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叶嘉莹传记片问世：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
叶嘉莹被誉为
“唯一一位从民国传承下来的大诗人”，
在全世界的汉学家眼中，
她都是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而这位诗词大家，
私下一直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朴素生活。
2019年5月，
一条“叶嘉莹先生再次给南开大学捐款”的热搜，
在各类明星八卦中格外显眼。
为了推广诗词教育，
叶嘉莹多次为南开“裸捐”，总金额已达3600万。
这是她个人的毕生积蓄，
其中包括她变卖了天津和北京的两处房产所得。
叶先生一生多艰，却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评价她：
“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
是叶先生唯一一部授权的传记电影。
台湾著名的摄影家、作家、导演陈传兴，
从2016年开始筹备，
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亲自致信祝贺
陈传兴曾是文学纪录片系列
《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总监制，
在他眼中，叶先生就是“诗的女神”，
他希望将用一种诗意的语言，
今年7月，
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竞赛单元，
并即将在8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女性之声”单元展映。
一条联系了陈传兴，
听他讲述了拍摄的幕后故事，
自述 陈传兴 撰文 鲁雨涵
一个女人的百年史
和陈传兴视频连线的时候，台湾正要经历今夏的第一场台风。陈传兴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背后是成摞的书籍。他刚从一场重感冒中康复过来，嗓音有些嘶哑，但是谈起纪录片和叶先生，依然神采奕奕。
早在“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制作之初，陈传兴就产生了拍摄叶嘉莹纪录片的念头，却迟迟找不到投资方。2016年，陈传兴深感此事不能再拖，毅然拿出自己的积蓄，开始独立操作这个项目。
在拍摄的过程中，随着对叶先生的不断了解和靠近，陈传兴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拍的不仅是一部传记电影，还是一部女性电影。在几千年以来都以男性为主导的诗词历史中，叶先生的成就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其实我拍了一部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呈现的是一个女人的百年史。”
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跟着家里的长辈吟诵诗词。因为出生时正值荷花的季节，家人给她取了乳名“小荷”，所以她格外喜欢写荷花的诗作。十多岁她就开始写诗填词，大学后师从著名作家顾随，可以和顾先生唱和诗词。
叶嘉莹的“叶”姓来自于“叶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族贵族。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笑称这可能就和她叶赫那拉氏的血统有关系。
贵族的血统却没有给予她相匹配的富足生活，叶先生的前半生几乎在不幸中度过。
初二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因为战争和家中失联。1948年，叶先生开始漂泊异乡，和祖国大陆一别就是26年。在台湾的时候，丈夫因为白色恐怖被捕入狱，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寄人篱下。1974年叶先生第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看到幼时常去的西长安街时感动落泪，写下长诗《祖国行》，却从此受到台湾当局的抨击……
王国维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用来形容叶先生再合适不过。
母亲因病去世时，当时年仅17岁的叶嘉莹将悲痛写进八首《哭母诗》：“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52岁时，她的大女儿和女婿又在车祸中丧生，叶先生一口气写出十首《哭女诗》：“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1948年叶嘉莹结婚照
在纪录片中，叶先生却只是淡淡地谈起这些往事。仅有一次，她私下把导演叫到自己的房间，像个小女孩一样向他们诉苦，她的先生如何欺负她，她是怎么撑过来的，甚至还想过自杀。制片人李玉华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她回答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离婚，离婚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有问题。”
“是古诗词拯救了她。”叶先生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都让她对诗词的理解更深一分，和诗词的连接也更加紧密。陈传兴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把叶先生和诗词之间这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表现出来。
一部诗词般的传记电影
叶嘉莹曾经在2018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访谈，主持人一上来就问她，怎么看待舆论对捐款一事的广泛关注。她严肃地回答道：“我觉得这些人很无聊。这些人眼睛里面只有钱，不懂学问。”
为了避免出现这个问题，同为学者的陈传兴则总是抱着“聊学问”的心态去采访叶先生。影片一共对叶先生进行了17次贴身访谈和拍摄，每次陈传兴都会提前做功课，把要聊的诗词和作者、叶先生的相应研究了解得清清楚楚。
叶先生也给予了陈传兴相应的回报，据制片人沈祎回忆，有时叶先生为了准备第二天的采访稿，甚至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拍摄过程中，叶先生经常会严厉地指出大家对诗词的误读，让整个拍摄团队都胆战心惊。有时，她也会好奇地询问他们关于电影拍摄的知识，亲切得就像是一位相识已久的长辈。
每一次拍摄，叶先生都会穿戴整齐，大多是素色的衣服，戴上搭配的饰品。即便已经九十多岁的高龄，她一头银发依然十分浓密，仿佛闪着光，让李玉华都非常羡慕。在影片的一幕中，叶先生自豪地说：“陈导原来还以为我戴的是假发，我这是真发。”
年轻的时候，叶先生就很时髦。电影海报上的那一件旗袍，是在好友施淑仪教授温哥华的家中拍下的。叶先生从台湾到温哥华的时候定制了一批旗袍，在回国之前把它们都留给了施淑仪。几十年过去了，旗袍的款式和花色都不显过时，成色也像新的一样。
除了叶先生，陈传兴还访问了叶先生的学生、友人共43人，听他们讲述了很多和叶先生相识相处的往事。
叶先生曾和诗人席慕蓉提起自己的家乡在一个叫做叶赫水的地方。“如果你能够找到叶赫水，我就跟你回去。”为了这番话，席慕蓉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叶赫水，甚至找到了一个属于叶赫那拉族的古城遗址。叶先生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陈传兴惊讶于他们对古诗词的了解程度，几乎每个人和诗词之间的牵绊都和叶先生有关。
作家白先勇谈起叶先生在台大教书的时候，自己就算逃课，也要去听她的诗词课，听了整整一年；汉学家宇文所安说自己是受到了叶先生的影响，才深深地爱上了中国诗词；诗人痖弦回忆到新派诗人和旧诗人曾经互不来往，是叶先生让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粽子。
从2017年4月正式开拍，到2018年7月结束，团队辗转了加拿大、美国和两岸三地的多个城市，一共记录下将近30T的影像素材和百万字的文字素材，提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浓缩成了120分钟的《掬水月在手》。
2019年年底，《掬水月在手》开始在全国进行公映。今年7月，《掬水月在手》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展映，所有场次的票在开票后数秒内就被售罄。
一位观众形容观影的过程就像是“在周末的清晨读了一首很美的诗。”
这正是陈传兴的初衷：“我想要拍一部诗词般的传记电影。让叶先生这么高潮起伏的生命长河里面，产生出一些比较有趣的涟漪和起伏。”
以下是陈传兴的自述。
电影的结构是很“暴力”的
《掬水月在手》是我“诗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紧接着“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另外两部电影。《如雾起时》谈的是“诗和历史”，《化城再来人》谈的是“诗和信仰”，在第三部曲的时候，我希望回溯到诗词更为本质的层面：通过叶先生来探讨“诗和存在”的问题。
1965年台大学生毕业谢师宴
叶先生的一生非常曲折，她在纪录片中谈到自己的不幸婚姻，在台湾遭受的白色恐怖的打击，以及在学校教书时受到的不公待遇。她所遭遇的这些苦，已经通过诗歌，转化成一种五彩斑斓的，非常女性的一种美，就像电影中旗袍锦缎的那一幕一样。
古诗词拯救了叶先生。我想通过影片，把叶先生这样一个传奇，跟中国几千年的诗词之间的紧密关系表现出来。
这部影片的结构，说难听点是很“暴力”的。既要讲述一位女诗人90多年的生命，又要讲她所经历过的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还有几千年的诗词，这些都要压在120分钟里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诗词的结构，用这种高度浓缩的语言，和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节奏来叙述。
所以这部电影就像诗词一样，是断的，是碎裂的。
电影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就是运用到了北京四合院的结构模式。叶先生的《红蕖留梦》回忆录里面，有一张附图是叶先生在北京的旧居，现在已经被拆了。从叶先生的出生，到少女成长，最后恋爱，离开北京结婚，然后开始花果飘零，这个旧居基本上孕育着她记忆的种子。
所以我们把叶先生的生命历程拆分成了六个章节，由门外、脉房，到内院、庭院，一层一层地往里直到厢房。同时也把叶先生和诗词的关系，叠影在这座巨大的回忆宫殿之中。
电影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没有名字的，也是隐喻了叶先生已经不再被世俗所羁绊，她不再拘泥于我们在读诗词时感受到的文字的美。对我来讲，那个层面实际上就接近于一种“空”，就像影片最后那片纯洁的雪地一样。
拍这部电影，我念了一门诗词课
大家都知道叶先生的自我要求也蛮高，特别是拍摄这样的传记电影，她了解其中的难度：
第一要对中国诗词有所了解；第二要对中国的整个近代史，特别叶先生所经历的漫长历史有所了解；第三是要对电影的创作有一定的把握。这三个基本上是三座大山。
像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既不是叶先生的学生，也不是中国文学科系出身的，叶先生一开始可以说非常抗拒。
后来我们辗转通过叶先生周围的朋友，把想法转达给她。也经常飞到天津拜访，参加叶先生各种可能的聚会，陆陆续续地把我们要拍摄的这些构想，征求她的同意。
因为叶先生非常忙，而且年岁已高，她平日里要推广诗词、教学、整理著作，还要和朋友唱和往来，已经把时间用到淋漓尽致。我们等于在“压榨”叶先生，从她有限的时间里面，一点一点把影片拍出来。
跟拍叶先生这个电影，我相当于念了一个中国文学的课。
为了和叶先生谈苏东坡，谈辛弃疾，我的提纲经常会做到二十几页。提前半个月给叶先生，她会帮你批改，她首肯了，我们才能够从台湾再过去采访。我也经常被叶先生批评，因为总是在谈诗词的时候出纰漏，闹笑话。叶先生还是非常大度的，她就是点你一下，我在猜想，假如我再年轻个20岁，可能会被她批到蛮惨的。
刚开始面对叶先生时，大家都很害怕、很敬畏。随着时间和拍摄的进展，你会看到一个高不可及的诗词大家，慢慢地和你接近，变成了一个身边常见的老人家的样子。可是当她谈到诗词的时候，她又变得很温婉，有时候还会流露出像小女孩一样的小动作和笑容。
我和她也会开一些玩笑，那种亲近让人觉得就像你的亲人一样。
我希望这部电影，不是拍摄叶先生仰之弥高、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而是让人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生命，很真实的那一种感受。
整个拍摄当中，叶先生非常大方地提供了所有我们想知道的资料，包括她小时候的照片、手稿，讲了很多她在《红蕖留梦》回忆录里面没有提到的，更细微的个人情感。
我们还采访了40多位叶先生的朋友、学生，90%的访谈名单都是叶先生提供的，很多人都是可以跟叶先生唱和、可以写诗词的大家。每个人听到要制作这样一部影片时都很兴奋，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叶先生不为人知的细节。
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曾经安排叶先生跟她以前台大那一批学生视频通话。没想到那一天叶先生起床太急跌倒了，所有人都吓呆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有些感伤，当时有几位采访对象已经在癌症末期，在影片剪接的过程中都陆续地离世。但是在谈到叶先生时，他们眼中还是闪烁着火花，让我感觉到叶先生跟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只是一种师生关系，还有一种更深的、整个人生上的友谊。
往往说有时候人在做，老天会给一些眷顾。影片最后压轴的刘秉松女士，原本我们的名单里面没有这位，在温哥华拍完了快走的前两天，叶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去采访她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听到刘秉松女士说出“叶先生就是一种存在的感觉”这句话，我当时自己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非常巧，几乎完全是海德格尔的句子，她淡淡地这样讲，突然之间“存在”这个词就出来。临门一脚，反倒把电影的最核心点开。
找到一种东方式的叙述美学
电影的制作团队基本上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的老班底，也延续了先前两部片子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我试图通过诗词的韵脚、节奏、规律、转折等，找到一种东方式的叙述美学。
影片里有一个画面是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木构建筑，它的斗拱结构非常严密。我想借这个东西来隐喻中国诗词，对照律诗、绝句的那种严密结构，以及电影里片段与片段的断句结构。
为了搭配诗词的吟诵，我们特意拍摄了很多空镜，景色、古迹、壁画、浮雕、字画、衣服等等，比如《嫦娥》我们配的是洛阳的雪景，《锦瑟》配的是陶器，让观看电影的人从中做一些可能的投射和想象。
一个唐朝的铜镜，你可以想象当初他们拿着镜子，在梳妆打扮，其实整个诗词的境界就出来了。
整个空镜拍摄都环绕着河洛地区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国诗词的起源地。虽然西安不是当年的长安，洛阳也不是当年的洛阳，可是很多的自然环境还是当年的模样，河流还是河流，龙门石窟还是龙门石窟。卢舍那佛，风这样吹过菩萨脸，或雪这样飘下来的时候，我想不会差太远。
我想透过这些景物和器物，去回溯诗词产生的那个空间，甚至还原整个盛唐。
我们也运用到了词的长短句结构，来打破诗的严谨，而给予电影一种比较自由、跳跃的空间。
词比诗的音乐性要更强，可以吟唱、可以回旋，叶先生也对吟诵有研究。于是尽管折腾，我们还是在12月最冷的时候，把叶先生拖到北京的一个录音间，专门挑了一些诗词要叶先生吟诵，也是为了让诗词有另外一种声音。
同时从吟诵我也联想到，音乐上面有没有可能回到唐乐？和唐乐最接近的就是日本的雅乐，所以我们亲自到东京，拜访了音乐大师佐藤聪明，请他用雅乐和咏叹调表现出了杜甫的《秋兴八首》。配乐和吟诵彼此对应，产生出了一种声音上的美学。
我在剪接的时候常常强调，《秋兴八首》其实不是配乐，它是另外一条隐晦的叙述线。《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先生一辈子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我等于是用这条看不到的线来贯穿叶先生近百年的生命历程。
我们都常常蛮感伤的，为什么叶先生在北京的老宅也不见了，在温哥华的旧居也不见了，慢慢感受到她的飘零。当年她由台湾漂到温哥华，教书海外，虽然在生活上可能安居，可是心灵上她还是挂念。也就理解为什么后来大陆重新开放后，她第一时间要回来。
如此的一个诗词大家，走过那么大的一种时代的变化，经过那么多的人生中的高低起伏，她到最后还能够返璞归真。难得，只能讲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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