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知识分子容易起嗔心 请带着慈悲看世事
梁文道：在都市里修行
文：张素闻
文化人梁文道有着多重身份：大学讲师、电视台电台节目主持人、电影创作人、剧评家、书评家、时事评论员等等。他是全方位的传媒人，人称“文化百足”和“文化教父”，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
自幼，梁文道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大学读哲学。直到现在，读了二十多年哲学，发现知识和智慧并没有同时安住在生命中。文道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开始面向内心，对自身做一些功课。
年少的时候，梁文道曾是天主教徒，因缘际会，梁文道参加了禅修班，禅修使文道感到身心舒泰，2007年，文道皈依佛法僧三宝。
在喧闹的香港，梁文道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清修，或短期出家，然后再回到红尘中来，和大家一起尽凡情，读书、评论、各种活动等等。
在家佛弟子梁文道并未忘记：“佛弟子要协助改善这个社会，缅甸的那些僧侣上街是一边诵经一边走路的非暴力游行，为老百姓而慈悲行动。”
从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到一行禅师，到今日佛法的现状，梁文道几乎整个晚上将最美好的话都用于赞叹佛法与僧宝：“太虚法师真是近代佛教史上了不起的大人物，在当年那种情况下倡导人间佛教，力办僧伽教育，为佛法培育人才……慈济真的太了不起了，四十年来如一日，只是默默做事，僧宝的那种清净庄严的形象，看着就让人心安自在。”
除了坐禅，文道也和所有的修学佛法的人一样将功德回向给尽虚空遍法界的有情众生，也希望能解脱。
文道很懂得佛法中简单行为里包藏的深刻智慧：“回向为什么很必要？学佛不是为了独自的解脱，在这一点上，小乘和大乘没有区别。一个人学佛不想到众生，怎么可能放下我执？如果没有慈悲心，就更不可能放下我执了。”
梁文道（资料图）
因为做时事评论的缘故，他深感知识分子容易起嗔心，如果不带慈悲心去看待世事，会很危险。
修慈悲观，以慈悲来对治嗔心，才更容易生起智慧。梁文道语重心长地讲了一个故事：曾有一位藏地的仁波切在文革中被关押了20多年，出狱后四处弘法。
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问师父那个时候怕不怕？这位仁波切说：“我怕丧失对囚禁我的人的慈悲心。”
这个故事给梁文道很大的撼动，他强调：“对我也是，当然也是，不带恨意。”
向来理性而冷峻的梁文道，在信仰面前，竟是那么温厚柔软，浑然忘记了自己还没吃晚饭，而时钟已经不知不觉转到22点。
修行使梁文道的情绪比以前稳定，不容易愤怒，不会直接地任由本能反应，而这一切皆源于修行而带来的觉察能力的提高以及慈悲心的提升。
他将会尽量用更多的时间来修行，在生活中工作中，落实佛法；他定时会坐禅，修慈悲观……周敦颐在《通书》里写：“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
梁文道通过修行，进行自我的检视与批评以及个人德性的栽培，令人赞叹。
善写作，但未必载道
梁文道辩才无碍，文才也了得，他的文字皆依缘而作，并不强调文以载道。
数年前，文道的文字犹有血气，顿笔咆哮处，常作金刚怒目，看得人快慰平生。可是，不看还好，看完之后，难免更添痛苦，知道了又有什么用？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古德云：心净则国土净。文道的文字里诸多不干不净，叫人觉得这五浊恶世颠倒众生原本就惨惨戚戚，何必还去挑开幕布将丑陋显示得一览无余？
然而，文道说：“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关心这个世界的问题，焦虑它的各种危机，协助改善这个社会，使它更好。
这个世界，有些败坏是制度性的，会使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生嗔恨，一执着就会有毁灭性。有些人发了大财，被制度豢养了他们的贪，为富不仁或成为贪官污吏。”
《我执》已经看到一个相对平和的梁文道，文字不再掷地作金石声，偏要绕指柔，但还在通往内心寂静柔软的路上，因此，这本书中，梁文道的柔还夹着过去理性的冷与硬。
当情感能被剖析，已不在情感里，他的觉照能力，将文艺家们絮絮叨叨的话题剥得寸丝不挂。
《我执》里有难能遣怀的沉吟和惆怅，最后却都被空无盖住，伤口和阵痛，都如云烟，杳然而逝，或成膏粱，劝慰来者，仿佛纳兰容若“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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