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政协原主席叶金生深情回忆老市委书记、市长的武汉往事!信息量巨大!
宽厚的长者 卓越的领导
—— 回忆王群同志
◇ 叶金生/武汉市政协原主席
年轻时常听新洲人讲,新洲出大干部,解放前有万耀煌、徐源泉等,东陵盗宝的孙殿英只不过是徐源泉的部下;解放后有魏文伯(曾任上海市委书记) 、万学远(曾任浙江省省长)、王群等。
真正见到王群,那还是他接任武汉市委书记后不久的 1982 年夏天。当时下暴雨,花桥、惠济路一带渍水严重,水中漂浮着面包等点心,偶尔还可见到鱼,可能是后湖的鱼池被水漫堤了。自行车没法通过,回市政府还有一段路,又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我就到市委食堂去吃饭。因我曾在市委办公厅工作过,比较熟,就径直去了食堂。那时的社会风气很好,市委就一个大食堂,吃饭的人都自觉排队。物资匮乏的痕迹还未褪去,食堂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电扇在那儿摇头 晃脑地摆动着,好像欢迎着来就餐的人们。我走进食堂,看见排队的人较多,就准备找一个方桌坐一下,等一等。只见桌旁坐着的一个 50多岁领导模样的人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那儿一起等。刚一坐下,他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的,姓甚名谁,我一一作答。他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气、平实的交谈中,露着深邃和感染力。我心里想,这和我所见过的领导有许多不同,没有架子,不摆谱,善于调研,连吃饭的空隙也不放过,会利用时间……正在我过电影般地遐想时,食堂的朱班长大声叫道:“王书记 可以打饭了。”他大步流星般地走向卖饭窗口,我亦紧随其后,打了饭就找个近一点的桌子坐下吃饭。这次的邂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群(1926年9月-2017年12月12日),武汉新洲人,高中文化,1943年3月参加工作,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等。 图源:大武汉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央决定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老干部逐渐淡出工作第一线,安度晚年。同时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随即选拔任用了一大批“四化” 干部。在 198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武汉市第六次党代会上,44 岁的科委副主任吴官正当选为市委常委,第二年在市人大会上又当 选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官正除了符合 “四化”条件外,他在科委副主任职位上工作 8 年,对武汉市情的了解、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开拓创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接着又选拔了一批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王群主张: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干部要大胆选拔任用,工作需要的可以一步到位。在市政府班子的配备上,把顾全大局、工作经验丰富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杰留在班子里,支持吴官正工作。又让黎智老市长担任新成立的体改委主任,思考、谋划武汉的改革。
2004年1月28日,老市长吴官正回汉考察 图源:武汉晚报
吴官正担任市长后勤奋敬业、开拓创新,吃住在办公室,晚上常到有生产任务的企业去了解生产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事先从不打招呼。市长轻车简从、身体力行,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在重大问题上,吴官正总是先向王群汇报,取得共识之后 再组织落实。为了杜绝决策的失误,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成立咨询委员会,聘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当主任,并提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方案不决策,没有两个以上比较的方案不决策,把权力与智力结合起来,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得到了王群的大力支持和赞赏。在咨询委员会成立时,王群亲自到会讲话,提希望。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使咨询委的专家们觉得大有可为,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 图源:百度图片
其身正不令而行。王群遇到重大事情总是亲力亲为,深入一线,取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再作决策,付诸实施。继 1982 年暴雨渍水后,1983 年夏季又来了一场更大的暴雨,汉口许多地方一片汪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汉口地区的抽排能力根本不适应,到处是渍水, 有人戏谑, 这就是“海”。居民们毫无准备,不仅出不了门,一楼的住户基本上泡在水中。万松园路那儿有一米多深的积水。王群、吴官正等人乘橡皮船察看灾情,到万松园路后就挽起裤子,趟水前行。居民们本来有很大意见,听说是市委书记、市长趟水察看灾情,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心里平和了许多。而王群、吴官正则更加感觉到治理城市责任的重大,至少不能让城市 居民泡在水中过日子吧!媒体报道书记、市长趟水察看灾情的消息后,领导者的亲民形象燃遍大江南北,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王群、吴官正商定,立即做两件事:一是请老市长黎智带领有关部门到北京汇报, 特别是建设部,请求给予支持。因为黎智人熟、好沟通。在北京期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相继到酒店看望了黎智。建设部听了武汉渍水严重的汇报,并看了渍水录像,表示给予支持和帮助,最后拨了一笔专款;二是决心改造黄孝河、疏通排水渠道,加大抽排能力,切实解决渍水给城市居民生活造成的困难。武汉空军非常给力,主动请战,要求共建武汉,派出一批指战员共同挖掘黄孝河,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面貌一新,抽排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武汉的改革就声名鹊起,常常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在重大的改革措施上,王群、吴官正总是不谋而合。武汉柴油机厂生产过全国第一 台手扶拖拉机,在同行业中曾享有盛誉, 1958 年毛泽东曾到该厂视察。后因管理混乱,纪律松懈,浪费严重,产品质量每况逾下,废品不断增多。为了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寻求新的路径,吴官正向王群说了自己的想法,想聘请在柴油机厂当技术顾问的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当厂长,把德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引进到武汉的企业中。王群一听,马上同意。但引进“洋人”当厂长,全国没有先例,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同意后才行。经过申请,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格里希走马上任,大刀阔斧地实施 改革和严格管理。散漫惯了的人员遇到严格的管理,很不习惯,滋生抵触情绪,“洋厂长”的改革措施进行不下去。吴官正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向王群报告。王群认为,格里希是个外国人,是来帮助我们的,严格管理是企业的一种现实需要,应该支持。他们商定,请出对企业熟悉、又当过市总工会主席的李梅芳带几个人去做厂里员工的工作,支持格里希的改革和管理。经过艰苦的工作,思想认识基本达成共识,一些改革的措施得以实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柴油机厂的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柴油机气缸杂质从 5000 毫克降到100 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40% 降至10% 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 3000 小时增加到 6000~8000 小时,翻了一番多,武汉柴油机的名声又恢复如昔。格里希对武汉柴油机厂的贡献,引起国务院的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接见了格里希。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应聘担任湖北省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图为格里希厂长在该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 图源:新华社
现在的人多数不会想到蔬菜还会计划供应,拿钱到菜场或超市去买不就行了?但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超市是什么。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吃菜,当时的政府是煞费苦心,周密安排的。按当时的城市人口人均 27 平方米的蔬菜生产面积落实,确保每人每天 500 克菜,淡季则是 400 克,政府每年还要补贴 900万元。即便如此,种菜的、卖菜的都没有积极性,吃菜的居民意见更大。常常是“黄瓜黄,瓠子长,苋菜长得马鞭样”,能吃的就不多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改革蔬菜产销体制, 砍掉中间环节,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刚开始价格波动较大,消费者意见多,市委、市政府 压力很大。有的地方曾经放开过蔬菜价格,由于价格上涨,消费者意见大而又退回去了。面对汹涌如潮的舆论,王群、吴官正等人研究,只要是符合改革方向,就应坚持下去,承受阵痛,闯过这一关,情况就会好转。 但工作要做细,耐心疏导的同时,继续给予财政补贴,大力增加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量。“价高引远客”,外地的蔬菜也纷纷涌向武汉市场,货源一多,供大于求,价格便逐渐趋于平稳,这一关闯过来了。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改革开放时期,汉正街率先在全国放开个体工商户,拉开了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
图源:武汉发布在省会城市中,武汉是第一个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改革试点涉及到诸多方面,但重点是三个:一是赋予武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二是下放在汉的中央、省属企业;三是财政单列,纳入国家财政平衡。改革的每一步都十分艰难,但最难的莫过于财政体制改革了。1984 年夏天,由国家体 改委牵头,国务院有关部委参加,奔赴武汉,帮助制订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各个部门的试点方案虽然不一,但经过国务 院有关部委的协调,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唯独财政分成比例的划分,久争不下,经过财政部预算司王复处长反复协调也未果,最后只好拿到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试点司司长吴佩纶、财政部王复、市长吴官正等受邀参加(吴官正同志叫我去做记录) 。会上各自陈述理由,基数如何划分比较合理。省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武汉财政困难,是因为企业效益差,上缴少所致。市长吴官正认为,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后,武汉的财政留成比例只有 11%,100 元钱要上缴 89%,能不困难?武汉财政困难,城市维护费少,历年欠账多,没钱修路。这次只要把留成比例划得合理,以后讨饭也不找省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周太和当过陈云的秘书多年,颇有工作经验。他说:“政治家不能不算账,专门算账 的不是政治家。财政分成比例要根据过去,考虑现实,合情合理,要都过得去。”那位老领导一下子站起来说:“我就是个算账派,武汉财政困难,是企业效益不行嘛!”其实多数省领导是同情武汉财政困难的,主持会议的省委主要领导说,省、市再算算账,要都过得去才行!会后,我把会议讨论的情况整理了一下,送给吴官正,他看后写了几个字,让我送给王群(因他没参会,不了解情况) 。我立即赶到位于武昌水果湖茶港的王群家中,进门后看见他躺着,头上敷着毛巾,我问了一句:“书记生病了?”他说高血压 犯了,敷一下。他知道我是送材料, 可能吴官正与他通过电话。他看完后就说:“存档,不要外传!”我揣摩王群的意思,他在维护那个老同志的形象,毕竟那个老领导是南下干部,是省里的主要领导之一。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应该是正常的,不应扩大分歧和影响。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王群与人为善的胸 怀和厚道,背后从不议论人,也不谈别人的不足。后来听那个省领导的秘书讲,他在武汉市第六中学蹲点时曾流露出当年对武汉支持不够的态度。人的认识有时会经过时间的推移而到达新的彼岸。
对不同意见的处理,反映出了王群的胸怀和政治智慧。对有缺点或错误的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防患于未然,立足于帮的办法,避免他们走得更远,以致最后算总账,彰显了他的宽厚,对干部从 不放任自流。在大量的新生力量走上领导岗位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会出现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干部自己的形象。听到什么反映,他会及时地向干部本人打招呼,让其注意改正,防止出现“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的问题。当时有个青年干部,接受了别人的礼品,被人反映出来。王群知道后责成有关部门找这个干部谈话,退掉礼品,不占便宜,作出检讨,迅速改正。不让干部的缺点、错误累积和发展,使用、爱护、监管干部是领导的责任,是他非常注重的事。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风清气正的。
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有效的工作时间更是有限。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口碑是通过具体事件的处理逐步形成的,人生的轨迹总会打下烙印,迸发出生命的火花,折射出人格、形象、口碑,赢得人们心底的认同。往事并不如烟,那些闪亮的生命火花常常在人们记忆的余绪中回响。
声明|文章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21年第7期)。如有不妥,请联系修改或删除。
钱运录,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