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系列|王涛：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编辑含量

王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供给侧改革是目前的热词，对于出版业来讲，同样也存在如何从供给角度来深化改革的问题。当前，出版业的去库存、去产能的问题都存在着，但我认为，要做好出版业供给侧改革这篇文章，提高编辑含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能够持续地向社会提供质量上乘的精神食粮也就是多出好书，是出版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围绕编辑环节来着力，是题中应有之意。让编辑们建立“宁静致远”的心态和心境，对内容资源注入更多的编辑含量，是多出好书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当编辑们的心静下来，专心致志，编辑含量才能提升上去。那些得到读者和市场认可或追捧的读物，一定是编辑含量高的，而相反，那些被人视若弃屐的读物，一定是编辑含量低的。这是人类自有现代出版业以来的一个通则。那些为了抢档期，“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读物，是对出版精神的亵渎。

新中国出版史上编辑含量最高的编辑非周振甫先生莫属。1956年他在编辑毛主席拟发表于《诗刊》的十八首诗时，改了两个字，即把《菩萨蛮·黄鹤楼》原稿中“把酒酎滔滔”的“酎”字改为“酹”，二是把《沁园春·雪》原稿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改为“蜡”字。这早就在出版界传为佳话。1943年他编辑《谈艺录》和1978年编辑了《管锥编》后，与钱锺书先生结下了大师们才配享有的亲密关系。钱先生在《管锥编序言》中对周先生的评价是：“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振甫君，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向以周振甫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出版人学习，就是要在编辑含量方面向他们看齐。

前一段时间，关于自媒体话题颇吸引人的眼球，但我认为自出版将会被证明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果有个案的成功，也不足以颠覆自有现代出版业以来形成的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共生关系，现有的市场化炒作也无法证明所有的书稿可以不再经过编辑环节就能为读者所悦读。创作与编辑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迄今为止，尚找不到可以由作者全面取代编辑工作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作者们也不会以此为目的而从事自己的写作工作。一段时期以来，数字出版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海量资源而编辑含量低，错误百出，缺乏公信力。可见，现代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没有颠覆出版产业就是由编辑者对内容资源进行选择这一铁律。

在数字化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出版业的今天，编辑含量还包括编辑对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加工的水平。一个只知道对纸质书稿进行“齐清定”式加工的编辑，是很难适应当今媒介革命发展需求的。今天的编辑含量，既包括传统规范的含量，也包括数字化的含量，还包括新的运营方式的含量。一句话，今天的编辑含量是全方位、复合型的。但数字媒介革命改变不了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它只是影响规则的运行。我不相信人们今后就不再阅读了，可以通过注射的方式将知识注射入人的大脑。现在那些利用数字技术造神，号称要对此前的媒体进行夷平的言论，不过又是一种商业运作而已。无论何时，书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会改变，努力提高编辑含量，将始终是出版的工作伦理。

作为出版企业，只要意识到提高编辑含量是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就要据此来深化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要通过调整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让编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内容资源的编辑加工上去。编辑加工的范畴现在已经大大地拓展了，但在仍然需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鹜，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改变。不在提高编辑质量上下功夫、下真功夫的出版企业，虽然可以得到短期效应，但出版物的质量最终会让读者用脚、用指头说话的，读者永远是出版业的上帝，他们永远是通过所读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来对一个出版企业进行选择的。选择，仍然是出版业永恒的主题，也是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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