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会爱上他。”
王毅，男，汉族，1953年10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外交部部长。
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二十大代表（代表资格还需经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1969-1977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连通讯员、营报道员、代理宣传干事
1977-1978年 返城待分配，邮电部情报所工人
1978-1982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专业学习
1982-1989年 外交部亚洲司科员、随员、副处长、处长
1989-1994年 驻日本使馆参赞（1992.05副司级）、公使衔参赞（1993.04）
1994-1995年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1995-1998年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其间：1997.06-1998.01美国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
1998-2001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兼政研室主任
（1996-1998年南开大学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03-2000.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1-2004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2004-2007年 驻日本大使
2007-2008年 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2008-2013年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2013-2018年 外交部部长、党委副书记
2018-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外交部部长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样貌儒雅，风度翩翩，惹得很多迷弟迷妹每日风雨无阻地花式“表白”，泰国外交部长甚至说：“我与王毅部长私交非常好，他是个非常友好和礼貌的人。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会爱上他。”
从北京知青、外国语学院高材生，到驻日本大使、中台办和国台办主任，再到中国外交部部长，在这么多身份背后的王毅，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从知青到大学生
王毅是著名外交家钱嘉东的女婿。钱嘉东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现退休在家。
1977年秋，王毅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据王毅当年北京二外的师友介绍，当时77届日语系共有三个班，每班有16人，王毅是二班，他一直担任该班班长。
按照其师友的说法，王毅这一批77届大学生，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因此，这批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极具特殊性，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十七八岁，年龄大的，有二十五六岁。在入二外学习前，王毅已在东北建设兵团呆了八年时间，1978年3月正式入学时，他已有25岁，在同学中是年龄较大的。而当时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做出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
日语系三个班级40几个学生的来源，很是复杂，工农兵各种身份都有，但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刚刚中学毕业的，一种是外语学校毕业的，另一种则是像王毅他们，靠自学考进来。日语系的这三个班，正是根据这三种类型划分：一班是中学毕业的学生班，二班是由自学考来的学生组成的班，三班是专业班。专业班在1981年毕业。一班与二班的学生则在1982年毕业。
北京二外日语系现任主任秦明吾教授当年曾是王毅的日语教师，在他看来，王毅这一届大学生，整体素质都非常高。秦明吾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生有应届的，也有老三届的，除应届的外，其他人参加考试，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很难考中的，他们肯定要在正常的工作、劳动之外，额外地多承担一些东西。他们平时就注意学习。在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要恢复高考了，能够考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毕业后，这四十几位日语专业学生，大多进入外事部门工作，有的进了外交部、外贸部，有的进了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有的则进入全国妇联、中国旅行社、高等院校。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一个是王毅，再一是一张姓女生。
二十多年后，他们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大都已是所在岗位的领头人。而王毅，是其中较为出类拔萃的一个。
“笔头尤好”
考入北京二外前，王毅曾在东北建设兵团做了8年战士。王毅的同学邱华盛介绍，在兵团时，王毅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样，政治敏感，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这期间，王毅读了很多文史书与外语书，掌握了极具功底的文史知识。王毅喜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
邱华盛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考入二外前，在一家工厂上班5年。他与王毅同住一个宿舍，是上下铺。邱华盛介绍，在他们二班，王毅和他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而其他同学，则多是“高干子弟”，有几位来自于外交官家庭。
王毅的师友介绍，在二外期间，王毅善于思考，兴趣广泛，对国内国际大事都很关心。他擅长写作，“笔头尤好。”
北京律师王小平是王毅当年的同班同学，他说：“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王毅文笔很好，经受过社会磨练，阅历丰富，如果搞写作，具备很好的条件。”
王小平介绍，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令王小平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班上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在同学们的发言中，王毅的见解尤为成熟。
在王小平的印象里，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把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相比较，一篇则是写日本语言和中国朦胧诗的比较。王小平说：“他的视野不仅仅在日语专业上。据说当时老师都没办法对他的这两篇文章进行评判。”
秦明吾教授说，王毅的毕业论文质量非常高，中国日语界有个刊物叫《日语学习与研究》，是一份核心学术期刊，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王毅，把他的论文投到那里，结果被刊发了。秦老师说：“就我所知，学生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直到今天还是很少的。王毅的论文被发表，使老师们印象深刻。”
19年,从科员到副外长
王小平说，他曾为王毅设计过毕业后的发展路径，但是，王毅后来的选择，令他意外。
在王小平看来，二外时期的王毅已很有头脑，主见极强，不随大流，对政治问题理解很深，见识广，文采斐然，综合素质很强。
因此，王小平判定：王毅毕业后肯定要做干部，而且要做那种能自己说了算的干部。
王小平说，当时有部描写厂长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社会上极具影响，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很多部门仍是要绝对服从上级的，缺乏自主性，但是，一些工厂已经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拥有了自主权，能使企业按厂长意图发展。因此，王小平就给王毅设计：王毅毕业后应去做厂长这种角色。
1982年，王毅毕业后入外交部亚洲司做了一名科员。这大大出乎王小平的意料。王小平出身于外交官家庭，深谙外交部情况。他告诉本刊记者：“外交部是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单位。我认为，王毅进外交部，会把他的才干埋没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
令王小平再次感到意外的是，在外交部，王毅还是脱颖而出，成了外交部“升”得极快的一个官员，数年后，其职位甚至已经超过先于他进入外交部的65、66届的毕业生了。根据公开的资料，从科员到副部长，他只用了19年时间。
外交部一接近王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交部，王毅副部长一直是很有名的!”
在王小平看来，王毅在外交部“有上有下”时基本上都上去了。王小平说：“这跟他的能力有关。王毅上升极快，绝对不是他被哪位高官看上的问题!”
外交部是个极其看重“笔头”的部门。王毅在这方面的特长在这里得到了发挥。王小平回忆，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胡耀邦在日本某场合的一个讲话稿要由王毅来起草。当时王小平戏问王毅在外交部“干什么活”，王毅说经常给领导起草这类稿子，王小平开玩笑说：“你成天写这种官样文章多没意思啊!”但是这个讲话稿，被王毅写出了名堂。
一般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起草的稿子，要一级级由上级部门来修改，最后递到部长那里，由部长定了后，才被交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
“这是罕见的。”王小平说，“我们还听说，胡耀邦在这个稿子上写了个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出使日本，受命于危难之时
让王毅在世界崭露头角的是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作为发起国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共同商讨朝核危机，力争“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和个人风采，在镁光灯下被放大，赢得了各方面的称赞，国际声名鹊起，王毅也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2004年9月，王毅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此次就任，被外界称为“临危受命”。
一踏上东瀛的土地，王毅面对的是中日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的政治障碍”——从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人到钓鱼岛事件；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到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从东海油气开发主权到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等一系列事件使中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出使日本的王毅深知势态的复杂以及自己责任的重大。
外交是斗争和妥协的艺术，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王毅深知其中的道理。“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在离京赴任前，王毅以此来描述自己的心境。
初到日本，王毅“带着满满的智慧”和“刚毅正气”，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4月27日上午，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应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邀请发表演讲。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有些话题十分敏感，于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这天到场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大大超过原定规模，场内座无虚席。
演讲刚告一段落，与会议员的关注点就集中在中日关系上，他们连珠炮般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有的颇为尖锐甚至带有很浓的火药味。王毅气定神闲，一一应对，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与百名议员展开了一场坦诚的辩论和有益的对话。
王毅说：“现在世界上都在瞩目亚洲的振兴。亚洲振兴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东亚合作的进展。东亚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关键要看中日两国各自采取什么政策以及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番话给在座的不少日本政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些报道分析说，观察王毅在日本三年来的活动行程，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风度翩翩，礼遇日本各界宾朋，展示了中国大使的形象；二是高屋建瓴，把握中日关系发展走向；三是滴水不漏，冷静面对日本各界复杂局面；四是新招迭出，艺术高超地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
在驻日外交官中，王毅的工作最勤奋，他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王毅每天都是工作到后半夜，比大使馆的其他人都休息得晚。”大使馆的一位参赞说。
2006年10月，王毅力促日本新内阁首相安倍晋三首访中国，开始“破冰之旅”，而且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安倍两度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紧张多年的中日关系有了转机。随后，又迎来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
温家宝访日成功，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新的起点，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2007年9月，王毅从驻日大使位置上下来后回到国内，继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之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职还不到一年时间，2008年6月3日，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又有了新的任命——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主任。
在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次为何由外交官担任国台办主任一职？对此新闻发言人秦刚回答：“关于王毅的最新任命，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王毅先生曾经是一名外交官，但他是中国人，是一名中国的外交官。”
6月12日晚，新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到访的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海基会代表团主要成员。王毅指出，海协会与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商谈，标志着两岸关系朝和平发展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两会通过平等协商就两岸周末包机以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达成共识，为两岸同胞办了两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就两岸关系形势，王毅说了三个“来之不易”：一是两岸关系重现光明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重要主张，寓意深刻，内涵丰富，高度概括了两岸之间的共识。其中，建立互信是首要。而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础是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二是两会商谈得以恢复来之不易，需要我们不断向前推进。进一步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利益所至。随着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两岸交流合作有望呈现宽领域和多层次的蓬勃发展局面。两会商谈的工作任重道远，大有作为。三是中华民族复兴机遇来之不易，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抓住难得机遇，实现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承担起历史责任，积极投身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去。
大国外交家的背后，站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
2013年3月，王毅正式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肩负重任的他深知自己任务艰巨，必须代表中国发出最强音。他强势霸气又威严犀利的表现一次次惊艳国人，并让外部质疑的声音偃旗息鼓。
今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既是人类社会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两国必须共同解开的方程式。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回首历史，中美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精神，以合作代替对抗，造福了两国人民，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展望未来，双方应当重拾融冰初心，重整行装出发，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替代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正道。
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王毅在纽约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针对当前中美关系前景中的确定性越来越少，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王毅阐述了中国的五个“确定性”：
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将规划制定中国下步发展蓝图和目标。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韧性足够强。中国实现现代化，14亿多人迈向共同富裕，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和发展机遇。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三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是各自人民的选择。中美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拜登总统多次强调“四不一无意”，关键是美方要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四是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华发展，将继续提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美经贸应该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拉手而不是松手，拆墙而不是筑墙。对各自关切，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协商不要胁迫。美方应停止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停止搞排除中国的“小团体”“小圈子”。
五是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为此，必须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文源｜根据名人传记、人民网、百度百科等新闻综合
图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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