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战国竹简有两次大的发现。一次是西汉早期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经书，含《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史称“壁中书”。这批经书是鲁简，应该是为避秦火而藏匿起来的。另一次是西晋武帝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史称“汲冢竹书”。这批书籍是魏简，属晋系。这两次发现，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至今影响依存。

　　现代战国竹简的出土，其发轫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发现，地域不出战国楚势力范围。凡科学发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尽管不排除少量竹简文本有外来因素，但学界通例统称“楚简”。竹简是易腐物质，目前只在楚地出土，原因与楚地的地理环境及楚墓葬形制利于竹简保存有关。

　　楚简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目前共出土约30批，已刊布与未刊布简各占半数左右，时代以战国中晚期为主，内容主要有丧葬文书、卜筮祭祷文书、行政司法文书、日书及历史文化典籍。

　　早期发现的楚简，大都保存状况较差，数量不多，内容相对单一，多为遣册即随葬品清单和卜筮祭祷文书，关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学者。延至20世纪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简的公布，打破了这种局面，一时引起轰动。包山楚简多达278枚，保存相当完好，除去丧葬、卜筮祭祷文书外，还有数量丰富的行政司法文书，触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层面，总字数约12600个，单字约1600个，其中有大量新见字，可说是楚文字发现与研究的转折点。自此，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公布。与此前发现不同，全部731枚楚简统统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著作，所涉学科大为拓展。郭店简一共13篇文献，有的有传世本，如《老子》、《缁衣》，大部分是佚书，然而与传世文献有着密切关系。甫一公布，即激起学界强烈反响，吸引古文字、文献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多领域学者投身其中，成果迅即迭出。第一家以简帛为主题的学术网站“简帛研究”网也应势而生。郭店简给楚简研究带来的另一个新面貌，是国外汉学学者的积极参与。截至2003年，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不下千篇，专著约百种。郭店简是楚简书籍的第一次大发现，引领楚简研究成为学术前沿，并呈现国际化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上博简”），约1600枚，性质与郭店简类同。郭店简研究如火如荼之时，上博简开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册，公布约60篇文献，篇数大大超过郭店简，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使郭店简带来的楚竹书热得到很好的承续，进一步扩大了楚简研究的影响。

　　2008年，清华大学又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合计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是书籍，但有自己的特点。按照书籍传统四分法，郭店简、上博简可划归子部，清华简则大体可划归经、史部，含《尚书》类文献、编年体史书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由包山简开启，郭店简推动，上博简承续的楚简研究热，因清华简的出现，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后三批竹书如有约定，次第面世，不禁让人有冥冥之慨。 

　　当今楚简热主要因竹书而起，而竹书之外的其他楚简文献也自有其独特价值，且与竹书一道为相关学科发展亦作出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以遣册、卜筮祭祷文书和竹书为例，略窥楚简之“能量”。

　　遣册是研究名物制度的重要资料。纵观楚遣册，一个突出印象便是琳琅满目的丝织品。除去锦、缯、缟、纺等现代人不陌生的品种外，还有诸如“芒”、“霝光”、“番芋”等引人遐思的称谓，或许是依据纹饰样式命名的。有的在织品前冠以颜色或花纹，如“素王锦”、“丹重绣”、“紫黄纺”；有的冠以地域，如缟有“秦缟”、“楚缟”、“宋缟”，霝光有“卫霝光”、“宋霝光”等。2010年湖北荆门严仓1号楚墓出土的遣册，还详细记载了各种丝质物的长度和宽度。种类之繁多可以想见当时纺织业兴盛，技术达到相当高度，织品五彩斑斓，不同地域存在流通，且各具特色。织品易腐朽不易保存，先秦文献的记载又非常有限，因此对先秦纺织技术史的研究来说，楚遣册的价值不容小觑。

　　从目前发现看，卜筮祭祷文书主要是为墓主人的疾患、仕途进行贞卜和祭祷的记录，每条记录的起始处都有纪年。1987年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卜筮、遣册等文书，证明墓主是楚国主管司法事务的左尹昭 。楚国流行以上一年度发生的大事来纪年，简文记载昭 下葬年代是“大司马悼愲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据研究，相当于公元前316年。2010年发掘的严仓1号楚墓，随葬品被盗严重，幸运的是，残存的卜筮文书使我们得以知道，墓主是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悼愲。悼愲见于《史记》、《战国策》等古籍，是楚怀王灭越的功臣；包山简证明他曾率楚军出征救郙，此役楚国应该得胜，因而被用以纪年，凡此表明悼愲其人在战国楚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将卜筮文书的纪年和先秦历表、文献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可推知严仓1号楚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9年之间。

　　竹书的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价值是巨大的。郭店简《性自命出》是一篇儒家的心性论作。不过，它的心性论与我们熟知的孟、荀心性论有很大不同，一个鲜明特色即是特别重视“情”。这里所指的“情”，主要是情性之情，以及由情性延伸而来的真情和真诚。主旨是弘扬情性和诚实，贬斥虚伪，所谓“凡人情为可悦也”，“凡人伪为可恶也”。这种对情性的认识和彰扬，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竹书有的有传本可资比对，有的虽无传本但是其内涵或文句与传世文献往往有关，这都为简文释读提供了绝佳条件，若干困惑学者多年的疑难古文字，也由此得到破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鄂君启铜节铭文中有一句话“岁返”，“”究竟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字，学界长期莫衷一是。直到郭店简发表，其《五行》所引《诗经》“淑人君子，其仪也”句，马王堆帛书本《五行》以及今本《诗经》与“

”相当之字均作“一”，学者才恍悟所谓“岁返”即“岁一返”，意思是说一年往返一次。不过“”为什么可以用作“一”，又引发新的讨论，我们目前只知其然，尚无法确定其所以然。2012年公布的清华竹书《良臣》，记述古代著名君主的良臣，所记禹臣中有“史皇”。“史皇”也见于传世古书，故训认为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创造汉字的“仓颉”。仓颉的身份，过去所知有两说，一是黄帝史官，一是远古帝王，所谓“禹臣”，则是《良臣》带给我们的新知识。汉字起源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关于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时代，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夏代初年，一是夏商之际。《良臣》以史皇为禹臣，是把史皇看作夏初之人，有学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字在夏初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意见暗合。无论如何，《良臣》的记载都为仓颉其人以及汉字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此外，竹书还为甲骨文、金文等出土资料中疑难字的破解带来契机。

　　近年来，每年都有关于楚简的各类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可观，论著发表更是难以计数。可以想见楚简热必将延续下去。作为楚简研究者，既庆幸生逢其时，同时也提醒自己，不可急躁，应当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细细耕耘，方不负时代对我们的惠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天虹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出土未刊布楚简集成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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