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村社集体：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编者按：中国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是人地关系为核心的资源约束和大国战略竞争战略均衡演进双重约束的结果。作者认为，今天，站在政治经济新甲子周期的历史起点，重建村社集体，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边界。只有村社集体化，才能开启中国乡村百万亿级的资产证券化进程，才能形成对美元资本倍而围之的竞争优势。
贾林州
首辅智库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1978年改革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制度红利在1978-1998二个十年经济周期中耗损殆尽。土地集体所有快速走向类私有制，集体被瓦解，村社制度内部化小农生产与工业化外部成本的能力完全消失，村社成本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成本——三农问题，迅速成为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三农问题如果不能在农村化解，那么它就要进城。农业的粮食安全问题——由于村社集体瓦解，大包干的小农经济造成的技术进步效率损失和村社组织效率损耗，是造成今天我国农业效率（国际竞争力）低下和结构性问题突出的制度根源——是进城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总结改革前后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建国后土地集体所有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重建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极大地重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效率。相反，大包干改革后的三十多年，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削弱和村社制度瓦解，都是极大地降低这二大效率。
今天，站在政治经济新甲子周期的历史起点，重建村社集体，都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边界。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村社集体，是要改革大包干制度，加强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化能力，建立以村社集体为核心的土地经营制度，重塑集体与农户的经营协同关系，最终重建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济体制，形成以村社集体经营为核心的乡村生产、供销与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体系。
在农业产业方面，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大宗领域，以村社为核心推动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突破小农经济实现土地规模化，才能建立高效率低风险结构的农业经营体系。以合作社或社会资本企业为核心的土地托管，受制于地方性水文土壤等信息、气候风险、劳动成本及地租刚性结构等因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更不具备效率优势，因此不可持续。
如果政策推动非村社力量推动土地托管，来实现规模化，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粮食总进口比率上升的开放缺口根本不可能收敛。其后果，将会很严重。
在工业化方面，推动村社集体化，将为近3亿多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节省每年夏秋二季约20个工作日的农业投入时间，增加城市和工业劳动供给总量5%左右。更重要的是，这还将为另外3亿多在农村生活的半劳动状态的劳动力，在乡村集体工业化的进程中，提供劳动参与的广阔机会。
总之，村社集体化，将大幅提升中国工业化的劳动供给规模，极大地改善中国工业化的边界效率，重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大大加强中国工业全产业链的基础性能力。
是的，有了具备价格优势的集体土地，有了具备价格优势的劳动要素，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中国乡村，已经站在再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上了。
推动村社集体化，就将开启中国乡村4亿人的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4亿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再次释放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8%的中高速增长潜力。而重建村社集体将构筑良性循环的城乡关系，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度与长度。
如不出意外，三十年后，中国经济将重回约占世界经济总量4-5成左右的历史常态。
须明白，只有村社集体化，才能开启中国乡村百万亿级的资产证券化进程，才能形成对美元资本倍而围之的竞争优势。
更须明白，只有村社集体化，将爱人之仁与为民之义的伦理真正落地为有效的制度设计，让农民合理分享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历史红利，人民币才真正延续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才真正具备了仁义的哲学伦理，进而才真正形成上下同欲的合力，才真正具备高效率的备兑物质基础——建立在村社高效率生产和制度能力基础上的物质基础。
信用货币时代，基于高效率农业生产制度的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是维系货币长周期稳定和升值，并依贸易体系向全球流动的即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条件。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货币叫人民。组织化的村社集体制度，才是人民国际化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之一。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白，重建村社集体，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因此，早在2006年，他就在浙江瑞安做“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试验，重建以村社集体为核心的农村合作经济体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期待乡村振兴战略，重建村社集体，开创新的历史局面。这是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