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陆国元：参与创办《上海证券报》的那些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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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我受新华社上海分社指派，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参与创办《上海证券报》。时光如梭，转眼已近29年，那些难忘的岁月依然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恍如昨日。

偶然中的必然

1993年1月2日，《上海证券报》正式公开发行，成为新中国第一张证券专业报纸。当时，《上海证券报》是新华社上海分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主办的，周二刊，逢周三、周六出版，1993年的第一个周三是1月2日，《上海证券报》就这样无心插柳，成了“第一”。

说是偶然，其实蕴含了许多必然的因素。在《上海证券报》正式公开发行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创办了一份内部报纸，这份报纸也叫《上海证券》报，只不过“报”字放在了《上海证券》书名号的外头。在获批正式刊号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专业人才高手如云，新闻专业人才则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强项。于是，双方珠联璧合，水到渠成。

在此之前，《上海证券》创刊于1991年7月1日，一共出了85期。出版这份内部报纸的初衷，在《上海证券》缩印本《编者的话》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为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证券事业的需要，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总经理助理吴雅伦亲自关心下，经过本报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创办了新中国证券发展史上第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证券专业报纸。”这不，新中国第一张证券专业报纸的“第一”，在那时就已经被预定了。

1992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有两件事足以载入史册。一件是5月21日上海股市宣布放开股价，当天上证综指从616点直接跳空高开至1260.32点，其后3天总计暴涨了570%。另一件是8月10日，深圳股市发生截留1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的“8·10”风波，深沪股市随之出现暴跌：深指从8月10日的310点跌至11月23日的169点，沪指则在11月17日联农股份上市那天完成最后一跌，跌至386.85点。上、下半年的中国股市，一如当年流行的一首歌《红日》所唱：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无论是满足投资者对动态信息的渴求，还是记录中国证券市场踯躅前行的历史，这时的股市，已然在呼唤一张证券专业报纸。

就在这年的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完成了合作的技术性谈判。报社领导班子组成：社长张行端，总编辑尉文渊，常务副总编辑刘波、陆国元。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上海证券报》于次年1月2日正式公开发行，《上海证券》报的“报”字挪进了书名号里。

从黄浦路、青浦路到杨高南路

新华社上海分社首批向交易所派出的记者，是我和谢金虎。最初的办公地点在虎丘路，当时是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我们两人从徐家汇的衡山路，骑自行车横穿上海最繁华的市区，每天穿梭往返。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凛冽的寒风穿透冬衣直刺肌骨，但怀揣创业激情的我俩，内心充满温暖。几个月后，我们搬至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在的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与《上海证券》编辑部的同事们会合。1994年初，已经完成两次扩版的报社整体搬迁，搬至与黄浦路一路之隔的青浦路。1997年春节，报社最终迁址杨高南路，不过这次迁址已是报社和交易所脱钩以后的事了。

几次搬迁，完成了报纸扩版的全部过程：从每周出两期的周二刊扩至天天出版的日报，从创刊时的每期4版扩至每期16版。1993年4月1日，刚刚正式公开发行3个月的《上海证券报》第一次扩版，由每周三、周六出版改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出版。10月1日，报纸再次扩版，由每周二、周四、周六出报改为每周二至周六出报，报纸版面也由4版扩至8版。10个月间的两连跳，由内部跳至公开，由周二刊跳至日报（在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管理归类中，周五刊即被列为日报），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报纸扩张速度的纪录。

1993年4月1日第一次扩版时，报纸的发行量已达27.65万份，比初期翻了一番多。这时的报纸发行主要在上海，而外地不仅到达的速度慢，价格也奇高：定价每份0.30元，一些地方最高卖至2元。同年4月，《上海证券报》的第一个外地代印点在福建省省会福州开印，随后，至1994年夏末秋初，报纸在全国各地的代印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先后在27个省（区、市）设立31个代印点。一张以上海命名的专业报纸，创造出这样的全国扩张速度，也刷新了中国报刊发展史上的另一项纪录。

专业媒体的新闻探索与责任

《上海证券报》是一张证券专业报纸。创刊之初，我们最强的是孙健主持的市场报道，因为不仅拥有《上海证券》的传统优势和办报基础，而且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的报纸，无论言论、评论还是文章，都具有准确、及时、权威、充分等诸多特色。虽属“专业”，但报纸依然应拥有其与生俱来的新闻属性，我们后来付出的很大努力，就是不断探索专业报纸的新闻化表达。

最初的探索是谢金虎的《倒扣箩筐当招牌》。1993年初，上海证券市场发行股票认购证，上海马路边、弄堂口一时间突然冒出一只只倒扣的箩筐，收购认购证还有纸质的国库券。如果你多看一眼这些箩筐，马上就会有人压低嗓门，神秘地问你：“卖啥券？”有媒体统计，仅在上海复兴路上，就倒扣着60多只俗称“马路模子”的箩筐。谢金虎敏锐地抓住这一新闻事实，报道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内无纸化交易完全不同的情景。最现代的交易方式和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在那一刻同时定格在历史的时空里。

作为资本市场的媒体，我印象最深的是肩负的责任。1993年3月，在上海股市持续上涨、上证指数已涨至1500多点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了会员大会，理事长李祥瑞在会上讲话，其中强调了投资风险问题。我觉得这是一条真正的新闻，就撰写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专家提醒谨防高处不胜寒”的报道，刊登在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记得就在这篇报道发表后的第三天，一片涨势的上海股市突然掉头向下，从1536点一路下跌至12月的750点，跌去一半还多。我不知道这次下跌与这篇报道的关联程度，但我当时有些吓坏了。由此我也得到一个教训：证券专业报纸不同于一般的报纸，因为与国家经济建设、老百姓的钱袋紧紧相连，办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股市投资需谨慎，办报更须谨慎！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中国经济长江行”了。从长江源头青藏高原开始的这次大型采访报道活动，一路沿江而下，直至长江出海口的江苏南通，持续了数月之久。“长江行”完全围绕着证券市场展开，一路采访政府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者，从经济的角度看证券，从证券的角度看经济，是一次很富创意的集中实践。这次以证券为主题的大型采访活动，规模之大、发稿之多、影响之广，至今难以忘怀。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说《上海证券报》和随后创刊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一批证券专业报刊的诞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点不夸张。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上海证券报》等证券专业报刊问世之前，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求已经到了饥渴的程度。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件是《上海证券报》创刊之初，报纸在文汇报印刷厂印刷，每到出报日当天凌晨，印刷厂门前如同闹市，本应报废的试印样报一出来，就被等在门口的投资者一抢而空，只为先睹为快。另一件是交易所边上金山路的梧桐树下，晚上常聚集大批投资者自发交流信息，蔚然成市，热闹非凡。我常挤到人群中去听，那些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交流内容之一，便是读当天《上海证券报》的心得，对报道内容的解析甚至超过我这个总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侃侃而谈的俨然是报社的总编，而我倒成了一个聆听教诲的普通股民！200多年前的1792年5月17日，美国24名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聚会，商签了一项协议，史称“梧桐树协议”，约定交易佣金的最低标准及其他交易条款，这一天也因此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日。200多年后金山路梧桐树下的场景，难道是穿越时空的历史延续？当然，随着报纸的迅速扩版和全国各地代印点的大量开设，即便远在西藏拉萨的投资者也能在开市前读到《上海证券报》，这种渴求信息的饥渴很快成为历史。

《上海证券报》还有一件事极有意义：张志雄领衔的专题部，以几十个版面的篇幅，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寻找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吴敬链、曹凤歧、吴晓求、肖灼基等一批著名证券专家、学者主导和引领的这次大讨论，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次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辩论、理论大建设的活动。一时间，满城皆谈“大智慧”。影响之深远，直至2019年1月30日，还有人撰文称：“上个世纪，证券行业曾举行过一次‘寻找证券市场大智慧’的全民大讨论，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为一项制度，信息披露与市场同步诞生，包括招股说明书在内的各种公告，是最早的信息披露文件。1996年，《上海证券报》等7报1刊正式成为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就此进入规范信息传递、强化传递通道、健全市场运行的制度化建设的崭新阶段。

《上海证券报》从1993年1月2日公开发行，直至1995年7月31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脱钩，那段时间报社从体制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部门。报纸创刊时期的中层干部，总编室主任万文毓、新闻部主任曹士忠、市场部主任孙健、专题部主任张志雄、公司一部主任蒋和平、公司二部主任冒锡芳、广告部主任邱家和、发行部主任周萌，与全体员工一起，为报纸的创办和发展付出了智慧和辛劳。

29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昔，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忽然间浮上心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往期回顾

本期责任编辑：邵子怡

监制：浦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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