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国发院校友李嘉的致辞内容整理。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校友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国发院的校友代表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庆祝国发院三十周年盛典。我2006年从国发院毕业，回想起来已经快二十年，感慨时光飞逝，有种“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的感觉。在今天这特殊的时刻，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们这一代校友的故事，同时也表达对国发院深深的感激与敬意。1999年，我被保送到北大天体物理系。刚上学时，我对未来充满好奇与探索，但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想成就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关注到了CCER的双学位项目，我与同学们都踊跃报了名，从此便开启了我们的经济学之旅。学习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一门经济学课程，卢锋老师讲授的经济学原理。记得在最后一次课上，卢老师让大家记住，“经济学很好玩”。就是这么简单却深刻的一句话激发了我对经济学无尽的好奇与热情，成为了我继续在这个领域走深走实的动力源泉。2002年我选择继续在CCER读研究生。海闻老师还把当年我参加夏令营的照片发给了我，当时同学们还是青葱少年，如今已经迈入中年，但是今天看到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大家还是那么朝气蓬勃。国发院的老师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们严格的训练，更像家人一样时刻关心着我们。这种来自老师们的深切关怀，让我们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充满着温情与力量。在整个求学期间，学院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严谨的学术训练，还经常为大家创造与国内外知名学者交流的机会，拓展我们的知识边界，增长见识，加深我们对经济学广度和深度的理解。2006年，我有幸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由于在国发院打下的扎实学术底子，我们大部分同学至今一直可以在国际学术界游刃有余。每当我在顶级期刊上看到国发院校友的发表，或者看到他们担任这些期刊的编委时，自豪感真是油然而生。三十年来，我们国发院不仅培养出无数位优秀学者和社会领袖，更在我国经济政策、学术研究等领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如林毅夫老师所提倡的，国发院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这一教育理念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挑战时能够从容应对，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如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发院学子都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成为领军人物。通过我们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国发院的精神和理念都得以广泛传播与赓续。校友们不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同时也在诸多学术合作间推动了知识的共创与分享。国发院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着学术创新和实践应用。展望未来，我深信我们国发院将继续引领全球学术潮流，在国际合作与国际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无论你我身处何地，国发院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学术的启蒙，更是我们心灵的归属。月是故乡明，国发院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明灯，照亮着我们在学术和实践中前行的道路。最后，我谨代表国发院的所有莘莘学子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三十岁生日快乐！感谢国发院，感谢在我们成长路上给予我们支持的所有领导们、老师们和校友们！愿国发院的未来更加灿烂辉煌，为中国实践的发展继续贡献智慧。最后说一句，我们的心永远留在国发院，留在北大，留在祖国！相关阅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林毅夫：行百里者半九十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国发院校友陈斌开的致辞内容整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大家上午好！我是CCER/国发院2005级博士生陈斌开，非常荣幸在国发院成立三十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能回到母校，非常感谢学院给予我这个宝贵的发言机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校友们，特别是博士校友们向国发院/CCER成立三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接到院里发言的邀请，我诚惶诚恐，因为CCER培养了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大量优秀的校友，作为一名很普通的校友，我可以讲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发现自己还是有点独特性，与很多校友学生不同，我在来CCER之前是个经济学的小白，我本科学的是气象，硕士学的是管理，在中山大学读的，没有学过经济学，所有的经济学都是CCER培养的，从我身上可以完美识别出CCER人才培养的成效，很好的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CCER的力量”。我将其总结为三种力量：第一、理想的力量。CCER的几位创业者，林老师、易老师、海老师、张老师等，在我看来都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信念一直在感染着我们。我选择考CCER博士主要是因为被理想感动。刚才我说到，我本科学气象，硕士学管理是为了就业，偶然的机会在网上刷到林毅夫老师的采访，当时很受震撼，这世上真的有为了理想不顾生死的人。因为林老师我知道了CCER，我发现，CCER不仅有林老师，还有易老师、海老师、周老师等一大批顶级经济学家，每一个人都很传奇，每一个人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我被CCER的这批老师们彻底感动和征服了，就这样决定考了CCER的博士，这就是老师们给予我理想的力量。这段时间，我看到易老师、海老师、张老师回忆创办CCER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又被感动了，老师们的精神是驱动学生一直向前的动力，这是理想的力量。第二、思想的力量。CCER的老师们都是经济学大家，每位老师都很有思想，也启迪了我们学生的思想。我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入门读物的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易老师的《货币银行学》、周老师的《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海老师的《国际贸易》、张老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些著作都充满思想的光芒，尽管我学习经济学很晚，但学的都是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让我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理解了经济学的精髓。作为研究者，我现在也一直在跟踪各位老师的研究，吸收老师们思想的养分。正是受老师们思想的启迪，让学生们拥有更多自信，敢于挑战现有文献和理论，这是CCER学生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CCER老师们赋予我们思想的力量。第三、行动的力量。CCER老师们都是行动派，三十年前创办CCER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毕业后，我去了中央财经大学工作，我也在践行老师们的教导，把心中的理想落到实际工作中。我2009年毕业，2013年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负责本科教学，2018年担任院长，2022年开始到学校工作。这些年来，尽管我个人能力远不及各位老师，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我努力把中财经济学院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经济学院。老师们给了我们学生行动的力量，我们也会把这个力量传承下去。这些年来，我经常回CCER求援，把林老师、姚老师、黄老师等老师邀请到中央财经大学，给我指导和支持，我也期待之后能把CCER的各位老师都邀请到中财去。我还经常向CCER校友们求助，优秀、团结的CCER校友们给予了我很大支持。正是有了老师的指引、校友的支持，让我们每位CCER毕业生都有了行动的力量。最后，在CCER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衷心感谢CCER给予了我们学生理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行动的力量。衷心祝愿各位老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祝愿国发院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相关阅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林毅夫：行百里者半九十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教授的致辞内容整理。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学院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95年春天，我参加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以下分别简称为中心和国发院）的成立大会。1996年秋天，我在中心访问了三个月。在中心发展的前十五年，我主要是作为朋友和观众，为中心的每一个进步欢呼。2009年，我全职加入了国家发展研究院，并在之后的十五年见证和亲历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国发院也已经成为在教学、科研和智库方面具有广泛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正如前面钱颖一老师和林毅夫老师所讲，中心能够成立和发展，是因为我们遇到了非常好的时代。国发院不仅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还是中国系统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也应该感谢北京大学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正如刚才姜国华副书记指出，三十年来，北京大学一直全力支持国发院的工作，各职能部门提供了非常好的软件与硬件条件。包括许多兄弟院校在内的社会各界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没有大家的支持，国发院很难走到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要感谢国发院的各位老师、同学和校友。如果说国发院取得了一些成绩，那都是全体同仁一步一步做出来的。特别是国发院的创始教授们、以及以林毅夫、周其仁和姚洋三位为首的历届班子成员，他们为国发院的发展倾注了时间、心血与才智。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庆祝国发院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第二，感谢在国发院的发展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所有的人们；第三，谋划国发院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最后一项也是最为困难的。大家都知道，国发院有很多声誉卓越的资深教授，他们每一位都是一个传奇。年轻一代学者能否复制资深教授的传奇？国发院能否再创辉煌？这是摆在国发院每一位教职员工面前的一道考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国发院一代一代的学者都会努力守护由资深教授们共同创造、一起总结的国发院独特的文化传统——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个独特的文化将是引领国发院走向未来三十年的重要力量之源。在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林毅夫老师曾经说：我们在书写历史。我相信在未来三十年，我们还将继续书写历史。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谢谢大家。相关阅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林毅夫：行百里者半九十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北大国发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教授的致辞内容整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黄益平院长和雷晓燕书记的盛情邀请，让我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回到学院，回到母校。值此重要时刻，我想用四个词来表达对国发院的生日祝福。祝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致辞内容整理。三十年前的1994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诞生了。我曾经参加过1993年12月在北大举行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会，三十年来见证它的成长，今天想与大家分享我的两点感悟。第一点感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CCER，也推动了国发院。CCER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CCER的成立至少与三个改革开放因素有关。第一是始于1977年的教育改革。CCER的创始人中有多位是1977级，即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本人也有幸成为1977级大学生，去了清华。如果没有当年率先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本科招生以及后来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CCER创始人，也就不可能有CCER。第二是经济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农村改革，到1984年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以及1994年1月1日启动的财税、金融、外汇、企业等一揽子改革措施，是CCER成立的直接导因。正是由于1994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势，才促使了北京大学领导对成立CCER的强力支持，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没有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CCER。第三是开放。CCER创始人和早期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去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学者。没有开放就没有去海外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机会。他们中很多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成员，多位还担任过会长。他们在海外学习时就热衷于讨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并把现代经济学介绍到国内。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CCER。通过CCER，北京大学逐渐聚集了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具有在海外教学研究经历的经济学学者，形成了一个critical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姜国华出席并致辞。本文根据致辞内容整理。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尊敬的林毅夫老师、易纲老师、海闻老师、张维迎老师、钱颖一老师：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相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庆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三十年前，国发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三十年来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长进步付出心血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各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很多人可能看到过三十年前的一张著名照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著名学者德怀特·帕金斯教授来访，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六位创始人合影。那时，我们敬爱的林毅夫老师42岁、海闻老师42岁、易纲老师36岁，张维迎老师35岁，还有张帆和余明德老师。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六位当时的中青年学者开创了一项对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业。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国家发展研究院经过三十年持续的向下扎根和向上成长，已经枝繁叶茂，在教学、科研，以及智库领域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经济和管理学科办学的优秀典范。在教学成就上，国发院桃李满天下，今天到场的很多都是我们杰出的校友，大家在各自的领域成就卓著；在科研成果上，国发院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经济发展故事，对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对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发展的逻辑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智库建设上，国发院基于学术视角，积极参与政策调研，勇于发起公共讨论，善于建言献策，为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和优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不仅增强了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科学性，也提升了公众对很多重大经济问题的认知，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尊重。北大国发院的创立和成长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成长，尤其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各国人民的交流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北大国发院的创立和成长得益于北京大学充分包容和支持创新的环境。国发院多位老师近来撰写回忆文章，追忆当年的创业历程，创业不易，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北京大学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发展，历任校领导、各行政部门、兄弟院系都在不同阶段给予了国发院大力的支持。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到开设本科经济学双学位、国际MBA、承办南南学院，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承接国家高端智库，国发院开创的一项项事业也许已经超越了三十年前六位老师的期望。北大国发院的创立和成长得益于国发院拥有一支强大的教职员工队伍。国发院名师专家云集，尽管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都致力于推动经管学科的发展，能够一起开展研究，共同讨论合作，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出许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各位行政教辅人员也齐心协力，为国发院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专业的支撑。今天我们相聚，回顾国发院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为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开创新局面。当前，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形势，学校也面临着进入世界一流顶尖高校行列的新任务。国发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科研、育人、咨政服务等方面不断创造新成绩，为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国发院全体师生要继续秉持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吸引和聚集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保持对于卓越和专业的极致追求，保持“小机构、大网络”的开放合作格局。学校也会为国发院的开拓进取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支撑。所有过往，皆为序章。从今天起，北大国发院又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莫言先生以“龙腾虎跃，李秀桃香”这八个字作为贺词送给国发院，学校期待并相信国发院在未来能够持续腾跃进发、桃李满园，书写出更壮丽的新篇章。谢谢大家。相关阅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林毅夫：行百里者半九十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致辞。本文根据致辞内容整理。尊敬的姜国华书记，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老师们、校友们、同学们：作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和现在国发院的名誉院长，我以感恩的心情在今天盛大的三十周年庆祝典礼上讲几句话。回想国发院这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三十年前我们几位创始人的设想。当年，我们只有六位教授，现在有五十多位教授；当年我们没有自己的学生，只能帮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开课，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本科生、博士生、MBA、EMBA，还有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国外学生；当年我们只有两间半办公室，现在我们有美轮美奂的朗润园、承泽园。现在，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且不止于中国，遍布五湖四海。不仅如此，国发院成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术机构，国发院的许多理念也被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仿效。回忆这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我们应该感恩。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改革开放的天时，时代对我们的学术和观点有需求；我们有北大的地利，其包容开放让我们很多突破条条框框的想法能够落实；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的几位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后来加入国发院的老师也都是同时代的精英，我们能够齐心协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们的目标就如同前面姜国华书记所讲，是一群充满着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希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经过我们三十多年的努力，经过全国上下共同的努力，我们的国家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有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当今天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会越来越多，国发院的全体同仁应该本着初心，继续奉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我希望，三十年后，在国发院一甲子庆之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能够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榜上会铭刻国发院所做出的贡献。

黄益平，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和数字金融。在长安讲坛第415期，黄益平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黄益平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独特之处，比如，存在非价格的政策工具，财政与央行的部门站位很清晰，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具有放大作用等。黄益平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政策刺激力度偏小，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放大作用减弱，价格疲软存在低通胀的风险，以及家庭和企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有，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责任等。在短期政策方面，他还建议将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等。下面是黄益平观点全文：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经常听投资者、企业家抱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不足”。最近财政部决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国内外一些自媒体又纷纷将其解读为政策“放水”、“中国版的量化宽松”。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1]不过这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广义的定义，它包括三个方面的目标，即提升经济增长动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社会公正。这三方面目标分别对应着与之匹配的政策工具。本文讨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通过货币和财政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让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实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和企业盈利增长。今天基于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观察做一个分享，特意加了“中国特色”几个字，是因为与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相比，这个框架确实有一些特别之处。但这个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的政策框架有特色，主要是因为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或体制性的特征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选择、政策传导及其效果产生了影响。这些特点仍然可以在一般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可能需要改变或者增加一些限定条件。除了简单回顾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本分享还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二是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于世，为什么近期市场主体普遍感觉政策力度温吞吞的？三是如果要提升我国逆周期调节的成效，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控制与影响总体经济状况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宏观经济政策有特定目标，一般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在特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结构与产业的维度，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支出与税收水平来影响经济活动。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增加赤字率，实际上就是增加总需求，经济活动会因此变得更活跃。反之，如果政府减少支出，经济活动的速度会放缓。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一般包括管理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关注总量指标，包括总需求、总供给、总的价格水平和总的失业率水平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结构性的做法。（一）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批评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在此之前各国政府对于干预经济活动并不是积极主动的。凯恩斯应该是早期宏观经济政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者[2]，他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政策。所谓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总需求由私营与公共部门的共同决定。总需求的构成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这三个变量对经济活动水平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总需求水平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一起决定，家庭决定消费，企业决定投资，政府决定公共支出。第二，价格特别是工资对供求关系反应缓慢。第三，预期中与非预期中的总需求变化短期对产出与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所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活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通过赤字政策可以提升总需求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活跃。过去一百年来，凯恩斯主义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学术基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变。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凯恩斯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之后跟人说，在会场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除了他自己。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曾经对很多宏观金融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发现，在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四年间，美国货币供应量M2一直在往下走（图一）。[3]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就会雪上加霜，令经济进一步收缩。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数据表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伯南克的学术生涯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他接受两位作者的观点，很可能为他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在次债危机期间采取超常货币政策埋下了学术种子，后来作为美联储理事出席弗里德曼9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时候，伯南克还特意肯定了弗里德曼之前对美联储的批评。当然，也有学者解释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努力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一是当时的社会普遍担心危机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美联储即便有能力，也没有扩大货币供应的强大动机。二是古典金本位限定了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各国经济走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古典金本位的体制下，货币供应跟不上经济产出的增长，从而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4]图一，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10亿美元）（二）宏观经济政策规则灵活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益处。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可以提高赤字率，增加公共开支，提升经济活跃度。反之，如果经济过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盈余，减少总需求。这样的逆周期调节可以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福利水平。货币政策也一样，特别是在1971年黄金和美元脱钩以后，许多国家走向浮动汇率，央行掌握了信用货币发行的自主权，这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经济活动活跃的时候，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还可以实施逆周期调节，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推动总需求的提高，稳定经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变得灵活，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而逆周期调节的一个重要逻辑依据是“稳定可以增加福利”，当然，适当的经济波动也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上行的时候会增加许多新项目，下行的时候一部分质量差的项目就得退出。但如果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可能会造成很多浪费，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当然，这种“政策灵活性”的利用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利用不当，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财政透支过度和货币超发过度的现象过去都曾经发生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次债危机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很好地管理负债而发生了重大的风险事件。本世纪前十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面对国民经济的崩溃，政府没有想着如何积极应对，而是不断地发行钞票，通胀率曾一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万。一张面值为100万亿元的津巴布韦币，实际价值约40美分，相当于人民币2.5元。这就是缺乏市场纪律的货币供应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短短的几年内崩溃。我国在民国后期也有过因大量发行金圆券而引发恶性通胀的经历。既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又要避免出现大的风险，怎么办？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就开始探索设置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对赤字率和公共债务设限。一般来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吸收新成员的时候就曾以上述两个指标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后来很多国家也开始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财政状况是否健康。在货币政策方面，实行通胀目标制，同时赋予央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美联储把通胀率目标设定在2%左右，我国是3%左右，可以接受温和的通胀，但不允许随便超发，保证币值稳定。通胀目标制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如果货币超发，就容易出现高通胀。因此，只要明确了通胀的目标，就可以在赋予中央银行一定的政策灵活性的同时，避免发生严重的货币超发事件。（三）最近的一些新情况不过，自次债危机以来，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出现了一些超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之前所明确的规则，特别是在次债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地超过了3%、公共债务也远高于GDP的60%。现在除了德国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略高于80%，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都超过了100%，日本更是在200%以上。货币政策也一样，在危机与疫情期间，美日欧央行均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在将短期政策利率降到零之后，继续采取措施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改变收益率曲线的形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些做法是原来货币政策框架里没有的。对这些政策实践的批评声音一直存在，主要是认为决策者不负责任地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也有专家认为，过去十几年，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做到了“收放自如”，该放松的时候果断地放，该收紧的时候也毫不迟疑。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些超常规的做法还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些新的政策实践究竟是临时性的危机应对还是长期性的规则改变？如果这些突破短期不能及时回归常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目前也许还无法对这样的问题给出清晰、权威的回答，可以继续密切地观察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几个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以各货币政策为例，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其中不少实行了显性、隐性的通胀目标制，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而我国央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也更加多样化一些，政策工具既有政策利率，也有数量指标。2016年周小川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康德苏中央银行讲座中，阐释了为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框架存在差异。如果简单地总结一条，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制。[5]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点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确实有很多独特之处，从政策目标到政策工具，从决策过程到执行方式。但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非价格、非市场的政策工具第一个特点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虽然各国央行的调节方式有所差异。我国的政策工具种类更加多样化一些，包括政策利率、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即便政策利率也相对复杂，既有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又有短期逆回购利率，短中期同时控制，可能会影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不过，最近潘功胜行长已经表示可能要取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政策工具功能。另外，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还有一些数量型的工具，最为独特的是所谓的“窗口指导”，就是央行官员使用温和的语言传递清晰的政策要求。之所以出现多样化的复杂的政策工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利率传导机制也还不够顺畅。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这样就不如用货币供应量甚至信贷规模这样的数量工具，效果更好一些。窗口指导虽然有市场化的成分，但归根到底是行政性手段，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过去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直接影响贷款利率基准目标LPR，也是因为从短期到中期的利率传导上不够顺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一直在沿着两条主线演变，一是从直接控制到间接调控，二是从数量工具到价格工具。也许将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会更加接近欧美日的做法，但这个转型尚未完成。一些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也发现，当前是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同时发挥作用的混合体。到目前为止，这套调控体系总体是有效的，但在灵敏度、准确性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二）决策过程中的部门站位第二个特点是财政与央行的部门站位很清晰，有时影响政策协调。欧美国家过去重视央行的独立性，所以政府只能管财政政策，管不了货币政策。过去十几年间，这个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策是分离的。我国的财政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组成单位，按说政策协调应该很容易。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并非总是如此。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官员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官员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交叉讨论政策选择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健康的讨论氛围的表现。但也不能排除官员有时候存在部门站位的考虑。传统的政策思维是政策空间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如果考虑“为国家管好钱袋子”，对看起来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会持保守的立场。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很重视“保存政策空间”，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问题是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有时候是有差别的。部门政策空间的价值在于满足未来调节经济周期的需要，这本身并不错。但如果因为“保存政策空间”而影响了达成“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了。因此，“政策稳健”与“经济稳健”之间要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保持“政策稳健”的目的是将来还有支持“经济稳健”的政策空间，不要把弹药一次性打完。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策偏保守，一旦影响了“经济稳健”，那也就不会再有“政策稳健”。比如，政府一直非常重视3%的财政赤字率的门槛，除了在2022年，政府都把赤字率确定在3%或以下。但这引发了两个潜在的问题，一是全世界都知道近年我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3%，区别只是因为一大部分开支没有列在狭义的财政开支里面。政府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发行了各一万亿元的专项特别国债，这两笔钱都不直接计入财政赤字。但问题是，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二是短期不愿扩张太多，看起来是有利于财政政策的健康，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有可能提高将来财政状况恶化的概率。（三）“中央决策、地方行动”第三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放大作用。过去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特色是地方政府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央出政策，地方加油干。以2008年宣布的“4万亿”刺激政策为例，其中由中央承担的支出是1.13万亿，但最终实际做到了30万亿。这个放大机制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决定地方政府行为的是两个机制。一个是所谓的“GDP竞标赛”。有许多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GDP增长速度越快，该地区领导被提拔的可能性越高，后来有学者称之为“GDP选美”。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与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等获得了许多资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受到了挤压，因而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现象。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创造性地找到了许多新的财源，包括出让土地和平台融资。这两个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放大器，特别是在放松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次债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对于放大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和稳定宏观经济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放大作用也不完全是对称的，比如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扩张型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比较显著。但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紧缩型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不太显著。当然，这种放大作用也会有后遗症，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通胀压力等等。有些问题到现在仍然还在消化，这可能是很多官员对过度的刺激政策心存疑虑的原因，决策层甚至开始关注跨周期调节。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挑战在1949-1978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1978年后，形成各种类型的“财政包干”，“利改税”改变了财政收入来源，“分权让利”增加了地方政府自主支配的财力。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但财政收入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各种收费、罚款收入等，形成了土地财政模式。2008年后，地方融资平台长足发展。地方政府想各种办法借钱，但最后承担责任的可能不是地方政府。[6]美国的市政府、州政府如果无法偿还债务就只好申请破产，自己承担后果。我国的体制和美国不一样，不可能让市政府、省政府破产，因而最终责任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从2018年起，我国的地方财政实行“开前门、关后门”的改革政策，限制地方债务总量。这些年来，一方面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不太稳健，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尤其新冠疫情以后，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捉襟见肘。传统的宏观调控框架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一）过于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2022年底新冠疫情终结，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后疫情时期。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的力度还是不太强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家户消耗了大量以前积累的储蓄，企业则增加了不少负债。与欧美国家政府的做法不太一样，我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没有采取给家户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的做法。这意味着当疫情结束的时候，我国家户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疫情后房地产市场再度出现较大震荡，令家户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总需求偏弱就比较容易理解。按理说，总需求偏弱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发挥扩张的作用。事实上，在2023年初和2024年初，政府都决定当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后来央行官员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界定为“支持型”（accommodative）货币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在那两年间，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的力度一直低于市场主体的预期。2023年全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而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货币政策利率虽然经历了几次小幅的下调，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有所抬升。总体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的疲软态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偏小，这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过去几十年，我国政府宏观政策都是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的。近年偏温和政策的背后，可能有一系列原因。有官员曾经比较清晰地描述了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易热难冷”过渡到了现在的“易冷难热”，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包括消费、出口甚至投资在内的总需求不再像之前那么强劲。这实际上就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不过宏观政策力度偏弱，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解读。第一，以往刺激政策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也产生不少副作用，比如高杠杆、低效率、资产泡沫等，这使得一些人对采取力度极大的刺激政策持保留态度。这是正常现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第二，GDP增长率在5%左右，也许在有些官员的眼中，经济形势可能没有很多人担心的那么糟糕？美联储采取超常的量化宽松政策，第一次是全球危机时期，第二次是新冠疫情时期，都是在面临危机时采取激烈措施。我国现在GDP增长速度保持在5%左右，采取激烈的刺激政策的必要性，确实是可以讨论的。第三，宏观政策擅长于支持供给，不擅长支持消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过剩产能的挑战，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第四，因为我国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很强，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决策部门因而采取相对审慎的态度。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是有道理的，但这些理由都是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的，如果那些背景和条件发生了改变，那可能就需要调整决策的思路。（二）宏观政策管理市场预期的功能近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开始缺席宏观经济调控。过去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行动，中央、地方齐心协力调控经济，效果非常好。行政动员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积极作为。但现在地方政府因为财政能力匮乏和市场纪律约束，无法再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发挥放大作用。2023年、2024年，中央政府都表明要支持经济增长，但实际政策效果一直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着扩张，实际上做了很多紧缩的事情，比如“查税30年”、渲染“过紧日子”。有意思的是，地方财政困难众所周知，但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却鲜有提及。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需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总需求有两个机制，一个机制是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直接增加或减少总需求。比如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对水泥、钢铁的需求增加，经济活跃了，总需求就增加了。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比如“4万亿”刺激政策宣布以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都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让市场参与者认为经济将发生方向的转变。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政策力度不足，就很难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行为，政策效果就会事倍功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专门研究金融市场，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投资者市场是非理性的，情绪起很大作用。2013年席勒出版了《叙事经济学》一书，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可信、有说服力的叙事方式，就可以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朝着叙事的方向前进。叙事经济学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甚至艺术，要让大家真诚的相信，强迫是不行的。当然，有影响力的“叙事”有时候不见得是合理、理性的，所以也很容易造成泡沫和风险。2009年年初，国际市场的铜价突然暴涨。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因为铜市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供求失衡。后来经调查才发现，中国宣布“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铜价开始上涨。主要是因为刺激政策中有一个重要项目，即更新国家的电网系统。电网系统使用大量的铜，因此，“4万亿”刺激政策已经宣布，国际铜价就开始上涨了。（三）低增长风险还是低通胀风险2024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长达到5.3%，达到了全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那为什么市场主体的感知却相去甚远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价格下降。一季度GDP平减指数为-1.1%，这意味着名义GDP增长只有4.2%。而后者与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直接相关，这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化对市场主体的感知有很重要的影响。从2023年四季度到2024年1月，我国的CPI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1月以来的增速也只是略高于0%。大多数专家与官员预测2024年全年CPI增速会低于1%。上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猪肉价格上涨。猪肉价格高会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到很低则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就形成所谓的“猪循环”。“猪循环”的周期一般是18个月，现在由于饲养得更快，周期有所缩短，但是这个周期仍然存在。二是石油能源价格上涨。如果只有这两个因素，总体来说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价格还是很疲软，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通胀仍然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被称为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大学的渡边努教授认为价格非常重要，但最关键的是价格预期。如果价格不涨，老百姓会推迟消费，厂家因为无法提高生产者价格，因此不加工资也不多雇人，企业盈利没有改善，投资者当然不会增加投资。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了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之间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渡边努认为日本失去的30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古典金本位因为货币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而造成通货紧缩，实质上也是上述预期恶性循环的结果。渡边努发现，自2022年起，日本开始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日本消费者开始接受价格上涨。根据他对消费者的调查，过去消费者去超市，如果看到价格上涨，一般都不会继续购买，而是到其它超市寻找没有涨价的商品。但从202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接受涨价。当然促成日本价格上涨的因素很多，比如国内产出缺口收窄和俄乌冲突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过去三十几年，日本的CPI一直在0%左右徘徊，在2022年突然上涨到4%，之后回落到略高于2%，这个水平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借用渡边努的叙事体系，日本已经开始走入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预期的良性循环。值得警惕的是，我国会不会走入“低通胀陷阱”？我国的PPI已经经历了20个月的负增长，CPI也一直十分低迷。更重要的是，经济中尚存在一系列收缩性的机制，包括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造成的需求减弱以及在钢铁、氧化铝、新能源等领域的过剩产能增加。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参照系，如果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正从过去多年的“例外”走向“趋同”，通胀率保持在和欧美国家大致相同的水平（图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有没有可能步日本的后尘，成为新的“例外”？价格水平的例外，同样也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低迷，因而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图二，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四）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日本经济专家辜朝明曾经在分析日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果时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他的主要发现是，当时企业已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债务最小化。这一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全面性的经济衰退，甚至令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近年也经常听到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争论。这里不打算介入那个讨论，但值得借鉴的是，一旦资产负债表开始全面萎缩，将很难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而当前我国家户、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张资产负债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下行使得家户资产缩水，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承压。另一方面，去杠杆或稳杠杆的要求也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有效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张。如果资产负债表稳不住，经济活动就很难真正稳住。在辜朝明看来，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当市场上优质的借款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最终借款人的功能。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雷厉风行，其决策速度、执行成效，经常令国际市场参与者惊叹。但最近这几年，虽然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宏观经济调节，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市场主体普遍感受政策力度不如以往。这本身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市场预期迟迟不能得到改善，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归根到底，经济行为就是由市场预期决定的。（一）两种流行的观点在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强调，结构性改革远比宏观刺激重要。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毕竟只有改善经济效率、提升总要素生产率，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我在过去很长时期也赞同这样的观点，还在2008年写了短评文章“GDP增长低于8%，天不会塌下来”，主要论点是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的数量更重要，不要把“保八”当做宗教一般的理念。但这个看法并不否定宏观经济政策重要性。如果说结构改革是长期性举措，宏观政策则是短期性应对，两者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短期内经济垮了，可持续增长也就无从谈起。有专家认为现在企业家信心不足，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刺激至多也就是拖延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是，结构性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见效更需要时日。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态势稳住，而这正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第二个观点认为，欧美的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宽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害人害己。2008年前，由于核心通胀一直非常稳定，美联储长期维持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看，当时的增长很强劲、就业也很充分，但最终引发了祸及全球的次债危机。在次债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各国非常果断地采取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举措，有效地稳定了经济与金融条件。危机结束之后，又迅速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起码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看，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欧洲央行原行长德拉吉曾经说过，欧洲是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而日本在很长时期主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只有美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所以，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表现最好。至于之后欧美经济是否会出现严重的“跨周期”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二）问题与改进的方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应该回归到周期定位，即管理经济周期。前面已经讨论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打了折扣。第一，跨周期调节的视角可能削弱了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有合理性，也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问题提出的应对，因而也具很强的理论创新性。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能因为担心跨周期问题而放弃逆周期调节。第二，财务状况紧张使得地方政府缺席近年的宏观经济调节。这可能是最近宏观刺激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减少参与宏观经济调节，不一定是坏事情，将来地方政府可以回归狭义的政府功能。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大的宏观政策责任。第三，因为过度重视政策稳健而影响了对经济稳健目标的追求。政策工具的稳健是表，宏观经济的稳健才是本。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经济疲软的时候，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以上，表面看是降低了财政政策的健康度，但如果财政刺激政策最终稳住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空间一定会变得更加更大。如果经济稳不住，财政政策空间也就无从谈起。第四，行业政策调整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前几年的专项整治政策，针对的房地产、金融、教培、平台经济等都是最活跃的经济部门，现在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但市场尚未感受到监管政策环境的宽松。专项整治是行业性政策，但客观上产生了紧缩的宏观效果。我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政策调整，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一是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直接增减总需求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市场预期。如果企业家、投资者、消费者的预期改变了，宏观调控措施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改变预期，首先要求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给市场情绪足够大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叙事经济学”的作用，如果整天渲染“过紧日子”、降薪、补税，市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变得更加乐观。二是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责任。过去地方政府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源，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很容易被放大，但现在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继续发挥那样的作用，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要刺激经济活动，就必须有足够大规模的财政开支，预算必须要做足，而且要能够落得下去。三是对“逆周期调节”的关注要放在“跨周期调节”的前面。如果因为担忧将来出现跨周期的副作用而减弱了逆周期调节，那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当于自废武功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配套措施缓解这样的矛盾，比如过去的刺激政策容易造成类似于泡沫、杠杆、效率等方面的副作用，一个原因是刺激过度，现在这个风险已经减小。另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该收的时候财政与央行很难收回来，这就要靠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强化市场纪律。四是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过去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现在党中央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应该更有可能做到不同的政策之间相互配合、劲往一处使。（三）三点短期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几点短期的政策建议供参考。第一，应把追求温和通胀的重要性提高到与追求中速增长一样的地位。每年的“两会”都会宣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政府对前者是严肃的，对后者却并不那么认真。现在经济“易冷难热”，如果真的陷入“低通胀陷阱”，后果会很严重。所以建议将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第二，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2023年广义的财政开支远远滞后于年初的计划，目前看今年仍然是如此。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理直气壮地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第三，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修补脆弱点，降低资产负债表风险。当前经济疲软，背后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缺乏订单、信心不足和资产负债表收缩，当前家户、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面临较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止住恶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考虑更好地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稳定市场，稳定信心。注释：[1]

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一代代师生校友的开拓进取，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记住和回味那不该泛黄的岁月。本文为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教授张维迎老师的回忆文章。他说：我从个人角度写写它的诞生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希望国发院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缘

1994年，林毅夫、易纲、张维迎、海闻、张帆、余明德等六位学者在北大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学术报国的种子，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图注：1995年春，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夫妇、海闻、余明德、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和各界的亲切关怀及鼎力支持下，这颗种子不仅顺利地破土而出，而且持续30年茁壮成长，在教学、科研、智库等多个领域频频书写传奇。国发院的这30年，时值全球化波澜起伏的30年、中国改革开放惊心动魄的30年。同时也是中外不同群体理念碰撞交织的30年，国企、民企、外企竞速与竞合的30年。朗润园承泽园回首这30年，就国发院而言，如何以学术之力赋能国家发展与国际交流？如何把握浪起潮涌时的机遇？如何应对疾风骤雨时的挑战？这里一定交汇着你我的故事，它是你我共同书写的传奇。回首这30年，就您个人而言，曾面临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与国发院因何结缘？朗润园或承泽园里有哪些人、哪些事让您难以忘怀？在这庆典之年，我们诚挚地向北大国发院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征集【我与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文章（可自取标题），期待您能分享与北大国发院（或您与CCER）之间那值得追忆的往事，让更多人跟随您的文字，走近那不该忘却的光荣与梦想、辛酸与泪水、信念与坚持、底线与初心。【征文要求】1、文章内容真实，谢绝虚构。2、体裁为叙事文，不推荐诗歌、戏剧、音乐、评论等其他文体。3、字数建议在2500-15000字之间。4、来稿请注明本人身份和联系方式。【其他说明】1、文章请发送至zhengwen30@nsd.pku.edu.cn，从即日起到2024年10月1日。2、文章请采用Word格式。3、文章一经选用，将由北大国发院网站或微信订阅号发布。发布前会再经本人确认。4、不能保证每篇应征文章都能原文发表。

张维迎教授著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英文版“Re-Understanding

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政策和学术课题。对主权抑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界里都是常见的。在我国政府债务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隐性债务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今年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三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三十周年。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央地财税关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时刻。我们将基于相关学术研究，从地方债与企业账款、市场纪律、司法改革、财政金融政策、绿色低碳转型等多个视角，来分析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重难点和新思路，与各位同仁分享和探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运用一揽子方案全面清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将市场纪律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打破隐性担保预期，将化债作为经济低碳绿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或许可以成为重新梳理央地财税关系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这是地方债研讨系列的第二篇专栏文章，基于如下工作论文：Hu,

题记：2024年3月26日，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减少贸易碎片化”分论坛。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在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关于贸易碎片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作为学者，我想谈三点看法。一、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真正成因众所周知，贸易是双赢的，贸易让每个国家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快的发展。这在理论上很清楚，在经验上也很清晰。为什么会出现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内部出问题，比如失业率较高、经济增长较慢、中产阶级比重下降等，不去直面这些问题，把国际贸易当作替罪羔羊，归咎于外部产品进口冲击本国所致。其实不然。对此，我认为学界、舆论界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分析清楚。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如果开出的药方与问题的真正成因无关或相关度不高，这种药方既不利于自己的国家，也不利于外部世界。因此，学界、舆论界有责任把各个国家国内问题的原因讲清楚，这样才能够帮助国家解决问题。二、为什么会涌现新的区域合作安排虽然在WTO框架之下，各国对贸易自由化有共识，但每个国家的具体立场经常不一样，有时甚至为了自己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去阻挠有利于全球的事。比如，WTO刚刚开始成立时推动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但农业并没有实行贸易自由化。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党为了选票需要补贴国内的农民。现在有的发达国家发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就开始实施各种限制，让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困难。另外像跨境贸易本来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但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国内自己的商业或者制造业而不愿意推动跨境贸易自由化。在全球一致规则不能形成的状况下，区域合作成为次优安排。因为在区域之内的这些国家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利益也比较相近，如果能够先形成区域合作协议，至少参加区域合作协议的每个国家都有利。并且，如果形成的是开放的区域合作协议，区域内每个成员国协同一致把经济发展好，同时也开放给区域外的国家，那么在全球一致的WTO新规则不能形成之前，先形成区域合作，也值得鼓励。三、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更积极地团结合作虽然贸易是双赢的，但小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比大国要大很多。发展中国家多数是小国，发达国家大多是大国，在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大，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小。反之，如果减少贸易，甚至不贸易，大国受损较小，小国受损较大。因此，如果是一对一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然而，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比重占到世界的一半，其他国家的总量只占另一半；现在不同了，七国集团的GDP只占世界的30%，其他国家的总量占世界的70%。现在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则经济体量远大于发达国家。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发达国家不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发达国家的损失就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化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继续推动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尽管有困难，但只要能团结一致，这个目标仍然有可能实现。整理：白尧

2024年4月6日，泰王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郝平，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在临湖轩会见公主一行。与会人员合影泰国驻华大使韩灿才等陪同公主代表团来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非司大使、中国驻泰国前大使吕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等出席相关活动。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王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方，北大附中校长马玉国参加活动。郝平热情欢迎诗琳通公主的来访。他回顾了诗琳通公主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并表示，公主作为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始终关心支持着母校的发展建设，这份跨越20余年的深情厚谊已成为双方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郝平指出，诗琳通公主是中泰世代友好的见证者，也是中泰友好的杰出使者。在过去40余年里，公主多次来到中国访问参观，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并持续向泰国民众介绍中国，为增进中泰人民互相理解、深化两国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龚旗煌感谢诗琳通公主长期以来对北大的关爱和支持。龚旗煌介绍了2023年6月与公主在曼谷会面以来北大的新发展、新规划，特别是新工科和交叉学科方面的发展。他指出，在公主的倡导与关心下，北大与泰国各伙伴高校在中泰语言文化、医学、生物、化学、工程等各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欢迎诗琳通公主亲身感受北大校园的种种新气象，并就深化北京大学与泰国各界的友好合作给予更多指导。诗琳通公主感谢北京大学的热情接待，并回忆了2001年在北京大学研学时的难忘点滴。她指出，泰中友好绵延千年，两国人民情同手足。近年来，泰中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泰国各大中小学已经普遍开设了汉语教学课程，中国学生赴泰学习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泰国学生来到北大以及中国的其他学校学习，在科技、工程、职业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当天下午，诗琳通公主一行来到北大国发院和南南学院所在的承泽园，特别参观了南南师生们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并了解相关情况。“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致力于分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带领来宾参观了南南学院图片展，并向诗琳通公主介绍了国发院、南南学院的成立背景和发展历程。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晓燕陪同做相关介绍。林毅夫教授迎接诗琳通公主雷晓燕教授向诗琳通公主介绍承泽园的历史诗琳通公主参观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学院图片展在参观过程中，诗琳通公主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不时记录。国发院本科生在江西、陕西、云南的经济学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尤其得到诗琳通公主关注，她驻足在调研报告前询问了详细情况。林毅夫与公主一行还就新结构经济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亲切互赠礼物。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等陪同参加活动。诗通琳公主与林毅夫教授互赠礼物诗琳通公主参观国发院的学术科研成果展合影留念当日行程中，诗琳通公主一行还参访了北大智能学院和北大附小。诗琳通公主热爱中国文化，在过去的42年里曾50多次访问中国。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她“友谊勋章”，感谢她为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以及为推动中泰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2019年，诗琳通公主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此次为诗琳通公主第19次访问北京大学。诗琳通公主曾于2001年在北京大学研修中国语言文化，并获得北大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自那时起，公主多次到访北京大学并持续带来新的合作愿景。20余年间，北京大学与泰国学校及科研院所在诸多领域建立起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累累硕果。站在新的起点上，北京大学将进一步深化与泰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为“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贡献北大力量。（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国发院、北大南南学院信息综合报道）关于北大南南学院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6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同年9月开始招收首批硕博国际学员。南南学院的宗旨是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发展研究机构、最具潜力的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全球治理交流平台，分享国家发展知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2017年7月首届硕士学员毕业，习近平回信鼓励学员学以致用。2021年7月南南学院成立五周年，习近平发来贺信，赞扬学院在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方面的贡献，并希望学院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迄今南南学院已招收来自73个国家的422名学员，其中博士235名、硕士151人、副部级及以上学员28人，已毕业学员共计245名。关于北大国发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及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的拓展，CCER在2008年整体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北大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学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是北大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国发院、北大南南学院信息综合报道）

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政策和学术课题。对主权抑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界里都是常见的。在我国政府债务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隐性债务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今年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三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三十周年。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央地财税关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时刻。我们将基于相关学术研究，从地方债与企业账款、市场纪律、司法改革、财政金融政策、绿色低碳转型等多个视角，来分析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重难点和新思路，与各位同仁分享和探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运用一揽子方案全面清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将市场纪律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打破隐性担保预期，将化债作为经济低碳绿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或许可以成为重新梳理央地财税关系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这是地方债研讨系列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基于如下工作论文：Hu,

Zhao)（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其研究主要关注历史事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偏好的影响。原文信息：Zhang,

题记：2023-2024年，北大国发院与网易财经、抖音一起联合推出了系列深度专访：中国经济新动能。本文根据对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的专访整理。如何理解开放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从1978年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有些人一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就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我们的开放要早于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是1972年，不是1978年。早在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但是我们的小学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夜校，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就会来学校学英语。整个社会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还会送小留学生出去留学，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个时代被送出去的。中国当时打开国门，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美两国重新走近，源于一个共同的对手：前苏联。当然，中国选择开放，尤其是中美恢复和扩大交往，未必都是源于前苏联的压力，还有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当然这一切并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自然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开放才走上了正轨。从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同频共振。中国早期的开放始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因为民间不太可能没有政府允许而去独自开放。因此，开放是有序推进的，并非一下子全部放开。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比较成功？研究过发展经济学的人不难发现一个现实——开放本身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有些经济体开放度极高，但开放程度与进步和发达程度并不呈现正比例关系，有不少国家一直很开放却又一直很落后。开放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同时国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则一开放，所有的东西都依赖国外，连优秀的工人都没有，制造的产品没有一样拥有质优价廉的优势，其开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国在开放之前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再往前推，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开放所带来的外来资本、技术、文化等等，只有能够和本国原来的这些要素、基础组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因为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开放带来的实际价值会更好。大国与小国的开放有何不同？中国的开放不是一下就打开了、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骤、有管理地开放。回顾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开放历程和节奏，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管理的开放。一开始是欢迎外资，以此为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里做一些实验。在汇率、资本的流动方面，开放一直是逐步推进的过程。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的并轨，从1978年开始算起，等了16年的时间。至今，我们的资本账户也没有完全开放。当然，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中国有一个自主权很高的政府，对经济发展也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如果中国是一个弹丸小国可能就没有办法逐步开放。很多小国一旦遇到经济困难，需要国际机构或大国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里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国必须开放。所以小国往往是被迫开放，而且是一次性开放，因为根本没有分地区、分步骤开放的空间。一个国家应该在管理开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领域可以先开放、哪些区域有必要先开放、哪些领域要谨慎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验政府的定力和智慧。如何理解全球化的进程？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仅与中国的巨变有关，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很有关系。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个整体的事物，二战恰恰属于全球化最冷的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对抗。二战本身就是要解决这个对抗，之后就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两个阵营的各自成员之间因为二战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进了很多全球化技术与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二战之后，全世界都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脉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个国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没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处。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就朝着所谓的一体化方向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开放、印度开放、前苏联解体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这20年间的全球化是一个超级全球化。当全球化到达最顶点的时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时候。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巧合，所以没有去推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在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写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一体化了，历史要终结了。过去这十多年，整个世界开始收缩了，这可能也是历史的脉动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打个比方，这种现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可能来到了冬天。农作的时候，冬天大家要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计划一下明年该干什么。冬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欧洲和美国主要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再工业化；二是移民问题。相对而言，可能移民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以为再工业化是由美国造成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业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奥巴马提出过“Buy

Wharf），以创新、技术管理、逻辑分析、创业精神为特点并以此著称，其教授在前沿领域的研究能力位居英国前列；学生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多元化背景也是其优势之一。扫码了解此项目报名信息

题记：2024年3月13日，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启动会在承泽园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报告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今年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正好成立30周年，30年前成立时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立下的宗旨是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作为智库提供政策咨询。30年来，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取得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年我们这群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希望能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建国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从1978年年底到2023年，这45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9%。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跟1978年比，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47倍，这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奇迹之下，我们应该很快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3845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3000美元，我估计，快则到2025年，慢则到2026年，我们应该可以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另外考虑到整体健康习惯问题，我们的健康寿命远远低于生物寿命，老年人晚期的医疗费负担很重，所以要提倡一个健康老龄化，作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来推动老年人的健康老去，减少对医保的负担。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年，是中国经济在曲折中恢复稳定向好的一年。第一季度的“强增长”开门红，安抚了大家一段时间内的焦虑情绪，但是也调高了人们的预期；二季度数据不如预期，又让市场有些不安；但到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指数又开始恢复。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5.2%；目前，虽然第四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还没有全部公布，但大家的感受与预期均比较稳定。综合各季度经济数据，2023年全国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几无悬念。基本可以确定将会完成年初定下的目标。这一成绩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也为2024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打下基础。虽然结果符合大家的预期，但是过程却是充满波浪起伏的。2023年的市场，受到了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外部，全球经济下行，需求量整体降低、市场情绪起伏不定；新科技变革日新月异，对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带来更多挑战。内部，地方债务问题更加凸显、房地产仍未触底、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压力均较大，由于处在市场调整期，所以一些企业和普通人个体可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增长。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心，因为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中国仍然是2023年世界各国经济表现中最亮眼的国家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措施，没能拦住中国企业的发展，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转正；1月至9月，中国汽车出口340万辆，出口量已超过日本和德国；拼多多、希音（SHEIN）等出海企业也发展迅猛……2023年，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的恢复可以说都非常有力，但是由于一些政策和生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重新回归向上周期，进一步复苏。地方财政困难亟待缓解2023年，是地方财政严重承压的一年。房地产土地市场的持续低迷，令很多地方财政收入放缓，年内，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加上历史上积累的债务包袱，想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为帮助地方政府解困，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了中央财政将在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作为特别国债管理。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同时，根据国务院部署和有关工作安排，还提前下达了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虽然截至12月发稿，官方尚未公开2024年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具体数据，但按照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设定的60%红线来看，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预计约2.7万亿元。增发的万亿国债，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向好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从上述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于稳定经济的决心非常大，这些举措对地方化解债务风险，进一步提升效能、扩大投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变了过去一些时期，由于政策偏紧、地方债务包袱较大而导致的投资受到抑制，因为，只有解决财政困难，让地方政府正常运行，才有可能开始投资，人们对整个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起来。2023年初，走出全球疫情大流行后的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还是比较好的，实际的情况恢复得也不错，大家不禁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但是进入第二季度，多项数据下降，又一度显得经济恢复未达理想预期，让人担心后劲不足。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过往的优异表现，让我们有些过度自信了，导致政府政策偏紧。比方房地产行业的“松绑”政策推出有所延迟；地方债的规模也限制得非常严格，导致有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只能“借新还旧”，不能获得新的资金出来搞基建，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就受到了抑制。最近几年，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大家都有所耳闻。在过去，这些地方可能不得不拿一些新筹措来的资金去保证日常的运转。但是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地方政府的赤字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又不能去筹措新的钱，加上土地收入、税收也有所下降，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让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变得很大。很快地，7月份，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的重磅支持政策。第一个，就是出台规模达1.5万亿的化债资金方案。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8月28日，《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写明，针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8月29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方案（送审稿）》，成为首个出台化债方案的省份。到10月中旬，全国已有湖南、内蒙古、天津、辽宁、云南、重庆、广西、青海、吉林、江西等10省份公布了特殊再融资债发行计划，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将资金分配给财政特别困难的省市，让他们以发地方国债的方式去置换商业性债务，这对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随后出台的1万亿特别国债，则用来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提前把2024年的2.7万亿地方债额度释放，允许挪到2023年来用。几个月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例如8月份以来，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为改善，终于止跌恢复正增长了。房地产需要一次深度调整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在2023年很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但是在互联网上，以及实际生活中，不少企业和个人的体感却似乎没有那么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落差？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变化需要一段时期的传导，才能在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就业等方面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由中国老百姓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带来的“财富缩水幻觉”。一直以来，中国人对房价都有一种很“分裂”的心态。每当房价不断升高的时候，大家就会纷纷站出来抱怨“房价太高了，不能再涨了”，但是当房价开始下跌时，又会急切地呼吁“不能让房价跌，房价下跌危害很大”，而且说这话的，往往是同一个人。涨价的时候反对，降价的时候也反对，这里面，是对房地产的一个很大误区。其实，大家不要怕房价波动，更不要怕房子降价，因为只有触底，才能反弹。当房地产行业中的问题，开始在价格上表现出来了，这正是行业调整的好时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一直硬扛，坚持房子不降价，直到今天，还有些城市，一降价就被指责扰乱市场秩序；而根据房地产因城施策的政策，目前，很多城市依然在限购。这不免令人感到，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总是遮遮掩掩，不明确释放信号。降价表面上看起来对有房的人不利，如果降价20%-30%，就等于个人财富缩水了20%-30%，这种感觉当然不好，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属于“财富的幻觉”，正是这种民意导致了人们反对房子降价。实际上，房价下降并非坏事，房地产若要回归良性发展轨道，最终要靠价格变化来调节人们的预期。以香港为例，在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中，房价都是大幅下跌的，有时近乎“腰斩”，但是过个三五年，它又会升回去，甚至更高。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新判断是，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我认为就是老百姓不再把炒房作为财富增长的来源了。既然如此，房地产政策就应该回归常态，实行“中性政策”，新政策的推出，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具体执行起来也要透明。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环节，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改进。比如我们经常说，房地产政策今后要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只负责保障性住房。但是过往一段时间，这样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很大难度，比如让地方政府去推动，但是征地、保障房建设也是要花钱的，有的地方财政紧张，并没有投入能力。另一方面，开发者还要担心建成后老百姓买不买。因为根据目前的规定，很多保障房是不能入市买卖的。虽然以较低价格购买了房子，但是不能再交易，在很多人看来，这钱就是白花了，还不如租房。也许保障房是否允许交易还有争议，但是完全可以实现内部的流动，比如允许价格行情小幅上涨一些，一旦有人想要改善住房条件，允许上一位购买者退出，由后来的购买者接手。至于商品房，价格的调整一定是必要的，否则大家的心态回不来。楼市和股市一样，大家都是“追涨杀跌”，当人们看到房子的实际销售量都腰斩了，价格却纹丝不动，一定会观望、会看跌，持这种心态是不会出手买房的。僵持的时间越久，对房地产恢复越不利。所以，如果想让房地产业恢复正常，允许房价顺应市场变化涨跌，趁机进行一次深度的调整是必要的，这反倒能让我们看到触底反弹的曙光。我预计，这一轮调整，房价最多下降到30%-40%就真正触底了。当购房者认为已经降无可降的时候，就会出手购买了。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人想要进城，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去，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没有房产，他们都需要住房，结构方面我们调整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扩大投资，不应区分外资内资大家都知道，若要保持经济的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很重要。2023年，经济领域热度最高的话题，例如“外资撤离中国”“消费降级”“出海”等，也都与此有关。首先是对外资减少的担忧。我认为这个说法应该纠正，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外资、内资，投资应该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所谓的外资投资，不仅包括海外企业的投资，也包括在中国国内已存在的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比如，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赚了钱，是否愿意将利润继续投入在中国，扩大生产经营。2023年的情况是，除了新进入中国的外资有所减少，也有一定比例是已经在中国落地发展多年的外资，其再投资水平下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同一时段，民营企业的投资也在下降。其实所有企业都一样，“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容易感受到经济温度的，一看温度不高，就不再投资了。所以想要拉动投资，一定是整体拉动，当市场热起来，不管是来自哪里的资金，自然会回来。2024年，关键是要让投资者看到未来的希望，恢复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经济继续推上去，把需求打上来。这并非出台一个政策、一个文件就可以立刻实现的。例如现在国家已经把2024年的债务额度提前到2023年释放，可发债毕竟有一定的周期，要先把项目找到，把钱花出去，然后在实施阶段，如果前期投入资金不够，还要进一步到市场上去筹钱。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我们看数据很少有给足的。这就需要政府把商业性债务的接待渠道也进一步打开，只有“前门”“后门”全都打通，投资才可以通畅地流动起来。再看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降级”、不敢花钱成为一些网络上年轻人的流行话题，但是从数据上看，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明不慢，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思呢？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440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46472亿元，增长7.0%。这个增速已经非常好了，只不过没有达到爆发式的增长的预期。之所以没达到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房地产销售，以及地方政府采购下降，这两个部分对消费的拖累是很大的。我们老说扩大需求，需求有两项，一个是消费，还有一个是投资，因为投资也是一种消费。说到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出口，就不得不提2023年的外部环境。过去一年，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期，欧美面临严重通胀压力，加上部分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贸易战、外交纠纷等，整体面临复苏乏力的困境。整体需求的减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二者并非仅靠我们自己就能缓解。即便如此，很多出海的中国企业，还是成为了2023年的亮点。2023年11月29日晚间，拼多多盘中首次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市值最大中概股。而在2023年5月，在海外发展迅猛的中国时尚跨境电商品牌Shein刚完成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0亿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660亿美元。2023年底又传出消息称已经秘密交表申请在美国上市，或将在2024年IPO。这说明，中国企业做好“出海”，还是有前途的。预计2024年，大部分欧美国家的经济依然处于微弱的收缩状态，整体需求还会比较差。所以我们的出口依然要面临巨大挑战。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面对变化，中国也在迅速调整着方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占我们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无法限制中国科技发展2023年，一些重大的科技创业，也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了过去一年全球前沿科技公司的新一轮竞赛。很多中国的科技巨头企业也加入竞争行列。有人担心，如果在这一轮科技竞赛中落后，中国经济将难以赶超美国。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没必要如此紧张，中国不一定样样都要做世界第一，比如我们可能追赶不上ChatGPT，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而是因为我们的语料不行，中文的内容只占到全世界互联网的1%，英语是绝大多数。大语言模型是训练出来的，训练要靠素材，素材越多，质量越高，产品才会越好。但就算不是科技第一，也不代表未来经济不能更好发展。中国在很多科技领域，依然跻身世界“头部”行列。比如近年来，美国在芯片、半导体等诸多技术领域进行了出口管制，希望能限制和打压中国。但是中国企业依然靠自己实现了技术突破。这充分说明，美国的限制是个错误，也不可能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逼着中国去创新。美国的这种做法，哪怕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也是错的。因为今天，知识和技术已经散布在全世界，早已经不是垄断在美国本土。总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周期特性。虽然当前的经济周期，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而被打乱，但终究会有触底反弹的时刻。未来的5至10年，中国经济潜力依然巨大，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并不困难，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2024年，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先把投资与消费等需求拉上去。一旦需求打开，预计到2024年年中，中国经济将会开始进入上行周期。作者：

题记：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9期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的主旨演讲整理。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题记：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9期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黄炜的主旨演讲整理。我分享的一项研究是关于我国的生育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如何？生一个孩子的成本来自何处？成本有多高？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生育率一直比较高。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后，生育率快速下降，一孩政策出台后，生育率继续下降。直到最近，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后，我国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仍需进一步的提高。大家都在热议，中国的生育率为什么相对较低？我们该为此做些什么？生育成本的分类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谈成本，其实有很多不同分类。生育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指的是为了从事一项活动而不得不放弃的其他活动带来的收益。女性为了生育子女，可能必须放弃一部分事业，比如就业、加薪和晋升的机会等。男性也可能会有所放弃。经济学的文献中用“生育惩罚”来形容之，意思是在生养子女的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其实不止“生育惩罚”，生孩子后还有许多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比如原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门玩耍，有了孩子以后出门的机会减少。原来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生了孩子后时间变得不那么自由。生育的直接成本目前大家所热议的“生育成本”，多为生育的直接成本，即生养子女的直接开销。这主要包括三方面：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一直以资政启民为己任，以理性思考与公共研讨推动中国进步。公益慈善事业是整个人类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文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益慈善本身不止于善心善念，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应该基于科学的调研、理性的决策和有效的执行。为进一步传播公益慈善精神，尤其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的科学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组织开展了“中国公众捐赠研究”项目。该项目从学术研究和行业应用两个维度切入，通过全国范围抽样问卷调研、跨领域学术专家团队的交流合作、建设信息中心、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系统性地了解中国公众捐赠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并将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以推动更广泛、更高质量的公益慈善研究和参与。作为项目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拟于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举办“中国公众捐赠研究论坛”，正式首发“中国公众捐赠研究”全国范围抽样调研的数据和成果，并将邀请来自政商学界的代表以新时代下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为核心议题，探讨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探究行业发展的规律并展望未来，以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智慧和能量，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公益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9:00-11:50会议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支持单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09:00-09:40

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举办【朗润•格政】第169期，活动邀请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雷晓燕，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黄炜，基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的关注，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现代女性发展问题。本期活动由北大国发院智库和传播中心主办，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以下视频全程回放，分别为赵耀辉、黄炜两位老师的主题演讲，雷晓燕教授的主题点评，以及三位老师的圆桌对话和现场听众问答。赵耀辉：女性教育与职业发展赵耀辉教授主题演讲视频赵耀辉老师介绍表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laudia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2024年招生简章（港澳台）一、项目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创办于2000年，是中国最早开设EMBA教育的项目之一。24年的积淀，我们以经济学与管理学为翼，以中国高校领军的国家高端智库独到优势，帮助企业家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提高应对商业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精准把握商业机会。立足全球视野，扎根中国现实，“看势”“寻道”，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面向未来，用学识、能力、责任和担当为自我赋能。独一无二的北大双园北大国发院坐拥朗润园和承泽园，双园同为百年皇家园林，见证了北京大学从诞生到推动国家进步的历程，与未名湖、博雅塔等并列为北大地标。可遇不可求的思想智慧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汪丁丁、姚洋、黄益平、刘国恩、徐晋涛、杨壮、胡大源、张黎、马浩、宫玉振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引领前瞻的思想和智慧。遥遥领先的国家智库国发院重量级智囊人物云集，在高校智库中遥遥领先。智库中的EMBA先见国家发展之势，先谙产业变迁之律。与时俱进24年的EMBA课程北大国发院于2000年开办中国首期EMBA项目，必修课程24年精心打磨、特色课程24年与时俱进。EMBA课程架构以系统知识、文化积淀、前瞻判断、创新技术、全球视野为体系，形成了内省、远见、创新、团队、行动五大模块。全球汇聚的国发校友北大国发院同时开展本硕博、MBA、EMBA、EDP、DPS等项目教学，并承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培养全球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成员。29年积淀，政商学三界汇聚，国发人遍布全球。二、培养目标旨在培养道德良好、遵纪守法、具有较强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掌握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具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和总揽全局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三、培养方式学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于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消息传来，北大师生沉浸在深深悲痛之中。李克强是北大杰出校友。他于1978－1982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82－1983年在北大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1988－1994年又回母校深造，在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在北大本科学习期间奋发有为，成长为学生骨干，在北京大学校刊多有报道。其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980年6月14日《一九八〇年我校学生社会科学讨论会结束——评选出优秀论文二十篇》一文中，他撰写的《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在北大留校工作后，校刊也记录了他作为年轻干部的成长足迹：1982年3月2日《我校召开第十三届团代会》一文，记载了他初登团系统工作阵地的精彩开篇。我们现在重新发布这两期报纸的剪报，以寄托对李克强校友的哀思。刊登有李克强在校学习、工作消息的北京大学校刊来源：“北京大学校报”微信公众号

Goldin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妇女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2021年12月在由北大国发院与北大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亚奥劳动经济学年会上，Claudia

题记：2023年7月13-14日，中国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协会（CAERE）第二届学术年会在北大国发院举行。本届年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并得到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大力支持。年会聚集了来自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50多位学者，共同探讨环境和资源经济学的新动向和新挑战。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的主旨演讲整理。今天我主要谈粮食安全问题，谈粮食安全就不能不谈农民增收，并且，粮食安全也需要与农业永续发展结合起来。纵观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情况，以及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粮食产量不是靠扩大种植面积，而是主要靠提高单产。很遗憾的是，现在的一些政策只是片面强调粮食面积，与过去发展经验存在偏差。通过单产不断提高，我国粮食总产也随之提高，才使得我们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把原本非常有限的耕地分出一部分来生产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粮食播种面积的占比从80%下降到70%。这10%的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增收影响巨大，农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变。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粮食生产年均增长超过2%，比同期我国人口年均1%的增长高1倍以上。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将有限的耕地进行优化，改变了粮食作物一枝独秀的局面，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百花齐放。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再加上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扩容，农业总产值增长也超过5%，这对农民增收和改善国民消费结构都非常重要。高值农业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这里讲的“高值农业”占比，是指蔬菜、水果、畜产品和水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过去几十年，我国农民增收与高值农业发展关系紧密。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和目标，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更是党的奋斗目标。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高值农业。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变化）年均增长5.4%。其中有6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约40%是投入增长。投入增长包括土地等资源投入、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从数据呈现的结果看，劳动投入在下降，资金投入在上升。我们现在讲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意味着不能靠高投入来实现高增长，要在节省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高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3%，现在接近3%。全球范围来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为1%，高的时候达到2%。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已相当高。基于我的研究结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靠四大驱动力，即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土地等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农产品市场等制度安排都可以进行创新。制度创新通常不需要很多投资也能创造价值，比如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技术进步需要投资，但投入不大、作用巨大。目前农业研发投资只有200多亿，是农业农村领域财政投入约两万多亿的零头的零头。过去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很大一部分源自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改善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发展要靠投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投入中，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投入品质量等方面的投入尤为重要。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过去四十多年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已经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多。如果按照国外经验，这一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对社会稳定会产生很大影响。要感谢农村老百姓，在当时如此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下，仍然在农村努力地生产和生活。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当时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农民增收。挑战二：粮食安全引起广泛关注。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还面临粮食等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的局面，到2004年农产品进口开始大于出口，之后这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引起政府的广泛关注。挑战三：资源与环境退化。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业年均增长超过5%，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比如地下水位下降、土壤质量退化、农业水源污染、生态环境压力等。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过去农业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如何应对上述三大挑战？我国一直在不断摸索。200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6年，我国完全取消农业税费（包括农业税和各种提留费）。在本世纪初农业税取消前，我国农民每年需要缴纳的农业税费约占农业产值的8%，因此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2004年我国还启动了农业补贴和收储政策。农业补贴从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扩大到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补贴。“收储政策”就是以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也是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的再次让位给“三农”问题，很多政策从此开始出现较大调整和变化，针对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也从2004年开始大幅增长。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国的农业政策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农业补贴政策在2012年开始封顶，这里的补贴数字是名义价格，如果按实际价格或扣除物价增长，我国农业的直接补贴已呈下降趋势。启动农业补贴的初衷是提高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不但无法提高粮食生产，而且使农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良种和农资的补贴也没能带来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补贴要根据农户种粮面积、购买良种和农资数量从中央发放到2亿多农户手中，是不可操作的；同时，再多的补贴分到2亿多农户，对农民增收作用也有限。所以，农业直补最后只能根据1997-1998年第二轮承包耕地多少来补贴，补贴对当年的粮食生产没有影响；而且靠补贴增加农民收入这条路也是不现实的。不过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轻言退出似乎也不太容易。因此从2011和2012年开始，我国农业补贴的水平有所下降。对农业而言，科技兴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虽然农业科技投入不断增长，但还远远不够。这也意味着在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和较大的提升空间。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在过去几年里已在悄然改革。虽然相关改动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体现得不明显，但这些政策确实经历了从放开到保护，从保护到再次慢慢放开的过程。比如，从2014年开始的多年内，稻谷和小麦最低保护价格不再增长，而此前的最低保护价格则是一直上涨。再比如，大豆补贴困难更多：2014年大豆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后改为目标价格政策，但目标价格在提高国内大豆价格的同时，也提高了上大豆进口价格，因为我国85%的大豆依靠进口，中国大豆进口占全球大豆贸易约60%。如此一来，国内补贴大豆的钱最终多数流向美国和拉美国家。因此，大豆在2017年开始取消补贴政策。油菜籽和食糖的临时收储政策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取消。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也从2016年开始改为“价补分离”政策。现在就剩下新疆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和稻谷与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我曾到新疆去调研，发现棉花实行目标价格也很困难。当时的目标价格是1.8万，市场价格只有9千元，中间的差价国家要给予棉农补贴。补贴的发放涉及很多环节的工作，单是测量种植面积这一项工作就需要政府多次测量，产量的确定还容易出现舞弊等现象。总之，我们的农业政策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坎坷和弯路。然而经过较长时间的政策回调，各项工作正在步入正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农业要靠市场、制度和技术。如何看待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讲粮食安全之前，我想强调如下两个事实：首先，中国是世界主要农产品的最大生产大国。稻谷、小麦、蔬菜、水果和茶叶，中国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虽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18%，但2020年许多农产品产量在世界的占比都超过18%，比如稻谷和小麦分别占全球产量的28%和18%，蔬菜占比超过50%，茶叶占比接近50%，猪肉占比将近40%，鸡蛋占比35%，水产占比超过50%。其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和禽肉生产国。2020年，我国玉米产量占世界的22%，再过几年可能会成为全球做大玉米生产国。我国的禽肉生产也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产量的16.5%，仅比美国（17.4%）低不到1个百分点。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我国的禽肉也会超过美国。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稻谷、小麦、玉米都非常安全。所谓现在粮食安全面临危机，目前有夸大之嫌。未来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水土资源的短缺。我国仅占全球淡水的5%，全球耕地的8%,都是世界水土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之一。相关研究表明，未来50年，中国水资源短缺将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贸易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耕地永续利用极其重要。我用另外一组数据进一步解读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我按照人均耕地面积，将全球主要国家分为三组，分别是“人均耕地低于0.12公顷的”、“人均耕地0.12-0.26公顷”和“人均耕地大于0.26公顷的”国家。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是0.09公顷。这个图表明，虽然我国进口的食物不断增多，但人均净进口很小，是同组国家进口最小的国家之一。1990-2020年间，我国进口食用油不断增长。这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让中国人改变用油习惯，肯定很难。近年来我国玉米进口也在增加，2021年达到2800万吨，2022年略有下降。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除大豆以外的所有农产品进口是有限的（人均进口量小）和可控的。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大豆安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大豆领域的顶尖专家太少，国家对大豆研发的投入也不多，所以单产很低，农民种植大豆的经济效益低与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目前我国主要是从北美和南美进口大豆。进口的大豆主要用于发展国内畜牧业的蛋白饲料和满足对食用油的需求。中国老百姓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果不发展本国畜牧业就只能依赖进口。畜牧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存在多种动物疫情，一旦疫情爆发就可能影响进口，进一步威胁粮食和食物安全。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多地是畜产品供给安全或饲料问题，而不是口粮安全。如果中国增加进口，有人担心全球粮食的生产能力和粮食危机风险。让我们看看全球的粮食生产潜力。首先，全球粮食单产增长潜力大。目前有30%的粮食来自单产低于3.5吨/公顷的国家，这样国家有几十个，粮食平均单产只有2吨左右，即使利用现有的技术，增加产量潜力也巨大；更何况未来农业技术还将不断提升。其次，全球有大量的可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未来50年全球耕地还会扩大。目前全球可用耕地为35亿公顷，实际利用耕地为14.2亿公顷。未开发利用的可耕地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南美和东欧等国家。一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未来会有不少可耕地变为耕地。因此，我们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考虑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产量，这对保障全球、中国和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都有利。在过去100多年里，不算俄乌冲突带来的区域性粮食价格上涨，曾发生过两次全球粮食危机。第一次粮食危机是由1974-1975年爆发的中东战争叠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中东战争使原油价格在1974-1974年从每桶约10美元迅速提高到55美元。农产品与原油息息相关，原油价格暴涨也让农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当时世界范围内旱灾较为严重，在两个因素叠加下，粮食危机暴发。大家知道，农产品价格上涨两到三倍，农民会把很多可利用土地变成耕地，出现了粮食过剩，粮食价格从1975年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次粮食全球危机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宣告结束。第二次粮食危机发生在2008年，维持时间也不到一年。这次危机是能源危机叠加生物质能源发展而导致的。2007年开始出现能源危机，原油价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发展，当每桶原油价格超过65美元时候，玉米、糖料作物、油料作物等农产品作为生物质能源原料更合算，北美和南美等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把大量的以上农产品用作生物质能源原料生产生物质液体燃料。以上两个因素的叠加使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2007底到2008年9月快速增长，但这样的现象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到2008年秋季后价格又重新回落到粮食危机前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担心全球粮食危机期间粮食贸易会随之减少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例如，在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有的国家曾宣布禁止出口，持续一段时间后，禁止出口的政策又被取消了，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粮食贸易量不降反的事实已经够能说明问题了。只不过大多数媒体仅报道禁止出口的政策，而对这些国家都很快取消出口禁令不做任何报道，形成一种错觉。全球粮食危机是非常偶然和短暂的。即便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粮食价格仍没有受到影响。只有那些与俄乌冲突紧密的国家，其粮食价格在短期内有所提高，但我认为这只是区域性现象。如何解决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些近期政策措施我们先回顾下过去四十多年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把农村经济转型分成四个阶段。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已经历了前三个阶段，即从以粮为纲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方向转型，再到本世纪初以来农业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间的分工程度的提高，目前进入了绿色高效的高值农业发展阶段。回顾我国农业走过的路，我认为制度、政策、投资这些因素非常重要，同时它们出台的顺序更重要，即农村经济转型的每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或务农收入不断提高，这得益于高值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这一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是难以逆转的。近年来出台的有些政策，视乎要转变以上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趋势。例如，为促进粮食生产，高值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又例如，目前鼓励部分人回归农业的相关政策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每个村的耕地和水资源都是有限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农民数量，而是要削减农民数量，以此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各地促进粮食生产的一些政策措施更是值得深思，下面列举几个近期我在农村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1）各地政府一谈粮食安全，就是要增加水稻、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这样的思路其实不对，因为我国稻谷和小麦现在都供过于求，库存量可供一年的消费。由于生产过剩，稻谷和小麦的价格上不去，小麦价格有时甚至低于玉米，小麦做饲料现象并不稀奇。其实在粮食方面，我们缺的是饲料粮，特别是大豆，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蛋白饲料。2）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大豆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农产品，但促进大豆生产的有关政策措施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大豆生产效益不高，农民缺乏种植大豆积极性，需要政府补贴。大豆亩产只有两百多斤，玉米亩产近千斤。地里种了大豆，粮食产量马上下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许多地方，政府补贴农民采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生产方式，即在玉米间套种几行大豆。其实这是很久以前农民就放弃的种植方式，因为这种复合种植的耕地、除草、收获等田间工作需要人工作业，复合种植方式难以机械化，所以才转成种植单一作物。政策制定者还忽视了目前国内大豆的特征和用途，从而出现一系列现实问题。国内大豆含油率一般在15%左右，适用于制作豆制品，加工成大豆油和大豆粕不合算；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因其含油量高达20%左右，适用于压榨加工成大豆油和大豆粕（蛋白质饲料）。在国内大豆的生产和需求持平的情况下，国内大豆价格比进口大豆价格一般每吨要高1000元左右。当国内大豆生产超过豆制品加工需求的时候，国内大豆价格与进口大豆价格的差价逐渐消失。例如，2022年通过各种方式扩种大豆，国内生产的大豆超过了豆制品的需求，出现了补贴农民种植大豆、补贴收购大豆和补贴大豆压榨加工使用国内大豆的现象。因此，要替代进口的大豆，首先要做的是加大研发投入，选育出含油率高的大豆，而不是现在就盲目扩大大豆生产。3）为保障粮食安全，许多地方出台了支持合作社、企业等生产新型主体的政策，但其实际效果常常相反。已有的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农户或家庭农场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主体。我最近考察了某省某县2014年开始的粮食生产合作社改革试点，情况不容乐观，目前除了一家合作社还在坚持运作（即使是进退两难了）外，实施改革试点的其他合作社都消失了。企业经营粮食生产更是违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例如，2022年8月我们在某省多县对土地托管做了调研，主要结论是：第一，经营规模扩大了，但单产也显著下降了；第二，地租上升，同时挤出许多种田能手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计；第三，粮食单产从高到低依次为适度规模农户、千亩种植大户、合作社、土地托管的企业或供销社。对企业而言，如果经营1000亩，假设每亩地赚100元，1000亩可以赚10万元；如果经营面积从1000亩增加到10,000亩，即使新增的9000亩每亩只赚10元，企业还是要扩大经营规模的，因为总利润可提高到19万。但如果1万亩地交给10个家庭农场，利润肯定超过100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补贴这些企业从事粮食生产，单产普遍出现下降趋势。4）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近期各地严禁“非粮化”，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常常出现“一刀切”现象，其效果往往大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调研过在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里种水稻，或者鱼塘填土后种水稻和小麦等案例，发现他们确实是种了粮食，也完成了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但有不少是只种不收的案例：因为机械进不了大棚，人工在大棚种粮食成本太高；因为长期养鱼的农户不是种粮能手，播种后继续田间生产作业亏本更大；因为粮食面积是统计出来的，而粮食产量往往是“计算”出来的。“一刀切”的执行方式，背离了中央制定政策的初衷。5）部分地方政府从“退耕还林”转变为“退林还耕”。对地方而言，前几届政府把耕地变少了，现在最方便的达标方法就是变“退耕还林”为“退林还耕”。这样的做法除了能补足耕地数量，别无他用。“退耕还林”的耕地生产力非常低，“退林还耕”也难以提高粮食生产，因为农机开不上去，即使种了粮食，收获也非常困难。未来发展和政策取向？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表明在农业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业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以农业就业和农业GDP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而且前者的下降速度超过后者，从而缩短了工农劳动收入差异。未来还需加快这种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因为只有农业就业和农业GDP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趋同的时候，才能消除工农收入差距，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这是我对未来农业发展的两大愿景之一。要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或农业和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任务非常艰巨。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以上目标，我们预测农业就业占比要从2020年的24%下降到2050年的4.3%，这时的劳动生产率农业比工业服务业还低20%左右，农民还是需要从事非农就业才能达到其他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实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4%左右的发展目标并不算很高，因为这也只相当于90年代末的日本和现在的韩国水平，但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要从2020年的1.77亿下降到2050年的3200多万，其中从事种植业的2900多万。到2050年，即使我国保住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平均每个劳动力也只有61亩，大国小农始终是我国的国情。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要在未来30年减少1.45亿农业劳动力，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因为在过去30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时期，我国农业劳动力也只减少1.65亿。2022年受疫情和总体经济增长减缓等影响，农业就业人数不降反增，恢复到2020年的1.7亿。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同样面临巨大挑战。过去十几年，耕地经营规模小于10亩的农户占比一直保持在85%以上，十年内变化不到1个百分点。耕地经营规模这么小的农户如果种粮食，难以保障家庭足够收入；因此，过去许多小农户依靠有限的耕地发展高值农业，虽然市场风险大，但收入也高。现在这些小农户如果继续发展高值农业，不但面临市场风险，而且还面临政策风险。为此，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并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第二大愿景。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但养殖业研究向规模化、企业化的现代化方向转型了，原来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养殖业也逐渐被资本或企业占有了，未来发展与现在的农民关系不大了。为此，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种植业。在种植业，最近我提出“二八格局”发展策略，即种植业需向“二八格局”方向转变，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下，实现大农小农共同富裕。大农占农户的20%，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适度规模经营和政府补贴提高收入；小农占农户的80%，主要发展高值农业以保障收入增长和国民营养改善，靠不断完善的市场和政策支持持续提高收入。在未来的政策取向方面，需要强调如下几点：第一，要真正夯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藏粮于技”的关键是要提高农业研发投入，目前农业研发的财政支出只有250多亿，只是政府对农业农村财政支出总额的1%多些。“藏粮于地”的关键是提高耕地的地力，在未来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等农产品，但现实情况正相反——高强度地利用耕地提高粮食产量，耕地的地力和水资源短缺每况愈下。第二，要加快农业产业高质量转型。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下，农业应逐渐向现代高效绿色的高值农业转型。第三，要出台实现大农与小农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种植应向“二八格局”转变，建立分别针对大户与小户的政策支持体系。第四，要加大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需要加速发展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第五，要促进中国与全球共同发展。要推进全球贸易和完善治理体系；要有应急方案，但不能按应急方案来指导我们的日常发展；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生产。靠什么？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与改革经验表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改革和投入创新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四大驱动力，它们也将是未来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永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科技创新领域，要特别关注生物、数字、装备和生态等技术；在政策创新领域，要特别关注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整理：文展春

政府统计数据是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正确地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对于客观准确地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得出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很重要。政府经济统计数据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数据经常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虽然政府统计部门一再做出澄清和解释，但是每当有重要的统计数据发布，社会上总会传出不同的声音。各种声音究竟孰是孰非，很需要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做出专业的回答。2023年6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出版了《透视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理解与应用》一书，力图从理论梳理、案例解析和实际应用层面，对目前公众、学界和政策层最为关注的几项政府统计数据，包括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投资、进出口，进行释疑解惑，以期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经济观察报》对许宪春特约研究员进行了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为什么统计数据与直观感受会有反差《经济观察报》：许老师，我们就从刚刚公布的几项政府统计数据谈起吧。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数据，随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您如何看待此现象？许宪春：某些民众的直观感受与政府统计数据存在反差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不同的群体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政府统计数据的，角度不同，对统计数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对全国16万个调查样本户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代表全国的16万个样本户，有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等等。不同的群体，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高收入群体可能会觉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太低了，而低收入群体则会觉得太高了。一个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可能相当于若干个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16万个样本户的收入平均下来，大概率不会是一个中位数，而更可能处于中位数之上，所以即使在16万个样本户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样本户的人均收入会落到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下，因此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了。再比如CPI涨幅，中低收入群体的感受更可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产生反差。粮食、蔬菜、水果、猪肉等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大家会很敏感，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则不会经常感觉到。计算CPI涨幅时，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会放进同一个篮子里计算。计算出来的结果，如果是涨幅收窄了，其原因可能是耐用消费品降价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没变，甚至还有上涨，购买耐用消费品较少的中低收入家庭就会认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自己实际感受到的物价变动不符。《经济观察报》：类似的情况，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吗？许宪春：不同的群体对统计数据感受不一样，国外存在同样的问题。2003年，我陪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到意大利统计局去访问。我们到意大利统计局局长办公室，该局局长开门见山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街上的人游行是为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那位局长告诉我们，意大利统计局刚刚发布意大利经济增长数据，数据表明意大利经济已经恢复了正增长，但是游行的人说：“我们连工作还没有，经济怎么可能恢复正增长呢？”他们认为统计局数字造假了。但是另一面，意大利经济部又抱怨说：“意大利经济早已经恢复正增长，统计数据太滞后了。”意大利是一个发达经济体，某些群体的感受和政府公布的数据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为什么有些统计数据会打架《经济观察报》：一些人对统计数据提出质疑是因为发现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差别很大，即我们常说的“数据打架”问题。许宪春：统计数据之间出现不一致，存在多种情况。比如说GDP，自从建立核算制度以来，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数据曾经长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多数时候是地方汇总数据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核算数据。于是就有人质疑，全国GDP数据不是通过对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汇总出来的吗？怎么会全国GDP数据明显低于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呢？实际上，全国GDP数据不是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的汇总，从生产角度，全国GDP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一个一个行业计算增加值，然后再汇总得出来的。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全国GDP数据，地区统计局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核算方法核算本地区生产总值数据。2012年以前，还没有建立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不太好，但又想要政绩，就有可能对数据进行干预，所以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汇总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核算出来的全国GDP数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是对地区生产总值采取统一核算，即国家统计局在核算全国GDP数据的同时，组织省一级统计局统一核算省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省一级统计局统一组织市一级统计局核算市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市一级统计局统一组织县一级统计局核算县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数据从国家到省级再到市级、县级，逐级定下来，全国GDP数据和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就能基本衔接。二是当时已经建立起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联网直报系统直接上报企业统计资料，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统计局被授予审核、汇总本地区企业数据的权限，但无权修改，如果发现问题，需要追溯到企业，企业认为数据错了才可以修改，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三是对部分小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弥补了过去的一些数据不足。四是两个普查年度之间的GDP数据，一般以后一个普查年度数据为基础，对利用常规统计调查数据核算出来的GDP数据进行修订，以保证常规年度GDP数据与普查年度GDP数据之间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全国GDP数据是怎么最终确定下来的呢？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会召开GDP数据审核评估会，国家统计局领导和各业务司负责同志一起对GDP数据和各专业统计数据进行审核评估，如果发现GDP数据与专业统计数据之间、各专业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矛盾，就要查找原因，对存在问题的统计数据进行纠正。各专业司经常派专业统计人员到地方去检查数据质量，发现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坚决予以纠正；2017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了执法监督局，对统计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执法检查，依法予以查处，以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重要的统计指标的含义被误读？许宪春：统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于一些重要统计指标，读者的理解与统计规范之间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居民可支配收入，有的人可能认为很简单。但在政府统计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住户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统计指标在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区别，数据表现自然会有差别。比如2018年至2020年间，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利用住户调查资料直接推算得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倍左右，有的年度甚至达到1.4倍。再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GDP。一提到GDP，许多人会认为自己很了解，但是有多少人对GDP的基本理论、核算方法了解得很清楚呢？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2020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9%，但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6.1%，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下降80.6%。一些人就质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货物贸易顺差降幅都超过两位数，GDP怎么可能只下降6.9%呢？GDP降幅肯定被低估了。事实上，这些人对相关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直接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动判断消费需求的变动，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判断投资需求的变动，直接用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的变动判断净出口需求的变动。就拿消费需求来说，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又包括通过货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和不通过货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即虚拟消费支出），比如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蔬菜和水果，它们属于居民消费支出，但是因为没有进入市场，没有用货币进行交易，就没有被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又如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不属于商品，也没有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由于大部分虚拟消费支出不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虚拟消费支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增长的。政府消费支出包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部门承担的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的支出。2020年一季度，公共服务支出降幅较小。2020年一季度虚拟消费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的上述表现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疫情对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冲击，所以消费需求并没有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那样大幅下降，而是降幅相对较小。如何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经济观察报》：您能不能为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政府统计数据提供一些建议？许宪春：政府统计数据是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正确地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对于客观准确地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得出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很重要。要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应该把握以下四个原则：一是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正确地选择政府统计数据。正确选择政府统计数据有三个原则，即代表性、质量好、一致性。二是要准确地了解政府统计数据的分类标准、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采集方式。政府统计数据的分类标准、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采集方式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被调整，只有准确地了解了它们的变化，才能够正确使用它们。三是要准确地理解政府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中国政府统计中许多指标的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都曾发生过变化，有的变化还非常大，比如收入法GDP核算中涉及的劳动者报酬的口径范围就经历过两次大的调整，不了解它们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四是要准确地把握政府统计指标的适用范围和相关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相关统计指标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无法获得所需统计指标的数据，被迫利用与之相关的能够获得数据的统计指标进行正确推断的问题。《经济观察报》：如果涉及历史数据呢？许宪春：使用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相应统计指标的统计制度是否发生过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统计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包括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适用范围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有些历史数据，特别是GDP核算历史数据，如果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为了保证历史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会对相应的历史数据进行系统修订。对于修订过的历史数据，要注意使用新的数据，不要使用未经过修订的数据，否则就有可能存在历史数据不连续和不可比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个国家数据库，里面的历史数据都是修订过的，可比的。但是早期出版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很可能是没有修订过的，使用时需要注意。对于没有修订过的历史数据，就必须注意它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如果自己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进行修订的时候，一定要详细了解相应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以及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查找相应的参考资料，比如相应年度的专业统计年鉴，因为专业统计年鉴发布的统计数据比较详细，便于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针对相应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的变化对相应的数据进行修订。《经济观察报》：许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导致统计指标内含、口径范围发生变化的例子？许宪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支出法GDP核算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2008年之前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研究与开发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2008年国际标准才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作为中间投入处理，就不被纳入GDP；作为固定资产形成处理之后，就被纳入GDP了。按照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还没有包含数据资本支出。但是，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显现，像滴滴出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已经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资产，它们用于数据收集、存储、开发维护的投入，已经超过用于设备、办公楼采购和维护的投入；一些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企业，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萎缩，但在数据资产方面的投资却呈快速增长之势。我曾带领我的学生调研过11个省份的80多家企业，大都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的企业，看到的数字化转型趋势非常明显。虽然专家学者们在GDP核算中对数据资本支出如何进行处理还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迅速上升是不争的事实，统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必须迅速跟上，否则数据资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不出来。目前数据的爆发式增长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政府统计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例如，如何准确估价数据资产的价值及其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又如，如何全面客观地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现在许多互联网平台提供大量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包括搜索引擎、导航、微信交流、线上订票，等等，由于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目前GDP还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地体现这些活动创造的价值。再比如互联网平台企业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包括网约车、外卖骑手等等，这些零工经济就业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大都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他们所创造的增加值往往没有或者没有充分体现到GDP中。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题记：6月16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3期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该系列活动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新峰做“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主题讲座，本文据其讲座内容整理。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与“考试”有关，开讲之前，我想开宗明义地说清楚我的态度。第一，我反对考试。第二，我不只是反对坏的考试，我也反对好的考试，我反对的是考试本身。第三，我之所以连好的考试也反对，并不是说我建议国家取消考试，也不是呼吁孩子们不要走考试这条路。我只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反对仅靠通过考试来攀上更高一级成功阶梯，进而认为人生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如此。今天的主题是“学而优则仕”，我看中的是这句话中的三个环节：“学”即学习；“优”指代考试；“仕”当然就是攀上成功阶梯的意思。今天的分享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制的历史，二是科举制的效果和影响，三是对科举制的评判。一、科举制度的历史在赋役、兵役、户籍这类古代制度中，科举制度传承最久。从实践层面看，它也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制度现象之一。1、科举制度溯源科举制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差不多。科举制度使社会充溢着一种考试文化，让每个人的观念甚至是对人生的规划都和考试密不可分。科举制度下，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考试的一生。在读书人的心中，人生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考好，考试的观念充溢着整个社会。客观地看，科举制度对国家的运转非常有利，对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但是对个体的自我实现不利。溯源“科举”一词，会发现“科”和“举”这两个字有各自的含义，但偏偏都与考试无关。“科”是指不同的选才科目，每个人可以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就如同今天分物理、化学等很多专业，应试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参加不同的考试，只要通过了该专业的考试，就是国家认可的人才。不过，唐代以来的科举逐渐从很多科目变为只有一科，那就是“进士科”，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只剩语文一科，科举中的分科已经不复存在。“举”是推荐、推举。在唐代以前的制度体系中，尤其是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人才要靠各级政府会向上层层推荐人才，而不通过考试。到唐代，人才的选拔已经逐渐向考试倾斜，但谁有资格参加选拔考试，还是由各级长官来决定。长官们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推荐哪些人才。宋代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名义上还是地方推荐人才，但被推荐的人才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各级长官已经没有推荐发言权，考官的发言权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举”已经逐步成为虚词。可见，当我们谈论科举，本质上谈的是考试，这种考试既不分科，也不荐人，而且由国家统一举办，考核标准也全国统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招选人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唐代有科举以后才有考试这回事。在此前的推荐时期，考试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的考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到了唐代，已经是考试为主、推荐为辅。再到宋代，主要是考试，推荐已经流失形式。明代则只有考试。可见，随着朝代变化，考试在科举制度中的分量越来越重。2、科举的焦点是考试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引领了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到宋代，尽管多数人认为宋代的文明很规范，但在教育方面仍然只是鼓励各个地方政府多办学，培养更多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到明代，国家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开设学校，只有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尽管这一切没有明文规定，但政府垄断了教育体系，在哪些机构学习、是否通过考试，都由政府决定。这种情况在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的学生也只有得到国家认证的各级学校的认可，才有资格参加一级一级的考试。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比唐代更远的古代以及西方，情况并非如此。科举是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才产生的，它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科举的焦点不是科，也不是举，就是考试。3、科举的性质是选拔治国理政人才科举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也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核心目的就是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僚。在封建社会，皇位的传承是世袭制，这种方式显然不够理性，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人才，血统并不能保证连续产出所需之才。因此，从战国到秦汉，国家逐渐从任人唯亲转向选贤任能，而且面向全社会选贤任能，把江山、资源或基本盘交给他们管理。那如何挑选贤能？也经历了从察举到考试的过程。所谓察举就是各级政府往中央推荐人才，这种方式到隋唐时期让位于考试。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必须通过全天下人都有机会并认可的考试方式来筛选人才，也由此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国家一旦尝到考试的甜头，考试就会越发客观公平，甚至达到极端的客观公平。这个过程，考试最终打败任人唯亲和举荐。在考试制度占优势的1000多年中，考试甚至做到了兼顾秩序、效率和公平，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越发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考试为何拥有如此魔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选拔管理人才大致有三种方式：1.国选或官选，即由上级选拔下级。这样操作起来相对安全，但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因为一个人的选拔能力和认知视野始终有限，各级官员在选拔下级的时候也难免掺杂个人情感。2.民选。民选效率很高而且兼顾公平，但结果不好掌控。在中国古代成熟的专制体制中，民选很可能带来秩序动荡的风险，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治国理政的人才需要更高级的人才去辨识，民选容易造成外行选择内行，这不可行。考试正好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弱点。3.天选，确切地说是人竞天选。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考试来看谁更会答题、谁的答案更接近天理；二是考试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究竟最后谁能胜出，古人认为这也要看天意。不过，在天选的过程中，人竞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天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就此躺平，科举制度也要求每个人付出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努力，才有资格跻身天选的梯队。倘若选不上，那个人只得接受天意。综合来看，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古人对考试的执念：科举是公平的，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但同时它又是不公平的，优秀的人并不必然得第一。另外，比起国选和民选，天选可以确保秩序安全，效率也比较高，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才华总有一定保障，将来国家的运作也会比较高效，社会也理所当然会认可其公平性。而且，科举的性质是选官，不是文化启蒙和科学人才培养。在技术层面，科举得以从国选、民选进化到天选。4、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考试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但是到隋唐及之后成为焦点，还源于一些阴差阳错。隋唐时期手握大权的几位君主都偏好文学，又由于政权并不是出自“枪杆子”，而是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或政治谋略，纵横捭阖地跟各种势力妥协、均衡才建起来，这些君主掌权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军工贵族和世家大族。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当然更愿意扶植非贵族出身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因此也更青睐科举这种面向全民的考试制度。隋唐时代比较有名的君主，比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非常看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以此对抗贵族。出于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中唐以后的君主同样看重科举。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因此宋代的君主们普遍倾向于扬文抑武，对科举取士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一方面优待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另一方面严格考场纪律，将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国策。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规定，很多始于宋代，比如北宋把进士科一家独大，颁布“三年一考”的规定。在宋代之前，时而一年一考，时而一年多考或一年一次都不考，宋代最初也有两年一考，到北宋中期“三年一考”的制度正式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还把殿试正式作为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来亲临考场主持，甄别考生。考中的人也因此变为天子门生，尽管这种“师生关系”是名义上的，但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大大增强。宋初期，殿试还实行差额录取，后来逐渐演变为全体通过，只是名次各不相同，共分为“五甲”（5级），一甲取前三名，二甲几十人，三甲几百人，到明清时代逐渐简化为“三甲”（3级）。在宋代之前，考生高中之后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从宋代开始，只要考中就能当官，这对平民子弟而言，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考中之后的官职也并非从基层做起，一般都有一定的级别，而且甲位越高，起步的官职越高。到明清时，考中进士者，最差也能做个知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与此同时，考中就能直接当官的制度也直接决定了一些人的仕途天花板，可以说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在当时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清朝承明制，全盘继承了明代的考试制度，考试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还更加“内卷”。清朝政权发源于农业经济主导的东北暖温带森林，十分羡慕汉民族的文化氛围，因此清朝的君主也沉溺于考试选官制度，但最后走向僵化。明代每个省都有主管考试的官员即“提学”，“提学”权力很大，可以到处考核学生。清代时“提学”更名为“学政”，并上升为省里权利第二大的人物。明清时的举人地位也明显提高，资格等级仅次于进士，因为这时候的举人在省级获得优胜后，下次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级考试，而不用像唐宋时期重头再来。如果全国科举一张卷，在古代，北方人普遍考不过南方人。明代前期有一次科举，南方的考生录取率高达85%。显然，这样的情况太不利于安定团结，明成祖迁都后，直接规定科举录取比例南方各省占60%、北方各省占40%，北方的考生皆大欢喜。此外，明代考上进士的人自愿再举办一次考试，考得好就可以做“庶吉士”继续学习。“庶吉士”毕业后，最优秀的人可以留在翰林院工作，身份就是翰林。这好比如今博士毕业后继续做博士后，博士后毕业后继续留校工作，工作的起点更高。清朝对上述制度直接加码，比如举办更多场考试、学政地位升级、举人也进一步分档，南北不再划定录取比例而是各省分配不同名额，以确保各省都有人才进入仕途。雍正时期，甚至发展到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庶吉士”考试。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逐渐僵化，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令出台，持续1300多年的制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二、科举制度的影响和效果我们重点从政治、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看看科举制度带来了哪些影响？1、国家层面第一，对于国家而言，科举考试造就官僚政治。科举考试制度下，官僚是按照规范选出来的人，而且是文官，比起贵族和世家子弟，他们具有天然的优势：1.人数众多.只要考试能如期举行，三年就能选出一批。相比之下，贵族和世家子弟的人数无法保证。比如明代前80年，尽管早已出现科举考试，但军人贵族集团一直占据高位，“土木之变”后这些贵族在战场上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极少数贵族也基本丧失话语权。此后的明代就是文官全面接管政权，左右朝政近200年。2.君主更喜欢文官。比如宋太祖，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格外在乎皇位是否稳固，因此宋朝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口号特别能激发文官的斗志和忠诚，是宋朝德高望重的老臣文彦博和宋神宗就改革展开辩论时提出的，主要说的是宋朝政权的根基是官僚士大夫，而不是人民。清朝君主偏爱文官就更好理解了。清朝是满族政权，更加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尤其不能动摇满洲人的绝对领导权，但如果清朝只提拔满族官员，对人口占比远远高于满族人的汉族人而言非常不公平，因此不论满族汉族，一律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对满洲八旗人，也需要通过科举考上进士，建功立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年羹尧。正是因为有了科举这一层光环加持，再加上他的皇亲国戚、满族血统的身份，年羹尧才得以重用。第二，科举考试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人数占优的文人官僚集团，还通过考试限定仕途的方式稳住官场。通过科举，各级考试的优胜者锁定了仕途天花板，考到一定级别就可以预估自己的将来，心理层面也可以坦然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竞争似乎并不激烈，比如没有进入殿试的人就不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做宰相。随着科举制度深入人心，社会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惯例。明代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亿，这是一个空前的高峰，但每三年一次科举，每次都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留在翰林院，或进入内阁这样的全国最高议政机构。进入内阁的人是从进士中选拔，而进士的录取数量每年不过100人。进士来自举人，举人的数量每年不过400人。由此可见，通过科举当官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高阶官职基本被进士垄断，其他官职基本从举人中选拔，想要从底层一步步逆袭则难于上青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可能就此放弃角逐。师生关系在科举考试中也发挥很大作用。这里的“师生”指的是科举体制中考官和被录取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考试环节中，总有持续被录取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有很多所谓的“老师”。这些“老师”既是考官也是官僚，考官的级别越高，官衔也越高。这样的“师生”会结下一种血缘式关系，延展开来还有“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科举时代的人，除了讲究宗族和亲戚这两层关系外，同样重视“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同乡”是从亲戚关系延展出去，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府甚至同一个省都算“同乡”。“师生”“同门”“同年”这些通过考试结成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多重关系交织，看上去似乎容易造成结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考试的经历不同，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圈子”，很难因为某一层考试关系就明确地将自己固化在某个“小集团”。一个人如果同时属于不同的圈子，“结党”也就变得不容易。因此，科举一方面引发党争，另一方面又限制党争。综合来看，正是有了考试选拔文官的这种制度，让统治者尝到甜头，唐代以来的历代君主才在政治上偏好以官僚政治为主体，这也是既合法又持续性强的模式。2、社会层面科举是否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关于这一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方的观点认为，科举需要从娃娃抓起，这需要考生家庭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才能负担得起。科举考试级别越高，录取率越小，真正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很少，更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宋代的一些官僚世家，连续几代人都能考上进士，到了明代，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既然能改变命运的人很少，能坚持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人也很少，因此反方认为科举没能促成阶级流动。正方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家庭条件不同，接受的教育质量也不同，但最后大家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且就算大家出身不同，考试的标准客观且统一。在正方看来这就是最大的公平。若论不公，在所有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元朝的录取份额分配最不公平。元朝通过“四等人制”把国人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朝在包括科举政策的很多政策上，都是按照“四等人制”贯彻实施。比如元朝时，南人的人口占比远超过前三类人口的总和，但科举最后的录取比例，仍按照每等人录取1/4来落实。明代后期，这种不公平愈演愈烈。100个进士中仅有一半出身寒素之家，但寒素之家的人口总数占当时总人口的99%。从人口总数来看，这对平民太不公平。不过，公平与否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精英家庭的孩子基因可能更好，如果他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考中科举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一些；同时白手起家的家庭也有机会，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培养出一个进士，也合情合理。我个人认为科举带来了阶层流动，甚至带来了过分的阶层流动。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学霸得以进入高层，下层人因为无法通过考试，人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恰恰是阶层充分流动带来的结果。可见，真正充分的阶层流动极有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因为阶级之所以会固化，就是因为真学霸凭实力纷纷上位，这部分人实现阶级跃升后，当然就不想改变现状。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如果考不过学霸，就无法继续上位，阶级有可能就此固化。3、文化层面第一，科举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全社会都崇尚儒家经典，考试就考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有不同的版本，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国家颁布了统一教材，考试生需要按照要求学习，对于儒家经典，只学习官方版本的解释就好。2.考题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其实很有技术含量，既要强调圣贤立言，又要用圣贤的语气加以阐述。八股文讲究层次清晰、层层推进、点明主题后再论证主题，还需要有精确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我们看到写八股文出身的官僚，他们写文章字字珠玑，滴水不漏，层次清晰。经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一旦掌管国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也会在他们的引领下日渐趋向“八股”。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说过的话有时候可以成为治世名言，被人们争相传颂。第二，科举制度还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大多数老百姓都认可，只有读书应试才能成为国家精英。考试可以决定命运，成王败寇，一考定终身。在这样的氛围下，明清时期考试难度逐渐增大，考题越发古怪刁钻，甚至到了“折磨考生”的地步。尽管如此，全社会对科举制度仍然无限推崇，学而优则仕仍是许多考生的人生目标。一些浴血奋战沙场的武将，其社会地位都比不上科举入仕的文臣，商人、富农、地主更不用说。三、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凭科举入仕者，真的有能力吗？在我看来，能够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脱颖而出之人，就算没有真才实学，也拥有强大的“勉强”自己的能力，纵然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些人也能和自己达成和解，实现“自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当官很需要的才能之一。纵观中国历史，科举上位的文人比靠身份上位的贵族，更有希望发展成为忠臣烈士。这一类人从体制中可以得到认可，从体制外也能获得认可，这让他们更有动力去维持、完善现存体制。比如明代，靠科举体制培养出的士大夫阶层统治了中国近200年。2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一个王朝而言已经不短。我个人分析，对于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国家并不希望他们真的叱咤风云，只希望消磨他们的意志和才智，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官僚，这是君王之术。读书人常会有济世之才、立“兼济天下之志”，但真的入仕后，面对的是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官场。在官场里，“书生气”的上位者很容易遇到阻碍，科举考试的确造就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仍然具备管理者最需要的素质，那就是“勉强自己”的能力，这恰恰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素质。因此，就科举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言，可以打“优”。从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基于它兼顾秩序和公平，我认为可以给科举制打“良”。1.

题记：2023年6月10日上午9:00，北大国发院CCER夏季研讨会在太舞酒店举行。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量化历史中心主任、郑裕彤讲席教授陈志武带来主题演讲：隐藏在考古数据里的中国发展史（War

题记：2023年3月16日晚，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举行首场活动，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作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首先讲讲全球变局的大背景，然后谈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世界是否在和中国脱钩、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全球变局，变的是什么？我们总说“全球变局”，变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这个变局中最大的冲击力量是中国的崛起。1.中国的崛起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崛起。因为中国作为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巨型国家，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几乎赤贫变成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异乎寻常的崛起对世界有三方面的改变：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以前，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过40%，即使后来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2%上升到现在的18%，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且，中国已从受援国发展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第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亚太地区，以前我们说“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现在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的已经成为必然和事实，经济体量的上升必须伴随军备力量的上升，并对周边带来影响。中国并没有拼命发展军备，我们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军队力量的提升完全是经济实力增强的自然结果。“一带一路”倡议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一个国际议题，然后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过去，中国的外交是“刺激-反应”模式，美国出一道题目，我们赶紧作答，是被动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开始主动，美国必须作答。这是巨大的变化。我国还参与了很多区域性组织和贸易协议。比如，RCEP是和东盟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是主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借此和东盟建立了稳定的关系。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发起设立的，总部在北京，成员国已超过一百个，除了美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全部加入。美国的盟友们抛开美国来参加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一个新发展银行，也叫金砖银行，总部在上海。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在中国，这对我们而言是关键性的进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美国的同意就建立起区域性金融组织。比如，疫情刚结束时，日本提出在清迈设立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立刻阻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也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第三，挑战了历史终结论。1989年，美国日裔经济学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挑战了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创造，而且拥有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这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学基础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存在的。我认为这一点是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性源头。拜登政府搞所谓“民主联盟”，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构造了整个世界体系，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进入这个体系，最终都得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然而，中国坚定地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路。”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2、美国的焦虑。中国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崛起，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提出了大问题——能否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与之平起平坐？美国是霸权国家，从未被其它国家这样挑战过。虽然前苏联一度挑战过美国，但那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很界限分明，而且前苏联的经济体量小得多，从来没有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0%。现在美国非常焦虑，压力来自多方面。在美国国内，全球化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东海岸的金融、制药等行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未得益，反而受损。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导致认同焦虑。政治领域则是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否决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否决你，所以美国变成了不可治理。美国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美国人认为，把中国拉入它营造的全球化体系，中国就应该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这一愿望落空。在WTO、IMF、世界银行，凡是和中国有接触的国际组织里，美国都开始跟中国作对，还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面临一场选择，是跟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印度。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本期导读亲爱的读者：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3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2022年12月18日，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北大国发院举办了“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分为全天的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不同重大议题，集合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等北大学者团队，以及中国政商学界知行合一的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以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为核心议题，共同研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以远见与智慧助力国家发展，推动世界融合。本期简报精选本届论坛上的部分重要演讲，分为“诺奖专题”与“论坛精选”两大部分。“诺奖专题”的内容来自在本届论坛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和安格斯·迪顿教授的特邀演讲，以及学院林毅夫教授和赵耀辉教授与他们的深度对话。“论坛精选”包含七篇文章，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对未来经济增长空间和改革要点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对中国未来五年历史方位和关键点的解读，以及在主论坛的“中国新征程”环节中，姚洋、夏斌、黄益平、刘守英四位教授分别从各自研究角度对中国未来发展挑战与改革措施的观点分享和圆桌对话。本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其他精彩观点文章将于下期简报呈现。《北大国发院简报》只向订阅读者邮箱专属推送，我们将在4月6日推送第十三期。若不希望错过我们的智慧分享，请扫订阅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尤其是电子邮箱地址。期待您的订阅，也欢迎您的反馈。(1-12期已经订阅的用户不需要重复订阅。)

题记：2023年3月22日，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在国发院承泽园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大家对于今年的两会有很多期待，因为两会关系到新一年的布局。今年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第一年，是从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正常生活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新一届政府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会有怎样的政策措施，比如民营经济的态度如何？房地产会不会有新政？对平台经济的管控会不会调整？新设立的政府机构如何运作？等等，都是大家在两会上讨论的问题。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两会上，大家普遍认为5.5%左右的目标比较保守，我个人也同意这个判断。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我就做了题为“激发潜在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言。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实现高质量，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所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具备三个优势：第一是后来者优势。我国现在总体上还处在追赶阶段，相当于德国在1940年代、日本在1950年代、韩国在1980年代对美国的追赶阶段（人均GDP为美国同期的25%左右）。这三个国家在和我国相同的追赶阶段实现了10多年平均每年人均GDP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两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将向何处去？预期经济增长率能达到多少？2023年，财政政策将如何发力，才能助力经济稳增长？货币政策是否会趋向宽松？拉动消费，主要应采取哪些措施？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5期活动邀请到了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为大家带来《从两会看经济》的主题演讲，助力企业家和高管从宏观层面把握政策变化，前瞻经济发展趋势。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三位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他们分别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等不同机构，将在主题演讲后与姚老师就两会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展开对话。时

对话：教育的基本点与中美关系的难点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20:37-20:53

活动信息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MBA中心联合举办：HICOOL商学院时间：2023年3月25日（周六）14:00-16:30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次活动同时提供在线直播）议程：14:00-14:20

题记：2023年3月3日，应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乡村大讲堂”邀请，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许多论断，规划了很多政策措施。我和各位一样，也在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今天我想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分享我的心得与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变局为什么会加速演进？我们应该如何驾驭大变局？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世界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为什么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经济是基础，且我研究的是经济，所以我想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谈谈我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理解。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之所以是列强，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强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世界上也有一个八国集团，其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这七个国家也是八国联军的前七国，只有奥匈帝国被加拿大取代。原因在于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解体，退出列强行列，被加拿大取而代之。1900年八国列强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整整一百年之后，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经济是基础，八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半壁江山，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和平或是战乱，基本上就取决于这八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当时八国列强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同盟国，其他六个国家属于协约国，他们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无法摆平，于是爆发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八个国家当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了所谓轴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同盟国，由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摆不平，于是爆发了二战。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世界的经济格局相当稳定，七八个大国始终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全球经济比重从50.4%降为47%，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但为什么到2018年突然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从经济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2018年，这八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到34.7%，仅略高于三分之一。由于经济地位下滑，这八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也随之下滑。最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主导世界应对危机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过去也出现过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但无非是这八国的领导人开会商定，其他国家照做即可，当然也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执行。可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时，八国集团发现无能为力应对，所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12月牵头召开了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共商对策。从2008年到现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机构就从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从八国集团至二十国集团的质变，这是在一百多年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事情。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国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如此稳固，为何在21世纪出现巨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6.9%，2018年上升至16.8%，提升9.9个百分点。前面谈到，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为34.7%，下滑12.3个百分点。计算可知，这八国集团下滑的12.3个百分点中有80%是中国崛起的结果。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中国人当然高兴，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谁在此变局中的失落感最大？应当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75年左右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摆不平。一战爆发时，美国虽是协约国，但位置远离欧洲大陆战场，所以起初没有参战，德国和奥匈帝国横扫欧洲大陆；后来美国参战，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质投入到战场，成为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样的情形。战争开始时，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横扫战场，把同盟国的军队一一打败，英国、法国等从敦刻尔克撤退，进入所谓“至暗时刻”。后来为什么同盟军能打回来？因为美国参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从诺曼底登陆，打败了德国。在亚洲战场也是一样。起初日本狂妄宣称要“三个月亡华”，侵略了大半个中国及太平洋、南洋，但最终日本战败，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在夏威夷把美国的军舰打掉了一大半，可是美国生产能力强，造军舰速度快，军舰很快得以补充。所以在中途岛战役时，尽管双方军舰损失数量一样多，可是美国有能力不断投入新的战舰，最终打赢日本。尤其是美国最后还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是全世界的领头羊。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取得连续42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如此长时间，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尤其是在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到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是1875年以后美国第一次遭遇的情形。由于经济是基础，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其实美国一直在亚洲，它所谓的“重返亚太”是什么？就是把它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派来加强太平洋的第七舰队，想在中国周边形成军事包围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非常明确。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同样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如今美国是拜登担任总统，他基本没有改变奥巴马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政策，而且又组织了以意识形态为边界的所谓“守卫民主国家同盟”，诱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这种状况可能会愈演愈烈。因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政策。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夫里·萨克斯，东欧剧变时“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他承认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优于他当时在苏联东欧倡导的休克疗法。现在他甚至在非洲国家推行中国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的农村复兴，走的基本是中国的道路。他一直在网络上讲，美国遏制中国没道理，结果受到网络暴力，很多人群起而攻之，最后他一气之下关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户。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现在没有人能讲公正的话。只要中国继续稳定，继续谋发展，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我想，这是总书记讲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背后的原因。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从贸易来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是双赢的，而且，在两国贸易中，小国得利多于大国，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总之，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大变局面对这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中国的出路只有继续发展。我个人的判断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世界大概就会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格局。原因如下：中国的人口是美国四倍。现在我们是14亿人口，美国3.3亿人，虽然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口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基本格局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时，我们的人口是它的四倍，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国内部有地区差距，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收入水平处于领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大概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有4亿多，比美国稍多一点，这代表这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会跟美国相当。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代表平均的产业和技术水平。如果这三市五省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并且产业技术水平也与美国的相当，就意味着美国相对中国将不再拥有多少技术优势。今天美国为什么拥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霸权？因为它有技术优势。到那时，美国没有了多少技术优势，它再想卡中国的脖子将无能为力。我前面讲到，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两倍时，从中美贸易当中得到好处更多的就是美国。比如，美国那些大型高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非常多，而研发成功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这些美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研发成功后，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而且，高科技产业必须不断投入才能维持技术领先，如果这些公司低盈利或不盈利，就无法继续投入研发。不仅这些美国大公司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美国很多老百姓必须靠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来维持生活水平。届时，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大是美国没有手段改变的事实，而且，维持和中国友好的关系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应该就会心悦诚服接受中国的崛起。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原有的经济格局。面向未来，我们能否驾驭大变局，能否让世界进入新的稳定格局，同样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内是如此，对外也一样。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接下来，我再谈谈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纵观人类历史，西方国家在十四、十五世纪有了“地理大发现”，从美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了很多资源；到18世纪以后，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进入工业化，所以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大分流，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主导整个世界格局，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

【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踏上新征程。2023年的两会作为二十大之后的第一个两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研讨中国经济新征程的挑战与应对，还有引人注目的行政团队更新与机构改革新举。

Becker是促成这一监管放松的重要的游说者之一。何晓贝博士，现任北大国发院智库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博士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北京绿交所董事长王乃祥，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超，以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经管学院教授钱小军应邀进行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联席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主持。本文根据圆桌对话内容整理。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金融调控和技术进步马骏：如何从宏观层面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应对？黄海洲：央行通过政策指导绿色金融发展，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全球气候变化会带来涉及到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各国央行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需要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等相关部委积极协同，也需要社会及企业层面，包括如北大国发院、北京绿金院等机构的共同努力。从宏观层面上，央行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加大投资，是否会抬升通胀和利率，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需要综合考量几个重要变量。总体方向上，各方观点基本一致，即加大绿色金融投资，以新能源替代旧能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速度足够快，则可以带来新产能的提升，继而可以对冲通胀及其他相关方面问题。20世纪70年代，全球处在严重的滞胀状态，通胀非常高，美国通胀达到16%，英国通胀超过20%，全球经济增长也很差。现在全球应对滞胀的问题，一方面是加息，从央行的角度出发，美国保罗·沃尔克强力加息，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加到20%，而且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加了两次，对影响通胀的预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调整汇率，实际上美国做的供给侧改革，还有中国全球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科技进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世界缺石油，从60年代的3美元推升到70年代的30多美元，人们意识到石油的枯竭问题，油价会大幅涨价。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很大原因是依靠科技的进步。今天，在科技进步方面，各项基础条件都有了很大提升，尤其在新能源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突破，这对于汽车产业具有颠覆性，给光伏产业带来的进步也同样具有颠覆性。从这个意义来讲，加大科技投入是必要的，效益也是可期的。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石油十分缺乏，70%的石油消费量依靠进口，这个比例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水涨船高，我们需要在光伏产业进行突破。新能源汽车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产业之一，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并占领高点。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央行值得在绿色金融领域加大投入并起到引领作用。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骏：在资本市场，如何理解碳中和及能源转型对通胀的阶段性影响？黄海洲：重大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引发一个产业群的科技进步，一般利用摩尔定律推算，即每18个月价格约下降一半。在储能、光伏等方面，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摩尔定律的适用时期会到来。摩尔定律在宏观经济学上带来的是通缩，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价格下降一半，这是4倍的差，同样的性能，价格是1/4，这带来的通缩作用非常重要。1970年代走出滞胀的因素，除了货币政策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还有一方面是技术进步。马骏：过去10年当中，光伏和风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下降了80%-90%，未来会继续大幅度下降。目前电动车行业的价格在下降，未来将与燃油车差不多，或许更便宜，电池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由于技术的进步，不同国家可能享受到不同程度的通缩效应。中国很可能是更大的受益者，我们体量大、具有规模效应，一旦这些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单位成本的下降速度可能比其他国家快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特别担心应对气候变化会带来永久性且非常强的通胀压力。绿色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徐林：绿色低碳领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很明显。我也认为今后不会带来通胀的效应，而是明显的通缩效应。从经济学角度讲，短期如果把碳中和看成一个新约束，实现碳中和对于很多产业来说确实是成本的增加，表现为供给曲线可能的往上平移，和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价格上涨和生产收缩。所以这对于增长确实有收缩作用。但从中长期看，碳中和的新约束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激励和压力，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加快，这在中国新能源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十年，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每度电的成本实际下降了90%，而且还在进一步下降。以光伏发电为例，最新的转化效率由25%提高到26%多，仅仅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就使得每度电的成本下降了大约5%，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根据我们的行业研究，在新能源领域，特别是光伏的转化效率可能在未来的6、7年里还可以提高2-3个百分点，就是由目前的26%可以进一步提高到27%-28%，将使每度电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以天合光能董事长讲的数字为例，中国西北新建的光伏发电站，仅从发电的环节来看，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低到1毛多钱，如果加上储能和电网输电到江苏落地的电价，大概已经不到5毛钱。这个电价实际使得光伏发电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与现有的煤电行业不相上下。所以，随着新能源领域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绿能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步伐可能会比预期的快，而且成本更低。这将带来非常有意义的影响。任何一种绿色低碳的新约束，短期来看是增加企业、产业的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实际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推进不断降低成本，从而使整个产业更具竞争力。绿色低碳的转型，特别是中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值得国家花大力气推进。我国的能源自然禀赋条件并不好，只有煤储量相对丰富。煤炭是高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分别大约是73%和40%。如果想改变这种能源过于依赖海外供应的状况，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根本。只要太阳能的成本继续下降，大概十年之后一定能达到非常有竞争力的水平，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这十年里，储能技术、各种新储能方式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建设。这种体系建设一旦实现，中国建立在绿能基础上的电气化时代就可以大大提速。这个时代来临后，我国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会大大降低。同时，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综上所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值得我们大力推进，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实现碳中和，涉及近50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仅在能源领域，如果要实现绿能替代，即今后80%用电都是绿电，还不考虑储能和电网建设，仅电站这一项可能就需要近15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但从动态投资的角度来说，今后投资规模也可能进一步下降，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转化效率更高，就不需要修建过多的电站。目前，我国电动车领域发展非常快，但我认为，如果用电主要还是煤电，就不能称之为新能源车，只有实现了绿能基础上的电动车，才叫新能源车。在投资领域，因为中美绿色基金不申请贷款和优惠条件，所以不套用人民银行或者发改委规定的绿色标准。我们做绿色投资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就是要有利于各种污染物的减排，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在做投资标的选择时，除了和所有股权投资机构一样对项目本身进行尽调，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对于项目所利用的技术和产生的绿色影响力做计算。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模型，来测算投资的项目到底产生多大的绿色影响力。如果不符合我们的绿色标准，即使标的在财务上是可行的，我们也不进行投资。按照这样的绿色标准，新能源是我们选择的投资领域之一。因为新能源确实是一个宽泛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赛道，而且能源领域所占的碳排放比重大约为50%多，是碳排放最大的领域。我们还做制造业领域绿色节能改造项目的投资，制造业是中国排放第二大户，约占27%-28%。第三个领域是绿色交通。第四个是合成生物技术领域。目前很多传统化工原料都使用含碳原料，现在新的基于基因编辑的合成化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这些领域，可以生产完全可降解的塑料，包括其他精细化工产品。如果实现这样的替代，也能够带来减碳效果。农业领域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特别是生态建设产生的碳减排也具有投资价值。以前我在发改委时参与了很多生态资产变现机制的改革，今后这种生态空间碳的资产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是值得投资机构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投资模式上，股权投资基金更多关注具有硬核技术的项目。通过几年的投资实践，有硬核技术的项目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穿越周期的时候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在绿色低碳领域，有大量技术值得关注，包括新能源领域的材料技术、储能领域的材料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中的任何一个突破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会形成很大的增长点。前不久美国宣布可控核聚变实验的结果，带来了一些震动。如果这个技术真正具备商用条件，可以颠覆整个新能源行业。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胆战心惊，现有很多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企业很关注新技术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对传统行业带来的冲击。可控核聚变预计需要30年左右时间才有可能商用。所以，股权投资机构特别关注绿色低碳领域。从环保、生态、污染治理，到低碳技术，包括数字技术领域中的半导体材料技术等，这些都与绿色低碳密切相关。这个领域的项目主要有两类，一是比较早期的项目，机构会利用大概10%左右的资源进行配置。这些项目虽然风险较大，但如果预测准确，其收益可能会比投资中后期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经过市场检验的项目收益更高。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目前来看风险还比较大，因为比较好的项目在一级市场估值已经很高，再遇到二级市场周期性的变化或者出现大的波动，投资的风险也会加大。第二类是涉及重资产的投资。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更关注通过股权去投资其中的资本金部分，比例约为20%—30%，其余通过成本更低的杠杆融资来实现整个重资产项目的投资。目前对于这种杠杆融资特别是绿色低碳项目，央行有关部门有更优惠的政策，相对可以享受更多利率优惠，留给股权投资机构的IRR（内部收益率）并不低，能够达到12%—15%的水平，对于保险、社保资金的配置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项目的性质、不同技术的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实践方面，总体来说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股权投资营造了更好的条件，资本市场的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可以适合不同项目寻找资本市场不同的上市途径和退出方式。但是，我认为在监管方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尤其一些产品投资，要获得保险机构、银行资金或社保基金，经常会受到一些监管限制。虽然监管是要防范风险，但是有些风险和收益都十分明确的具体项目也会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进行投资或者配资。针对这样的监管规定，未来期待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做深入、广泛的调研，尽可能地为绿色金融机构的投资或配置资产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对于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及金融机构获得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足够收益都是有益的。碳市场的应有之义马骏：王乃祥董事长是绿交所的董事长，目前在具体落实碳交易方面的政策措施，尤其是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当前碳市场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未来CCER何时启动，如何发挥作用？王乃祥：碳市场在推动碳中和的过程中，其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2023年，既是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第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开局之年，经济再次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放眼全球，除了百年未有的中长期变局，还有硝烟依旧弥漫的俄乌战争、美国难以停下的加息步伐与多个大国的经济减速等短期冲击，同时全球还叠加印太框架协议等地缘政治的重构与气候变化的约束。中国经济在供给冲击、需求萎靡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冲击与全球变局之下，2023年和中长期将面临一条什么样的发展曲线？关键挑战是什么？哪些新理念、新战略、新改革和新产业将发挥重要作用？2023年3月16日19点，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首期开讲，特别邀请到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主题分享：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主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迪顿发表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对话。本文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5年）安格斯·迪顿（Angus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为北京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文红在本届绿色金融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非常高兴参加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的绿色金融分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为主题，希望通过大家的分享和讨论，推动北京市更好运用金融业资源与优势，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探索“首都经验”，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发展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9月末，北京市绿色信贷余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42.9%，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33.7个百分点；2022年1-9月，北京地区非金融企业（含央企）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4%，占全国发行量的37.9%；截至2022年11月末，碳市场各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交9717.81万吨，成交额33.46亿元，试点碳配额成交均价居全国第一。下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北京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取得的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一、北京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一是生态环境优势。本世纪初，北京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形成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绿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多年来，北京大力推进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节能减排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4%；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超过5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根据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绿色金融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国际上对于央行是否应该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曾经有过许多争论，但目前争议已经不大了。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以及绿色低碳转型会对产出、就业和通胀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所以，央行作为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机构，应该责无旁贷地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近期，国际上几大经济体都面临物价飙升的情况，也因此出现不少反对央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声音，认为央行应该更加关注其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不应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平等问题等过度关注。但全球范围而言，央行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中，例如日本央行的定向再融资工具，人民银行也已经出台两项政策工具，目前均应用顺利。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普遍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激励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央行较多使用比较直接的支持工具。产生这样区别的原因是什么？支持绿色低碳将是中国央行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应该在什么情境下支持，支持空间和力度如何，和哪些因素有关？以上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初步建立一个思路和框架，从碳价和自然利率的角度来分析央行如何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本文首先简要说明自然利率在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中的重要的基准作用。其次，分析碳价变化影响自然利率和央行政策的三种情形，分别为碳价比较低、碳价有所提高，以及碳价达到较高水平。最后，是央行在支持绿色低碳的政策制定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以使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自然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基准自然利率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基准。理论上，它指的是在实现通胀目标的前提下，经济体达到潜在经济增速时的实际利率水平。自然利率和储蓄及投融资有密切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储蓄越高，投资越低，自然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储蓄越低，投资越高，自然利率就会上升。碳价格如何影响自然利率？目前，碳价格是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非常关键的变量。气候变暖造成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破坏，并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因而导致就业、产出、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变化。碳定价等气候适应、气候减缓的政策措施影响宏观经济变量，进而改变自然利率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自然利率越低，央行通过常规的利率政策调控经济所面临的约束就越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央行可能需要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等非常规措施来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学者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毕竟是结构性的支持方向，央行不应通过常规性货币政策，而应该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支持特定领域，这非常有道理。但是，考虑到现在绿色低碳领域的规模越来越大，大体估算绿色产业已经占经济总量的10%左右，而更需要引起关注的转型产业会越来越大，将达到GDP的30%、40%，甚至更高。所以，常规的货币政策在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这将极大地作用于总需求。比如，在通胀不高的情况下，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则有助于以低成本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央行可能就需要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低碳发展。碳价变化影响自然利率和央行政策的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碳价比较低。碳价低需要有一个参照系，现在的碳价直观来看比发达经济体的碳价水平低很多。但如果从一个更加理论化、更加科学的角度来看，碳价的高低可以用均衡碳价来说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和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失达到一致水平时，就相应产生一个均衡碳价，使碳排放的成本内部化，防止出现负的外部性。国际上也有很多估算，有一些估算显示中国目前碳价应达到75美元/吨或100美元/吨。目前中国的碳价相对低这个事实并无太大争议。在此情形下，高碳行业的碳排放成本低，有利可图，会仍然保持较高的投资和产出。当然，因为各方都在应对气候变化，高碳行业继续迅猛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绿色产业和高碳行业的转型活动因为成本较高，缺乏激励，难以大发展，会使大规模投资潜能难以释放，从而抑制自然利率的提高。同时，因为高碳行业碳排放增多，气候变化继续加剧，这对经济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会通过人口、投资、就业、生产率等渠道压低自然利率。第一，气候持续变暖，导致许多同地区的人口加大流出，影响劳动力供应，导致资本劳动比升高，降低资本边际产出，使得自然利率持续下降。第二，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会造成资产的损失和贬值，降低资本的存量和生产率的增速，从而压低自然利率。自然灾害和高温天气会影响农业工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会造成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也会导致自然利率下降。第三，气候变化一般来讲对较贫穷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冲击更大，加剧不平等，降低消费，也会降低自然利率。第四，气候变化增加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意愿降低，储蓄倾向增强，也会造成自然利率下降。此时，由于碳价引导资源配置作用的缺失，而且自然利率比较低，央行要支持绿色低碳的发展，就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这一操作的常规方式包括向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绿色信贷等。但是，由于碳价低，商业银行同样缺乏必要的激励，因支持这些绿色转型项目风险较大。而且，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可能增加商业银行的资产，央行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向商业银行提供激励。第二种情形：碳价升高。此时，高碳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受到抑制，绿色低碳转型得到进一步发展，碳排放增加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下降。在碳价升高的过程中，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力度还不是很大，因为绿色低碳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相关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未必能弥补高碳行业的萎缩，整体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也会压低自然利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如果要到2030年实现减排25%，那么现在到2030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速会放缓。IMF也提出，如果不进行转型减排，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为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央行同样需要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此时，商业银行因为碳价提高，有更大的激励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但是，高碳行业萎缩造成银行存量资产的损失增加，导致银行支持绿色低碳行业的能力受到削弱，所以央行可能需要较大的力度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但耗费的资源可能低于碳价较低的情形。第三种情形：碳价达到并维持较高水平。此时，高碳行业可能会因为成本大幅升高而受到极大的抑制，出现明显萎缩，绿色低碳的领域受到高碳价的激励，投资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升劳动生产率。多项研究表明，绿色低碳投资和服务可以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完全可以弥补高碳行业的就业下降，这会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上升，提升整体经济增长，因此

复兴中路店五层（徐汇区复兴中路1237号，近地铁1/10/12号线陕西南路站7号口），本次活动同时提供在线直播议程：14:00-14:30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视频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在线对话。本文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题记：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新疆调研，于2023年2月12日在和田行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连续八年到和田调研的缘由以及和田取得的成绩大家好，过去八年国务院参事室每年组团到和田来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