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里学院 | 颜炼军：我们犹豫，我们的“等边三角形”
今日导师
颜炼军 文学学者。著有《象征的漂移——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编选《张枣的诗》《张枣随笔选》《张枣译诗》《人之初——现代蒙学四十六课》（合作）等。曾获教育部首届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第一、第二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现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注：脚里学院第七期山乡教师成长计划将于11月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行走与写作”。颜炼军老师作为本期的特邀导师，将会在11月7日下午与44位乡村一线教师一起聊一聊诗歌。
『王尚文先生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一流的故事与诗歌，当然绝 不可能仅仅是某一观念或道理的呈现，相反，它们往往是对观念或道理的碰撞、质疑、解构……我们希望，正是在这种碰撞、质疑、解构之中，使那些看似明晰的观念，在读者那里变成切身的追问与回答，而不再只是印在书本上的冰冷知识。”』
-------引自蔡朝阳老师对《人之初——现代蒙学四十六课》的书评
我们犹豫，我们的“等边三角形”
——《人之初》编后小言
文／颜炼军
读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有个细节最难忘怀。本来要去温暖的南方过冬的小燕子，中途休息时被雕像王子滴下的清泪感动了。它决定留下，协助快乐王子完成他热爱人类的事业。在《人之初——现代蒙学四十六课》漫长而艰辛的编选工作中，我的遭遇就像这只小燕子。我一向是个典型的知识个人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从不奢望自己卑微的见识，能带给别人多少亮光，尤其在今天的世道，能做到无害于人已经不容易。作为大学教书匠和职业读书人，我一向害怕上课。教书只为稻粮谋，我自认为还算敬业，但对以言行教导学生从无信心，原因很简单，更为强大的生活事实对他们有着更有效的教育。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遇到的人总是比我积极乐观。与王尚文先生相识、相知多年来，他对于基础教育的热爱、专注和责任心令人感佩；与郭初阳兄长也相识、相知多年，他在语文教育事业中展现的学识、才华和激情，也不断让我看到曙光。几年前我到杭州生活，不久有了女儿，初阳兄长曾借机多次“劝诱”，要多参与基础教育的事情，我缺乏勇气和能力；但想到作为父亲，若给女儿编本书读一读，就像给她买一件我猜她会喜欢的玩具，虽然很可能猜不中，但有机会为什么不试试呢？抱着此等私心，我最后决定与他们俩一起编选此书。
当代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
王尚文先生一辈子从事语文教育，从中学语文教师到大学教授，他往来于人文和语文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精彩篇章。在我见过的人文知识分子里，他是那种几乎每日都做梦，每次做梦都在上课、写文章的人。家人晚上深夜醒来，经常会听见他上课或辩论的声音。可以说，这本小书的大胆创意，是他夜以继日思考的结果。记得2012年上半年有一天深夜，他电话我，兴奋地讲起这本书的创意。我一如既往地给他泼冷水：要用经典论述、故事和诗歌来呈现一个个重要而复杂的观念，是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事情；更不用说，一本小小的书，丢进这个时代，恰似杯水车薪。但是，他的热情已先将自己点燃，他老瘦的身躯，已经禁不住开始工作。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从此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这期间我们每次通电话，他都在兴奋地讲编选工作的进度。急性子有急性子的好处，到2012年夏天，他不但已做好基本框架，而且已经编出一本书的雏形。
到2012年底，他把自己的初步成果给一些朋友看过，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珍贵鼓励和建议。最有特殊意义的，莫过于喜获周有光先生赐序，这让他更加深感责任重大。一本理想的好书，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无奈他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达到他心中理想的编选目标，他就请初阳兄长和我帮他一起编选。我此前与初阳兄长一起做过一些事情，对他的教育理念和广博学识十分景仰，对他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更是印象深刻。我当时孩子刚出生不久，手头事情也多，但想到与他俩一起做事情的愉快将来，就不假思索地参与进来。接下来，就是读书、找作品，邮件、电话，隔一段见个面，开三人小会。
本书标榜“现代蒙学”，就意味着其敞开的实验和民主特征。因此，书中关键词的遴选和确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定在四十六这个平凡而神秘的数字上。如今看来，这四十六个关键词，是一种毕达哥拉斯式的妄想，要把人生简化为一个四十六面的几何体。我们仨至今都天真地认为，这其中应该没有什么重要遗漏了。但读者肯定会质疑：为何不是四十七、八十五或别的……？锦瑟无端五十弦，周易为啥不是六十五卦？所有的知识努力，都试图把世界归纳为几条，我们也试图把人生启蒙的问题归纳为这四十六课，即使这里头犯点错，想必也是人类习以为常的错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这种死穴，没什么可解释的。本书最后一课“幽默”，是我的主意，他俩欣然同意。这是我受周易末卦“未济”的启发所得，它不但泄露了我本人悲观主义者的气质，也暗藏了我们对这本书框架的一个自嘲性的辩解：蒙学的结局，很可能因失败而“升华”为幽默，由此而孕育新的开端。
最困难事，莫过于选择与关键词匹配的文本。王尚文先生一开始的设想，是尽量以纪实性作品作为故事。我们翻阅了大量的传记性文字，最后发现此路不通。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因为纪实性作品所涉及的材料和事实的真伪，往往对作品的主题有重大影响，古今中外都有许多野史八卦和翻案文章，这给我们的选择和甄别制造了极大困难；其次，想到这本书最后是一本课本式的读物，从上课的角度而言，以文学作品为主更合适；最后，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都有差异，以文学作品来呈现，应最具开放性。因此，我们最后一致决定，每课的故事部分以文学作品为主，但也不排斥好的纪实性作品。当然，编选思路转变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我们仨都是学文学出生的。如果拿现在出版的《人之初》和最初的版本相比，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
每课里的经典论述、故事、诗歌，就像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边。什么样的度量工具，才能测出三条“边”真正相等？作为标题的关键词，就像柏拉图的理念，我们费力而不讨好地做出一件件自认为合适的摹仿物。选定这些“边”，真是一个充满否定和痛苦的过程。比如，哪首诗才能告诉读者一个更去意识形态化的“祖国”？闻一多、穆旦、艾青到海子，都有相关主题的作品。我们得同时考虑入选作品的经典性和新颖性。感谢古今中外的作家思想家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选项”。最后，我们选了英国诗人奥登写抗日战争中一个普通中国士兵之死的作品。这里头，不只是中西的问题，而是想让读者以一个更具体可感的方式，普通人的方式来认识“祖国”。再比如，在编“民主”一课时，最大的困难是找一写民主的首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为此我买了十多本诗集，最后找到一首惠特曼的诗，才算作罢。
三人行，必有不同意见。比如，在同一关键词下，三个人找到的不同作品经常要“较量”。许多次，我们之间因为趣味、理解的差异而陷入暂时的僵局，最后写信、电话相互说服或推翻，最后达成一致，才松口气。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仨为这些问题而讲的话，至少也有几十吨，估计都能绕地球好几周。
有时，大家在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合适的作品，甚至会数日陷入沉默。突然有一刻，谁发现了一篇十分合适的好作品，就会像发疯一样高兴。比如，关于“祖国”一课的故事，在我去云南腾冲国殇园看到抗战时期张问德给日本人的拒降信前后，大家就陷入过这样的状态。“友谊”一课，长时间没找到合适的作品作为故事，找到的，一次次被我们以各种理由否定，最后关头，初阳兄长发现了汪曾祺的《鉴赏家》，既合适，又避开了一般选本中的常见汪曾祺作品。王尚文先生七十多了，经常步行至浙师大图书馆借成摞的书，成为图书馆里的一景。他每有所发现，就高兴得乐不可支，他语文功底了得，常发现我俩所选文本的纰漏。总之，每篇每课的选择和编成，背后都有一个从漫漫求索到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故事。当然说到底，无论走过多少弯路和坎坷，都因为我们所知太少，编选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消化的过程。
我坚信，作为一个现代蒙学的大胆尝试，我们编选此书的设想和期待，本质上不可能实现。大多数人都将势不可挡地成为社会各个格子里的一员，为平庸的目的而生活着，这是教育十分令人绝望的一面。但是，作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我们如果通过这本书，或由此延伸到的其它书籍得知，书里所思所写，在人类历史的某些偶然时机曾闪现过，我们也许就不会放弃这个作为幸福之源的生命意识：永远存在别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追求，永远有少数更高价值尺度的追求者。如果让每个现代人都多少获得这样的参照，是否可以算是蒙学，或者一切教育工作的价值所在？我不确定。
德国哲人本雅明曾有个著名的观点：由于现代机械复制技术，艺术丧失了古典时期因其唯一性而具有的“灵韵”；但对书籍而言，批量复制却是上善之事，人们得以见书如晤，有更多共识。现在，无论如何，这本书已经勉强编好出版，书里古今中外的杰出文本排成四十六个阵势，向读者出发了。就像快乐王子的宝石眼睛、黄金皮肤……，要去承担它们的使命和命运。对编者而言，恰似灵魂抛下了肉体，去冒险，去寻找新欢。
在本书最后一课里，罗马尼亚大诗人索雷斯库的句子，可表达我此时心境：
灵魂啊，你走在前面吧，
慢慢的！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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