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
题记:6月16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3期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该系列活动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新峰做“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主题讲座,本文据其讲座内容整理。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与“考试”有关,开讲之前,我想开宗明义地说清楚我的态度。第一,我反对考试。第二,我不只是反对坏的考试,我也反对好的考试,我反对的是考试本身。第三,我之所以连好的考试也反对,并不是说我建议国家取消考试,也不是呼吁孩子们不要走考试这条路。我只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反对仅靠通过考试来攀上更高一级成功阶梯,进而认为人生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如此。
今天的主题是“学而优则仕”,我看中的是这句话中的三个环节:“学”即学习;“优”指代考试;“仕”当然就是攀上成功阶梯的意思。
今天的分享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制的历史,二是科举制的效果和影响,三是对科举制的评判。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
在赋役、兵役、户籍这类古代制度中,科举制度传承最久。从实践层面看,它也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制度现象之一。
1、科举制度溯源
科举制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差不多。科举制度使社会充溢着一种考试文化,让每个人的观念甚至是对人生的规划都和考试密不可分。科举制度下,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考试的一生。在读书人的心中,人生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考好,考试的观念充溢着整个社会。客观地看,科举制度对国家的运转非常有利,对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但是对个体的自我实现不利。
溯源“科举”一词,会发现“科”和“举”这两个字有各自的含义,但偏偏都与考试无关。
“科”是指不同的选才科目,每个人可以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就如同今天分物理、化学等很多专业,应试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参加不同的考试,只要通过了该专业的考试,就是国家认可的人才。不过,唐代以来的科举逐渐从很多科目变为只有一科,那就是“进士科”,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只剩语文一科,科举中的分科已经不复存在。
“举”是推荐、推举。在唐代以前的制度体系中,尤其是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人才要靠各级政府会向上层层推荐人才,而不通过考试。到唐代,人才的选拔已经逐渐向考试倾斜,但谁有资格参加选拔考试,还是由各级长官来决定。长官们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推荐哪些人才。宋代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名义上还是地方推荐人才,但被推荐的人才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各级长官已经没有推荐发言权,考官的发言权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举”已经逐步成为虚词。
可见,当我们谈论科举,本质上谈的是考试,这种考试既不分科,也不荐人,而且由国家统一举办,考核标准也全国统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招选人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唐代有科举以后才有考试这回事。在此前的推荐时期,考试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的考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到了唐代,已经是考试为主、推荐为辅。再到宋代,主要是考试,推荐已经流失形式。明代则只有考试。
可见,随着朝代变化,考试在科举制度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2、科举的焦点是考试
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引领了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到宋代,尽管多数人认为宋代的文明很规范,但在教育方面仍然只是鼓励各个地方政府多办学,培养更多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到明代,国家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开设学校,只有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尽管这一切没有明文规定,但政府垄断了教育体系,在哪些机构学习、是否通过考试,都由政府决定。
这种情况在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的学生也只有得到国家认证的各级学校的认可,才有资格参加一级一级的考试。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比唐代更远的古代以及西方,情况并非如此。科举是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才产生的,它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科举的焦点不是科,也不是举,就是考试。
3、科举的性质是选拔治国理政人才
科举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也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核心目的就是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僚。
在封建社会,皇位的传承是世袭制,这种方式显然不够理性,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人才,血统并不能保证连续产出所需之才。因此,从战国到秦汉,国家逐渐从任人唯亲转向选贤任能,而且面向全社会选贤任能,把江山、资源或基本盘交给他们管理。
那如何挑选贤能?也经历了从察举到考试的过程。所谓察举就是各级政府往中央推荐人才,这种方式到隋唐时期让位于考试。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必须通过全天下人都有机会并认可的考试方式来筛选人才,也由此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国家一旦尝到考试的甜头,考试就会越发客观公平,甚至达到极端的客观公平。这个过程,考试最终打败任人唯亲和举荐。在考试制度占优势的1000多年中,考试甚至做到了兼顾秩序、效率和公平,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越发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考试为何拥有如此魔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选拔管理人才大致有三种方式:
1.国选或官选,即由上级选拔下级。这样操作起来相对安全,但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因为一个人的选拔能力和认知视野始终有限,各级官员在选拔下级的时候也难免掺杂个人情感。
2.民选。民选效率很高而且兼顾公平,但结果不好掌控。在中国古代成熟的专制体制中,民选很可能带来秩序动荡的风险,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治国理政的人才需要更高级的人才去辨识,民选容易造成外行选择内行,这不可行。考试正好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弱点。
3.天选,确切地说是人竞天选。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考试来看谁更会答题、谁的答案更接近天理;二是考试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究竟最后谁能胜出,古人认为这也要看天意。不过,在天选的过程中,人竞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天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就此躺平,科举制度也要求每个人付出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努力,才有资格跻身天选的梯队。倘若选不上,那个人只得接受天意。
综合来看,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古人对考试的执念:科举是公平的,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但同时它又是不公平的,优秀的人并不必然得第一。
另外,比起国选和民选,天选可以确保秩序安全,效率也比较高,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才华总有一定保障,将来国家的运作也会比较高效,社会也理所当然会认可其公平性。而且,科举的性质是选官,不是文化启蒙和科学人才培养。在技术层面,科举得以从国选、民选进化到天选。
4、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
考试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但是到隋唐及之后成为焦点,还源于一些阴差阳错。
隋唐时期手握大权的几位君主都偏好文学,又由于政权并不是出自“枪杆子”,而是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或政治谋略,纵横捭阖地跟各种势力妥协、均衡才建起来,这些君主掌权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军工贵族和世家大族。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当然更愿意扶植非贵族出身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因此也更青睐科举这种面向全民的考试制度。
隋唐时代比较有名的君主,比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非常看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以此对抗贵族。出于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中唐以后的君主同样看重科举。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因此宋代的君主们普遍倾向于扬文抑武,对科举取士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一方面优待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另一方面严格考场纪律,将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国策。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规定,很多始于宋代,比如北宋把进士科一家独大,颁布“三年一考”的规定。在宋代之前,时而一年一考,时而一年多考或一年一次都不考,宋代最初也有两年一考,到北宋中期“三年一考”的制度正式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还把殿试正式作为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来亲临考场主持,甄别考生。考中的人也因此变为天子门生,尽管这种“师生关系”是名义上的,但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大大增强。宋初期,殿试还实行差额录取,后来逐渐演变为全体通过,只是名次各不相同,共分为“五甲”(5级),一甲取前三名,二甲几十人,三甲几百人,到明清时代逐渐简化为“三甲”(3级)。
在宋代之前,考生高中之后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从宋代开始,只要考中就能当官,这对平民子弟而言,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考中之后的官职也并非从基层做起,一般都有一定的级别,而且甲位越高,起步的官职越高。
到明清时,考中进士者,最差也能做个知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与此同时,考中就能直接当官的制度也直接决定了一些人的仕途天花板,可以说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在当时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清朝承明制,全盘继承了明代的考试制度,考试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还更加“内卷”。清朝政权发源于农业经济主导的东北暖温带森林,十分羡慕汉民族的文化氛围,因此清朝的君主也沉溺于考试选官制度,但最后走向僵化。
明代每个省都有主管考试的官员即“提学”,“提学”权力很大,可以到处考核学生。清代时“提学”更名为“学政”,并上升为省里权利第二大的人物。明清时的举人地位也明显提高,资格等级仅次于进士,因为这时候的举人在省级获得优胜后,下次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级考试,而不用像唐宋时期重头再来。
如果全国科举一张卷,在古代,北方人普遍考不过南方人。明代前期有一次科举,南方的考生录取率高达85%。显然,这样的情况太不利于安定团结,明成祖迁都后,直接规定科举录取比例南方各省占60%、北方各省占40%,北方的考生皆大欢喜。
此外,明代考上进士的人自愿再举办一次考试,考得好就可以做“庶吉士”继续学习。“庶吉士”毕业后,最优秀的人可以留在翰林院工作,身份就是翰林。这好比如今博士毕业后继续做博士后,博士后毕业后继续留校工作,工作的起点更高。
清朝对上述制度直接加码,比如举办更多场考试、学政地位升级、举人也进一步分档,南北不再划定录取比例而是各省分配不同名额,以确保各省都有人才进入仕途。雍正时期,甚至发展到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庶吉士”考试。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逐渐僵化,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令出台,持续1300多年的制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二、科举制度的影响和效果
我们重点从政治、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看看科举制度带来了哪些影响?
1、国家层面
第一,对于国家而言,科举考试造就官僚政治。科举考试制度下,官僚是按照规范选出来的人,而且是文官,比起贵族和世家子弟,他们具有天然的优势:
1.人数众多.只要考试能如期举行,三年就能选出一批。相比之下,贵族和世家子弟的人数无法保证。比如明代前80年,尽管早已出现科举考试,但军人贵族集团一直占据高位,“土木之变”后这些贵族在战场上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极少数贵族也基本丧失话语权。此后的明代就是文官全面接管政权,左右朝政近200年。
2.君主更喜欢文官。比如宋太祖,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格外在乎皇位是否稳固,因此宋朝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口号特别能激发文官的斗志和忠诚,是宋朝德高望重的老臣文彦博和宋神宗就改革展开辩论时提出的,主要说的是宋朝政权的根基是官僚士大夫,而不是人民。清朝君主偏爱文官就更好理解了。清朝是满族政权,更加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尤其不能动摇满洲人的绝对领导权,但如果清朝只提拔满族官员,对人口占比远远高于满族人的汉族人而言非常不公平,因此不论满族汉族,一律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对满洲八旗人,也需要通过科举考上进士,建功立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年羹尧。正是因为有了科举这一层光环加持,再加上他的皇亲国戚、满族血统的身份,年羹尧才得以重用。
第二,科举考试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人数占优的文人官僚集团,还通过考试限定仕途的方式稳住官场。通过科举,各级考试的优胜者锁定了仕途天花板,考到一定级别就可以预估自己的将来,心理层面也可以坦然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竞争似乎并不激烈,比如没有进入殿试的人就不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做宰相。随着科举制度深入人心,社会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惯例。
明代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亿,这是一个空前的高峰,但每三年一次科举,每次都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留在翰林院,或进入内阁这样的全国最高议政机构。进入内阁的人是从进士中选拔,而进士的录取数量每年不过100人。进士来自举人,举人的数量每年不过400人。由此可见,通过科举当官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高阶官职基本被进士垄断,其他官职基本从举人中选拔,想要从底层一步步逆袭则难于上青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可能就此放弃角逐。
师生关系在科举考试中也发挥很大作用。这里的“师生”指的是科举体制中考官和被录取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考试环节中,总有持续被录取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有很多所谓的“老师”。这些“老师”既是考官也是官僚,考官的级别越高,官衔也越高。这样的“师生”会结下一种血缘式关系,延展开来还有“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
科举时代的人,除了讲究宗族和亲戚这两层关系外,同样重视“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同乡”是从亲戚关系延展出去,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府甚至同一个省都算“同乡”。“师生”“同门”“同年”这些通过考试结成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多重关系交织,看上去似乎容易造成结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考试的经历不同,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圈子”,很难因为某一层考试关系就明确地将自己固化在某个“小集团”。一个人如果同时属于不同的圈子,“结党”也就变得不容易。因此,科举一方面引发党争,另一方面又限制党争。
综合来看,正是有了考试选拔文官的这种制度,让统治者尝到甜头,唐代以来的历代君主才在政治上偏好以官僚政治为主体,这也是既合法又持续性强的模式。
2、社会层面
科举是否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关于这一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方的观点认为,科举需要从娃娃抓起,这需要考生家庭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才能负担得起。科举考试级别越高,录取率越小,真正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很少,更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宋代的一些官僚世家,连续几代人都能考上进士,到了明代,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既然能改变命运的人很少,能坚持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人也很少,因此反方认为科举没能促成阶级流动。
正方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家庭条件不同,接受的教育质量也不同,但最后大家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且就算大家出身不同,考试的标准客观且统一。在正方看来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若论不公,在所有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元朝的录取份额分配最不公平。元朝通过“四等人制”把国人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朝在包括科举政策的很多政策上,都是按照“四等人制”贯彻实施。比如元朝时,南人的人口占比远超过前三类人口的总和,但科举最后的录取比例,仍按照每等人录取1/4来落实。
明代后期,这种不公平愈演愈烈。100个进士中仅有一半出身寒素之家,但寒素之家的人口总数占当时总人口的99%。从人口总数来看,这对平民太不公平。不过,公平与否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精英家庭的孩子基因可能更好,如果他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考中科举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一些;同时白手起家的家庭也有机会,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培养出一个进士,也合情合理。
我个人认为科举带来了阶层流动,甚至带来了过分的阶层流动。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学霸得以进入高层,下层人因为无法通过考试,人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恰恰是阶层充分流动带来的结果。可见,真正充分的阶层流动极有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因为阶级之所以会固化,就是因为真学霸凭实力纷纷上位,这部分人实现阶级跃升后,当然就不想改变现状。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如果考不过学霸,就无法继续上位,阶级有可能就此固化。
3、文化层面
第一,科举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全社会都崇尚儒家经典,考试就考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有不同的版本,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国家颁布了统一教材,考试生需要按照要求学习,对于儒家经典,只学习官方版本的解释就好。
2.考题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其实很有技术含量,既要强调圣贤立言,又要用圣贤的语气加以阐述。八股文讲究层次清晰、层层推进、点明主题后再论证主题,还需要有精确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我们看到写八股文出身的官僚,他们写文章字字珠玑,滴水不漏,层次清晰。经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一旦掌管国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也会在他们的引领下日渐趋向“八股”。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说过的话有时候可以成为治世名言,被人们争相传颂。
第二,科举制度还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大多数老百姓都认可,只有读书应试才能成为国家精英。考试可以决定命运,成王败寇,一考定终身。在这样的氛围下,明清时期考试难度逐渐增大,考题越发古怪刁钻,甚至到了“折磨考生”的地步。尽管如此,全社会对科举制度仍然无限推崇,学而优则仕仍是许多考生的人生目标。一些浴血奋战沙场的武将,其社会地位都比不上科举入仕的文臣,商人、富农、地主更不用说。
三、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凭科举入仕者,真的有能力吗?在我看来,能够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脱颖而出之人,就算没有真才实学,也拥有强大的“勉强”自己的能力,纵然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些人也能和自己达成和解,实现“自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当官很需要的才能之一。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上位的文人比靠身份上位的贵族,更有希望发展成为忠臣烈士。这一类人从体制中可以得到认可,从体制外也能获得认可,这让他们更有动力去维持、完善现存体制。比如明代,靠科举体制培养出的士大夫阶层统治了中国近200年。2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一个王朝而言已经不短。
我个人分析,对于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国家并不希望他们真的叱咤风云,只希望消磨他们的意志和才智,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官僚,这是君王之术。读书人常会有济世之才、立“兼济天下之志”,但真的入仕后,面对的是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官场。在官场里,“书生气”的上位者很容易遇到阻碍,科举考试的确造就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仍然具备管理者最需要的素质,那就是“勉强自己”的能力,这恰恰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素质。因此,就科举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言,可以打“优”。
从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基于它兼顾秩序和公平,我认为可以给科举制打“良”。
1. 科举制度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希望。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一飞冲天改变命运的机会。
2. 国家给了机会。一旦走上科举之路,个人就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只要参与就可能有收获。哪怕经历一次又一次考试,个人能力受到禁锢,可能逐渐变得畏首畏尾,不敢也不想承担责任,甚至“高分低能”。但是,一旦科举入仕,个人的一切都会由国家管起来。
3. 科举是相对客观统一的标准,既能得到全社会认可,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反对考试,因为科举制度消泯自我建设。
1. 社会才智资源浪费。在科举时代,全民科举,社会资源特别是才智资源高度集中,社会精英终其大半生只为科举入仕。现实是残酷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够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做不了官员也无法从事其他职业。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制造了大量的科举“废品”,只是实现了一定的秩序和效率。从这个角度看,代价相当巨大。
2. 科举是一场“零和游戏”。金字塔式的选拔比例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会无功而返。教育主打启迪心灵,考试则是单纯的选拔,这两者本就是两回事。擅长考试的人只能证明自己没有被淘汰,这样的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人才。我对考试的基本看法就是;“考试就是为每一个人打开了一扇门,但关上了所有窗。”社会肯定乐于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对个人而言,这远不够公平,谁也不愿意生活在只有门没有窗的房间里。窗外面的风景能赋予人无限的想象和可能,让人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房间里如果没有窗只有墙壁上突然开启的一扇门,人只要通过这扇门之后就会感到厌倦,因为突然打开的门并不是自己探索所得,而是按照别人的意志被动通关,这样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失去兴趣。
3.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而言,科举不啻为一场灾难。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很明显它不鼓励探求未知和新知,也不鼓励创新,只提倡“求是”。什么叫求是?就是真理已经在儒家经典当中,需要考生去用心挖掘、发现并体会。科举还提倡追求崇高,对于崇高毫无兴趣但做事坚守原则底线的人而言,它也是一种折磨。
在科举“学而优则仕”的体系中,提倡的是追求已有真理而非创新;追寻至高无上限的道德标准而非坚守道德底线。如果坚持奉行上述两条标准,假以时日,人可能变得无心审美,无心创造,缺乏生活的乐趣,逐渐沦入丑陋庸俗。古代很多忠臣良将和仁人志士,他们可以为了所谓的“真”而献出生命,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言,他们似乎不懂审美为何物,生活极度缺乏意趣,这样的状态与科举的塑造不无关系。
四、小结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提倡科举是合理的。国家危亡之际需要叱咤风云、拨乱反正的豪杰,但在太平盛世国家更需要能维持稳定的官僚。科举选官绝对是实现成功治理的上选,这一点对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样适用:只要能把考试选官贯彻好、落实好,实现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指日可待。
科举最黑暗的时代在晚清。那时科举制度相当混乱,但晚清那些挺身而出的大人物,比如曾国藩是翰林,李鸿章是进士,还有彭玉麟等众多英雄豪杰都是科举出身。在科举最混乱的时代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科举辉煌的时代更是人才辈出。
废除科举之后,民国兴办了很多新式学堂。但是,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已经废除,新的标准尚未建立,这导致新式学堂相互不服。后来,中国经历多年军阀混战,选拔人才主要通过上级提拔来实现。很多文化界人士感叹废科举操之过急,科举本身还是好的,完全可以通过更新内容、更新分科来焕发第二春。这样的想法在现代得到了实现。现在的高考不仅科目更新,规模也扩大很多。每个人几乎稍加努力就有机会参加高考,这项制度也的确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治国人才。于国于民,这都是一件好事。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反对考试?
首先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高考与过去不同,它距离“入仕”还差得很远。失去了这层光环的高考,究其根本只不过是在拼命攫取别人的知识、求正确的答案,在考试中考生只需要回答正确即可。
其次,高考也是一种零和游戏。考试的性质就是淘汰别人,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就像是别人为你打开一扇又一扇门,不管门的背后是辉煌还是昏暗,考生都是在跟随别人的牵引行事,完全没有发挥自主性。考生考得越好。就越发依赖这个考试体制,一次次深陷直到最后不能自拔。
再次,近些年来,我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AI的发展就是重大变化之一,在未来AI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还在被动地应付一场又一场考试,这无异于刻舟求剑。网络时代的我们早已不再缺乏信息而是陷入信息爆炸,每天都在大量地、被动地接受许多无效的信息,自以为学到很多东西但创造能力却日益退化。
最后,重提“学而优则仕”是因为在我看来“仕”的含义很广阔。每个人都置身于社会设计的体系竞赛中,努力地爬向下一个高点。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无论爬到怎样的高位,一旦出现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个人的生活立刻就会失序。在今天的客观环境下,我主张重新思考“学而优则仕”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我看来,这个新的内涵就是“美”,脱离庸俗、脱离低级趣味的“美”。希望大家可以怀揣对“美”的追求,设计自己的人生图纸,建设自己的人生自由。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