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为什么对印光大师服膺不已？
印光大师，1882年在兴安县（今陕西安康市）双溪寺取得度牒，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是对弘一法师有直接影响的人。
据《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
“一九二三民国十二年（癸亥），四十四岁，初春，由温州经杭州、上海，云游至衢州，住莲花寺，刺血写经。四月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印祖劝告专修念佛三昧。”
此后，弘一法师多次“参拜”、“谒”印光大师，其中一次专门在印光法师身边“侍奉七日”。
对印光大师，弘一最推崇的是他的“盛德”。
弘一法师1941年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专门讲演《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他评价说：
“大师为近代之高僧，众所钦仰。其一生之盛德，非短时间所能叙述。
今先略述大师之生平，次略举盛德四端，仅能于大师种种盛德中，粗陈其少分而已。”
他说大师：
“生平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灾难等。
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为尽力设法以保全之。
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对于大师的“盛德”，他认为“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因此，“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如，习劳。
他说：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
余于一九二四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
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的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二是惜福。
他介绍：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
一九二四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
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
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
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
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
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
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弘一法师对印光大师的敬重，并延伸到其它领域。
前已介绍，法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而弘一法师书法艺术风格后期的变化正来自于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曾经在一封书信中指点弘一法师说：
“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
而后弘一重新苦练工楷，直到最后印光大师首肯：“可依此写经”。
单纯从所谓学识来看，弘一法师在多个领域的造诣均非印光大师所能及，何以弘一如此虔诚？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德”字。
李叔同在与友人信中表达，应使文艺因人传，不可人因文艺传。
“先器识而后文艺”，注重品德修养，这是领悟他们之间关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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