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玉：我选范冰冰是“一见钟情”，选马丽也是｜贵圈
文 | 杨溪
编辑 | 露冷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我问你一个灵魂拷问，你喜欢这部电影吗？”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创作过程之后，导演李玉突然问起对《阳光劫匪》的评价。
采访这天是《阳光劫匪》上映前一周，很显然，李玉急切想知道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评价。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同名小说，马丽饰演的“阳光”为了帮宋佳饰演的“晓雪”寻找丢失的女儿“娜娜”——一只5岁的老虎，策划了一出抢劫大戏，两个人在这段冒险的旅程中彼此治愈。
▲ 《阳光劫匪》改编自伊坂幸太郎同名小说，在原作中，马丽的角色是男性，抢劫对象也不是老虎，而是银行
按照李玉的说法，这部电影拍得很风格化，对伤痛和失去的表达“藏得比较深”，是一部“有点幽默的现实主义童话”。
这也是她拍过最贵的一部电影。“童话世界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钱嘛”，制片人方励与李玉合作多年，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这是他做过的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超过两亿，“砸锅卖铁，房子都抵押了。”
李玉拍得也很费劲，“生病最多、困惑最多、压力最大”，她很怕“吃力不讨好”。
这部电影在2017年年底开机，3个月后，演员杀青，李玉和方励又转战美国拍老虎的戏份。后期花了不少时间，中间经历疫情，压到今年5月1日才上映。只是，票房和口碑都不算理想——“五一档”总票房超过16亿，《阳光劫匪》只分得4000万。
上映前，李玉就隐隐感觉到，她的影迷可能会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对我的期待不是这样的。”一直以来，李玉都在拍文艺片，讲述女性困境。她解释当时拍《阳光劫匪》，是想探索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我以前的电影都是我擅长的题材，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我拍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单纯的，想好一个东西就闷头去做了。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她看向记者，说自己不太有私心杂念，“这也是我突然看到负面（消息），会蹶一跟头的原因——我没有想到这些。”
《阳光劫匪》是方励和李玉合作的第6部电影。二人搭档17年，一贯是共同创作剧本。李玉回忆，打磨《阳光劫匪》的剧本差不多花了一年，确定下来之后，二人走遍全国各地的动物园，前后看了50多只老虎。方励请来电影《狼图腾》的训兽师安德鲁·辛普森，又找到电影《虎兄虎弟》中的两只老虎，出任“娜娜”的动作替身。
▲ 方励与美国驯兽师沟通
一顿折腾，拍摄成本至少增加了3000万——比《观音山》整部电影的制作成本还多出500万。2011年，《观音山》曾以8000万票房创下当时的文艺片票房纪录。那是第一次，方励发现自己掏出去的钱不仅能回本，还有的赚。
从2000年投资《安阳婴儿》算起，拍电影的最初十年，方励一共赔了4000多万，其中就包括他与李玉合作的前两部电影《红颜》和《苹果》。多年后方励也仍然记得，和李玉的第一次合作，因为对《红颜》的选景有分歧，李玉在拍摄现场把给她配的东芝电脑“砸得粉碎”。几年后在一档节目中，方励解释，那时候李玉刚刚拍了一部电影，他比李玉多拍了一部，“也是误打误撞过来的，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学习过电影，由于无知无畏，这俩人撞一块了。”
《观音山》之后，方励又与李玉合作了《二次曝光》《万物生长》，前者赚了700万，后者票房破亿。他还和韩寒合作了《后会无期》，赢得6.5亿票房。但更多时候，方励投资的电影不仅没有赚钱，甚至未能成功上映，有一阵子，他的头衔是“中国地下电影教父”。
胜败有时。但入行21年，能坚持这么做下来，是因为他一直没把电影当做生意经营。“这是给观众、给电影市场送去一个新型的电影。”方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了这个强烈的动机和心愿，他们“不顾一切”—— 以超过2亿的成本拍摄《阳光劫匪》。
至于电影是赔是赚，“不重要”。他曾向联合出品方担保，“赔了赔我，别赔你们。”
李玉心里清楚，任性是一件奢侈的事，“我特别感谢他”。就算有时候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她也知道“话不好听，但是好意。”
这次拍《阳光劫匪》，李玉还有另一个缘由。
2017年，母亲确诊患癌。得知这个消息，李玉一时难以接受，她想不通“为什么要降临到我和我妈的头上？”
她把母亲接到北京，四处求医问药，一天差不多有四五个小时都在忙这些事，剩下的时间就是发呆，偷偷跑出去哭。
那段时间，李玉发现自己不愿意再看沉重的东西。“我以前的电影都比较压抑，一直在讲女性的困境，情绪无处安放。”她想拍一部飞扬一点的、“姐妹起来嗨”的电影，“可能也是治愈自己吧”。
写完《阳光劫匪》的剧本，李玉拿给母亲看。母亲平时喜欢看《王牌对王牌》，每次一回到家，就让女儿给调出这档节目来。“我现在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喜剧。”李玉说，搁到以前，她想不通。
母亲生病让她柔软了许多，“每天就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她相处，很珍惜跟她每一次聊天，拉着她的手不想撒开。”如果早上起来看到母亲还在睡，李玉就会在她身边躺一会儿，静静看着她。
这是母女俩之前少有的体验。以前母亲打来电话，李玉经常不耐烦，有太多比听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更重要的事了。像大多数踏入社会的成年人与年迈父母的关系一样，“她越束缚，我走得越远”。
母亲住院期间，李玉捡起了写日记的习惯。
“今天她又长了两斤，又吃了一些东西，特别开心。”李玉拉着母亲的手，湿漉漉的，她把这个感受写在日记里，“这是妈妈的温度”。“我以前从来不写家人，”李玉说，“我拒绝童年经历带给我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指，她十几岁时父母离婚，“这种情感上的创伤，像个黑洞一样。”她的电影中，角色的家庭关系总有缺失，父亲永远以负面形象出现。“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李玉说，她每一部电影都是在自我治疗。新片《阳光劫匪》中有一句台词，“谁想活成一个谜啊？”李玉解释，“都是有伤痛在里面的。”
这次，她挑选了马丽来替自己说出这句话。
邀请马丽出演《阳光劫匪》，李玉甚至没跟方励商量就定了。马丽知道这事，还在心里嘀咕：“导演改拍喜剧了吗？”
李玉之前没怎么看过马丽的戏，但认定她是个“带宽很宽”的演员。俩人一见面，“一见钟情”，李玉更加确定马丽能够演好这个角色——“一个底色悲情的人物”。她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小时候因为撒谎导致母亲意外去世，长大后，“用男性化的外表来抵抗内心的软弱和伤痛”。
李玉总是用“一见钟情”的方式来选择女演员。“我的第六感就是这么强。”她用一种绝对自信的口吻表示，“我跟冰冰合作那么多次，也是因为第六感。我就很爱她，觉得她有挖掘的可能性。”
两人第一次合作是《苹果》。当时不少主创都反对让范冰冰饰演女主角“刘苹果”。话说得很难听，“导演，你是拍艺术片的好吗？怎么找了一个完全没有质感的演员？”她不以为意，“她很小出来闯社会，你看她的眼神，特别刘苹果。”也有人觉得范冰冰太漂亮了，演不了洗脚妹，“可能你们看到的是漂亮，我看到的是她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不是她的瓜子脸。”
《阳光劫匪》的剧本刚写完时，李玉也曾经拿给范冰冰看，但最终未能合作，“做一辈子朋友不一定每一部戏都合作，冰冰也认同这个观点”。最终“晓雪”的角色请到宋佳出演，“没怎么试，换上衣服一下子就对了。”
▲ 2011年，李玉和范冰冰作为《观音山》主创做客《鲁豫有约》（图源：视觉中国）
有人曾经问过李玉，拍哪一部电影最后悔？
“都不后悔。”李玉说，在不同创作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她更愿意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跟圈子擦边的“电影顽童”——可能会闯祸，可能会幼稚。
2004年，她写了剧本《坝上街》，讲一个男人出狱后不被社会接受，最后被打成痴呆一样的人。这个剧本在当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获了“最佳原创剧本奖”，没想到回国后被毙了，李玉哭得不行。
“你知道初生牛犊的人很容易有这种极端情绪。”眼看着面前有一座大山，怎么都爬不进去，“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把山给炸了行不行，不来愚公那一套，直接炸。”
后来方励开导她，“你选择在中国做电影，就要面对这个状况，要学会对话，而不是对抗。”那之后，李玉反思了很长时间，把《坝上街》改为《红颜》，讲了一个早孕妈妈和儿子的故事，“女性面临的所有困境都集中在那个电影里了。”
▲ 《红颜》是李玉导演的第二部故事片，讲述了16岁时意外怀孕的女主角小云和小男孩小勇之间发生的故事
那之后，女性伤痛一直是她持续不断的讲述主题。《苹果》讲一个洗脚妹的遭遇，《观音山》讲一个叛逆少女的故事，《二次曝光》讲一个患有心理疾病的女孩的生活困境，《万物生长》讲女性的情感成长。
到了《阳光劫匪》，她尝试讲述爱与失去的主题——“阳光”失去母亲，“晓雪”失去女儿。但二人之间的情感投射，李玉没有交代清楚，观众不买账。
“拍电影就是这样，作为导演，要承受这个东西。”李玉说，她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早就“不较这个真了”。
十年前《观音山》上映时，她会逐条去看负面评论，恨不得挨个跟人家解释，希望观众能喜欢。看到有人说“看了十分钟就离场”，她甚至有点想哭，“可能你再耐心一点，就能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现在她不会这样了。“电影拍完，其实我就爱谁谁了。”李玉将这种转变归结为内心的成长。她笑呵呵的，说一句，轻轻地拍一下桌子，“不管是我幼稚也好，没想清楚也好，老娘拍完了！”
和观众共鸣是需要能力的，“我确实还是以个人表达为主”。她当然知道拍电影是要和观众分享故事和情感，“但我不能反过来想，（不能）他们喜欢什么我就拍什么。”
那也是方励的想法，“电影大多都是赔钱的，但是你可以赚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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