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的生活态度
明式家具所蕴含的艺术精神至今能唤起鉴赏者的诗性审美，高度抽象的线条，能实现现代人丰富而带着感情色彩的体验。也就是说它能让消费者实现情感还原，使消费者成为审美者。
文化生态是比家具本身更重要的信息
明式家具，国色天香、才子逸民、园林佳景，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国文人闲情逸致图：或稳坐明式椅，倾听苏昆剧，或弹琴鼓瑟，余音袅袅。
然春梦不再，盛宴终散，夜雨蓬窗人去楼空，仅剩断垣残墙，或一桌一椅一壶而已。为此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使人怅然无语，浮想联翩。
或许，这种缅怀式的畅想未免有点脂粉气，会给人留下穷措大的香艳美梦之感。然而，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未免又有着道学家的头巾气，这就是“君子不器”。这“不器”，是指我们更关心器具背后的人和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说，明式家具所处的那种文化生态。
明·戴进《太平乐事图》，充满浓郁的和谐气息
文化生态其实是比器物本身更重要的信息。一张案几、一堂家具、一座园林、一方天地，由小而及大；而几番风雨、几度兴亡、几多荣辱、几许哀乐，由大而及小。
郑板桥说，“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题画》）这种景致，风雨中有声，日月中有影，诗酒中有情，闲闷中有伴，人景交融，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的问题。
这种景由心造，心由景生的交互关系，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一堂家具，正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从先秦诸子到《春秋繁露》，关于天人合一的内容并不少见。老子的道生自然、庄子的逍遥游、《周易》的天行健、孔子的畏天命、《内经》的天人相应，都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天人合一的主题，形成了一个十分庞杂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妨先来读首程颢的诗《秋日偶成》：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程颢的这首诗其实并没有十分复杂的描述，但作为儒学思想正统的代表，其对天人合一的解释自然更为权威。这首诗首先是一首言理诗，其次表达了他的理论观点，再者表现出了一种生命态度。到了宋代，诗歌以理趣见长，往往富有哲思，令人有所启发。这首诗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程颢最重要的理论是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认为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所以“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这一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
明·杜堇《玩古图》
在上面的这首诗中，静观是返回内心的体悟，天行有道，万物同理，在风云变幻中体悟到天理的生动活泼。这种哲学思想，使人对自然的认识回到人的内心深处。
他弟弟程颐提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把世界高度抽象化，在论述为学方法时则提出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
这“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都有很大影响，这就是极高度的抽象综合，以至于实现高纯度的单纯；与此同时，在格物致知方面，诉诸内心又极复杂细致，实现了富有感性体验色彩、诗意化特征的理性思辨，从而在“理”的体悟中，完成了抽象与还原的过程。
明式家具能让消费者实现情感还原，
使消费者成为审美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在于高度的抽象和体验式的还原，这在艺术精神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严格意义上讲，逻辑思维都是归纳、总结、推理，也就是抽象的过程，但天人合一的高度抽象，已经难以使人实现有效的推理，于是只能以还原的方式来实现，而这样的还原，必然是带着感情色彩和感性特征的。这是天人合一给我们思维上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
明式家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工艺品中最具人文特质的经典代表，其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明式家具所蕴含的艺术精神至今能唤起鉴赏者的诗性审美，高度抽象的线条，能实现现代人丰富而带着感情色彩的体验。也就是说它能让消费者实现情感还原，使消费者成为审美者。
与此同时，天人合一的内涵则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命态度。
在程颢的诗中，提到了“闲”。这是一个最有意思的状态。一“闲”字，在程颢的另一首诗中能得到印证：“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春日偶成》）”这种闲情是多么的快乐，充满了活泼的生机。尽管《秋日偶成》那首诗，没有《春日偶成》这样充满生活的气息，但同样把“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种闲，不单单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态度。
《退醒庐笔记》中记叙的轶事十分有趣：乾隆皇帝见江上船帆林立，不觉感慨，而金山寺某僧却只见两艘，一艘曰名，一艘曰利。生命的奔波，或许可以用这样高度的抽象来概括，某僧的概括，既贴切，又富于禅意，成为了极其经典的话头。
与奔波相对的，是静观，这种静，表现在心静、身静和情静。所以，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美学范畴，即使是动，最后也是静。静便是静坐、静听、静观，而此时内心却是动，神驰千里，心游万仞，这就是“闲”的妙处。闲的同时，自己又是那样的愉快，享受一种快乐的人生状态。
明·唐寅《清溪松阴图》可谓贴切描绘了“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意象
程颢青少年时代向周敦颐学习的时候，周敦颐让他学习“孔颜乐处”。孔子、颜回是否快乐？从外部的情形来讲，似乎一直不快乐。但他们内心是快乐的。
孔子的“暮春三月，春服既成”，唱歌沐浴，是多么的快乐，颜回在陋巷枕肱瓢饮，普通人也难以知道他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内心状态的，甚至是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乐于道。“时人不识余心乐”中的乐，是多么实在，而又多么悠远，以至于大众难以体会。
这种快乐始终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最深处，在明清文人素描中，我们认为，那种失意、困顿、佯狂、怪诞、神秘、乖戾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快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山乐水，其实无论在哪种生活状态中，这份快乐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份快乐是他们与世俗生活构建起的一堵高高的墙，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歌唱。
明式家具之“游于艺”
这份快乐还体现在“游于艺”。
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前三者在天人合一的体悟中，形成了具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主义。而“游于艺”则是具体的表达，艺术的表达，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有外观的实在性，往往表现得十分充分。同时，士、宦身份合一，又与艺术家身份的合一，使得游于艺的表现十分多彩。寄情诗书画，这无疑是一个主流。
然而，在明中晚期开始，由于部分知识分子仕途蹭蹬，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足以供养一个艺术家群体，传播渠道也较以往更为发达，艺术家身份开始独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才子文化的肇始。才子文化具有高度的世俗色彩，但不能否认他的超拔特性，这种超拔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生拥有的体悟天道的权利。
明·文徵明《积雨连村图》
于是，在艺术的发展中，这种艺术创造无不有着“道”的痕迹，出现了像明式家具这样的奇葩。在这些器物中，高度的抽象表现为线条，还原表现为在器物身上浓郁的人文精神气息。
它成为中国艺术精神一个新的表现载体，同时也标志着，天人合一的悟道，从原来家国情怀的“言志”转向了天真自然的“言趣”。“志”与“趣”，其实都是体悟“道”后的结果，也是当时艺术家身份自觉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后来，志趣成为一个词语，无非说明它们是有共同内容的。
对闲暇的、内心自由快乐的向往，诗意地生活，成为一种生命态度，这种生命态度几乎贯穿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中。这种生命态度，决定了文人们生活的诗性特征，这种特征，更注重心灵的体验，追求一种自由。
天人合一所强调的人与天的合一，同时也暗示着某种放纵的色彩。人法自然，人的需求也有着某种天赋的合理性，明代中晚期的享乐主义思潮，其本身是明末之际文人思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末世狂欢的疯狂，但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个自然发展。生活的诗意，让人更在意与自然的融合，更在意生活的诗性功能，于是私家园林普遍在生活中出现了。
这既满足了人与自然的合一，又避免了《采薇》式的凄怆。这种园林，并不一定是奢华的，哪怕一石一水，已经概邈天地，园林也成为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赏心乐事谁家院；在这里，家具成为一个配角，也自然而然地粉墨登场。
在那风华绝代的场景里，明式家具不过是小小的一件物件，但那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却让人回味。在这里，诗、书、画、石、树、花、月、茶、酒、曲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围绕人所展开的。
其实艺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生活的诗化，到头来使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在这其中，家具也须按照大系统的文化要求，实现诗化要求。从这一点来讲，明式家具的艺术根源不能不归结到天人合一这一总原则中来。
天人合一在高度抽象和情感还原的法则中，造就了文人士大夫具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主义，同时对生活诗意的追求成为一种生命态度，它突出了人“志于道”、“游于艺”的崇高感和自由度，使得明清时期人与生活的艺术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此时，回味“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联诗的兴味，往往更让人百感交集。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人类文明的结晶硕果仅存，几百年来，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和魅力仍然为人们所称道，真是难能可贵了。
其之所以为文人所嗜好，其之所以使历来仁人名士、才子佳人、社会贤达、国际人士为之倾囊收购藏之名山，是因为明式家具充分演绎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民俗风貌、民族工艺和民族传统，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心理和文人气质特征，是天人合一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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