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
名字“庆松”就是大庆和松花江的意思。
他身上有很多光环和标签，
“中国最贵摄影师”、
早在2008年，他的一张摄影作品，
就拍卖出500多万人民币的高价，
大尺幅、大尺度的“电影感”画面，
仔细一看，都是身边稀松平常的普通人，
但服装、道具、背景，
每一张照片的拍摄，
王庆松都要准备个半年，甚至三五年。
25年来，只创作了99张照片。
7月初，
王庆松带着疫情期间的最新创作举办个展，
一条也来到北京，
2000年，当人们还在争论“摄影到底算不算艺术”的年代，王庆松第一次拿摄影作品，办了个展，堪称摄影界的先锋代表人物。
但在这之后，他选择的创作之路，离高产、出名、曝光度，特别远。别人一年拍几十上百张作品，他从1996年到现在的25年里，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加起来，才产出99张，平均每年3-5张。按照一贯的节奏，今年他完成了两幅新作，又从过往作品中选出20余件，举办展览《在希望的田野上》。展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展厅是点题的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布置成写生画室，就像美术生的艺考现场。原计划500人去现场画，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实现。王庆松便搭了500个画架，放上500幅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王庆松像”。“艺考常要求大家画同一标准的素描像，本来想对这种模式有个反思，最后空无一人的现场，反而悲凉中透出一点希望。” 这个作品引起无数80后90后的共鸣，在网络被热烈关注，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坐下来在空余画布涂上两笔。第二部分，是从90年代至今的作品精选。从早期代表作《老栗夜宴图》，到后来的《跟我学》系列，还有疫情期间的新作《问号》。
左：1999年《拿来千手观音》，手中拿的是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右：2019年《送往千手观音》，手中是猪肉棒骨、骷髅架、智能手机、数码相机
画面中王庆松把自己扮成“观音”，“千手”握着时代的产物，从1999年到2019年，燕京啤酒变成拉菲，大哥大换成了iPhone，胶卷被数码相机替代。而他自己，也整整胖了40斤，“你平常不会觉得怎样，40斤得是多大一坨肉？”
他笑说大家千万别解读太深，“我的照片，就是看图说话。”把各种信息压缩进一个画面里，让观众瞥见几十年来个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
王庆松接受一条专访
改变我看社会的方式
我相信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社会，艺术大师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出现摄影大师。我生在大庆，那是中国石油的一个老大哥，后来湖北发现石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湖北。在油田干活，地方上很光荣。江汉石油学院（全国5个石油学院之一）1978年建校，1980年12月，我爸是里面第一个因公去世的。那年9月份我刚上初三。当时是青春期，跟我爸妈犟，真打。一次我爸刚把我暴打一顿就出差了，但一个星期后，我爸突然就不在了。（当时我妈还说，等你爸回来再收拾你。）家里有哥哥，也有弟弟妹妹，在父亲去世前，我们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父亲走后，整个单位就认为你最惨。所以我一直强调，我的青春期真的就一个星期。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听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给我非常大的鼓励。父亲离开后，我就不太讲话了。性格很难改变，自卑情绪一直特别强。直到我真正开始学艺术，才重新开始跟人聊天。
1993年，我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中秋第二天，揣着1200块就来了北京。我就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租金75块钱一个月。当时感觉物价在上涨，面条从最早的6毛9毛，涨到1块1、1块4，当时正好是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我就预感到社会注定要变化，而且不是简单的变化。于是，我开始摄影。2000年，母亲生病，据我了解是被误诊去世。父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改变了我看待社会的角度。我慢慢转型，越来越关注整个社会的现象。2000年，第一次拍大画幅，就是《老栗夜宴图》，那是一次“赌博”，花了我差不多所有的钱。把我妈妈去世前10个月的工资，我老婆的奖学金余下的600美金也都押进去。
《韩熙载夜宴图》南唐画家顾闳中绘
坐榻上的男主人公为艺术评论家栗宪庭
让当代人来演韩熙载这个主题，是想把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处境，跟古人对比。那幅画主题是南唐一个文人官员的的生活，他在家里宴客，当时的皇帝李煜想重用他，但是奈何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当时临开拍前一个星期去找栗宪庭，他就说他来演。他来拍摄前一天一晚上没睡，拍完之后放大一看，发现老栗眼神演得特别好，一个疲惫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处境，都出来了。《老栗夜宴图》局部
原来画中的仕女，到这里都变成了腰粗腿肥，裹着粗俗布料的女人，跟原画里的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模特的衣服都是从地摊买的，一套不能超过20块钱。冲片子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看到它能像传统国画一样实拍出来，不是电脑合成拼来拼去，还是挺惊奇的。后来成品大的是9米8长，是第一次有人拍出散点透视的感觉。
《新女性》 2000年
这个色调我是特意的。我觉得社会，应该不是这么炫丽多彩的。所有画面必须降色，一定要褪掉30%甚至50%的色彩饱和度。对大画幅相机的使用，也从早期的4×5变成了8×10，最后变成了12×20。 我甚至慢慢养成了习惯，会在一个地方坐着，坐很长时间，或者就去大街上走啊看啊，碰到一件事情我就会仔细观察，去想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画室》2005年
曾刷新我的底线
我觉得我应该在国内拍人体是最疯狂的。那个年代，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得多。第一次，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体模特全是女的。拍《罗曼蒂克》之前，我画了一个草图，全是拿世界名画的人体拼起来的，就告诉影棚的师傅，我想拍一个由中国人来扮演西方美术史的这些形象。但当这些北影厂的工人走进拍摄现场一看，这么多裸身模特，姿态还都很笨拙，彻底懵掉了。
拍《佛堂》的夏天，密封的宋庄工作室，模特们很多从农村过来，脱衣服的瞬间，当时熏得我差点吐了。2000-2005年，就5年时间，模特价格从100、200元升到1400达到高点，最后又降到300。后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妹妹、妈妈、爸爸，甚至丈夫叫过来一起拍，甚至里面偷情的都有。其实我看着心里还挺揪心的。后来我就很少拍摄人体模特主题了，有社会逻辑关系才去拍，如果纯粹为拍人体，没意思了。我特别喜欢有时间感的劳动，用时髦话讲就是“工匠精神”。但更多是跟自己在钻井队干了七八年的苦力有关。当时父亲去世后，因为家里实在没钱，我必须去参加工作，就去了父亲待过的钻井队。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创作的影响是无形的。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劳动产生的价值。准备时间很长，拍就一瞬间，就完了。
我对高考、对教育，一直是有感触的。年轻时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获得系统的教育，考大学我就这么一年年考了8年，但是最后终于上了大学，我反而不告诉任何人。对我来说，这段经历我觉得挺丢人的。2003年，我的小孩准备上幼儿园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需要拍教育相关的作品。
当时拍《跟我学》，用几块石膏板搭了一面8米长、4米高的墙，拿墨汁直接一刷，三块钱的粉笔，啪啪啪一写，成本100来块钱。粉笔字现场写了两个半小时，但这些文字我已经积攒了5年。每个时间段我认为重要的关键词，都搜集了。这堂课逻辑不清楚，但主题非常明确：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名称，来自1982年到1994年中央电视台做的一档电视节目《跟我学 Follow Me》，在新闻联播前的半个小时，让一个国家的公民去学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整整12年。《跟我学》教材发行量还超过了《毛选》，中国80年代初最早一批出国的人，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学习英语，了解国外的信息。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很吸引人。
《跟他学》2010年
拍完《跟我学》过了大概一年，我觉得之后应该有“你我他”，连起来组成一个世界。7年后2010年，开始拍《跟他学》。运了20吨的书，从废品收购站收回来，放了一年让它长霉。一年后，又卖给收购站，每吨价格还涨了300块。
《跟你学》局部 2013年
《跟你学》拍摄幕后
2013年拍了《跟你学》，大概是120个课桌、近250人，趴着睡觉的这些人，跟一个打着点滴的老头一起学。老头是我自己扮演的。 当时废品收购站运来的很多工具书、高考教辅书，根本没开封，带着塑料皮。我还截了当时我们湖北当地的新闻，临高考前几天，全班打营养液，亢奋起来复习，不能睡觉。 这样“你我他”算在一起，有10年跨度。它有一个反问：到底我们要跟什么学？2008年作品《临时病房》：大家坐在一起很麻木地接受治疗，我就像是一个超时空的人，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是在那里看看报纸。
我七八成作品里都有自己。有时候我作为一个主角，有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一个老人，几百人的其中一个学生，偷偷地看。不管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既是个参与者，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怀疑者。“我跟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很重要。早期我总是想把自己放在很英雄，很重要的位置，后面慢慢就去藏自己，把我融入在画面中，尽量不被人发现。
《大摆战场》2004年
《大摆战场》拍摄幕后
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铺天盖地的广告，我就做了15米高，大概38米长的一个海报墙，那些牛皮癣啊小广告啊，大概写了一个月，一边看雅典奥运会一边画那些道具。起名《大摆战场》，一听就是很中国的一个名字，油盐酱醋、针线、老外家教……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缩影，各家又互相竞争，整个像一个战场。
《问它》幕后 2020年
《问它》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主要是世界500强的LOGO，花了4个多月，每天10个小时，一张张画出来，100度老花镜也成了300度。过了十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商标消失了。商业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们无法摆脱，但我们依然需要给这一切打一个黑色的、正式的、严肃的问号。
王庆松在展览现场
我很少穿戴有商标的东西，物质上需求不多，也不擅长社交场合。别人来看展览，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来了”。我来北京就觉得要匍匐前进。能坐起来，我尽量坐小马扎；能站起来，我尽量半弓着腰站。因为你无依无靠。多少年之后，别人说庆松，好像做得还不错。我还是尽量低调，人就是得这么低调地过着。
摄影，其实是帮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跟别人交流。
如果按普通的方式拍摄5年，别人可能会用200张、300张照片去呈现，但我就只需要一张照片，把我这么多年的各种社会观察，做成像压缩饼干一样，都锁在一张图片里。可以在里面不停地去“找东西”。别人总说我的照片，什么艳俗不艳俗我就很烦，什么观念摄影，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根本不是摆拍，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每个镜头都是在社会中找到的。编辑后记：他的发型？村里的生活？......
沿着机场高速公路下来，费了老大劲登记、问询，我们才被允许进入一片藏在城中村里的艺术社区。这里，一半是平房，沿街一溜日用杂货铺，紧挨着熟食快餐、理发店；楼上留给外来打工者、剩下不多的留守村民。拐个弯，就是一排整齐划一的艺术家工作区，一栋挨一栋。与野生混杂的村民生活区，形成鲜明对比。
生活里，王庆松常穿着人字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雷电发丝”。他说这发型得有快20年了，他找理发师傅把黑发全剃了，只留下一根根稀疏分布于头顶的白发丝，一撸，发丝就能一根根竖起来。“有时候一进电梯，所有人都想退几步。”他说就喜欢这样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老师您有什么爱好？”“最爱睡觉，太爱睡觉了。只想躺着。”这回答，让人联想到2008年他的一幅《跟我学》拍卖出500多万高价时，他本人的反应是：“那天的新闻，就是打扰了我休息，还有七八个电话打进来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
他笑称自己是“低端人口”。当我们跟着他出了门，他就像在城中村里隐形了，一晃神就找不到了。
部分图片由王庆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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