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研究｜王晶莹 张晓琳 徐安迪 姜春明 郑永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历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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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莹 张晓琳 徐安迪 姜春明 郑永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历程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文本分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10):003-016.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3.10.001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历程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文本分析

王晶莹 张晓琳 徐安迪 姜春明 郑永和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得到长足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亦成为当前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基与保障。为理清政策视域下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基于政策工具、教育领域和培养目标的三维分析框架，对1978—2021年期间38项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校内教育一直是主流使用领域，家庭教育政策工具使用较少；领域素养的培养目标被较多提及。据此建议，相关部门需结合教育信息化发展需求，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平衡校内外领域的政策工具使用，特别是对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调动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有效调控各教育环境中信息化政策工具的使用，培养目标综合关切学生高阶素养和通用素养。关键词： 改革开放；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培养目标；高阶素养；通用素养中图分类号： G4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10-0003-14

作者简介： 王晶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张晓琳、姜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徐安迪，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大连 116029）；郑永和，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国外科学教育战略行动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编号：EMIC-YJC-2022008）；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学习环境对中学生全球素养的影响机制与循证决策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的关联规则挖掘”（编号：72074031）

　　教育信息化是指将信息技术作为教育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教育中应用，促进教育现代化^[1]。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对其发展的研究则体现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在时空维度的变迁。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相关政策的有效制定与贯彻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教育信息化正在面临新环境、新战略与新路径的挑战。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信息技术课程、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实现了大规模开设与覆盖，但在教学实践应用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教育公平与质量、数字鸿沟和代际贫困等问题也不断环绕，向教育部门提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教育信息化何为？”等诸多时代问题^[2]。为进一步理清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导向的结构体系和变迁历程，本研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法，对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以政策工具为分析视角，结合教育领域和培养目标构建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地呈现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的演进历程。本研究参考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的经典划分方法，将1978—2021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电化教育规划阶段、教育信息化规划起步阶段、教育信息化规划发展阶段与教育信息化成熟阶段^[3]，并从政策工具入手，分析不同类型、阶段与领域中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明晰其发展变化与内在规律，以期为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循证决策与有效实施提供借鉴。

一、研究综述　　　　　　　　　　　　　　

　　（一）教育信息化研究热点

　　国际上，教育信息化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此，教育信息化开始快速发展。教育信息化涉及六个方面：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利用与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化人才培养与培训、教育信息产业、信息化政策和标准建设^[4]。这六个方面贯穿于当前学者对教育信息化的关切要点。目前，国际学界从事该研究的多为中国学者，关注要点有三个：教育信息化2.0、信息技术引领学校教学变革、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首先，教育信息化2.0强调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将专用教育资源转化为多格式、多功能的资源，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学习和教学。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发展，如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得以进入类似生活的学习环境中^[5]。

　　其次，信息技术引领学校教学变革。研究发现：一是信息技术使传统教学时空被打破。学校教学范围得到拓宽，教育的大众化、全球化和终身化得到推进^[6]。二是信息技术使教学过程发生变革。传统教学无法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信息化使学生的学习更加个性化，并突破传统“班级授课制”教学组织形式，实现个别化教学、远程教学等教学新方式，如微课、MOOC等。

　　最后，学者们发现，多数学校的管理层对信息化认识不够，统筹规划体系未能建立。目前，教育信息化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对传统管理的打破^[7]。在教学方面，师生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如VPN远程数字资源、知识网络等使用很少，许多学校虽然大规模建设硬件基础设施，技术环境得到加强，但教学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收益与投资不成正比^[8]；在教师方面，许多教师盲目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导致教学存在误区，如对微课数量过度追求导致研发缺乏系统性，教学也缺乏可扩展性^[9]。为解决当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策略：一是师生要避免对信息化的误解，提高思想认识^[10]；二是管理层要重视信息化，加大信息化人才的培养训练，组建专业团队，尤其是管理人才；三是区域教育管理层应加大教育信息资源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打造信息资源平台，拓展教学和管理的时间和空间^[11]。

　　（二）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现状

　　教育信息化成为当前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基与保障，其政策文本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管理和发展教育信息化活动而制定的方针、措施和行为准则^[12]。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性和全局性战略方针^[13]，政策对于创新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推进教育信息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14]。中国教育信息化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缓慢发展期，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复苏，相关部门从战略高度统领其发展，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政策^[15]。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不可避免地出现政策研究不足、调控能力较弱^[16]、执行过程偏差等现实问题^[17]。作为一项长期而且复杂的大工程，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与实施阶段必然遇到诸多问题。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发布后，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达到高潮。研究者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从政策主体、政策推进路径和政策评价三方面开展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总体来说，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8]，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养与信息化资源建设始终是发展的重点^[19]，教育信息化的监测评估、学前与特殊教育信息化、信息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关注度相对较低^[20]。虽然中国在政策方面加强了教育信息化实施过程的监管水平与统筹力度，但还没有形成较为健全、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与相关法律^[21]。

　　首先，在政策主体方面，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和颁布主体日趋多元化，由教育部门管理逐步改为由教育部门主管^[22]。但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呈现出跨机构合作、中央与地方协作、鼓励民间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趋势。中国虽然已经认识到构建教育信息化建设利益共同体的必要性，但还处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机制^[23]。由此，有学者建议在面向全国的发展规划统领指导下，鼓励各省、市、县（区）、学校等因地制宜，研制适合本地情况、彰显本地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24]；鼓励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共同参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与决策，为教育行政部门与广大一线师生提供充分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平台^[25]；鼓励产官学联合，促进学校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探索良性循环的建设模式^[26]。

　　其次，在政策评价与具体实施方面，中国学界的精准研究较少，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27]。中国尚未设立专业的评价组织机构助力政策推进，在信息技术对健康的影响、信息伦理、教师教学指导能力等方面也缺乏宏观通用、科学合理的评价工具和执行系统。

　　最后，在政策推进路径方面，有学者从人才培养、教与学变革、教育治理与区域公平发展四个维度进行政策研究。从人才培养看，中国将信息化人才培养提升到教育改革核心目标的高度^[28]，《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养成数字化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信息化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29]。而目前中国信息化人才培养主要以教师为主体，政策文件多次提及培养教师的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而针对学习者的信息化人才培养提及相对较少^[30]。从教与学的变革看，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强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从服务教育教学拓展为服务育人，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31]。从教育治理看，中国教育信息化呈现出从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和服务转变的趋势，从依赖刚性政策工具向使用柔性政策工具转变^[32]。从区域公平发展看，中国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已得到较大改善，但地区之间仍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研究者建议强调教育均质化，在政策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实现教育信息化基础条件的均衡发展；采取政策导向和资金补贴方式对偏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给予特别关注，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区域发展平衡^[33]。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持续推进与深入，对政策主体、政策推进路径等方面均有广泛涉猎，但政策评价成为明显的研究短板，政策结构体系和变迁历程的深度剖析相对缺乏。基于此，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历程，构建基于政策工具维度、教育领域维度和育人目标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并进行评价，从而循证提出政策工具层面的有效建议。二、研究方法　　　　　　　　　　　　　　　　　　　　

　　（一）基于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

　　在借鉴政策工具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结合教育环境和育人目标，构建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技术改革中的政策工具使用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该分析框架分为政策工具类型、生命周期和育人目标三大维度，分别标注为X、Y、Z维度。政策工具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利用政策工具可以分析政策的类型特征及其侧重议题等。政策工具有多种分类，国内已有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均以西方经典理论作为划分依据，大多采用以下分类：一是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的四分法^[34]，二是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和劝告工具及学习工具的五分法^[35]，三是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36]，以及供给型工具、环境型工具、需求型工具的三分法^[37]。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政策制定者（政府），也要关注施策对象（学校、教师、学生等），这与政策工具的第二种三分法有较高的契合度^[38]。故本研究借鉴罗思韦尔（Rothwell）等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直接投入场所和设施、公共服务布局、人力和培训支持、信息和技术服务等相关要素；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通过策略规划、法规管理、金融税收、体制机制等方法，间接影响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环境因素；需求型政策工具重点通过教育产品研发、教育资源协同、校外市场开拓、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拉动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综合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推动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间接影响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拉动教育信息化政策实施，如图1所示。

图1 政策工具与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关系

　　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对教育信息化各个领域、周期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进行引导、影响和干预。在制定政策分析框架时，其生命周期也是重要内容，由于本研究侧重育人历程，因此将教育环境作为生命周期的重要表征，并作为分析框架的Y维度，由此划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校外教育四个生命周期的作用环境。其中，学校教育主要指向正规的校内教育；家庭教育则指向非正式环境的家庭场域；社会教育包括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校外教育包括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场馆教育，以及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X、Y维度的分析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政策工具与教育生命周期（教育环境）的二维分析框架　　育人目标影响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向，本研究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育人目标落脚于学生素养提升，并将素养划分为基础素养、高阶素养、领域素养、通用素养四类。素养本质上是一种与知识和情境紧密联系的（潜在）综合能力，是知识、技能、经验、态度价值观的综合体^[39]。基础素养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所需要的基本素养，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如基本的读写算素养、学科知识、简单的识记能力等；高阶素养是指以布卢姆认知目标的分析、综合和评价的高阶思维为核心，解决劣构问题或复杂任务的能力，包括创新、决策、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团队协作、获取隐性知识、自我管理、创业思维、逻辑思维、推理能力等^[40]。从国际主流核心素养的框架分类来看，素养还可以划分为领域素养和通用素养两个范畴^[41]。领域素养和特定领域的实际应用有关，包括传统的基础学科领域（如语言素养、数学素养、物理素养等）和新兴领域（如信息素养、环境素养、财商素养等）；通用素养则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领域，在高阶认知、个人成长以及社会性发展方面都有涉及（如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　　各类政策工具对不同育人目标产生不同影响，育人目标也会间接反馈各类政策工具的执行情况，因此，对育人目标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育人发展方向，促进信息化人才培养。　　本研究通过对政策工具、教育生命周期和育人目标进行整体分析发现，政策工具是实现教育政策育人目标的主要手段，教育生命周期和育人目标是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实施领域和执行目的。本研究将三者有机结合，以政策工具为X维度，生命周期/教育环境为Y维度，育人目标为Z维度，建构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历程研究的三维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基于此循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发展路径。

图3 教育信息化政策育人历程研究的三维分析框架

　　（二）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的文本分析法，通过对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分析，把定性与符号化的文本内容转化为系统的数据资料，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做出定量分析、判断和推论。文本分析通常旨在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性事实和发展趋势进行清晰梳理和了解，以此对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和挖掘，并对其发展趋势加以预测和把握^[42]。本研究通过文本挖掘、编码、归类、量化转化等方法，描述分析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的总体构成情况，对涉及教育环境、育人目标维度的教育政策进行整合，对已有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总结概述，并对其进行循证分析，循证开展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文本分析如图4所示。

图4 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文本研究程序

　　本研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中的政策文件进行检索，选取1978—2021年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作为分析样本。同时，本研究参考教育信息化经典划分阶段的相关研究^[43]，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规划的战略理念、主要特征、标志性事件等，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分为1978—2001年、2002—2011年、2012—2020年、2021年至今四个阶段；为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只对中共中央、教育部层面的意见、规划、计划、纲要等进行研究，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最终筛选出38份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见表1）。本研究把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的各个条款作为分析单元，按照每个政策文本出台时间进行三级编码，如A-1-1、A-1-2，编码遵循准确性、统一性原则。其中，一条政策内容涉及多个编码归属时，要经过多次讨论，进行多重编码。需要强调的是，在X-Y-Z三维框架里，所有的政策编码都涉及X轴政策工具，但并非都体现Y轴教育环境和Z轴育人目标的信息。

表1 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梳理

三、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的运用分析

　　　　　　　　　　
　　（一）政策工具的总体构成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大，达到54.8%，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36.8%，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7.7%（见表2）。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高频使用表明，策略规划工具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人力和培训支持工具、场所和设施投入工具占比较大，表明政府重视培养高质量师资人才及硬件投入，以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型工具占比最低，资源协同、校外市场、产品研发等的提质增效与应用创新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与发展空间。

表2 政策工具的分配比例

　　本研究通过政策工具的二级类目分析发现，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高度重视系统性规划。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策略规划工具占比高达73.8%，体制机制工具占比为12.7%，法规管理和金融税收工具的响应比例分别为6.2%和4.6%。当前，中国教育信息化部署正处于探索和提高相结合的发展阶段，使用策略规划工具可以积极统筹、引领和规范教育信息化的有效发展。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人力和培训支持工具占比最大，为32.6%，其次是场所和设施投入工具，占比30.2%，说明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非常重视领域人才的培养与硬件投入。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校外市场开拓工具占比最大，为33.3%，此工具的广泛运用可以促进政府、高等学校、中小学、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与教育公司等的合作战略与协同发展。

　　从政策工具的阶段分配来看，第一阶段（1978—2001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以电化教育为主要特征，教育信息化术语尚未进入政策文件的范畴，因此供给型工具、环境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均较少（见表3）。第二阶段（2002—2011年）具有间断性特征，相较前一阶段并未出现政策数量的较大增长，但是国家在供给层面加大力度，在物质方面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第三阶段（2012—2020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政策频率最高，占总体的55.7%。其中，《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教育信息化进入以应用为驱动的新时期，走向从建设到应用转变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均达到了高峰。第四阶段（2021年至今）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为10.4%，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二阶段。此阶段教育信息化规划走向成熟，研制和发布各级各类环境型工具将成为常态。表3 政策工具的阶段性分配比例
　　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阶段各政策工具类型比例变化趋势发现（见表4），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型政策工具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环境型政策工具在第二阶段有小幅度下降，此后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力量介入，需求型政策工具在第三阶段达到峰值，在第四阶段虽有所下降，但整体而言仍保持着有效发展态势。表4 不同阶段各政策工具类型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中，学校教育占比始终远高于其他环境，如图5所示。随着社会进步与新兴技术革新，学校教育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比例仍居高不下，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第四阶段趋于平缓。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三阶段的校外教育和家庭教育均呈现较大增长，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和家校互通的育人目标与素养教育理念得到重视。此外，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社会教育工具占比相对较大，国家较为重视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第二阶段收尾的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强调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第三阶段中期的2016年6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第三阶段后期的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革命性影响，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由此，第二、三阶段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持续推进，使得校外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占比稳步提升，但是指向成人和社区的社会教育自第二阶段起始终保持下降趋势。图5 不同阶段教育信息化政策在各教育环境领域分布　　（二）教育信息化不同领域政策工具的组合分析　　以政策工具与教育环境进行平面组合的XY轴分析可知，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在不同领域的占比，对各个领域的发展快慢均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校外教育、社会教育四种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但在各领域的投入存在差异。在学校教育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居于主导地位，占文本总数的73.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仅为9.6%，表明政府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家校互通方面，将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微弱辅助。另外，校外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的政策工具占比均较少，分别为14.8%和16.5%。　　从不同领域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高于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说明政府对教育信息化发展仍侧重于整体方向把控。从供给型政策工具来看，学校教育领域响应32次、社会教育响应9次、校外教育响应5次、家庭教育响应4次，学校教育的高频词响应，促进了以学校为培养主体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而对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供给的缺失，会使得家庭和社会场所作为除学校外的第二教育主战场，难以起到有效的教育作用，使得对学生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开，教育结果不尽如人意。学校、家庭、校外教育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家庭教、校外教育在“双减”背景下需要更多支持，以促进家校互通与家校共建。在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方面，家庭、校外、社会教育的发展缺乏规模化、产业化，市场活力尚待充分发掘，还未形成“家校社”的积极协同机制与有效整合体系。　　以政策工具为X轴，以育人目标为Z轴进行分析可知，四大素养目标整体在教育信息化政策中占比46.1%，从高到低依次为领域素养、高阶素养、基础素养和通用素养，比例分别为13.0%、12.2%、11.3%和9.6%。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较为注重领域素养的培育目标，侧重学科教育的有效实施与开展，并且对学生高阶素养的培育也很关注。教育兴则国家兴，人才强则国家强。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对学生领域素养和高阶素养的重视，反映国家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新兴信息技术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性支持。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较为关注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基础素养的培育积累了较多经验与策略。面向全面发展的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通用素养目标在教育信息化政策中的体现与落地也势在必行。另外，四大素养目标主要响应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上，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响应最少，在高阶思维方面还存在缺失状况。　　综合育人目标的四个维度来看，前两个阶段政策工具在各环节均较为稀缺，主要侧重基础素养和领域素养，但在第三阶段，各个环节的政策工具均显著上升，高阶素养尤为显著。第三阶段伊始，教育信息化政策布局明显，如2012年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要求培养学生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与创新能力。在第四阶段，领域素养和前一阶段相比大幅提升，且远超同阶段其余素养占比。2021年教育部年度目标任务之一就是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全面保障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此阶段启动编制《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夯实人才基础。作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的“双减”政策也于2021年9月1日开学起在全国普遍实施，推进“双减”政策的落地见效，需要“家校社”的有机统筹与组合发力，但是更离不开教育系统的内生动力，有效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与新兴技术赋能的融合机制，加快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创新进程。　　兼顾三个维度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共计39条（见表5）。其中，政策工具响应次数最多的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学校教育—领域素养”维度，有9条政策；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学校教育—高阶素养”维度，有7条政策。分析可知，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在学校教育方面给予的政策倾斜较大。当下“双减”政策的实施与执行充分体现了政策工具在校外教育环境中的响应。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被持续规范，学校育人水平得到切实提升，随着政策的落地见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环境型政策工具—校外教育—通用素养”政策有3条，学生的通用素养在校外教育环境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政策工具类别在不同教育领域中的响应来看，学校教育中的通用素养存在供给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双缺位现状，家庭教育在高阶素养和通用素养、校外教育在基础素养和高阶素养上同时存在政策工具双缺位问题。另外，社会教育在基础素养上存在双缺位，而在高阶素养上存在政策工具类型全部缺位的状况。

表5 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X-Y-Z三维数据统计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首先，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该类型工具在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介入程度较高，且作为主导，指引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策略规划工具使用比较集中，但是体制机制、法规管理、金融税收工具还未能与策略规划工具同频共振，因此部分策略规划工具的实施过程与效果检验尚待具体跟踪与有效监测。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相对不足来看，虽然其占总响应次数的三成以上，但其中的信息和技术服务工具还处于较为缺失的状态。教育技术服务的应用范围和层次在提升，但客观来说其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还十分有限。健全的技术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技术服务队伍，是促进教育信息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44]。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中，校外市场开拓工具占比最大，该工具的广泛运用促进学校与信息化科研机构、信息化企业、校外教育类公司等单位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探索实现战略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建设模式。但从现实需要来看，在政府购买服务、教育产品研发、教育资源协同方面，政策工具的使用还远远不够。

　　其次，教育信息化政策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分配存在差异，学校教育政策工具响应次数占比73.0%，家庭教育仅为9.6%。自2012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家校互动”以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开始关注家庭教育，2021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中再次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家校合作，引导家长有效配合指导学生开展线上学习。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后，校外教育的法规管理政策频率不断升高，对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校内外教育环境全面规划与减负。此外，教育信息化政策应该持续加强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以提升课堂教学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努力缩小技术可能加剧的城乡数字鸿沟和教育壁垒。

　　最后，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在育人目标的通用素养维度指向最少。从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来看，前两个阶段政策工具在各个育人维度的显化目标较少涉及，相对侧重基础素养和领域素养，但在第三阶段，各个维度的政策工具均显著上升，高阶素养尤为突出。2012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要求培养学生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与创新能力。在第四阶段，领域素养和前一阶段相比占比大幅提升。2021年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要求加强各个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水平，提升青少年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方面的科学素质。在当前阶段，为加快实现科技强国，创新后备人才的有效培养与涌现，现有教育信息化政策在学生的高阶思维、实践能力、社会情感技能培养方面，仍需持续关注与进一步加强。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强调教育信息化助力高等教育拔尖人才培养的同时，不要忽视中小学阶段教育信息化政策在育人模式、课程改革、课堂教学创新、学习过程监测、学习规律挖掘等方面的作用。

　　（二）建议

　　本研究对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后续实施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通过有效调控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信息化政策频繁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表明教育信息化在探索阶段持续发展与提高。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频繁使用，一方面反映中国对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视，希望通过宏观政策引导，构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优越环境；另一方面也会减弱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可操作性，造成政策落实与效果评估的弱化。因此，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适度调控，同时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增加可操作性。

　　其次，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场所和设施投入”和“人力和培训支持”成为主流实施措施，“双减”背景下持续强化使用“信息和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布局”政策工具。展望教育信息化的全面高速发展，其政策指向合理运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保持政府对教育技术领域的稳定增长投入，并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布局、信息和技术服务，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技术服务队伍，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对中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针对需求型政策工具在各类各级政策中普遍缺失的问题，在制定教育信息化政策时，应循证决策该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途径与实施路径，有效发挥其对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拉动和激励作用。政府可通过多渠道、多类别、多水平的购买服务来提高社会教育资源的利用水平。博物馆、科技馆、文化宫、图书馆、展览馆等各级各类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综合实践基地等，要积极开展面向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公益性教育活动；学校也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合作方案与实施策略，以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实践教育，形成学校教育与校外活动的整合机制与实施路径。一方面，学校通过加强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共文化机构、街道社区、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等的联系和合作，促进教育资源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政校企”要加强合作沟通，开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与产品，注重提高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以及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新一代具备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各领域创新人才。

　　最后，有效调控各教育环境中信息化政策工具的使用，注重后疫情时代“家校社”有机衔接与学生四大素养的有效提升。在后疫情时代，应该进一步升级和转型“家校社”的合作模式与实施策略，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也需要全面考虑四个教育环境的协同发展，加大对家庭教育、校外教育、社会教育领域的政策倾斜，使教育信息化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强国建设，在保证基础素养和领域素养有力培育的同时，有效提高学生的高阶素养和通用素养，实现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育人目标。以往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在学生素养方面的总体关注度不明显，其中领域素养的支持力度最大，通用素养和高阶素养的支持力度较低。在新兴技术高速发展与后疫情时代人才需求全面膨胀之际，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育人目标已从“双基”强化，转向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不断突围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应试教育导向，也充分展示了教育信息化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基于此，教育信息化政策要保证开足开好校内学科课程、用全用够校外教育资源，辩证看待教育信息化的“双刃剑”现象，促进教育信息化赋能教育均衡发展。

　　综上，中国在本土化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辨析方面，已经做了较多尝试，但是实证分析与循证决策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信息化的长足发展使得教学从单向输入变为双向互动，技术进一步促进学习环境创新、师生互动深化、教学过程提质、教学系统循证反馈、教学效果实时监测等。2021年，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更名为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以推动完善教育信息化工作管理体制，强化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同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这些都表明中国高度重视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信息化的育人功能。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循证决策正从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技术素养转变，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从而利用新兴技术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结构并促进教育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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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rocess of China’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ools

Jingying WANG¹, Xiaolin ZHANG¹, Andi XU², Chunming JIANG¹, Yonghe ZHENG¹ 

（1.Scientific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the policy system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which has also become the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from the polic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tools, education field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analyzed 38 national leve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ies from 1978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have been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choo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stream field of use, and the use of family education policy tools is les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domain literacy are mentioned more.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use of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nd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Balance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n and outside the school, especially give some policy support to family education and after-school education, and mobilize multiple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coordinatio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comprehensively concern the students’ high-level literacy and general literacy.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olicy tools; Training objectives; High level literacy; General literacy

编辑：王晓明  校对：李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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