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张永军：数字经济背景下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发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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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军.数字经济背景下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发展举措[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10):046-057.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3.10.005
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发展举措
张永军
摘 要： 数字经济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点领域。澳大利亚在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上，把教育信息化作为一个重要支持。在政策上，将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课程建设上，从内容与目标两个维度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在评价监测上，适时调整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服务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在项目活动上，围绕数字技术课程实施，为学校提供全面支持；在平台建设上，强化资源与服务的数字化供给，促进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这些举措对我国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关键词： 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课程；信息通信技术素养；数字技术中心中图分类号： G40-059.3；G4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10-0046-12作者简介： 张永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88）
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所级个人项目“澳大利亚应对数字经济的教育改革研究”（编号：GYI2019082）
一、引言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澳大利亚是较早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早在2007年，澳大利亚就将之前的“通讯、信息技术和艺术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更名为“宽带服务、通信和数字经济部”（Department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该机构的职能之一是处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家政策议题。之后澳政府虽几经更迭，但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却从未中断。 正因如此，近年来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规模还是取得了不小的发展成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澳大利亚数字经济规模为2761亿美元，并呈现同比正增长趋势。[1]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意味着信息通信技术技能将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2021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在线（RMIT Online）与德勤经济研究所（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87%的工作需要数字素养技能。[3]澳大利亚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将其与推进教育信息化联系在一起，并已形成以政策、课程、评估、项目、平台为核心的一体化教育信息化发展体系。二、澳大利亚服务数字经济的教育信息化举措（一）在政策支持上，将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为调动各方力量资源以及确保政策之间的一致性，澳大利亚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方面采取一种“全社会”的视角，即将教育信息化内容融入经济、科技等相关领域的政策中，而不是局限在教育领域内。
在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明显，自2009年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给予了充分重视（见表1）。例如，澳大利亚宽带服务、通信和数字经济部于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发布《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未来方向》（Australia’s Digital Economy: Future Directions）、《国家数字经济战略》（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推进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更新》（Advancing Australia as a Digital Economy: An Update to The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澳大利亚工业、创新与科学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2018年发布《澳大利亚的技术未来：实现强大、安全和包容的数字经济》（Australia’s Tech Future：Delivering a Strong, Safe and Inclusive Digital Economy）；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事务部（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2021年发布《数字经济战略2030》（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2030）；均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表1 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政策文件汇总（部分）2009年发布的《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未来方向》为澳大利亚政府首个关于数字经济的文件。该文件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提出加强学生数字媒体素养培养，并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举措，包括澳大利亚政府五年内为“数字教育革命”投入20亿澳元，支持学校高速宽带建设、升级中学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开发在线课程工具与资源、提供高质量数字学习资源、制定数字资源使用协议标准等。[4]
2011年和2013年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则主要聚焦教育信息化的某一个方面，也是对2009年政策行动举措的进一步强化。其中，2011年的《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以网络教育资源建设为重心，提出“扩展网络教育”，主要目标为：到2020年，澳大利亚各教育机构实现互联互通，将在线教育扩展到家庭和工作中，以及通过设施建设为学习者提供虚拟学习机会。其在具体的行动举措上，包括开展基于国家宽带网络的远程教育试验，利用宽带网络增加继续教育在线教育材料和课程，建立基于国家宽带网络支持的四年期教育和技能项目，创新在线互动教育与技能服务。[5]
2013年发布的《推进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更新》是对2011年《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更新，主要围绕教育信息化课程与信息化素养培养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完成从基础年级（Foundation Year，相当于我国的学前班）至八年级的国家技术领域课程的开发，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合作开发项目，培养学生对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兴趣，并改善学生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联系，实施扩大和促进信息通信技术职业吸引力的战略举措，鼓励扩大虚拟课堂范围和机会等。[6]
2013年至2018年，澳大利亚在数字经济政策上没有较大的行动。虽然2016年澳大利亚工业、创新与科学部发布《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更新》（Australia’s Digital Economy Update）的报告，但该报告主要是对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发展及支持性举措成就的一个梳理，并没有作出新的政策安排。[7] 2018年，面对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新形势，澳大利亚政府对之前的数字经济战略进行了全面更新，集中体现在《澳大利亚的技术未来：实现强大、安全和包容的数字经济》这一政策文件中。在教育信息化方面，该文件主要从宏观战略目标层面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构建适应技术变化的可提供灵活学习的终身学习文化、加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确保平衡数字技能与其他基本技能的培养。[8]从中可以看出，该文件对教育信息化的定位更加注重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联系，而不是聚焦于教育信息化具体的举措上，这说明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需要向深入应用层面发展。 2021年发布的《数字经济战略2030》则更进一步提出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目标，指出到2030年，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将获得包容性的数字技能和技术，数字化能力将跟上新技术的步伐，并能够通过获得一系列灵活的教育和培训课程，来保持和培养他们的技能。[9] （二）在课程建设上，从内容与目标两个维度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通过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来培养掌握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或数字技能的人才，是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重点内容。其主要举措为在基础年级到十年级教育的内容维度上，将技术作为一个学习领域，同时在目标维度上将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和数字素养纳入通用能力的培养中。 《数字经济战略2030》在讨论“技能和包容”这一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时，就特别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实施的这两个方面的举措。该文件指出：“在学校系统中，年轻人通过澳大利亚课程学习使用设计思维，成为数字解决方案的创新开发者。基础年级到十年级的数字技术课程和信息通信技术通用能力，涉及学生如何充分利用他们可获得的数字技术，以及学会适应在数字环境中完成任务的新方法”。[10] “技术”作为一个学习领域最早出现在2010年发布的《澳大利亚课程纲要》（The Shape of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2.0版中，学习内容主要是“设计与技术”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但也包括其他领域的技术。[11]2012年5月和10月，澳大利亚又相继发布了3.0版和4.0版。其中，3.0版在技术的学习内容上与2.0版相比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将原来的“信息通信技术”置于“设计与技术”之前。[12]而4.0版则提出技术的学习内容包括“各种数字技术”“各种设计与技术”，数字技术被置于最前。[13]2020年6月，澳大利亚又发布了5.0版，这一版中“技术”的学习内容与4.0相比，只是将“设计与技术”放在了“数字技术”的前面。[14] 根据该纲要，澳大利亚开发了各学习领域的课程。就“技术”这一领域的课程而言，其总体目标如下：一是能够调查、设计、计划、管理、创建和评估解决方案；二是在使用传统、当代和新兴技术时，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和进取精神，并了解技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三是就技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中的作用、影响和使用，作出明智的、合乎道德的决定；四是在设计和创建解决方案时，自信地参与并负责地选择和操作适当的技术；五是分析和评估问题、需求或机会，以确定和创建解决方案。[15] 在课程结构上，“技术”包括“设计与技术”“数字技术”两个科目，内容均分为“知识与理解”“处理与生产技能”两个方面。[16]上述两个科目还有各自的具体目标。其中，“设计与技术”的目标包括：培养使用技术和用技术设计方案的信心、能够创新和道德地设计方案、能够使用设计和系统思维进行交流、能够做出适应技术环境的设计方案、能够评估过程和设计方案，并举一反三了解设计和技术行业从业者及其社会贡献。[17]“数字技术”的目标包括：掌握数字化解决问题能力、能够运用计算思维和抽象概念、有信心高效地使用数字系统、将数据转换为信息并能够创造性地交流、能够合理运用协议和规范进行交流协作、运用系统思维来处理信息系统及其影响。[18] 信息通信技术能力作为通用能力之一最早出现在2009年发布的《澳大利亚课程纲要》1.0版中。2022年，该能力更名为“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在结构上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 一是数字安全与健康实践，涵盖在线安全管理、数字隐私与身份管理，以及数字健康管理。该要素要求学生通过培养相关技能和意识，处理在线风险，掌控个人数字身份，并理解数字工具使用对健康与福祉的影响。 二是数字调查，包括定位信息、获取和整理数据，以及解释数据。该要素要求学生通过有效使用研究策略定位信息、处理数据并分析呈现数据，以构建知识，提升问题解决和决策能力。 三是数字创造和交流，包括规划、创建、交流和协作，以及尊重知识产权。该要素要求学生利用数字工具规划和管理设计过程，创建原创产品，并选择适合个人或合作目标的沟通和协作策略。同时，他们了解并遵守关于数字内容所有权，以及相关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展示责任感和尊重他人的行为。 四是数字管理和操作，包括管理内容、保护内容和选择操作工具。该要素要求学生与信息和数据进行交互，保存和检索内容，同时识别并实施网络安全实践。他们选择适当的数字工具，并运用技术知识和技能进行操作和故障排除。[19] （三）在评价监测上，适时调整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服务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为监测国家教育目标达成情况以及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实施效果，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国家评估项目”（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该项目包括3、5、7、9年级全部学生都参与的读写和计算能力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Literacy and Numeracy, NAPLAN），以及6年级和10年级部分学生参与的科学素养、公民与公民权、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的全国抽样评估。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作为澳大利亚全国抽样评估的其中一项，每三年举办一次。2005年首次开始评估，目前已经进行了五轮，第六轮按计划应在2020年实施，但因新冠疫情等原因推迟到2024年举行。 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数字经济对人才发展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一是在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的界定上，从第一轮到第五轮一直保持一致，但到第六轮进行了修改。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素养定义为“适当和安全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获取、管理和评估信息；发展新的理解；运用计算、设计和系统思维来创造解决方案；与他人沟通和协作；并积极参与新兴和未来的技术”的能力。[20]与之前的定义相比，修改后的定义主要扩展了一些内容，增加了计算思维、设计思维、系统思维等，以及与国家数字技术课程相关的基础性概念和解决问题方法。同时，融入了2019年联邦教育部与各州和领地教育部长签署的《爱丽斯泉教育宣言》[The Alice Springs（Mparntwe）Education Declaration]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有澳大利亚年轻人都将成为成功的终身学习者，能够适应未来的新兴技术。[21]而第一轮到第五轮对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的界定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是在实际评估中也考虑了澳大利亚信息通信技术教育相关的政策举措，包括2006年发布的《信息通信技术学习声明》[Statements of Learning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以及相应年度的澳大利亚课程纲要中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和数字技术课程的有关要求。[22] 二是在工具设计上，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由若干个独立反映学生在真实世界中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在线测试模块组成，这些模块既有基于校内的，也有基于校外的。为了进行比较，每轮评估都会使用之前评估的部分模块，这部分模块称之为“趋势模块”，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又会增加一些新的模块（见表2）。对于趋势模块本身也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在具体内容上进行一些调整。例如，根据第6轮评估框架，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共有8个模块，其中3个来源于之前的评估测试（1个来源于2014年的评估，2个来源于2017年的评估），5个为新模块。这5个新模块中有2个与澳大利亚课程纲要中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相关，3个与数字技术课程相关。[23]表2 澳大利亚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模块情况[24-28] 三是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评估的背景调查，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一些调整。例如，2005年首轮测试时，有关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使用情况的调查为单一的计算机[29]，2011年将手持设备也包括进去[30]，2017年则直接更新为“数字设备”。2017年，还将在家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频率问题转变为在校外如何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反映学生在校外与信息通信技术互动的变化特征。此外，2017年还增加了新的背景调查内容，包括收集与学校计算思维相关的学习信息[31]。最新一轮的背景调查则增加了对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程序信息的收集。[32]
（四）在项目活动上，围绕数字技术课程实施，为学校提供全面支持
数字技术课程作为培养学生数字技能的一个基本途径，得到了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积极重视。为确保这一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和保障质量，除了重视课堂教学外，澳大利亚政府及教育部门还支持并推出了许多课外项目，这些项目既有针对教师的，也有针对学生的，还有针对学校的。
针对教师的项目目前主要由设在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计算机科学教育研究小组（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提供，包括数字技术慕课、专业学习计划、国家借阅图书馆计划等。
数字技术慕课主要是为教师免费提供有关澳大利亚数字技术课程中概念和主题的背景知识，以及可以在课堂上尝试的实际例子，涵盖基础年级至10年级。目前设有6门课程（见表3），分别为“基础至6年级数字技术：基础”“基础至6年级数字技术：扩展”“在课堂上教授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与意识”。[33]
表3 数字技术慕课[25]针对学生的项目，目前主要有“信息通信技术暑期学校”“澳大利亚数字技术挑战”等。其中“信息通信技术暑期学校”由澳大利亚数学信托基金（Australian Maths Trust）运营，主要是增加澳大利亚年轻人对STEM的参与，并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该项目的对象主要为那些在信息通信技术学习领域代表性不足，并可能无法从澳大利亚数字技术课程中受益的有潜力学生，通过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编程技能的算法思维，将学生从技术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36]“澳大利亚数字技术挑战”是一系列与数字技术课程匹配的、适合5—8年级学生的编程学习在线挑战活动资源，挑战需要大约4周时间，每周2小时。另外，也有适合基础年级至5年级的“迷你数字技术挑战”，持续时间为1~2周或约4小时。[37]
针对学校的项目，主要有“数字技术精准支持”“数字素养学校资助”等。“数字技术精准支持”由澳大利亚教育部资助，主要是为澳大利亚160多所薄弱学校开展数字技术课程提供支持，要求参与学校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并按计划进行阶段性报告，期间根据需要为其提供相关指导。[38]“数字素养学校资助”是澳大利亚教育部实施的一个竞争性资助计划，主要资助中小学学校及校长、教师或其他非营利教育组织，在数字技术课程实施方面有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有积极教学成果的项目，共分A、B、C三类，分别资助1~2万澳元、2~5万澳元、5万澳元以上。[39]目前该资助计划实施了两轮，第一轮有54个项目获得资助[40]，第二轮有60个项目获得资助[41]。
（五）在平台建设上，强化资源与服务的数字化供给，促进全民数字素养提升
为提高全民数字素养水平，给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澳大利亚除了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数字化政务建设外，在教育领域还建立了资源与服务广泛覆盖的数字化教育平台体系。在资源平台方面，有“数字技术中心”“国家课程资源网”等；在服务平台方面，有“国家学校信息平台”“国家学校互操作性计划”等。
“数字技术中心”是由澳大利亚教育服务中心开发的一个在线平台，为教师、学生、校长和家长提供学习资源和服务，支持在学校实施优质数字技术计划和课程，并支持课后活动。[42]该中心包括四大板块的内容：一是理解数字技术课程，涵盖澳大利亚数字技术课程的结构和核心概念等信息，以及针对教师的专业学习资源和信息；二是数字技术课程实施策划，内容包括不同年级段数字技术课程主题教学建议、学校行动计划策略；三是数字技术课程教学与评估，内容包括课堂资源、有效教学法、评估建议和资源；四是数字技术课程家庭资源，内容包括学生资源、家长资源、家长支持活动案例等。[43]
国家课程资源网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家数字学习资源库，包含由众多机构提供的2万多个数字学习项目，覆盖澳大利亚基础年级至10年级国家课程中的英语、数学、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技术、艺术、语言等7个学习领域，具体包括学习领域中各学段学习内容的简介和详细描述，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数字资源等。这些数字资源有多种类型，如交互式多媒体资源、音频、照片、视频、交互式评估资源等。该平台还为师生提供了创建学习资源的开放式工具，教师可以创建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其中包括数字技术课程资源，这些资源被组织成针对单个学生、学生群体或特定学习目的的学习序列。[44]
国家学校信息平台是为澳大利亚家长和社区了解澳大利亚学校情况提供信息的平台。该平台包含了澳大利亚所有学校的数据，如学校的性质、类型、学段、位置、网站等；学生背景、男女比例；教职工构成；国家评估项目中学生的表现、成绩；学生出席率；学校经费情况；职业教育课程；中学毕业成绩；学校地图等。[45]
国家学校互操作性计划由澳大利亚各州、领地和联邦教育部长共同发起，成立于2010年7月，旨在支持全国数字学习基础设施的发展，改善澳大利亚学校、教育部门、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该计划主要是促进采用通用技术标准，支持并改善澳大利亚各地学校使用具有互操作性的信息系统。该项目支持采用系统互操作性框架（Systems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SIF），该框架在2009年被批准为跨部门数据交换的首选方法。[46]澳大利亚国家学习服务体系（Learning Services Architecture，LSA）就是该计划的一个具体应用。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综合信息系统方法，用来交换学校学习者的数据，确保他们能够有效和安全地合作。该体系是澳大利亚教育界对教育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它采用了一种全国性的体系结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教育当局和教育IT公司共同商定的既定政策协议和互操作性标准。学习服务体系的存在是为了简化学习服务的提供，并确保教育数据能够在学校、学校系统和全国范围内得到一致和重复的使用。[47]三、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比较注重在政策和行动上预判未来发展趋势而进行提前布局，而且较为关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基础性支持，特别是教育支持。 在具体举措方面，除了在政策上将教育信息化作为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还在课程建设、评价监测、项目活动、平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行动，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以实现多方用力，共同推动数字素养人才的培养，服务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建设。 目前，我国也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40]澳大利亚的发展经验表明，教育信息化在服务数字经济上大有可为，借鉴其经验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重视教育信息化服务国家战略的维度 教育信息化在国家宏观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等文件中均有涉及。因此，在规划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发展重点时，需突破教育学维度，即不能将教育信息化局限在通过先进技术来解决教育教学问题、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教学创新、探索未来教育等方面，而应该将教育信息化发展与未来人才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从未来技能发展趋势来定义发展目标。 （二）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向下延伸到学前教育阶段，并重视学科融合教学方式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养，过去主要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进行，专设的信息科技课程近年来才开始落地，但其目标对象为3—8年级学生。相比而言，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学习。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所以更需要加快进度，并对标国际，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抓起。同时，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不能仅仅依赖于独立设置的课程，更需要将其融合在各学科领域的课程教学中，这样既不至于加重学生负担，同时也可以实现学科之间的贯通式培养。 （三）开展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监测，并根据数字经济发展实时调整 教育信息化最终指向的是学生的发展，所以有必要从聚焦“投入”监测向聚焦“产出”转变。由于监测本身是为了掌握发展的水平，为政策调整提供实践依据，同时为避免给中小学生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不面向全体学生，而是采取三年一次的全国抽样调查，并只针对小学毕业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两个年级（小学升初中相对压力较小，而高中一年级相对升学压力不大，所以选取这两个年级更容易实施）。在评估内容上，可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的要求进行适时调整，以引领学校在培养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上做到与时俱进。 （四）优化资源建设与教师教育，提高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教学水平 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教学水平，是推进教育信息化，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资源建设方面，通过调研了解教师对数字资源的需求，基于需求或对现有的数字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或推出新的数字资源。这些资源在内容上除了涵盖服务常规学科教学需求的资源外，还应包括如何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融入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学中，以打破学科割裂的孤岛现象，真正发挥学科协同育人的功能；二是在教师教育体系中，融入数字素养与技能教学相关的内容，具体可通过改革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为在职教师提供相关内容的培训学习机会、设立激励学校开展相关探索实践的竞争性国家级基金项目等。 （五）丰富信息科技课程数字资源建设，服务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配合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开始实施的信息科技课程，规划与该课程相关的配套数字学习资源建设。在资源类型上，应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采取多元化的灵活方式提供，包括交互式多媒体资源、照片、音视频等。在资源内容上，除了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外，还应把信息科技相关的职业信息，以及与大学专业对口的信息包括进去。在激励机制上，可开展一些数字技术挑战赛之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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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期刊简介
《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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