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兼职大学教授，可与不可？
本文转自参考消息
近年来，聘请名人当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现象并不鲜见，名人和高校“联姻”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并常常引发争议。那么，名人兼职大学教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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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争议：是提高成绩还是追求名人？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担任兼职教授引起校内外关注，甚至有教授声明要划清界限。大学解释称，这是为了提升学校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成绩，聘用条件和程序也符合相关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徐恒声称，邓亚萍的求学和任职经历并未达到在高校担任兼职教授的要求，学校应公开聘任邓亚萍女士为本校兼职教授的决策程序。徐恒说，邓亚萍的任职资格问题，不是说她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学校对聘任兼职教授应有明确规定的程序。他认为，程序正当、决策公开，就会消除社会质疑。
中国政法学教授杨玉圣表示“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称，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他本人决定逃离这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当晚，记者向杨玉圣问询，“逃离法大意思是您要辞职吗？”杨玉圣称，“以微博为准”。
另一位认证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网友“方流芳”则发表微博质疑，体育教练能否成为教授？体育教练的资格来自行会认可，而不是来自高校聘任，因此，大学本来应该把体训项目外包给教练，而不是把教练变成教授，体育教练在高校成为专职教授是一个中国特色。(香港《南华早报》)
中国政法大学表示，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符合“兼职教授聘任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希望因此能进一步提升学校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成绩。大学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学校有教育部批准的高水平运动员项目，分别是乒乓球和排球，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多次在国内比赛中获奖。学校有兼职教授聘任的相关管理办法，大概在2005年下过文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卞修全表示，在很多师生体质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聘一个著名运动员来当兼职教授，以推动师生锻炼身体和学校的体育教学，本不该大惊小怪。卞修全认为，网上的质疑和批评过于激烈，有人质疑“搞体育的教法律”不合适，但其实是不知内情，法大本身定位是“以法律为主，多学科综合发展”，除了法学，还有其他专业，而且法大的体育教学部也有教授。
媒体人“石扉客”在其微博中说，邓亚萍在体育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同时拥有剑桥博士的学位，就凭这两点，获聘大学教授相当有资格。公众不爽的原因，一是其任职国家级搜索引擎以来的一笔烂账未获清算，二是她此前有过不适当的公共发言且未致歉，三是怀疑她的任职程序与专业对接有否不合适的地方。(香港《南华早报》)
谈现象：名人兼职当教授并不鲜见
这些年来，大凡名人被聘为教授、兼职教授的新闻，总是会带来一片质疑之声，惹恼了不少人。被聘的名人教授是否上课、有无研究，更是备受公共舆论关注。
这些年来，名人成为高校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侯宝林曾受聘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周星驰被人大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成龙是民航飞行学院荣誉教授和北大客座教授，牛群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和合肥炮兵学院客座教授，唐国强是南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反映出近年来有些高等院校追求名人效应的现象。竹立家认为，现实来看，在有些高校管理层存在着领导素质差、对待学术缺乏严肃的情况，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高校管理层应该提高对学术的敬重。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认为，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做兼职教授虽然与法学的学术研究不直接相关，但与其拓展社会资源有关。不过，朱巍也提出，目前社会确实存在滥聘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的情况，高校应该建立兼职教授聘任的长效机制，明确并公开聘任兼职教授的程序、条件，消除社会误解，保护自身声誉。
有声音认为，高校聘请兼职教授，有利于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利于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开阔在校学生的视野，两者的资源结合是双赢的。但也有批评的声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近年来，许多高校在聘请兼职教授时十分随意，学校给某人兼职教授头衔，然后获得某种资源，兼职教授普遍不兼职，仅仅是挂名而已。
公众的质疑首先来自一种感性认知：体育教练成为法大教授，职业与专业两方面的巨大落差，难免让人产生离奇之感。尤其在当前教授评审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在学术缺乏宁静致远而喧闹浮躁的环境中，高校这种攀附名人的举动似乎并不讨巧，反倒显得是在自降学术品性，有些过于流俗了。
这些年来，大凡名人被聘为教授、兼职教授的新闻，总是会带来一片质疑之声，惹恼了不少人。被聘的名人教授是否上课、有无研究，更是备受公共舆论关注。说到底，公众质疑的原因，既有对“名人”挤占社会资源的反感，也有对“名校”过于贴近功利的警惕。而类似拿大学职称名誉攀附名人的现象，弄不好往往会让高校“自毁长城”。
大学里那些名人明星教授
1987年至今，刘欢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他把讲课作为自己的主业，演出和讲课冲突的时候，他会选择讲课。
1996年和1997年，金庸先生分别受聘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1999年5月，在新浙大成立不久，又接受邀请出任新浙大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04年9月，北大艺术系聘请香港影星成龙为北大艺术学系影视编导专业的“特座教授”，“特座教授”意为特聘讲座教授，只会到校举办讲座，没有授课任务。
2004年9月，北大艺术系聘请香港影星成龙为北大艺术学系影视编导专业的“特座教授”，“特座教授”意为特聘讲座教授，只会到校举办讲座，没有授课任务。
2005年，暨南大学艺术学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任院长张铁林。据悉，张铁林是在看到暨大的海内外公开招聘启事前来应聘的，然后通过考核后担任。
2006年，王刚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在受聘仪式上，王刚上了他在人大的第一堂课：《好好说话——王刚谈有声语言的艺术》。
看国外：感受“名人教授”的魅力
美国高校的“名人教授”现象由来已久。如今，在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迈阿密、纽约、亚特兰大这些特大城市，高校尤其难以抵挡其附近众多名人的强劲诱惑。
多年前，吸引一名诺贝尔奖得主或某一领域天才人物入校执教，就是很多美国大学吸引国际生源的一大“杀手锏”。当然，直到今天它仍然奏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有6名教授是诺贝尔奖得主，该校校长亨利·杨表示，今天的学生相当精于世故，他们深深懂得跟随全世界最著名的教授学习并做研究的重要性。
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将著名人物，尤其是那些经常在媒体上曝光的名人，纳入自己的麾下。在这些大学看来，这些名人成为自己的一员，能够有效增加学校的名气。其实，如此做是互惠互利的——大学给“名人教授”学术殿堂的神圣光环，而“名人教授”则回馈给大学对学生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美国纽约大学城市政策与规划系教授米切尔·莫斯分析称，现在这个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削减了研究经费，美国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一个增长的行业，而且大学适龄人数正在减少。因此，美国大学需要在海外寻找学生，其中就得用“名人教授”作为一种重要诱饵。当然，这也可以视为娱乐界和体育界的“巨星文化”对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自然影响。
毋庸置疑，这些“名人教授”让很多国际学生感到自己缴纳的学费物有所值。在斯坦福大学，美国国务院前国务卿赖斯教授的课就被在校学生赞为“充满活力的、快节奏的和高度理智的”。在“评价我的教授”网站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比较媒体研究与写作教授朱诺·迪亚兹被学生评价为“乏味中的一丝新鲜空气”。
鲍勃·伍德沃德教授在耶鲁大学的新闻学研讨课虽然只有20个座位，但却有80多名学生提出上课申请。鲍勃·伍德沃德是揭穿著名的1972年6月17日“水门丑闻”的美国著名报纸《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之一。在耶鲁大学教了十年非虚构写作的散文家、记者安·费迪曼说：“对学生来说，能够与像鲍勃·伍德沃德一样的人一起学习是非常兴奋的。”
当然，这些“名人教授”都很清楚他们加盟大学，与大学互动，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非常可靠的安全保证。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著名作家迈克尔·波伦本人就非常坦率地说：“作为一名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当自由撰稿人的我来说，大学给我提供像卫生保健、牙医以及甚至眼镜这样的好处。”
结语：“名人教授”不仅带来了老师教与学生学的新气象，而且还拓展了课程教学师资来源。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来看，名人做大学教授这种安排确实能让“名人教授”、学生和高校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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