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是河南一个小村庄，
它原本再普通不过，
2010年，因为作家梁鸿，
它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成为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一样的存在。靠念书最终走出梁庄的梁鸿，
为了记录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
在2008年回到了故乡。
通过5个月的走访，写成《中国在梁庄》。
2013年，她又沿着梁庄人的打工路径，
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
考察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
写就了《出梁庄记》。有人评价说：
“梁庄是一个范本，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这个记录一直都没有停，
2021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
如《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
这次，梁鸿再次回到故乡，
重访了当年书中记述的人和事。
这一次她看到了：
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
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农村女性，
逃离村庄的年轻人，和落叶归根的打工人，
沉默中长大的儿童，
和意外中离世的独居老人……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穿过纵横交错的马路。她要找大姐的单位，但她害怕了，不敢问路。在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她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东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但给一个乡村孩子的感受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2008年，梁鸿的儿子还不到4岁，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母亲回到梁庄。到的前一天，县里刚下了一场雨，火车站的地面有点泥水，混着瓜皮、纸屑和垃圾，苍蝇嗡嗡的。梁鸿的儿子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这两个故事，被梁鸿记录在《中国在梁庄》里。自从离开梁庄，乡村与城市间的关系，一直是她思考的母题。完全成长于乡村，从小下地干活的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读完初中，读师范，在村里当了3年小学老师，又去念了本科，从ABC开始自学英语，一步步考上研究生、博士，现在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靠读书翻身，终于“逃离”农村后，梁鸿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工作，“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总有一个声音持续地提醒着她：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这个声音促使她在2008年回到梁庄，通过5个月的回乡调查，写下《中国在梁庄》，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以及它逐渐破败、荒芜的过程。她试图回答：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还不够。2013年，《出梁庄记》出版，她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试着去考察中国的农民是怎样到城市生活、怎样流转、怎样吃、怎样爱、怎样想梁庄，怎样想他所在的城市的。转眼十年。梁鸿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父亲去世后是姐姐们陪着她。她到每家每户去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十年前，梁鸿还有很深的距离感，常以“外乡人”的视角观察梁庄。如果不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她几乎不能融入村里人的对话。但如今，梁庄与梁庄里的人，已经沁入梁鸿的骨血。“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2020年，梁鸿最终敲定了盘旋在脑中已久的想法——继续记录下去。这个年份因为疫情而特殊，“你突然发现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人活着是如此艰难，并且社会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大。”2021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有一个相对整体的历史观，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宏观的村庄。十年之后的《梁庄十年》以更微观、放松、日常化的方式呈现。因为对村庄和里面的人越来越熟悉，梁鸿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放下了通过事件去反应社会问题的“野心”。但就像照片一样，无论如何把焦点放在人上，无论如何虚化掉背景，你都能窥见背景中的色彩、轮廓和氛围。以下是梁鸿的自述：
其实我在写第二本《出梁庄记》的时候，就有朋友劝我：“《中国在梁庄》已经立住了，第二本容易搞砸，何必呢？”当我写第三本《梁庄十年》的时候，外部依然有这样的声音。但我觉得这种“惧怕”，相比我想要记录的心情，是微不足道的。
我对村里每个人都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看他们打牌、聊天、种地、喝茶，我觉得太珍惜了。梁庄还在行进，它就像长河一样，一直在往前走。我想写他们的生老病死、来来去去。
如果你读了前两本书，会发现五奶奶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在前面两本书里，当我写人的时候，会集中写他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他们身上都承载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在梁庄》里，我写了五奶奶的孙子在河里淹死的故事。五奶奶的丈夫已经过世多年，儿子和儿媳都在青岛打工，只有她一个人在拉扯着孙子宝儿长大。但宝儿在坑塘里游泳的时候淹死了。我的五奶奶是个非常乐观的，然后也非常会自嘲的一个老人，她的家是全村的“新闻发布中心”，但是当她讲到孙子死，声音是飘忽的。到了《出梁庄记》，我去青岛采访了五奶奶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也就是淹死的孩子的父母，我的堂叔和堂婶。宝儿的事一直在堂婶的嘴边，但在我之前似乎从没有人问过。堂婶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阳阳。阳阳被随身带在身边，偌大一个2000多人工厂里，只有阳阳一个孩子，他孤独地成长着。
河道中的挖沙机
我觉得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家庭，所包含的悲欢离合已经涵盖了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留在村里的老人、孩子。这个孩子为什么淹死了？是因为我们那条河的生态完全破坏了，在河里有一个个大漩涡……但《梁庄十年》这本书，我更希望把梁庄日常的一面呈现出来。2020年经过长久的居家防疫，你会发现，恰恰是“日常”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吃喝拉撒，跟我们相爱的人、亲人之间的关系，它会拯救人类。所以我写了五奶奶在家的日常生活，她怎么哈哈大笑，怎么坐着孙女的粉红小电车上街去理发，这简直就是她最爱的活动。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记着这么悲惨的事情，不可能每天都以泪洗面，所以我想把五奶奶的达观和幽默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生命能生生不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不管今后怎么样困难，我们都在努力活下去，并且还要欢笑，并且还要爱活着的人。所以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 “作为女性，一旦出嫁，
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这次写《梁庄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傍晚，我和五奶奶、大姐、二姐、还有村里一些其他女性朋友，围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天。我看着她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我也是突然惊醒，我每次写到男性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都是直接用“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可是，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我没有察觉，好像读者也没有察觉。所以《梁庄十年》里，我专门有一章写女性，写村庄女性的地位、她们存在的方式、她们的命运，包括我对她们的寻找。
梁鸿与村里的女孩们
燕子，比我大5岁，是梁庄长得最漂亮的女孩之一。这么多年，她在村里人的心里是一个不光彩的、道德上有问题的女孩子。我辗转联系到了燕子，才听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她其实特别爱念书，但因为漂亮，从初中开始就不断有男生追她。上学的时候，有男生在她的上学路上堵她，让她害怕得书都没法念下去。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又被一个已婚的派出所所长看上，说要等她长大。“那时候我就只是害怕，怕死了，真是生不如死啊。”结果燕子的奶奶、外婆都骂她、打她，说：“你这个骚女子，出去光勾引人。”它和外部的声音语言是一致的，没有人来保护她，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保护她。女性从来都是腹背受敌。当村里人谈到那些出去打工的女孩子，或者特别有主意、特别漂亮的女孩时，都会用一种特别神秘的语调窃窃私语。包括像拉姆案，我看到几个深度采访，她要直播，她也比较漂亮，并且不愿意跟丈夫妥协，周边村庄的人都说拉姆不守妇道。她上诉了，也判离婚了。可为什么她丈夫还是一直来找她？就因为没有人支持她。当女性有一种独立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不守妇道，所以她丈夫才如此得理直气壮。
母亲带着孩子在外打工
我在找到这些女孩的时候，一开始还在犹豫怎么开口和她们解释，我要把她们的故事写进书里。结果她们一点都不觉得丢人，每一个都很支持，“好啊，咱们女孩子太不容易了。写吧写吧，也得有人给我申冤不是？”其实农村的女性也是有自我意识的。只不过因为生活太难，把一些人完全覆盖住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出来的。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城市女性地位很高，比如有人经常说：“我们家钱都是我妈掌控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男性为什么不愿意掌握这个钱？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女性身上，你觉得这是权力吗？这不是权力的让渡，而是权力的控制。我觉得女性在中国现在的文明形态里面还要走很远，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的进步，而不是表面上的“我家里我母亲很有权力”，不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个变化是显著的。梁庄的房屋在增多，但建房的人却变了。原先回来盖房的大多是外出打工，最后没留在城市里的农民。现在很多有城市户口、生活还不错的农民也想回来盖房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变化。2020年7月，我发现梁庄村西头有一座高大洋房，特别高，欧式的，院子四周是月季花、凌霄花。灰色大理石围墙、罗马柱、假山、草地、休闲区、运动区，它完全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度假胜地的房屋。这房子是义生的。义生算是我们村里混得相当好的，几乎是个企业家，在外地有很多房子，有别墅，有公寓，有自己的公司。他根本不需要再回梁庄生活，他为什么要盖这个房子？其实他回梁庄盖了很多个房子，每一个姑姑、每一个叔叔他都留个房子，希望全家团圆，他希望有一种根的存在。还有一个人叫梁学军，他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他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入了一家餐厅的干股，收入相当高。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他也回来了，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他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他不觉得国外好，他觉得：“我的孩子如果只说西班牙语，将来我是谁的父亲？我的孩子都不是中国人了？”他觉得他的孩子必须要说中国话。我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见证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所受的排挤与苦难，有些人在西安待了20多年，但始终住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他不愿意在西安定居。我会觉得，这些农民之所以回到梁庄，并不是因为他们爱村庄，而是他们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但我现在想法变了，或者说大家整体对乡村的情感在转变。在乡村盖房子，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渴望。大家都希望在乡村找到一片地，找到一个空间，感受一下静谧的乡村生活，那种跟山、跟土地打交道的，找到某种宁静和皈依。而这个皈依，哪怕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哪怕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固定的身份，仍是不能代替的。1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但年轻的一代也成长起来了。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可能高考依然是唯一的出路。那些高中没毕业、没上大学的孩子，显然只能在另一个层面里生活，很难获得一个“上升”通道。我曾经对阳阳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出路。”其实这句话非常没有力量。如果他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会在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他父亲打工的工厂里。如果他上了大学，本科毕业了，他又会在哪里？可能就成为了现在大家口中的“打工人”。总之，阳阳的命运可能不是成为这个打工人，就是成为那个“打工人”，殊途同归。但我会希望，阳阳有更大的精神空间。但他现在是非常压抑自己的，我在最后一章里也写到，他在照顾其他的孩子，这种懂事是否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孤独、他的寂寞。但其实，“上学”对梁庄的很多孩子来说是一种“缓冲”，不然年纪那么小去干什么呢？不能合法打工，也没人照顾你，那就先读书了。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靠读书。“小镇做题家”可能是中国大部分孩子走的路。大城市也一样，只不过是“城市做题家”而已。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实际上在初高中时期，他的精神空间就已经被挤压了。他的所有灵感、灵性，所有对问题的思考，都被无穷地碾压了下去。等到18岁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心人”。我们在少年时代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到大学时才突然说“你要思考，你要拥有自我”。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而且是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问题，在中国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我想每个年轻人也应该给自己这样一点空间：我们一方面在奋斗，在找好的工作，找一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在精神也要奋斗，而不单单是自怨自艾，埋怨这个社会，因为这毫无意义。就在我写完《梁庄十年》，2020年11月再回梁庄的时候，才知道我的五奶奶骨裂了，躺在床上不能动。躺在床上的她只有小小的一团，白发蓬乱着。她抓住我的手就是哭。虽然聊了一会儿，五奶奶又恢复了响亮的腔调，依旧是一个乐观自嘲的老太太。可是，我在走出屋子的一瞬间，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些悲伤。孤独、衰老、恐惧，这些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正降临在这个坚强的老人的身上。五奶奶的儿子们积极凑钱给五奶奶治病，但是却照顾不到。唯一能照顾她的，只有已经上班的孙女。当孙女出嫁了，谁能继续照顾她呢？这让我想到福伯。人们都说最有福气的就是他，因为他连走都走那么干脆。2017年的春节，福伯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福伯有7个子女，一听说这个消息，就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了。整个春节，大家都抢着孝顺福伯。结果过了正月十五，儿女们就开始发愁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现实中的急迫了，有的要帮儿女还房贷，有的再不回去就要被开除了。一个个有苦难言，都不能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了。不知道是因为听到了儿女的议论，还是因为食道癌的病情，从此福伯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吃一口饭了。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非是用孝与不孝可以解决的。老人的养老问题，如果一直把它完全放在个人的身上，或者说把它作为个人的道德绑架，它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养老社会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必须开始重视了。不单单梁庄是这样，很多村庄也是这样的，它会由此延伸很多的家庭问题。我其实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燕子、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十年写一次，就像村庄的编年史。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卑微而又热忱地倾听来自故乡的、大地深处的喃喃低语。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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