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贵族
每天一条独家原创视频
白先勇先生今年82岁了,
为了推广《牡丹亭》《红楼梦》,
还在两岸三地汲汲奔走。
他是民国大将白崇禧之子,
也是横空出世的天才小说家,
不到30岁写出的《台北人》,
在二十世纪华文小说100强中位列第七,
上榜的在世作家中,他排名第一。
“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
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写作之外,他倾尽半生之力,
只为推动中华民族在21世纪来一次文艺复兴。
有人说他是堂吉诃德,
“但是社会需要有这种做梦的人,
因为梦有时也能成真。”
自述 白先勇 编辑 石鸣
这本书叫《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回头想想,“文艺复兴”好像真的是贯穿我一辈子的一个关键词。
20来岁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办起了《现代文学》,影响了当时台湾的文风。一群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都是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的,后来都成了大家,独当一面。
那个杂志穷得不能再穷,我们一直撑着,撑了20年。我把台北的旧宅也卖掉了,赔得精光,为这本杂志,最后倾家荡产。
现在回头想,我们好像一开始就有心要改变当时的文艺思潮。
前排右二为白先勇
后来,在文学之外,我又走进了戏曲的天地,尤其是昆曲。再后来,又开始推广《红楼梦》。
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想出这本书,把它说清楚。
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一两个世纪以来这么衰落?西方文化非常强势,我们好像在世界上的发言权都没有了,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每一个人内心的隐痛。
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也曾经很发愤,也想要一次文艺复兴。但是那个时候走的道路,是要从西方文化里找灵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是放弃、拒绝的。
现在看起来,他们那条路有些地方可能走岔掉了。如果真的要进行“文艺复兴”,还是应该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去,在传统的根基之上创新。
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那些绘画和雕塑,都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取得灵感再创新,延续两三百年,形成了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运动。
其实旧传统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精神的支柱,不能说泼水把婴儿也泼掉了。一种文化,没有根是不行的。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上演后谢幕
西方文艺复兴里,戏剧是很重要的一门。古希腊悲剧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受它的影响,达到一个巅峰。
其实我推广昆曲,也有这个心在里面,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实验吧。
一个快600年历史的老剧种,如果可以推广成功,是不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也可以借鉴,最后实现一种21世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我自称“昆曲义工”。1982年,大概是做《游园惊梦》舞台剧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昆曲是世界级的艺术。那时候当然相信的人不多。
直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宣布有了文化遗产项目。之前都是静态的、不动产之类的建筑,像长城、苏州园林那些。第一次“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布了十九项,我们的昆曲是第一项,第一名。
那时,我推广昆曲已经有20年,总算得到了世界级的认同。
《游园惊梦》,梅兰芳饰杜丽娘,梅葆玖饰春香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我第一次看昆曲是十岁,1946年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是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第一次公开演出。
美琪平时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期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根黄金一张。
那时刚好有人送我们家几张票,我就去看了。梅兰芳是京剧伶界大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
《牡丹亭》,梅兰芳饰杜丽娘
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儿高,他怕唱不上去。而且他的琴师没有来上海。
所以俞振飞邀他一起演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儿比较低,而且俞有个笛王。
梅兰芳昆曲的底子也很好的,当时京昆不分,京剧演员常常要学昆曲。所以梅、俞同台,唱了四天的昆曲。
恰好我看到的,是最后一天的《游园惊梦》。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懂事,只知道大家都说去看梅兰芳、看梅兰芳。
梅兰芳早年《游园惊梦》剧照
很奇怪的是,里面有一段叫【皂罗袍】,那个曲子,我特别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从此就印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了。
里面有最著名的那几句歌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是一种缘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就叫《游园惊梦》,讲的也是一个唱昆曲的名伶的命运。那时为了写这篇小说,女王的盗版橘色唱片,听都听得都磨穿了!
梅兰芳、俞振飞之《游园惊梦》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昆曲其实就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我们中国人最深的感情。昆曲本身的美学之高,可以说,在别的类型的表演艺术里,我还没有看到过。
西方的歌剧有歌没有舞,芭蕾有舞没有歌,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一种艺术。它的一举一动,唱腔、音乐、身段甚至于服装,都要美。
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的最高峰。《寻梦》一折,一连17个曲牌,词句美不胜收,形容杜丽娘和柳梦梅幽会之后内心的起伏,这在我们抒情诗词里面都是很少有的。
梅兰芳之《游园惊梦》
爱情也动人,“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可以说是东方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于 1596年,《牡丹亭》是1598年。恰好在同一历史时期,东西方诞生了两个最了不得、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不过呢,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回不来了。《牡丹亭》还要回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回来以后还要重新结成夫妇。
1988年大陆版舞台剧《游园惊梦》广州首演
抢救昆曲
由明万历到清乾嘉,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但是到了近代,昆曲没落了。
我小时候,已经是京剧的世界,昆曲几乎绝了。战后梅兰芳在上海那次盛大的昆曲演出,也不过是灵光一现。
去台湾后我很少看昆曲演出。他们是演折子戏,大部分都是京剧演员演的。台湾的大学里有昆曲社,台大、政大、师大都有,没停过。蓬莱曲社已经50多年了,每个月聚几次,偶尔也有演出。在台湾,昆曲就是靠这些曲友传下来的。
1987年回上海,在复旦讲学
再在上海看昆曲,已经是四十年后了。1987年我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正好上海昆剧院演《长生殿》,我看的是他们最后一场。
他们的当家小生蔡正仁演唐明皇,当家花旦华文漪演杨贵妃,是他们正当盛年的表演。一个晚上,演了一场天宝兴衰,精彩极了。
戏一演完,我跳起来拍手喝彩。别人走了,我还在跳还在拍。
我那是兴奋之情。我以为经过那么多历史动荡,我以为没有昆曲了。没想到,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居然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
那个时候我就动心起念,我说这么了不得的艺术,一定不能让它就这样衰微下去。宋词,元杂剧的唱法都已经失传了,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昆曲身上。
1980年代,白先勇与卢燕
1982年,我曾把我自己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了舞台剧,在台湾演出,非常轰动。
我们在话剧里面唱昆曲。卢燕演女主角,她会唱昆曲的。在台湾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昆曲,就是看这个演出。
1983年,我当制作人,在台湾制作了两折昆曲,《春香闹学》《游园惊梦》。
1992年,我策划了昆曲在台湾第一次真正的演出,演的是《牡丹亭》。把华文漪从美国请回台湾,还有史洁华,也是“上昆”的,从纽约请回来,再跟台湾当地的演员合起来演的。
那是台湾观众第一次真正看到三个小时的昆剧,是以“上昆”的本子为主。
所以在2003年青春版《牡丹亭》之前,我有了这些经验的。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摄影:许培鸿)
做了一个戏,脱了九层皮
青春版《牡丹亭》,我当时一定要定位在“青春”上。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演员老化,观众也老化。怎么把年轻人吸引回剧院里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我想借一出经典大戏,训练一批年轻的演员接班。我也相信用年轻的演员,可以吸引年轻的观众。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摄影:许培鸿)
剧本、舞台、灯光等等,都要考虑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现代的元素。讲起来是一句话,做起来非常难。分寸怎么拿捏?
明清的传奇,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冗长。洪升的《长生殿》长达五十出,演完据说要三天三夜。
《牡丹亭》总共五十五出,我们删减到二十九出。每晚三个小时,三个晚上共九个小时演完。三个晚上的主题,我分别定为“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等于是对“情”不同层次的诠释。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摄影:许培鸿)
其实新编戏曲,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冒蛮大的险的。做下来,脱了九层皮。
我又不是昆曲界的人,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等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那个时候不敢想象,这么一个400年前的戏,能够勾动21世纪的大学生。别忘了,那是三天九个钟头的大戏,你要从来没看过昆曲的大学生们坐到一个戏院里头,一看看九个钟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演出开始前,我还去杭州灵隐寺烧香许愿,紧张到这个地步。今年12月,才有机会去灵隐寺还了这个愿。
从青春版《牡丹亭》到校园版《牡丹亭》
十几年来,青春版《牡丹亭》演了300多场,90%的演出都是满场。几十万观众看了演出,每次反响都是那么狂热。
说这出戏“拯救昆曲”可能有点夸张,但我确实可以讲,青春版《牡丹亭》一出戏,至少启发了当代的昆曲复兴运动。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去美国巡演。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梅兰芳赴美演出之后,中国戏曲界对美国知识界产生最大影响的演出。”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圣芭芭拉演出
(摄影:庞林春)
演完以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就开设了昆曲课。
2009年,我们第三次去北大演出,三天都是爆满。当时是12月,特别冷的几天,零下九度。我一个南方人冷得要命,演完已经快11点了,我想回去睡觉了。几百个学生不让我走,要跟我讲话。
讲什么呢?每个人都讲一句。他说白老师,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到北大来,我们看得真是好感动。我看到学生们脸上都在发光。
校园传承版《牡丹亭》剧照(摄影:许培鸿)
今年4月10号,校园版《牡丹亭》在北大首演。12月2号,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一场演出。
北京16个大学的学生组成一个剧团,把青春版《牡丹亭》浓缩成一个晚上三个小时的演出。他们拜青春版的那些演员为老师,一对一地学,等于是青春版整个的风格的延续。
这些学生都不是专业的昆曲演员。有学计算机的,学心理学的,做外交官的,学哲学的。可见我在北大教了十年昆曲课,影响了北大和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有外溢效应。
校园传承版《牡丹亭》剧照(摄影:侯君梅)
在中大演出时,1400个座位,结果来了1900人,还要开直播,可热闹了。这些学生真聪明,学了只有八个月呀,演得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几乎将近职业水准。
看了他们的演出,我被深深感动,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文化的觉醒。
平常我们都是看西方的东西,听他们的古典音乐,看他们的芭蕾舞,好像很不得了。这一次,这些学生们演自己的东西,而且是最难的,演得兴高采烈,而且非常自豪,觉得自己是在传承一种文化。
这么美的东西,完全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不是受西方的什么影响来的,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之中。
《红楼梦》里唱的其实都是昆曲。贾府为了元妃省亲,去姑苏买了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
元妃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年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牡丹亭》。
林黛玉听到【皂罗袍】,“心摇神动”,那一段对我的启发也蛮大的。看了以后,我就去找《牡丹亭》的原本来看。
我觉得《牡丹亭》和《红楼梦》是一个调子,讲到底,这两本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美和情。中国人的至美,和中国人的至情。
一本是明朝文化的最高峰,一本是清朝文化的最高峰。也是我呼吁的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两根支柱。
白先勇在台湾大学教《红楼梦》
一个人读过《红楼梦》,和没读之前就不一样了
《红楼梦》我看了一辈子也教了一辈子,到现在我可以说,这是天下第一书。
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也看了不少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品。我觉得曹雪芹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他继承了我们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传奇下来的传统,又受到小说《三国》《水浒》,尤其《金瓶梅》的影响。他身上有所有这些传统的积累,而且又推陈出新。
元妃点戏,点到她自己的命都不知道。命运是盲目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是《红楼梦》的主题之一。所以这本书非常非常深刻。
它讲了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佛家,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国人的人生观。
好像每个中国人都会经过这三个过程: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儒家,要进取,要考试。到了中年,有的选不上了,有的做了官回来,这时道家就来了,一进一退,把事情看完。到了晚年,一种超越了,对世事看淡,佛家就来了。
小说技巧非常高明,非常现代的手法,前无古人,又完全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首挽歌
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我们家兴盛了百年了,要防着衰落的一天。这句话讲出来有意思。你算算看,曹雪芹写书的时候是什么时代?乾隆时代。
从康熙到乾隆,也是一百年。清朝也已经兴盛了百年了。所以我觉得曹雪芹有一种艺术家的第六感。艺术家很敏感的。
他可能已经感觉到极盛的时候在衰。所以我们整个的中华文明,从乾隆以后就衰下去了。
乾隆时候我们GDP是全世界第一的。人口最多,大清帝国的版图是世界最大的。但是那种表面的盛况,其实暗伏了衰落的影子了。
乾隆死了以后,嘉庆上来,把和珅抄家杀掉,抄出来的钱财富可敌国。
《红楼梦》除了表面哀惋贾府的兴衰之外,有意无意地也在哀惋整个时代。《红楼梦》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首挽歌。
所以我想,这本书必须是在乾隆盛世的时候写出来。因为乾隆盛世才有那个气派。不可能是道光年间,那个时候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价值
张爱玲也是看《红楼梦》看得很深的一个人,她对后40回那样的贬低,我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后40回很了不起,没有后40回,这本书根本不成立。
按照程伟元和高鹗他们自己序言里讲的,花了很多功夫,搜集到了原稿,有些残缺,他们把它补回来。那中间很可能有些矛盾,没错。但整个来讲,我自己写小说,我觉得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续的。
我觉得曹雪芹是把120回都写完了的。后40回,为什么不见?有一个理论,我觉得满可信的。就是因为后40回里面这个内容太危险了。
曹家被雍正那么厉害的一个皇帝抄家的,到乾隆的时候,文字狱也厉害得不得了,你去写皇帝抄家,你怎么敢?
所以后40回曹雪芹生前的时候收起来了,不敢流出去。他死了好多年后,人家才分分散散再找出来。
说实话,我也不是一个好学者。好学者在那研究红学呀,曹学呀,我没有做过那么深的考据功夫。
我教《红楼梦》教了29年,是把它当文学作品来讲,以文本为主。所以我是作家的观点,文学的观点。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本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两个人前后合著而成的。
为了让学生读红楼梦,我给他们买披萨
我在加州大学教《红楼梦》,是分两组教的。
一组是西方人,没有中文底子的,那我就只好用David Hawks的英译本来教。用英文教,就很难深入了。《红楼梦》简直是本天书,太多密码在里头,英文只能教个大概,故事背景、整个的主题意义这么去讲。
我也有一组是华人子弟,他们来自台湾、大陆、香港,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那我就用中文本子教。用程乙本,台湾出版的桂冠版,启功他们注的。
教西方人,的确有文化上的阻隔。比如说林黛玉和薛宝钗,一个是姑表,一个是姨表,美国不分的,他就一个字,cousin。我说林黛玉跟贾宝玉要亲一点,姨表远一点。他不理解,为什么?讲不清。
不过《红楼梦》里面有很多仪式,外国人也很好奇。慢慢地,也有少数西方人,他们懂的。我有一个西方学生,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他也教《红楼梦》,讲中文,好得很。
说到这门课的考试,有意思了。我考试考得好长,一考就是6个钟头到8个钟头。
我守在那里,中间他们肚子不是饿了吗?我就买披萨给他们吃。吃完披萨继续写。
为什么考这么久?《红楼梦》这么大一本书,考的时间短了,哪里写得完?
我的考题都是大论文。比如说,论述《红楼梦》里儒佛道三家如何映射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等等。我叫他们带书来,慢慢写,不过只能带《红楼梦》。
2014年到2016年,我到台大又重新教,讲义重新做过,一回一回,很深入地讲。后来就变成了一千多页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台大的考试和美国的时候不一样。我分两部分,就没考那么久了,于是他们就没有披萨吃了。
第一部分,就是考你到底有没有看书。比如说,我拎出书里一句话,问这是谁讲的这句话?
有些题目很难,是有意刁难学生的。比如什么什么宴会上,贾母吃了几样东西,是哪几样?
每一回你都要看得很熟,才会知道。我就怕学生们不看书。之前有学生敷衍我,在电脑上面查一查,就跑来考了。
我觉得至少要把这部书从头到尾看一次。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1960年代在柏克莱写作《游园惊梦》时留影
我刚好25岁开始写《台北人》,写了5年,大概30岁以前写完的。
里面有些篇章,完全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才会有的心境。我怎么会在20几岁的时候写出来,自己也觉得诧异。
我写了很多边缘人。有一次,法国《解放报》做一个访问,采访世界好多国家的作家,问“你为什么写作?”问到我时,我很直觉地讲,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用文字表现出来。
1980年代写作《孽子》(摄影:谢春德)
文学写什么?文学写人性。完全属于人性的都可以写,都应该写。我想我的小说很多是人性的突破,所以百无禁忌。我觉得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良知应该有百分之百的真诚。
有人问我,小说家、昆曲义工、红楼梦推广者……等等身份,我最认同哪一个。我想我还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我一开始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身份。
1970年代初到加州大学教书
写作之外,我的理想职业就是教书
在美国,除了教《红楼梦》,我也教明清小说,中国现当代小说,也教外国人语言。我有一些学生,现在是汉学界的明星,就是跟我从最基本的学起的。
美国大学流行一句话,“要么出版,要么灭亡”(publish or perish)。大学教授最要紧的是要发表论文、专著,光靠教书,教得再好,也不作数。
但是我觉得教课更要紧啊,教育嘛,就应该以教书为主。有一些人觉得教书很烦,不喜欢教,但是我很喜欢,我喜欢看着年轻人成长。他们如果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我就开心。
在美国的时候,每个学期,学生们都要给老师打分。1984年,我被他们评为“年度教授”呢,一年才评出一个,全校700个教授里面选,全看学生给你打的分数。
如果写作之外,你让我选一个职业的话,我一定是选教书。
白先勇唯一一张所有家庭成员齐全的全家福
63岁重启人生
1994年,我57岁,提早退休了。
正好那个时候加州大学有一个非常优渥的退休计划。我去问了教务处,现在退休和65岁退休比,有多少差别,答复说没有差别。
我就觉得,我退休以后,还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我喜欢教书,但是也教了29年。我想是够了,人生大概是要换换跑道了。
我本以为,退休以后会过上一种潇洒的生活。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要撰写我父亲的传记。
我不是学近代史的,等于对近代史、民国史都要重新学习。找了好多资料,到各个图书馆去收集,到处做访问。
五十年代在台北松江家中与父母合影
没想到2000年,我突然心脏病发,很危险,紧急开刀。
这个事你讲起来也不能不信命。我后院有一株盆栽的茶花,很特别,云南种,叫做佛茶,开出来的花像莲花那么大。
刚买来时,花不到半人高。过了一两年,它飚得好快。我寻思着应该给它加加土。想是这么想了,又忘掉了。又过了大概一两年,越长越高。
发病那天,没有任何原因地,我午睡起来以后,看见厨房里有一袋酸土,就是专门种茶花的。我就动手把它搬了去,加土。
一搬,这个心就痛了,颈就痛了。我就休息了几分钟,就没事了。
1960年代爱荷华河畔留影
这个病是我家里面遗传的,我哥哥就因为这个病倒过,我父亲也是心脏病去世,我蛮警惕的,就去看急诊。那个心脏科医生给我做了个导管实验,还没做完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的两条动脉堵塞了99%,任何时间都有心肌梗塞猝死的危险。他直接不让我起来了,拉进去就开刀,开了8个钟头。我那茶花的土都还没加好呢。
开完以后,我觉得很感慨。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信,她叫张淑香,后来跟我们一起搞青春版《牡丹亭》的。
在圣芭芭拉写作《台北人》时留影
那个时候我尤其喜欢昆曲这些。我就在信里跟她说,上天留我下来,好像还有未尽之业,比如说昆曲大业还未完成。
从2003年开始,我就投入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版本的《牡丹亭》,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还没有把汤显祖那个《牡丹亭》的精神真正弘扬到位。
我想上天是不是真的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任务会落到我身上,不过既然决定要做,那么也就不去顾忌,不计成败,以一种很虔诚的心,真正地让这样一个文化瑰宝回春。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原因
我大学是外文系的,非常迷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戏剧、电影都看。办《现代文学》时,也在杂志上也介绍了好多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
去了美国之后,我真正经历了文化上的震惊。我看到人家西方的东西,不管经过多少战乱,一脉相传,文化的优越感从来没有动摇过。
那么回头看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认同,上百年来其实是破碎的,不完整的。我想对自己的文化还没有真正去认识它。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儒家那一套,什么克己复礼,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回头看起来,说儒家,只要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够了。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施加在人家身上。
西方有他们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就是因为儒家有一种基本的礼义廉耻这一套东西下来。
我觉得做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是得靠儒家。
一个人不可能有文艺复兴
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疯狂地玩手机。但是我觉得从古到今,永远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两条线并行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保存精英文化。我每次看昆曲演出,不仅仅是娱乐。唱一次《牡丹亭》,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青铜器的展览,一个宋朝汝窑展。
如果大家好多人都看《红楼梦》,看《牡丹亭》,看懂了被感动了,我想那个人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到21世纪,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差不多200年,我想这个时候应该起来了,也必须起来了。
2018年12月在杭州永福寺
我希望是我的一个悲愿吧,希望21世纪我们中华文明能够发生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让我们整个文化得到新生。
因为你不复兴,其实就没了,对吗?昆曲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古建筑,你不去保护,不就没了吗?现在这个时刻很要紧,我们先顾本。
而且我们承平这么久,好难得,慢慢地经济也发展起来了。一个国家复兴,光有经济、政治、军事发达是不够的,文化上你在世界上没有发言权,那你不能算大国。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但如果有一大批人,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热情,这种心,那就有可能的。
事在人为,至少现在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部分图片来源: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感谢理想国对此次选题的协助
题图摄影师:许培鸿
▼
▼ 点击购买白先勇《一个人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