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丨一桩事后张扬的抄袭案：黄渤“受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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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一出好戏》终极预告 黄渤以退为进绝地逆袭

文/耿飏、叶弥衫 

责编/三替

上映第二周，《一出好戏》票房已破11亿，豆瓣评分7.3，日票房第一的纪录保持了9天。撇去国民好感度带来的附加分，对新导演黄渤来说，这仍然是个漂亮的成绩。

但跻身“10亿导演俱乐部”，并不足以激励黄渤再接再厉再执导筒，“除非找到自己特high的故事，特别有创作欲望的时候才会再当导演吧。”黄渤对《贵圈》表示。

大众理解演员转型导演的原因，基本不出“演而优则导”和“试水市场”两种可能；跨界导演们的自述中，则往往强调当演员的被动与好剧本的难得——只有自己制作才能获得主动权。但对黄渤来说，他当导演，更多因为，不光有想讲述的故事，更有想呈现的思考。

“他不是想当导演，他只是想拍这个戏。”王迅非常明确地对《贵圈》说。

为了8年前的一时起念，黄渤在演员事业的高点，几乎拒绝所有工作，把宝贵的三年完全投入在这部处女作里。他“写废十几个编剧”，修改几十稿剧本，经历了4个多月的拍摄，又经过了一年的剪辑，最后奉出的《一出好戏》，堪称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取回的真经。

个中苦辛，可能得在他的行为细节里流露：杀青时黄渤大醉，对每个演员说谢谢，被拍下的片花里，他看着监视器的时候眼泪顺着脸流，而自己毫不自知。于和伟看着难受，“一下就很心酸，一下就哽咽了。”

每个新导演为自己第一部作品的付出，都堪称一部受难记，黄渤也莫能外。只不过是，他的受难并没有因为电影上映而结束：8月12日，微博上有剧实名举报《一出好戏》“抄袭”。

▲于梦媛在微博举报《一出好戏》抄袭

这容易令人联想起，不久前《西虹市首富》上映后，同样有编剧声称影片涉嫌抄袭。不同的是，《西虹市》片方采取声明回击：本片基于合法、独家授权独立改编，不涉及抄袭。而黄渤和《一出好戏》，选择沉默。

对于电影宣发来说，这不算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如今的舆论场，片方的严正声明仍然是体现态度、廓清事实的有效方式。

但对于黄渤来说，这是一个更符合他性格的选择：不出恶声，不下定论，让现实界的“一出好戏”，和银幕上的《一出好戏》那样，把判断和思考的权力交给观众。

Part1 一场事后张扬的“抄袭案”

电影上映第三天，一名叫于梦媛的编剧以微博账号“炅灵子Bess”发文，举报《一出好戏》抄袭了她的创意与框架。

虽然该编剧质疑“2010年的证据在哪里”，但在已经出版的《有点意思：我的电影日记》里，可以看到黄渤这8年的历程。早在2011年2月，黄渤已经有了一个荒岛喜剧的文本，但他不能满足于“只是做成一个简单的情节喜剧”，“我心里的那个故事可以以喜剧方式呈现，但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我不是不喜欢喜剧，而是不喜欢简单重复。”

▲两部电影的备案公示

她展示了剧本的立项公示和摄制许可证，以及剧本策划时给各角色选角的照片，以证明自己的确曾经邀请过黄渤，坚称后者是在看过了自己创意之后，才得以完成了《一出好戏》的剧本创作。

▲在于梦媛之前的微博中，她曾表示一部美国电影抄袭自己的小说

▲于梦媛在微博表示湖南卫视主持人马可得串词抄袭她的小说台词

但在有关抄袭的证据上，她并不是通过比对剧本，而仅仅是通过自行描述。在其描述中，相似之处主要在于：核心创意类似，角色身份相似甚至名字接近，故事框架和推进类似。最后得出结论：“我发觉《一出好戏》抄袭借鉴了《男人危机》剧本中的故事创意与框架，为了规避侵权风险对大量的细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重编。”

▲于梦媛展示得电影《男人危机》欲邀约演员

▲所用到的黄渤照片

一个星期后，于梦媛又发微博，主要内容是回应网友争议，但也出示了一份2013年的“黄渤工作室”的谢绝出演的邮件，确实提到了剧本“已经看过了”。并表示材料已经公证，而这几天她正与律师团队准备诉讼材料，准备正式走法律程序。

▲于梦媛再发微博

有趣的是，相比通常举报抄袭后，抄袭者往往遭到舆论声讨不同，这位编剧的指控并不为网友买账。在知乎问题“如何看待编剧举报《一出好戏》抄袭”下的1000多个答案里，基本可以视为1000多个角度花式挺黄渤：一方面是因为黄渤的好人缘，另一方面，是因为该编剧给出的证据并非大众所期待的“实锤”，描述多于证据，而与此同时，大量水军转发了她的文章。

在《贵圈》的了解中，指控他人抄袭“创意和框架”，在法律上并不成立。著作权保护的是具体的作品，而不是“创意”。而于梦媛罗列的类似于“信任危机、人物心理变化、时间期限”等所谓“框架”，都可以视为“类型化叙事”的组成元素，在影视行业中是普遍存在的创作技巧。

这种指控，连《男人危机》的第一任制片人袁冰涛都在知乎上予以反驳：“版权法保护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内容上来讲，我只能说无论是人物设定，人物行动，人物关系，故事进展，剧情推进，桥段设计还是思考内涵，故事主题，都不具有抄袭的痕迹。”

看过电影也看过剧本的袁冰涛认为，《一出好戏》与《男人危机》的关系，类似于《指环王》与《西游记》的关系：“你非说有肯定是有的，都是一伙人组队，去遥远的地方寻宝，路经艰难险阻。核心主角都是没什么战斗力的普通人，身边的帮手个个身怀绝技。区别一个是寻佛法，拯救苍生，一个是毁神器，拯救中土。你看，他们造福的这片土地也都叫中土（东土吧，起名方式也都类似）。但是你要说《指环王》是改编自《西游记》就有点不讲道理。”

▲《男人危机》制片人在知乎上作答

袁冰涛表示不便出示剧本，而编剧出示了3页剧本截图，很难看出与《一出好戏》的关系，但目前《男人危机》的招商ppt已在网上流传。虽然该编剧自称“邀请黄渤出演剧中男一号”，但从“主演人选”里看来，男一号另有其人，是当红鲜肉——与选角照片中的位置可相印证。而从剧情梗概看，该片也是一部典型的爆米花喜剧，与《一出好戏》的批判意识相去甚远。

▲网上流传的ppt1

▲网上流传的ppt2

在时间点上，更有大量人证证明，黄渤对《一出好戏》的准备远早于这位编剧所称的2013年。在8月5日的电影点映后，徐峥回忆起第一次听说黄渤要做一个“寓言”电影是在09、10年，而梁静也表示10年的时候就听黄渤说起这部电影。王迅对《贵圈》介绍，这8年里他见过的剧本，多达几十稿。而早年间参与过《一出好戏》的编剧周海丰，更在知乎上晒出了10年的剧本，反驳这种被他描述为“穿越式碰瓷”的指控方式。

▲8月5日，徐峥、管虎、梁静出席《一出好戏》首映礼

即便根据公开材料都能罗列如此多的证据，网友又众口一词认为对方碰瓷，但黄渤与《一出好戏》仍奇异地对于指控保持缄默。《贵圈》联系了影片主创，但他们的口径一致：避免表态。

这大约是因为，这类抄袭指控，在影视行业并不新鲜，有一部分确实是编剧维权，但也有一部分，看起来另有所指。颇为类似的，今年4月，有一位电影编剧将陈凯歌告上法庭，称《妖猫传》抄袭其剧本《又遇白居易》：“场景、人物、时间、地点与我的剧本一模一样”。当时网友的评论基调是：“蹭陈凯歌IP。”

而已经用一部电影讨论了人性各种可能性的黄渤，或许不必再在现实里，继续配合可能性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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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手写了几十稿的剧本

要讲“人类进化简史”的初心不变

《西游记》里师徒虽求得真经、返回中土，然而一难未满，又生波折。如今《一出好戏》的“抄袭风波”，也像是黄渤导演的受难未满，平白再加一笔。

他为这部电影付出良多。如今通常报道黄渤为《一出好戏》打磨两年剧本，但事实上，早在2011年2月，黄渤已经有了一个荒岛喜剧的文本，但他不能满足于“只是做成一个简单的情节喜剧”，“我心里的那个故事可以以喜剧方式呈现，但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我不是不喜欢喜剧，而是不喜欢简单重复。”

那个时候显然他还有迷茫：“不想在没有想清楚之前，就拿出两三年的时间去做一个最后被自己认为意义不大的东西。”

▲黄渤日记

而到2012年12月黄渤看完《2012》，启发了他重新构思《一出好戏》：“如果秩序崩溃后，人们获得机会面临秩序的重建呢？这时候的人类社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嗯，感觉有点意思，我很喜欢这种主题的表达。”

这时候他再思考故事：“不就是《2012》电影延续之后吗？我说这个故事要不就叫《2012后》吧。”

那时候他对朋友的描述里，常概括为“世界末日那故事”。徐峥催他“赶紧写”，而梁静的回忆里，曾经说过让管虎执导，内容已经大致与今天的电影差不多。

但在这个处女座导演这里，别人眼里的差不多，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如鱼饮水的漫长调整过程。王迅回忆，除了最初的核心——“人类进化简史”——没变，每个人物的走向、设置都有调整。包括如今的多视角叙事，也是后来才调整出来的。

那几年的黄渤，忙碌得基本没有喘息时间，直到2015年拍完《寻龙诀》，黄渤才开始给自己放假，腾出了写剧本的时间。除了一年十二期《极限挑战》里的斗智斗勇，时间都用来实打实地与《一出好戏》剧本较真。

“剧本阶段，也痛苦，也兴奋。因为故事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成长，也有很多的试错，进入到很多个死胡同。但是这样它好像才有意思。”黄渤对《贵圈》回忆。

写剧本的时候，演员形象会随着角色“慢慢长出来”，黄渤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就开始给他想到的演员打招呼，不过，都是靠他口头描述，几乎每个人，都被他激情四射、手舞足蹈的描述所感染，“从演员确定到签合同准备开拍了，他们都没看过剧本。全是我给讲的。”

不过，凭借黄渤工作室唯二艺人的身份，王迅向《贵圈》打保票：黄渤不仅有剧本，而且光他看到的，“前前后后就看了有几十稿”。“一直到我们拍摄，剧本都没有真正定稿。外界以为我们没有剧本，实际上是剧本太多了，拍第二天的戏，头一天晚上还要修改推敲。”

这或许是因为，黄渤在《一出好戏》里，想探讨的话题几乎和里面的人物一样多。每一条伏线的设置，每一个人物的承载，牵一发动全身，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后续无限大的蝴蝶效应。

坊间传闻，为了满足黄渤的剧本要求，“写废”了十几个编剧。而如今出现在编剧栏者有七人，除了黄渤和他公司的年轻编剧黄湛中，其余都是行业一线，包括张冀(《亲爱的》《中国合伙人》)、郭俊立(《让子弹飞》《十月围城》)、查慕春(《妖铃铃》《大闹天竺》)、邢爱娜(《心花路放》《疯狂的石头》)、崔斯韦(《无人区》《疯狂的赛车》)。

对这位处女座导演，他对每一个线头的推敲程度，基本等于逼疯编剧的程度。2016年黄渤在泰国拍《记忆大师》，硬把宁浩太太邢爱娜薅到泰国改剧本。编剧会的时候，黄渤妄图让编剧们想不出剧本就别出关，张翼忍不住爆发：“黄渤，你就是个魔鬼，你太折磨人了，好端端的故事可以写，你非写这个。”

一开始，黄渤没打算自己出演，也没有马进这个角色，故事的主线原本集中在王宝强饰演的小王身上。“定演员的时候第一个就跟宝强聊的，剧本最早成形的人物就是宝强的角色。”黄渤对《贵圈》说。

但到了2015年3月的剧本会，“小王”被剥夺了“主角权”，原因是人物的力量与可能性存在局限。王迅演的老潘也无法担当，“物欲外化”，故事会变得太浅。而后，才决定增加一个“中间层”的角色：“会更具有戏剧张力。因为他努力一把，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命运，变得强大；或者有什么变故，突然就会遇到很大的生存困难，跌至谷底。比‘上’，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比‘下’，他抗击风险的能力又会好得多。”

之后才有了黄渤演的马进。对于自导自演的体验，黄渤的感受其实是，“挺不科学”：“一会儿主观，一会儿客观，一会儿要跳出来，一会儿又要投入进去。”

而后，电影发展成了多视点叙事，除了马进，也有小王和小兴。王迅介绍，这并非黄渤不懂戏剧规律，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了，“他需要一些主视点和次视点来烘托他想要的东西。这也是他作为导演我觉得很牛的地方，不是走前人走过的路，而是做一些实验，闯出一些路子。”

只不过是，小兴的选角开始使黄渤非常为难，因为黑化的表演难度，黄渤一度考虑要损失角色的年龄感去找成熟演员。而最后是舒淇建议了张艺兴，并帮黄渤打消了顾虑：“新演员演得好是天分，演得不好是导演的责任。”

上映后，作为非职业演员的张艺兴，表演的出彩程度被大众津津乐道，正如这部一开始就没有奔着票房去的电影，蝉联一个多星期的单日票房冠军。

Part3 黄渤要展示的真实人性：

“一念之仁”下的苦心善意

2017年2月，《一出好戏》在青岛开机，之后转场到日本屋久岛拍摄。

选择拍摄地海岛的勘景过程，像是沿着太平洋画了一个圈，最终选择的屋久岛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不允许过度开发，颇为与世隔绝。哪怕繁忙如张艺兴，也在黄渤的要求下，四个多月的拍摄时间全部待在岛上，为此推迟了发片时间。

一次喝酒时被黄渤邀请来演张总的于和伟对《贵圈》介绍，岛上的生活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无聊。现实的岛和电影中的岛几乎一样封闭，交通不便，没有商场，只有一个超市，逛超市是剧组唯一的休闲活动。在他看来，在岛上的拍摄过程，”像是一次行为艺术，具有先锋实验性”。

具体解释，就是能激发演员进入剧本情境，“能设身处地进入角色。”

另一个好处是，由于朝夕相处，剧组的感情都非常好。舒淇感慨拍摄结束，“感觉大家都像相处四五年的老朋友。”

这种环境也使剧组能够更专注创作。开机之前，主创已经在北京进行过一轮剧本围读。到岛上后，晚上的时间也用来围读剧本，对第二天的拍摄进行调整和打磨。“我们对剧本提了很多问题，提了很多想法。不过导演很冷静，知道哪个东西他要，哪个东西他不要。第二天要拍的戏，头一天就会去现场走一遍，这种习惯坚持到了最后。”王迅介绍。

屋久岛素有“一个月下35天雨”的美名，天气拖延了剧组进展。同时，黄渤自己是演员出身，对于表演有很高要求。于和伟表示，一天常常只能拍一场戏，甚至一场戏的一半，如果是夜戏，常常没法睡觉。”狂风大作、所有人在岩石上挣扎的戏，一天拍不完，但用起来就一点。晚上夜戏，在山洞里躲雨。躲雨俩字，我们就拍一夜，全身湿透，鼓风机吹着，不让睡觉。”

于和伟回忆，每一场戏基本要来个二三十条。剧组有个习惯，当监视器前的导演终于说出“过了”二字，副导演拿对讲机一传达，整场戏的演员都集体鼓掌。有时候一秒钟前宣布过了，话说出口黄渤又反悔了，赶紧叫停鼓掌。“有时候说这条挺好你来看看，结果走到跟前，他又紧张了。我说导演真的挺好，他说，真挺好？”

“他是完美主义者。其实他的标准很高了，但他还是怕留有遗憾，对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都非常谨慎，这点让我挺尊敬的。”于和伟说。

但三十条挑一的镜头，也未必能出现在镜头里。于和伟和王迅都对《贵圈》介绍了自己在片中的得意之笔，但我们的反馈只能是：“也被剪掉了。”

王迅的老潘原本有一条单独的人物线，成片里基本被剪没，有些贴到了群戏当中。王迅一直表示理解，“要压缩时长，肯定要剪我这一块”、“我知道演的时候哪些点观众会印象深刻，但观众没有聊这些，显然是（剪）了”。但聊得多了，他也感叹了一句：“全剪掉了。”

相比王迅被绑在礁石上受了一下午大海洗礼的戏份一无所存，于和伟觉得自己更委屈。拍摄时，有张总落海小王搭救的戏份，拍到后来两人都绝望地喊救命，成为了于和伟的人生污点。至今他在朋友圈一得瑟，舒淇都会回一句：“但是很怕水。”

到现在，于和伟说起来都很激动，“悬崖底下那都是几十米深，浪那么大，跟游泳池完全是两回事，游泳根本用不上，只能在里面漂和扑腾。后来发现戏其实已经演完了，所有的船离我们远去，还没有人过来。”

不过他特别强调，“救命”是王宝强先喊的：“王宝强先喊的，救命啊，来人啊，我不行了。他一喊，我也开始喊。”把俩人捞上来之后，黄渤还不忘调侃于和伟，“你可没看见你当时上船，恨不得把船梆子给撕下来，死死抓着，抠你手都不松开。”

但这场戏还是从2个多小时的正片中拿掉，放在了花絮里。于和伟曾半真半假地和黄渤抱怨：“你看把我戏剪了多少，保持一个人物的完整性很重要啊。”黄渤看了他一眼，说：“保存一个人物的存在感更重要。”

王迅认为，黄导的风格，是与他的朋友管虎、宁浩一脉相承。“管虎有句话：戏拍出来就是为了剪的，现在他也拿来用。因为到后期才知道前期拍摄什么都缺，在现场尽可能多拍，绝不拘泥于一个人的想法，一定要拍多几种可能，不然上剪辑台就傻了。”

不过素材量之大，远超出一部院线电影的容量，黄渤剪片就剪了一年，他甚至觉得如果能等到过年再上，“还有能再提高的地方。”

让黄渤回忆拍摄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他举的例子是：摇臂摄像机。

当时某个镜头以理想中的效果，应该用摇臂摄像机拍摄，但工作人员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在悬崖外搭起脚手架、架起摇臂。黄渤估算了一下实现想法的性价比，放弃了。

第二天他去现场时却发现，“脚手架支出来了，大炮也探出来了，所有人都在风雨里，有的人甚至在侧面。”

“你会觉得特别感动，你也觉得特别骄傲，能跟这么一群专业的人一起合作，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他对《贵圈》回忆。

但在另一个角度，这个细节令黄渤如此铭感，可以理解成，大多数时候，困扰这位导演的“处女座”和“情商高”的矛盾冲突，被同事用自我要求解决了。

毕竟，做演员的时候，再追求完美，也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但成为导演，把同等标准加诸他人，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一种为难——而黄渤又是一个习惯于避免使人为难的人。发号施令、当机立断、让人反复重来只为了质量达标的职责所系，与善良敏感、推己及人、对他人并没有控制欲的为人之道，在他身上反复拉锯。

这可以理解，上文中凡是演员凭借自我修养，对导演要求做到的极力配合，于黄渤，并非受之坦然。于和伟认为，黄渤“情商高”这个标签，更具体的理解应该是，“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真诚相待，他不忍心冷落任何一个人”。在现场，黄渤管每个演员都叫老师，而上文描述的，黄渤为什么总在拍了二三十条之后，对“过不过”的问题犹豫动摇，“是他体恤演员。”

就像于和伟诉苦的“没法睡觉”的细节，黄渤也都记在心上，甚至，并不比演员们好受。在采访中他提及：夜戏天冷，演员们浑身湿透，还被鼓风机吹着。有次准备工作没到位让演员在风里等，黄渤心里“特别着急、特别愤怒”。

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出好戏》呈现为这样一部电影。黄渤强调自己当导演，无非是因为有话要说——对这个在生活和电影中都体验过人生百态，以“会说话、情商高、照顾人”著称的演员来说，对人性如果有表达欲望，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但他理解的人性是怎样的呢？虽然说是极致体验、世界末日、荒岛余生，然而30来人的小社会里，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人们之间的矛盾，无非一点争权夺势、利欲熏心，并没有置对立面于死地之心。哪怕网络上争相讨论电影里“有哪些细思极恐的情节”，但说到底，马进——以及黄渤——的存在，实际上，将“极恐”大恶，予以对冲。

当所有人都说小王疯了、小王也几乎认为自己疯了的时候，马进告诉了他真相。当小兴希望把所有人都留在岛上的时候，马进毅然要拯救苍生。当启蒙者马进为他的救亡使命而坠崖的时候，镜头切到了医院——一切仿佛黄粱一梦。

《一出好戏》在部分观众那里的失分，就是因此而来。有人质疑海啸船难竟然无人伤亡，有人觉得矛盾设置没有逼入绝境，也有人失望于结尾反转消解了全片力度。在影片设置里，有太多可以凝视真实人性，而使全片深度更进一步的地方，而黄渤仿佛都只是轻轻看了一眼、退了回去。

他并非没有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只是他做了现在的选择。导演频繁秉持的“一念之仁”，且不论艺术高下得失，但至少，体现了黄渤的苦心善意：“我不想把血抹到观众脸上，我也不想皱着眉头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王迅非常能理解导演的这种“不极端”，因为，人到中年的他也有类似感收：“生活的幸福与痛苦，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人的好与坏，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都不是二元的，太复杂了。生活这个事绝对不是说你跟别人讲生活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都是每个人随着自己的年龄、阅历去感悟。”

回到开头，在梳理了黄渤这8年“受难”之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位票房涨势喜人的新锐导演，会对当导演兴趣欠奉。“我对导演这事来说并不是那么high，因为我知道要面临什么：一方面投入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都会比较大；另一方面我也很尊重这事，我不想那么草率处理。”

在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他对《一出好戏》的感情之深。毕竟，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部电影、一次工作，更在这个过程里，他完成了一场自我博弈，一场责任与心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