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夜读│家风与传承，企业家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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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家。只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好，一个国家才会好。

传家，最终传的不是财富，而是家风。只要家风在，就可以厚德载物，生生不息。

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

古人对齐家非常重视。孔子“诗礼传家”，孔门传衍到现在，按历代官方承认的衍圣公这一支嫡系子孙来计算，今天已经到了“佑”字辈，是第80代。

如果从曲阜孔氏来算，已经到了82代。如果从其他旁支来计算，我相信早已经超过82代。如今这个家族已经达到300万人，光曲阜一地就超过15万人。

孔氏家谱历2000余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孙都记载得原原本本。传世80余代，未必代代都是人中龙凤，但人才辈出，鲜有留下污点。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还包括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只有做不到，而不可能没看到、没听到。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后世的人看到了更多事实，将孟子这句话层层注脚，就变成了：道德之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大家都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父亲虽然在他三岁时去世，但母亲的陪伴比较久，一直活到他56岁。孟子能成为“亚圣”，离不开母亲的作用。遗憾的是，孟子的母亲在历史上没有留名，我们只知道她姓仉（zhǎng），惯称为仉氏。仉氏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也是慎始、励志、敦品、勉学，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

孔子成长坎坷，对子弟都很严苛，孟子似乎要柔软一些。比如，孟子有一个观点“父子不责善”，就是父子之间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多一点儿尊重和鼓励，少一点儿苛求与批评，如果过于求好求全，换来的可能是孩子的逆反，造成疏远，最终酿成家庭的不幸。他看到了代际传承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

传承中的四个故事

传承不是分钱，分钱很容易，只是技术活。但是，钱是没有温度的，所以易散。传家却很难，因为带着温度，而且无形。

所谓的传承富贵，就是传承财富。下面讲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世界首富”的殒灭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人占6个：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

伍秉鉴是广东商人，做到了十三行的“商总”，相当于广东商会的会长。在西方人的史书中，谈起鸦片战争，伍秉鉴是仅次于道光皇帝、林则徐的三张中国面孔之一。马克思的书中，也曾提到了伍秉鉴。

他是一个商业天才，也是一个商业家族悲剧的样板。他生前曾把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和在欧美的财产做了一次清算，总计是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2/3。

他之所以在西方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因为他的企业“怡和行”几乎垄断了中国和欧洲的对外贸易。

他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名官商，曾因向政府捐献巨款换了一个正三品的顶戴。他对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到朝中亲王、重臣都有打点，左右逢源。他在生活中极为高调，家庭生活极其奢靡。伍家当年建在珠江岸边的豪宅，只有《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能与之媲美。

他的家族盛极而衰，财富在鸦片战争前后，迅速被政府勒索清算，基本到他儿子之后就全部清空了。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极具绚烂又昙花一现的家族？

伍氏家族是典型的岭南商人家族，世代从事茶业，清初从福建来到广东，到伍秉鉴是第六代。伍秉鉴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待人谦和，为人又异常低调，所以在外界留下一个亲切、慷慨的美名。但他对家庭成员却一反常态，几乎从来都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有五个儿子，最后继承家业的是第五子伍绍荣。

伍秉鉴对下一代既纵容，又很苛刻。因为下一代是守业的一代，缺少上一代左右腾挪的能力和耐力，只需坐享其成，但是伍秉鉴家长式的严苛教育，缺少亲情，疏于照料，导致下一代普遍懦弱不堪，尤其正逢鸦片战争，下一代根本应付不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

伍秉鉴是在1843年死去的，中英在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两，割让香港岛。死前的几个月，他最关心的不是国家安危，而是家业保全。为此，他给美国的一个朋友写信说：他最希望的是移居到美国，但是年纪大了，走不了了。

伍绍荣在伍秉鉴死后，马上卷入到鸦片战争的漩涡。他个人在参与中英谈判的过程中，虽然进退维艰，但是其舍弃国家大义只求保身的行径，令人不齿，留下了不少历史污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伍家就全面败落了。

回溯伍氏家族的败亡，固然有国家颓势所然，但是不要忘了，伍家的兴盛，也是抓住了世界工业革命后中国国门洞开的大周期。他们家在海禁时代靠福建贩茶起家，在广东又靠全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十三行做外贸兴起。他们自愿陷入官商的迷局，却吝有半点家国情怀，虽然富甲一方，却没有造福一方。

所以，伍家衰败的根本问题还是传承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而非外因。到伍秉鉴第三代，伍家子孙更不争气，为争夺家产互相撕扯，家业也就散尽了。从此，世界第一大财团家族只经历了不到三代人就烟消云散。

第二个故事：与中国有关的两大西方家族

讲完广东伍氏家族，再分享另外两个与之有关的家族的故事。一个叫威廉·渣甸，是英国人；一个叫约翰·福布斯，是美国人。

威廉·渣甸在广州成立了怡和洋行，正是从伍秉鉴的企业“怡和行”得名。怡和洋行能做大，主要靠伍秉鉴的扶持。但威廉·渣甸做了两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一个是大力鼓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二是教唆英国索取香港。怡和洋行曾代理港英政府管理香港。

约翰·福布斯，本来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16岁穷水手。伍秉鉴看他聪明伶俐，就收为义子，教他做生意，还帮他在广州创业，合办了一家叫“旗昌洋行”的企业，占了60%的股份。后来约翰·福布斯带着在中国赚的钱回到了美国，全部投资到铁路，成为北美最大的铁路承建商。

今天，当我们看到《福布斯》杂志，对财富排行榜津津乐道，但是对其背后和中国的这段前尘往事，很少有人知晓。

这三个家族的故事，源头都在中国，都在伍秉鉴，这个人在中国几乎蒸发掉了，而由他衍生的另两个家族，却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这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

威廉·渣甸虽然没有嫡系的子嗣，但他的侄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两代人非常关键，他们完成了家族成员参与家族事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创建，并一代一代完善。这些制度涉及到他们在社会公德、生活私德方面的种种准则和要求。

所以，这个家族的成员很少会传出负面的新闻，哪怕在私生活上也极其低调。时至今日，该家族的成员仍控制着董事会，成为这家巨无霸企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石。

福布斯家族也同样如此，该家族有一条格言：“我们要用钱来缔造幸福，而不是要成为它的奴隶，别让财富主宰你的人生。”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第三个故事：积善之家的塚喜家族

下一个故事把目光转到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做企业的都知道企业本身有生命周期。全世界前一百名存活时间最长的企业表，榜首是日本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已经快1500年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南北朝。日本以长寿企业多而闻名世界，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日本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2万家。

时代大潮如歌，水深则流缓，只有家族的文化根基足够深厚，才会像水一样平静而安然。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是日本的塚喜集团。这是我们过去每年都去的参访企业，所以很熟悉。因为疫情，这两年我们才没有去。

这家企业成立于1867年，和明治维新同岁。塚喜集团是靠做和服起家的，至今传到第6代。塚喜家族的家训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取自《易经》，写成了一个高悬的匾额挂在企业里。中国曾有一个首富盛宣怀，也非常喜欢这句话，但没有得到余庆，而塚喜家族得到了。

塚喜集团第六代掌门人塚本喜左卫门，在他父亲91岁去世时，整理遗物时无意发现，父亲留下差不多有40罐的铅笔头。他父亲生前，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花15分钟削铅笔，削好后就开始工作，认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一天的集中力。这些铅笔头，成为其一生勤勉、节俭的写照。

塚本喜左卫门说，每当自己想偷懒时，就会想到父亲削铅笔头的情景，想起父亲的创业维艰，从而鞭笞自己要控制情绪，更要努力奋斗。这些铅笔头罐，已经成为他们家族弥足珍视的图腾，也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在塚本喜家族，经营者将子女的教育视为事业一样重要，他们认为，精神理念传承的重要性远胜于物质的传承。正因为如此，塚喜集团才有“三方好”的经营理念，首先要对客户好，才能对企业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好，这样的企业才能长久。

放之世界，从知名度来说，塚喜集团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这个家族带来的思考和启发，却是深远的。这些年，我带领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走进日本的家族企业，多次亲眼看到这些家族成员之间亲善和谐，对社会对他人也始终保有一份温和的感恩，让我们感慨不已。

第四个故事：荣家的起伏

1948年春，无锡籍历史学家、《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被江南大学的创始人荣德生请到这所大学任教。在中国，一个家族创办一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1949年以前创办还能保留至今的。

荣德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家住在荣巷，是荣氏家族的发源地，现在是无锡的一个城市景点。

荣德生把钱穆安排住在荣巷的一个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在次日下午离开。有时候，他们还会把儿子荣毅仁也带过来。他们每周来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周六晚饭后能和钱穆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释放内心的诸多困扰。

有一次，钱穆问荣德生：“你一生获得这么多财富，有何感想呢？”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荣德生感慨说，或许他这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他在1934年修造的那座无锡宝界桥。他说，如果将来中国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也只是因为这座桥。

这段对话已经过去70多年了，荣家在无锡的产业，只剩下废址的工厂遗址，但无锡蠡湖上的宝界桥依然还在，人们每次站在桥头，就能看到荣毅仁题写的“宝界双虹”四字。

我已经无法求证，荣毅仁最后选择就读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专业，和他们父子与钱穆的这段交往有无关系。但回看荣毅仁的一生，他的许多次决定人生命运与家族兴衰的历史抉择，他都选对了。

荣家靠面粉生产起家，后来经营纺织业。1956年，家族产业在公私合营中全部交给国家。1979年，荣毅仁组建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企业。多年后，他的儿子荣智健回到家乡，像他的祖父一样，也修了一座桥，比他祖父的那一座桥更气派。但这座桥似乎更是一座有形的桥，比不上其祖父那座无形的桥。

费正清之问：家族传承关乎国家战略

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其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财富更艰难的命题。

在中国历史中，凡是富贵传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21个西汉时期的中国富豪家族。《二十四史》中介绍财富家族的总计有14部。即使清代，中国最雄厚的财富家族几乎都在山西，晋商的财富已经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2倍，但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只有一个晋商家族记录在案。到了近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晋商家族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家族的财富延续至今。

在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记录在案的财富家族，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做到全身而退的也极其之少。他们大多数都死于非命，声名狼藉，身后财产被政府盘剥查抄，荡然无存，连子孙都被财富牵连。

通过中国这么多传承败局，可以看到，没有道德、诗书传家，财富传承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称财富不出五服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给出了各自答案，但有一个人的回答，我觉得最简单最形象。

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叫费正清，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都要先征询他。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背景，还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国人的了解非常透彻。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财富家族面对财富问题，与西方的家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国这些财富家族普遍缺少财富的社会意识，能意识到财富不属于自己的人极其之少。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创富只是为了“取得捕鼠的特权”，而“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所以，他们与政治永远靠得很近。

正因为如此，在面对下一代问题时，他们很少会在家族传承上进行家族制度的建设，财富只能是成就一代人或两代人的特权，自带功利的色彩。即便他们推举家风，也完全是从维持财富的目的出发。他们纵然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但是很难有富则兼济天下的动力和本能。

费正清熟知中国历史，他本人还接触到不少中国的财富家族和政治门阀，所以才洞悉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也看到，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中国人在财富积累上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幻灭感，极其焦虑，但又无可奈何。

财富不等于财富文明。千百年来，这种普遍的心态造就了中国人的某种性格，即便中国人早在北宋年间就创造了纸币交子和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在元朝成为全球第一个将纸币作为法币的国家，而且第一个建立银本位，但中国人在家族传承上私德胜过公德的培育，以及缺少家族传承制度上的创造，也就不能消解财富传承的断续现象。

在一个耕读的年代，财富依附于土地，这种影响相对于社会而言，分散和缓慢，但是在一个资本的年代，民间财富流动的规模和频度大大增加。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创富上屡创奇迹，财富家族呈井喷之势，在各种百富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财富新贵家族存续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估测，因为他们的演进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两大从未出现过的社会问题正浮出水面：

一、中国人的创富只花了4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道路。我们第一代的财富家族都要从1978年算起，1984年是我们大企业集群式诞生的元年，财富家族开始加速出现。

我先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0年，我国企业总数超过3800万家，规模以上超过1000万家，这还不包括个体工商户8000万户以上。民营企业中约有90%为家族式经营，在未来5-10年，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第二代愿意接手并延续父代产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子女接班人在意愿和能力上都能符合接班条件的少之又少，成功率也只有30%左右，就是说只有3%的企业可以成功突围。

在西方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学院的研究表明，大概只有3%的企业可以活到第四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从爷爷开始，到孙子这一辈，97%的企业就没有了。

摆出这一组数据，是想告诉大家：大多数中国家族的财富传承都可能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因此带来一系列的家族内部问题。因为财富传承，往往传承的只是钱财，而不是产业，更不是家风和道德。

二、如果按照刚才我展示的数据推导，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未来第二代、第三代时，中国300万的家族财富会大量面临传承失败，如果在一个非常离散化的生命周期里面是无所谓的，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家族倒了，新的家族起来，影响会被稀释。但是如果我们成千上万个家族在同一个周期坍塌的时候，就出现了物理学上的共振现象，就像一群人通过一座桥的时候，齐步走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每一个力相加的总和。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周期性波动，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不可低估。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后，国家对垄断、教育、游戏行业和涉及到信息安全的产业进行整顿，就是为了预防经济的结构性震荡，否则就会对中国2035年节点目标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应该从社会影响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看待财富传承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传承的话题在今天被反复提起的真实原因。因为传承已经不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也不只是钱的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国家战略问题。

有家风，才有传承

财富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一些地体现社会公平？

一个家族思考财富的传承，要把家族传承的意义寄托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思考家风建设的内涵。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财富增加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人们必定会把更多的关注、热情、时间投入到精神领域，进而改造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生态。所以，我们要有长远而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承。

家族财富运用何种工具进行传承不是今天探讨的话题，这是专业层面的问题。常见的家族传承方式，包括遗嘱、保险、家族信托和基金会等，都属于技术和工具层面，可通过第三方的专业财富管理公司和金融专家去实现，帮助家业和企业间做一些风险隔离，但最大的风控在于一个家族的精神和道德能不能一脉相传，永葆家风。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并非不可企及。

中国的家风，往往是通过言传和身教传承下去的。言传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家训。孔子有庭训，但并没有为后代写就一篇家训。中国家训很多，尤为推崇的是《钱氏家训》。

一部《钱氏家训》绵延千年，家族名人辈出。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封君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特别于近代形成“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匠数以百计，都源于这部家训。

钱氏家族是中国出院士最多的家族，仅无锡钱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钱学森是五代十国时吴越武肃王钱镠（公元852年-932年）第33世孙，而钱伟长是钱镠的34世孙。钱穆，就是钱伟长的叔叔。

后来，这些近代的钱氏子孙被概括成“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涌现了不少“父子档”：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钱姓在《百家姓》中，仅次于皇族赵家，排名第二，并非浪得虚名。这当中有一个典故，吴越国顺应时势，放弃割据而“纳土归宋”，使宋朝实现和平统一，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被后人称道。

钱镠的遗训中有一句“善事中原”，这种顾全大局的基因，已书写进后世的血脉之中，并在家族的千百年历史中不断得到回应。

2009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国台湾知名人物钱复时，特别引用了《钱氏家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寄语中国统一的宏旨。

《钱氏家训》不过635字，是融合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而成，共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节。钱氏家族就是道德传家的典范，他们将家风建在耕读和诗书之上。钱伟长曾说过，“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根据“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遗训，家族建立义庄，开设义田，既劝导子弟捐财扶弱，又做助学基金之用。当年，钱伟长幼时丧父，家境贫困，正是家族义庄予以周济和叔父钱穆的接济，他才完成学业。史学家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也曾对钱氏家族劝学助学之风津津乐道。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大爆炸，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不好的时代，因为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如同李鸿章在百年前的感发，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过，百年俱往，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一个家族都应该与国家同向而行，用家风的无穷恒量，化变量为增量，于私于公都是莫大的功德。

（来源：秦朔朋友圈 ）

责编：张晓光   校对：冯雯君   制作：何永欣

图编：尤霏霏   监制：林艳兴   签发：于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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