。

◎梁瑞霞：必备素养：一、基本的古代文学、古典文化的基础；二、对文字的敏感，对古文字的基本掌握；三、古代文史知识的积累；四、热爱、耐得住寂寞的情怀。急需提升的能力：一、学习一些文化公司比如果麦的模式，能将古籍做得现代化、时尚化、精致化，让人一看就觉得有“深得我心”的那种感觉。二、要提升营销宣传能力。好书需要让读者看得到，理解得到，要寻找到读者细分需求，运用新媒体形式如小红书来推荐自己的好书。

◎王宇英：必备素养一是知识背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这些学问基本入门，文史哲都有所涉猎；二是出版专业基础，了解编务、设计、印装各方面的常识。急需继续提升的能力太多了，只能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王荣鑫：一是基本的文献学知识在学校里就要掌握。常用的古籍目录各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用；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古籍校勘有哪些方法，目前主流的是什么方法。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就要学好的，一上工作岗位马上就能调用。专业基础非常重要，主干典籍和某些重要专科的典籍，要了解已经出版了哪些，哪些还没有出版，这些最好在参加工作以前就掌握。

二是要树立成本意识。出版最终是一个经济活动，古今中外的优秀出版人，都是擅长经营的人。举个例子，像乾隆修“四库全书”，他不是没想过把“四库”这一万种书刻出来，但是最后没有刻，只是抄了七部。为什么？就是成本问题，内务府和户部两个库加起来钱也不够。后来又有人提出，从“四库全书”里抽一部分最精华的刻出来，最后还是没有刻，而是采用了木活字印。为什么？因为木活字印比刻板子印便宜。乾隆觉得木活字不好听，就给取了个名字叫“武英殿聚珍本”。乾隆皇帝掌握着当时全国的财富，他要做出版工作，都要时时刻刻考虑成本问题，何况你我。我觉得要策划一些好的选题不是最难的事，每年都有很多朋友来给我建议做什么选题，他们提的选题有些确实很有出版价值，但是他们往往缺乏成本意识，很难付诸实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道理，无论在哪个国家、做哪种工作，都是有成本的。古籍出版的需求和资源都是无限的，如果可以不计成本地去策划，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美妙的选题，但是凡事都需要人去做、需要用物料，需要人去做、需要用物料，就会有成本。干出版工作必须有成本意识，明确知道我做某种书会不会亏钱，如果允许亏钱，亏多少是一个限度。树立成本意识，不是为了让编辑唯利是图，不是说亏钱的事儿就不干了。而是因为无论是谁，掌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你能亏的钱也都是有限的，你即使要亏钱，也要把这些钱亏到最有价值的选题上去。

校 对：马   葵

编 辑：陈   麟

复 审：张维特

终 审：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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