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1月2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0期“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在线举办。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作者姚洋教授做主题演讲，并与《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对话。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我的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与大家交流几个问题。我主要分享三点：第一，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不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危贻害极大；第三，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国富论》。其实，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叫法，亚当·斯密应该是哲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本哲学著作。他为什么要写《国富论》这本书？为什么要提出“市场”这个概念？这和启蒙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太一样，苏格兰人特别注重情感和经验，而欧洲大陆的人更注重理性。这一区别奠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色，也奠定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人类所做贡献的突出特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至少在当时，是终结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此后，虽然基督教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革新，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已经瓦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位奠基人物哈奇森（Francis

2022年11月24日，承泽论坛第10期：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在线举办，多家线上直播平台参与。本期由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作者姚洋教授做主题演讲，并特邀《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主持对话问答，围绕经济的热点话题和挑战深入对话。活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和中信读书会承办。活动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文为此次活动主题演讲与精彩对话两大环节的视频内容剪辑，以便大家温故或补看。主题演讲视频活动主题演讲环节，姚洋教授主讲了三部分内容：一是常识对于经济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性；二是有悖常识的经济学理论及其不良影响；三是有悖经济学常识的政策示例。姚洋教授视频演讲姚洋教授追溯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历史背景，明确指出，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正是源于遵从人类常识。他进一步总结说，只有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如果一个经济理论或者经济政策不符合常识，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政策也很可能失败。这些内容也正是《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这本书想告诉读者的一个根本性的道理。姚洋教授接着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举例，揭开多个理论和政策中有悖常识之处。理论方面，他列举了货币中性理论、流动性过剩造成金融危机理论、劳动价值论；政策方面，主要列举了两例政策，分别是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政策和疫情防控政策。姚洋教授指出，理论有悖常识会造成广泛的思想混乱，政策有悖常识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还可能导致多层面的民意不满。精彩对话视频经济全球化究竟是一个符合多数人常识的必然趋势，还是二战之后几十年内一个短暂的历史偶然现象，最终仍将回归大家相对隔绝、各自为政的状态？未来30年，中国争取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这个目标是否太高，还是说确有实现路径？中国经济的关键转型究竟是转什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究竟主要应该靠什么实现？姚洋、何刚对话视频对话环节，何刚主编结合姚洋教授的新书内容不断发出深度提问，类似精彩问答不断。回答过程中，姚洋教授态度鲜明地直陈观点。并在对话最后强调，对他人的观点一定要先自问“它符合常识吗”。一个人如果总是忘记用常识去思考问题，缺乏独立判断，很容易陷入偏听偏信，或是做出错误决策。活动最后，姚洋教授还回答在线听众的踊跃提问，并对未来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

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五十六讲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并强调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问题得到极大的关注。本讲座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出发，阐述人口变化趋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议。活动安排主题：人口变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纵观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比以往更快，这种人口结构转变将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2020年5月，联合国大会（UN

题记：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和贝页图书主办，北大国发院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和EMBA中心协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的缘起。这本书是《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一书的修订再版。1998年我博士毕业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与当代学术大师的对话”丛书，编辑谢雪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对话”一书。我当时非常犹豫，毕竟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一本书，需要很大的决心。后来我为什么答应写这本书？源于一个心结。我在读博期间的专业是制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我到世界银行应聘，当时的主考官问了我很多新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我答不出来，自然也没能获得这份工作。我有些不服气，从此有了一个心结，希望能把新制度经济学弄懂弄通。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也专门去拜访了诺斯老先生，终于写成这本书。屈指一算，距今已有近20年。如今在贝页图书的策划下，文汇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定名《制度与经济增长》。《制度与经济增长》大体保留了前一版本的主要内容，也做了一些修订，比如删除了一些章节，增加了诺斯老先生晚期两本书的内容。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新制度经济学慢慢演化成了新政治经济学，这部分内容也做了新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二是中国的实践；三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诺斯后期的观点不如前期的观点有弹性，如果诺斯有机会仔细研究中国的实践，恐怕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该如何总结中国？如何贡献自己的思想？我想谈谈我的看法。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诺斯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经济学家。他在48岁之前主要研究经济史，48岁之后才转向制度研究。诺斯之所以转变研究方向，主要是因为他在访问欧洲的过程中发现制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开篇，诺斯开宗明义地阐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诺斯这句话？在我看来，今天人们谈论的所谓“经济增长的动力”，基本都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生元素。比如我们常说储蓄、投资、教育很重要，但中长期来看，这些都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比如大家都公认“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实际上如果一地的经济水平很低，其教育水平也不可能高。因此这是一组内生的变量。诺斯通过研究欧洲经济史，发现了一个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制度。随后，诺斯尝试用制度来解释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把经济学研究一下子推到了一个新领域。事实上诺斯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已经远超经济学范畴，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也产生巨大影响。诺斯也是极少数影响力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斯早期的思想脉络很清楚，就是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对经济的作用。他研究的第一个命题是“产权是重要的”。基于其在欧洲的经验，诺斯认为欧洲的兴起主要就是由于建立了产权。如果他有机会研究中国的话，恐怕要修改结论。中国私有产权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北宋。唐朝还有类似“井田制”的做法，即政府掌握了一些公地，给老百姓分。北宋时政府对土地管得很少，甚至像兼并这一类的事情也很少过问，几乎就是土地私有。如果说土地产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那从北宋开始，这一动力就已经开始发力。诺斯研究的是欧洲的中世纪，那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相当于我们东周的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土地还是公有，或者叫三田制。农奴或半农奴给领主们打工，土地属于领主。后来欧洲暴发黑死病，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劳动力价格随之上升。这样一来，土地越发变得私有化，因为农奴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以上是诺斯给出的解释。诺斯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宪政的作用。他和合作者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把原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可信承诺”，移植到制度研究领域，用“可信承诺”来研究英国光荣革命后产生的制度。在诺斯看来，英国光荣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完成了“可信承诺”。比如《权利法案》的实施让英国国王失去了很多权力，但在让渡权力之后，国王的借款能力反而大增。英国用这些借来的钱打仗，构造出一个现代的英国。诺斯认为，英国国王把一部分权力，比如借款和同意的权力让渡给议会，这意味着国王做出了“可信承诺”，即“我让你们来决定！看看我这个提议是否可信。”议会里都是有钱人，国王实际上就是在向议会议员们借钱，这是诺斯的早期研究成果。当然，诺斯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今天我不再细说。在我看来，诺斯对今天最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关于土地产权和可信承诺的研究。诺斯在晚期还写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暴力与社会秩序》，他和合作者提出用秩序（social

题记：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暨《制度与经济增长》新书悦读会“经济增长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在国发院承泽园与线上同步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绩效的逻辑与体制特征”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我与诺斯的渊源是早年经林毅夫老师推荐，翻译过他的一本著作，后来一直保持交流，还曾专门邀请他的合作者瓦里斯来人民大学做过为期一周的研讨。诺斯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都曾对我产生影响。姚洋老师在介绍他的《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时，提到道格拉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诺斯他们新近关于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的理论值得关注，但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我们需要就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进一步研究下去。制度与经济增长中的两个问题在关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即“制度与体制”和“经济绩效”问题。大制度与小制度在座各位如果一提到“制度”就很容易想到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把二者归为“大制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想进入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是一种社会形态，但冷战后这种社会形态就变成了两种制度的竞赛。因此，讨论“大制度”就是讨论一种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遗憾的是，后来它们变成了被意识形态化的制度。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不光是我们有些人在说到制度时比较意识形态化，美国人也一样。我在波士顿看到有些小孩在看升他们国旗时哭得非常厉害，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动，这是制度被意识形态化的表现。诺斯他们定义的“制度”，我归结为“小制度”。“小制度”实际上研究的是世界运行过程中那些相互博弈的规则。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将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研究，那么首先在微观上就要解决制度与人、组织之间的行为关系，要把制度落下来，落到人和组织的行为如何受制度的影响，这也是姚老师刚才提到的诺斯那句名言“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所以要打通制度跟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连接，诺斯在他得诺奖的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花了很多功夫来建构这个理论。其次，在宏观上，制度研究是要解决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诺斯解释的国家行为、意识形态和产权等制度。因此，研究小制度关注的是具体规则，即在世界运行的过程中，微观和宏观制度与行为、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各项制度在世界运行中如何发挥作用。周其仁老师那篇讲“体制成本”的文章对我影响比较大。体制成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当我们去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时，发现它们跟诺斯讲的小制度并不一样。另外，将制度简单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非常要命的，因为在同一个大制度下有很多小制度在运行，同时，由各项小制度组成的体制也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大制度下。我到人民大学后给研究生开过一门课讲“比较体制”。这一课题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风靡。后来前苏联垮台，在东欧转轨以后有关比较体制这一脉的研究就基本消失，只留下科尔奈（匈牙利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科尔奈所著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他在哈佛大学授课时用的教材，里面所谈到的体制问题是基于他对匈牙利和东欧等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认识。他讲：“体制实际上是支撑整个大制度的一件衣裳”。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单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话，是讲不清楚制度在那种形态下是如何运行的。体制这件衣裳由不同的一块块的布料组成，各块布料就是各种小制度，比如科尔奈讲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经济运行和微观制度等，这些都是诺斯他们研究的小制度。从体制研究的角度来讲，要研究在一个大制度下运行的这些小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科尔奈说，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决定了各种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后来我将这种适配性称之为“体制秩序”。体制问题最后还是在讲秩序问题。诺斯在晚年研究的制度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从限制权利到开放权利形成的秩序，而科尔奈讲的是由各项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形成的秩序。经济研究不能只解释“有效”，也要研究“坏年景”“Economic

题记：本文是周其仁老师2022年9月27日在“2022佛山市企业家日品质革命大会”上的在线发言摘录。自2018年起，佛山市工商联携手周其仁老师、《南方日报》、佛山企业家组建调研团队，连续五年开展品质革命主题调研。今年是周其仁老师连续第五年参与调研并分享见解。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能螺旋式上升就很了不起今年调研的第一点感受，在严峻的环境里图存。制造业生态中有“草灌乔”企业。其中“小草”企业体量很小，实力很弱，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弱，怎么度过当前这个环境？今年5月，我们去张槎调研了。这里的主导产业——针织产业是传统行业、劳动密集行业，也是佛山制造起家的行业之一。我们去看了，企业开工率也就20%—30%。

题记：2022年7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59期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直播平台同步举行。本期论坛以“2022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为题，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依次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主办，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协办。本文根据圆桌对话内容整理。王贤青：关于房地产或下半年经济展望，姚老师在徐高老师、赵波老师演讲的基础上，有没有想强调或补充之处？姚洋：我想问徐高，你提出纾困基金1万亿元，1万亿够吗？徐高：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现在中国地产开发商的净资产总额大概20万亿元。目前A股和H股上市地产开发商的总市值约为4.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约有1/5是民营房企。上市开发商的市净率大概在2倍。考虑到未上市房企的估值应该低于上市房企，所以估计我国上市和非上市的地产开发商总市值大概在30万亿元出头，其中民营房企的市值可能在20到25万亿元。用纾困基金的1万亿元，大概可以买5%的民营房企的股份，我想这就已经够了。实际上很可能并不需要国家对所有民营开发商都入股，只要对部分企业入股，稳住市场信心就行。现在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很充裕，但因为对地产行业缺乏信心，所以资金向地产开发商的流动不畅。只要大家看到纾困基金进入了开发商，信心就能跟着恢复，银行也就会愿意放贷，老百姓也会愿意买房，市场就能恢复正常。姚洋：我想问赵波关于遗产税的问题。我的担心是，我们最后可能像日本一样，没人要房子，所以结果不仅收不来遗产税，还面临大家的逃税问题。赵波：给定储蓄率不变，经济增速下降时，财产收入比会上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的储蓄率足够高，并且经济增速在下降，长期累积一定会有很高的财产收入比。不确定的是，居民在未来很高财产收入比的情况下，是较多地配置于房地产，还是较多地配置于金融资产。所以，对于遗产税，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涉及房产，也涉及其他金融资产。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正如姚老师预测的，到时候房子不一定很值钱。但居民的财富收入比仍然会很高，家庭会积累下很多其他金融资产。王贤青：徐高老师对姚老师和赵波老师的演讲有什么想强调或补充的？徐高：我有两点印象比较深。第一点是姚洋老师讲的目前困住房地产的“三条红线”，我非常同意。第二点是赵波老师有一张图表值得关注，其中显示现在我国城市住宅中还有60%多没有电梯，反映了我国住房的品质仍有待提升。以这样的住宅品质，即便房子从面积上来看数量已经不少，也难以达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水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到中途，这时候不能认为什么东西都已经足够。我们还应该把东西都变得更多更美好一点，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满足于仅仅脱离贫乏。现在住房条件这么差，老百姓买房压力这么大，生育意愿怎么能强？在房地产行业，政府部门尤其要避免落入“自我实现预期”的陷阱。因为房子供给不足，老百姓购房压力大，所以生育意愿不高。然后又用比较悲观的人口增长预测来论证说房子不应该修太多。如此一来，我国容易落入低水平陷阱。王贤青：赵波老师对于另外两位老师的演讲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赵波：我非常同意姚洋老师关于“三条红线”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根据相关数据，事实上在“三条红线”出台之前，更准确地说是从提出“房住不炒”之后，房价已经逐步得到控制，过去那种快速增长已经不存在。根据租售比这个反映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的指标，会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租售比在这段时间有所上升，已经慢慢趋同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水平。这意味着，整个市场上基本面在回归正常。这时候因为个别企业出问题，突然出台对于全行业流动性的约束，有违行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因为出问题的是个别企业，是个别现象。我觉得在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下出问题的往往是能力强的企业，因为房地产业如果没有高杠杆，往往发展不快，也发展不大，一定是融资和开发能力强的企业才可能更多拿地、更快周转，也因此肩负更高的杠杆，并没有太多严重意义上的“逆向选择”问题。所谓“逆向选择”是指那些本身发展不好、能力不强的企业拿到很多债，陷入高杠杆，从而很容易发生违约。但现实是那些能力强的企业因为做得快、做得大，才背负很多债务，这时候如果把他们卡死，反而把信贷给了那些能力不强、实力不济的企业。反而产生了资源错配。我对徐高老师所提的稳定基金也非常感兴趣。美国次贷危机时，美联储出来购置，因为当时无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还是市场恐慌，大家的确不愿意持有这些贷款，所以政府被迫出面给这些银行注入流动性。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可能很多企业本身没有问题，但因为施加了流动性约束，才使得其债券违约，这是被迫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认为央行不用像美国那样完全主导，而引入其他民营资本也非常重要呢？徐高：我认为央行不用出手。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整个金融市场因为对手风险弥漫而“内爆”，流动性急剧收紧。这自然是美国央行的管辖范围，需要央行释放流动性来救市。但现在我国金融市场并不缺钱，流动性非常充裕。资金向房地产市场的流动不畅，根本问题不是流动性总量不足，而是流动性向房地产行业的传导出了问题。为什么传导会出问题？是因为大家对房地产市场丧失了信心。信心的缺失带来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这种时候最需要把信心恢复起来。这时，中央财政出点钱，比如拿出1000亿，然后从金融机构募资9000亿，凑够1万亿元形成纾困基金来救市，情况就会大为好转。其实国内金融机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产荒，即找不到优质的资产把手里资金配置出去。如果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可以在纾困基金的帮助下大幅下降，资金自然会大量流入地产行业，而不需要央行出手。我认为这个纾困基金也不应追求长期持股民营房企，只着眼于短期纾困。房企债务违约风险缓解，市场恢复正常之后，纾困基金就可以退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恶性循环因政策而来，所以也需要通过政策来打破。王贤青：在出台“三条红线”时，政府可能是出于控制风险的角度，但有时候可能控制得太过，确实不能因为某几个房地产商出了问题，而把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捆住。面对当下的局面，政府最关键的是要改变什么原有政策，或者做出什么新决策？姚洋：就房地产行业而言，最关键的还是要反思“三条红线”。即使相关部门推断出来一些龙头企业出现问题的确是源于乱贷款、债务扩张，也不能对整个行业下给予重击。2018年去杠杆，我们已经吃过大亏，应当从过去的政策失误里汲取教训。中国经济本身没问题，往往是有些政策欠妥而引发问题。我们作为学者，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并且站出来说话。王贤青：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因为发现一个坏孩子，就对所有人做有罪推定。我想问徐高老师，除了“三条红线”，是不是集中供地也是行业里很重要的问题？徐高：集中供地这个政策也有很大的问题。我国房价长期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是土地供给不足。集中供地政策初衷可能是平抑地价房价，但客观上提升了土地垄断供应程度。垄断供应的强化必然会带来供给量的减少和价格的上升。2021年集中供地政策推行以来，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下滑至十多年新低，而土地购置价格增速却一度上升至十年来的新高。二者如此巨大的背离已经充分体现了集中供地政策的负面效应。赵波：目前“三条红线”的确是一个瓶颈，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现在想让房地产市场好起来，但总量不放开的情况下，光进行结构性的局部调整很难。现在也需要关注居民方面。相关部门担心企业违约情有可原，毕竟个别企业确实出现违约现象。但在居民端的限制过严不合情理。居民的有效需求除了首套房之外，还有改善型需求，都应该得到重视和满足。特别是改善型需求，过去政策并不注意，只给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优惠，二套房及以上是贷款打压。但我们要知道，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不能只有买，有卖才有买，而二手房市场上的很多人是出于改善型需求。对于居民方面，贷款条件可以适当放松。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很高，即便条件放开也不见得会贷很多款。违约率也不会很高，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是会还款的，尽管有个别人或家庭违约，但总体比企业方面的问题小得多。我们的贷款集中制度把企业和居民这两者合并起来，以总量对银行进行管理，都作为投向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其实应该有明显的区分，这样才更精准，这是政府制定政策时非常重要的问题。往年的调控，一放就过热，一管就管死，直到碰了钉子之后才反省——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王贤青：房地产商也是行业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面临现在这样的“冬季”，应该怎样选择比较合理？是原来拿不到的好项目赶紧去拿，还是赶紧缩表自保过冬？徐高：现在的问题不是地产开发商自己能够解决的。如果现有政策不改变，地产开发商恐怕很难维持。在放开“三条红线”，并借助纾困基金让市场回归常态后，才能谈地产开发商接下来怎么发展。我有一个很深的担忧。过去十多年，地产行业大起大落好几轮，每一轮起伏都是地产政策调控的后果。最近这一轮地产紧缩政策尤其猛烈。我担心这次是不是已经把地产开发商的心气打没了。有些地产开发商可能会因为担心未来再出现这样严厉的政策打压，因而在其融资恢复之后，赶紧把在建的房子建完，然后“躺平”，不再做项目。如果开发商都失去了持续经营的勇气和心气，对我国经济一定是相当不利的。徐晋涛（北大国发院教授）：各位讲得非常出色，就算是外行也能听懂一二。姚洋在演讲中说到防疫政策，我很认同，现在的防疫政策不仅对经济有影响，对人的幸福感、获得感、自信心，以及对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起来的精神财富都是很大的打击。对这个问题要特别重视。赵波和徐高都讲到，我国住房的质量确实很差。结合我在美国做学术访问所见，的确差距非常大。我再向徐高提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主要还是供需矛盾。问题是，房地产泡沫这个东西究竟存不存在？怎样才算真正有泡沫？怎么理解泡沫这个概念？第二个问题，从政府可持续收入角度看，为什么房产税说了好几年还出不来，究竟问题在哪？徐高：首先，不管是在哪个市场中，在泡沫破裂之前识别泡沫都是个公认的难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指标来间接推测是不是存在泡沫。这些指标包括价格的涨幅，还有刚才赵波老师讲的房价租金比率等。我有一个朴素的观察，过去这些年，我国对于地产投机性和投资性需求的政策非常严厉。通过税收、限购、限售等各种手段把住房市场交易成本弄得很高。在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下，我不认为市场里面能有大泡沫。其次，我个人不支持房产税。我们现在讲消费转型，需要的是还富于民。所以近几年国家一直在积极推进减税降费。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征收房产税，将会是对老百姓的一次大规模加税，与我们增加居民收入，推进消费转型的目标不符。再次，我不认为房价高是因为没有房产税、住房持有成本太低造成的。我认为土地供给不足才是高房价的症结。而且，在上海和重庆这两个试点城市，房产税也没有对房价的上涨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不应该征房产税。真想平抑房价，有更好的办法，多供地就行。王贤青：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听众想问，作为普通消费者现在该怎么办，是买房的好时机吗？姚洋：按理说现在应该是买房的好时机，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房价跌了吗？并没有怎么下跌。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事实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想的不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房价下跌。尽管现在房地产非常不景气，但房价依然坚挺，老百姓当然不会去买。这里面有很多制度上拧巴的地方，一直没有捋顺，而且我们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以为各方都想让房价下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就算中央政府急，但地方政府拦着，房价能下降吗？徐高：我觉得现在应该买房子。很简单，物以稀为贵。现在房地产的新开工同比负增长30%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负增长50%左右，地价同比正增长40%到50%。所以未来房子的供给恐怕会进一步收紧。经过了疫情，大家应该也有感受，有一个好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极其重要。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是刚需，还是改善型需求，现在都应该买房子。目前，恰当的地产调控政策应该是增加供给，多建房子。但万一政策调控不当，供给侧仍不放松，各个地方政府又开始在需求面放松，房价很可能会报复性反弹，所以当前应该买房。赵波：我跟两位老师的观点接近，现在是过去六年来最好的购房时机，特别是对于刚需。我在演讲中提到，房子跟子女入学、落户都有关系，如果购房者恰好处于这个时期，这是非常好的时机。因为现在LPR利率（贷款基础利率）在下降，最近刚公布的通胀率已经上升到2.5%，实际的借款利率只有2%左右，收入不高的家庭能够利用很低利息的贷款。对于那些改善型或者有投资想法的人，是否买房要取决于你所在的城市。因为中国很大，一线城市在过去十几年的名义房价增速大概是6.5%，二线城市大概是5%，三线城市是4%。所以你需要预测的是，基于你的收入水平，是否预期你所在的城市房价增速超过你的收入增速，以及租金回报率是否高于你通常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回报率。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你应该选择买房。整理：文展春

题记：2022年7月12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59期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直播平台同步举行。本期论坛以“2022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为题，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依次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主办，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协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的演讲整理。长期来看，应如何看待房地产业？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房地产如何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的角度来看其长期变化，主要侧重于两点：第一，由于收入水平上涨带来城市化进一步深化，这对于房地产的长期需求会有怎样的影响；第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影响房地产的长期需求。需求的变化会带来供给的相应变化。如何预测未来房地产供给端的变化？与之相应，再分析一下房地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建议。长期需求分析：城镇化和老龄化房子长期是用来居住的，那么有多少人需要房子？先看几个大数，根据社科院李杨等学者的相关估计，现在全国住房拥有率是84%，人均住房面积46平米，住房总资产额230万亿，人均住房资产16万元，占居民总财富净值的44%。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典型家庭而言，资产规模中大概有一半是房地产。由此可以想象，房地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行业。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按照2020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上升到64%，相当于上世纪美国50年代、日本60年代、意大利70年代、韩国80年代的水平。根据我的粗略估算，如果按照我国人均收入4%的增长，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上升到80%左右，相当于新增2.1亿城镇人口，这是相当大的数字。

题记：2022年7月12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59期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直播平台同步举行。本期论坛以“2022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为题，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依次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主办，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协办。本文根据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的主题发言整理。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朗润格政论坛，与姚老师和赵老师讨论经济形势和地产行业。今天我先简单讲一下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然后重点对地产行业进行分析。我会分析当前地产行业出现的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然后给出化解地产行业短期困境、推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经济“内冷外热”，复苏动能不强2022年这一轮疫情冲击的峰值已经过去。数据显示，当前十大城市地铁日均载客量已经明显回升，接近此轮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当然，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疫情未来走向还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还可能有波折和反复。随着疫情冲击的减弱，国内经济已在明显修复。今年6月，制造业PMI已回升到扩张区间。但从PMI的分项指标来看，当前我国经济需求面“内冷外热”态势相当明显。今年6月，我国PMI指标中“新出口订单”指数显著上扬。同时，反映内需和外需总和的“新订单”指数上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如果以“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两个指标数字之差作为国内订单情况的表征指标，可以发现当下国内订单情况相当弱，显示内需疲弱。因此，最近两月我国总需求的改善主要靠外需拉动。（图1）图1.

题记：2022年7月12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59期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直播平台同步举行。本期论坛以“2022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为题，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依次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主办，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协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实现既定增长目标难度极大今天我谈一谈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看法，以及对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展望。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4.8%，由于一季度占全年比重较低，只占20%，所以折合到年增长只有0.96个百分点。二季度占全年的25%，实际增长为0.4%（后期补充数据），所以对全年的贡献为0.1%。上半年两个季度加起来大概就是1个百分点多一点点。年初定的全年增长目标是5.5%，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计算，下半年经济增长要贡献4.4个百分点才行。4.4个百分点折回到半年的增长，需要下半年贡献55%，也就是下半年要增长8%左右，才能保证全年达到5.5%的增长速度。8%左右的增速是否容易？我认为难度相当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大大超出了我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大概是6%，这还是比较高的估计。因此，8%远超我们的增长速度。除非下半年经济出现如2020年下半年那种剧烈反弹，否则达到预期的难度极大。如果下半年只达到潜在增长速度6%，下半年只能贡献3.3个百分点，全年不到4.5%（4.36%）的增长速度。

2022年7月12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第159期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直播平台同步举行。本期论坛以“2022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为题，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总监、执委会委员徐高，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赵波依次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主办，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协办。为方便更多人温故或补看精彩内容，我们剪辑了主题演讲与圆桌对话的完整视频。姚洋：中国经济下半年的挑战和展望姚洋教授演讲完整视频姚洋教授分析了我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并对下半年的增长进行了展望。他指出，我国经济上半年增速下降主要由于严格的防疫措施对于消费的限制，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断崖式下跌。他认为，下半年经济要复苏，首先必须复苏房地产业，因为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而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对限制房地产业发展的“三条红线”政策做出改变；其次，必须找到一条长效的防疫机制，比如，把要求社会面清零改为社会“活动”面清零，把按照行政区进行分类监控改为以居民楼单元为单位的监控，也不再进行大规模异地隔离。比如统一全国健康码，解除国内旅行限制，只以核酸为准，尝试开放国际旅行限制，因为中国跟世界不能隔离。他认为，如果能在房地产行业和全国统一长效防疫机制这两方面有所举措，达到经济目标依然可期。徐高：当前地产行业的困境与对策徐高教授演讲完整视频徐高教授的演讲聚焦我国房地产行业当前的困境与对策。他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需求面内冷外热的局面相当明显，而地产是内需收缩的主要原因。通过一系列数据，他指出，地产各项指标的增速均下滑至历史低位，地产市场融资处在非正常状况，货币宽松并未传导到地产融资上。2004年“831”大限之后，土地供给的收紧带来房价的持续上涨，而2021年开始的集中供地政策显著推升地价，埋下了房价进一步上涨的种子。他还强调，需要改变对中国地产建设已经充分、房价过高、“地产-基建模式”不可行等错误认知。在对策方面，他认为地产行业最关键的是恢复信心，政府应该牵头成立困难资产救助计划，他本人建议成立“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稳定基金”来摆脱地产行业当前的困局。赵波：房地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赵波副教授演讲完整视频赵波副教授的演讲以“房地产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题。他指出，由于城镇化受到城乡二元化的阻力，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人均住房拥有量的上升，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来看存在需求转弱的趋势；面对需求转弱，房地产业的供给面需要转型，主要包括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重资产向轻资产、从“让老百姓有房住”到“让老百姓住得好”这三种转型。为了实现长期的美好目标，房地产业需要进行一些结构性改革。他提出七点改革建议：第一，丰富居民的投资途径；二，落实公立教育的公平性；三，完善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四，取消户籍壁垒，取消与户口有关的限购政策；五，完善资本市场；六，加强对房企的监管；七，完善遗产税的法律制定。圆桌对话：下半年经济展望与房地产转型圆桌对话完整视频圆桌对话环节，三位嘉宾就房地产业集中供地、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关于【朗润·格政】作为建成战略性智库的一项重要举措，北大国发院于2013年创立【朗润·格政】，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以讲座、对话、圆桌、论坛等多种形式分享见解，碰撞智慧，以格物致知的态度推究公共政策选择，携手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尽绵薄之力。撰稿：白尧

题记：2022年6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本文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邓署长、陈院长、姚院长，国发院和南南学院的老师们，今天即将毕业的南南学院的同学们，以及在场的同学、老师、家长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南南学院的24位博士生以及21位硕士生即将毕业，取得学位。这是你们人生历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作为老师，我认为你们可以为这个成就感到骄傲，因为在过去几年不管是博士课程的学习，还是硕士课程的学习，除了如以往几届的博士生、硕士生一样要克服课业的压力，你们还要克服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在多重压力之下，你们还能够圆满地完成学位，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更大的挑战会给你们带来更强的能力，所以你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会比其他同学有更好的准备，以克服挑战，取得成绩。从南南学院毕业以后，同学们都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还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可能还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此起彼伏；第二，当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地缘政治挑战也是此起彼伏，尤其今年俄乌冲突直接带来各种战争悲剧，还间接导致能源价格、粮食价格高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粮食依赖进口，你们毕业回国重新工作以后，可能要面临不少新的挑战；第三，发达国家目前出现了几十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这很可能演化为滞胀，甚至出现经济危机。因此，各位同学必须为未来应对挑战做好心理准备。在南南学院学习的这几年，我们对于如何来发展一个国家已经有一些共同认识和接受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积极主动。任何情况下，挑战多意味着机会也多，作为一个有为青年，最重要的是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时要主动抓住机遇，将其变为现实，创造更多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克服挑战。第二个原则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时用力。要想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一方面需要有市场竞争来调动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和社会各界克服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抓住机遇，克服挑战，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第三个原则是既审视自身优势，也放眼全球市场。每个国家的资源条件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既立足于自己国家的条件和资源，又放眼世界，利用其他国家的有利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资源是这样，市场也是这样。所以，同学们要想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就要同时利用好国内和国际资源、国内和国际市场。请同学们记得：全球化仍然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机遇，即使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之下，我们发展中国家自己也必须坚定全球化的信心，着力去推动全球化的实现。第四个原则是超越小我，心系国家和人民。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现各位自己的抱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分享发展带来的好处。我相信，各位在南南学院的学习当中，这些基本原则都已经深深烙印在你们心里，但是，怎样把这些原则变成现实的行动，需要你们去探索，去创造经验。毕业以后，当你们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南南学院的老师们非常希望你们跟学院联系，成为我们的教学案例，成为可以分享给其他同学的经验。当然，在工作当中你们也必然会面临挑战，对于如何将原则付诸实践感到困惑，那时，也非常欢迎你们跟学院联系，因为这里的老师们随时准备跟各位共同探讨，这里的同学们也随时愿意分享他们克服挑战的经验。经过这些努力，我相信，不管多大的挑战，都是我们实现个人理想、贡献社会进步的机遇。临行依依，要讲的话千言万语。作为老师，我祝愿各位，在人生历程当中能够不断勇攀高峰，实现个人的理想，贡献于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整理：白尧

题记：2022年6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本文为特邀嘉宾杨澜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尊敬的姚洋院长，国发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衷心祝贺各位毕业生顺利毕业。今天在座的不仅有2022届毕业生，还有2020届和2021届毕业生，这让我感受到了国发院浓郁的人文气息和自由包容的氛围，姚院长坚持邀请所有当年错过毕业典礼的学生都重回校园，享受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你们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过去这三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挑战和困难大家都感同身受。而且今年的毕业季又遇到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这也会增加一些迷茫和焦虑。在与未知和不确定性共存的岁月，你们“动心忍性”，然后“曾益其所不能”。我觉得这一份能力的增长和自信的建立，与你们今天取得的学位一样值得庆贺。祝贺你们！多年之后你们都会感慨自己精彩的故事，其中必然有这样的一句，“一切都要从我毕业的那年说起”。能够被邀请作为国发院的毕业典礼致辞嘉宾，我既感到荣幸，也压力山大。让我轻松下来的是，当我今天早晨来到现场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对我说：“杨澜，我从小是看你的节目长大的。”我相信在你们的父母当中，可能也不乏我的观众。我为什么决定要来呢？一切都要从我毕业的那一年说起。我是1990年大学毕业的，在离北大不远的北外。那一年经济形势也特别不好，也是第一年国家不包大学生分配。所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顶着西北风四处投放简历，守在宿舍楼里唯一一部电话机旁边，等待着面试通知。虽然我当时在学校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简历也是一次次石沉大海。实在没有办法，我找到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我说您有那么多学生，能不能帮我寻找一次面试的机会呢？不一定要录取，总让我去试一试吧。父亲却对我说：“你已经成年了，大学毕业了，父母该做的事已经完成，现在要靠你自己了。”我绝望地哭了，心想，这是不是亲爹呀！但是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就只有一路向前，去试，去闯，也遭遇了很多尴尬。比如当时市场经济在我国尚处在萌发状态，我去应聘北京一家五星级国际酒店的市场部，当面试官最后问我：“请问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我非常真诚地问：“你们市场部是卖什么的？”在那一年，我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选拔，在近千名候选人当中经过七次考评，获选主持《正大综艺》节目，“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记得在决赛的时候，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女生了，在非常有限的准备时间里，我还帮助她修改英文的自我介绍。这一幕被恰巧路过的制片人看到了，让她颇感意外。事后他问我，为什么最后的紧要时刻还在帮助竞争对手呢？我说，一来我已经准备好了，二来我看到的是一位和我一样即将面临职场的评判挑选而忐忑不安的同龄人，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吧。拿今天的话来说，也不能太“卷”了。保持提问的能力进入传媒行业32年以来，我已经成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心得就是——请保持提问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让你年轻，提问就是对这个世界永保一份新鲜感和好奇心。在我32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大概采访了数千人，问出的问题数以万计。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做专访之前，都要阅读10万到20万字的文字资料，这也促使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有的时候读了几本书也未见得能够找出一个好问题，但是起码让我避免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我力争让自己的采访能够更真、更新鲜、更深入。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十万个为什么，但随着不断成长，随着我们成熟了，进入社会，这种能力在不知不觉当中退化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长辈说“别胡思乱想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上司凌厉的眼神，“怎么样？还想挑战我的权威吗？”也可能是朋友们善意的劝解，“问了也没用，又不会给你涨工资”。慢慢地，我们就懒得去问，甚至懒得去想。然而，明辨始于善问。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说：“我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是依据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给予的答案。”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提问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我曾经采访过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他说：“在一个领域如果你提不出好的问题，那么就可以放弃了。”前几年我制作了一部环球的采访纪录片，叫做《探寻人工智能》。我最感兴趣的是，在了解机器智能的同时，我们对人的智能又有哪些新的认知呢？我曾经询问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人的智能和机器智能最大的区别什么？他说，机器善于给予答案，而人更善于提问。我说也不对呀，机器也可以问很多问题。丘成桐教授说：“是的，机器可以问出成千上万的问题，但是它不知道哪个问题最重要。”我想，提问就是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外界的有效互动，它不断地驱动新的认知持续生成，丰富我们的思维模式，帮助我们一路升级打怪，所以，请保持提问的能力。提问的能力也让我们保持自察和自省。我曾经采访过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有一位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来自以色列。他的一本书《思考，快与慢》告诉了我们人类非理性的起源，以及人类的认知和判断的局限性和系统性的偏差，比如厌恶损失、锚定效应、乐观偏见、幸存者偏差等等多达几十种。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决策和行为的，这就与我们的认知、判断和预测相关。换句话说，与我们的偏见相关。我们常常纸上谈兵，概念先行，用一套预设的理论，然后去寻找印证它的事实，不愿去倾听其他人的意见，不愿去核实事实本身，甚至不愿去过多地思考，因为那并不容易。这让我想起曾经在日本京都的金阁寺看到一个枯山水的花园，旁边一圈是僧人修禅的住所。在这个花园当中有15块石头，但是设计者精心的设计让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多只能看到14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所以请保持谦逊，不要自以为是。提问也让我们保持独立思考。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教育的价值不是给你一件锦绣的外衣在人前炫耀，而是给人一幅有光的眼镜，让你成为不受人惑之人。今天，其实我们也要警惕舆论场中的不包容和非人文化的倾向。在国外有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是我在几次申奥的过程中力求去打破的。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没有刻板印象吗？我们也有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人的刻板印象。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信息茧房和机器算法正在不断地加强着各种标签和偏见，群体思维也更加重了不宽容的激烈程度，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夺人性命。没有人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有这样一份勇气，承认无知，察觉偏见，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把事实先搞清楚，不要用网络暴力去对待不同意见。我想，这应当是当代人良好教养的标志之一，没有这样的素质，请不要说你接受过高等教育。保持内心的温度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经验是，多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吧。我的传媒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去讲人的故事，无论是国家元首、专家学者、商业精英，还是普通人，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悲欢离合。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是找到这个时代宏大命题的微观视角，找到一个时代思想、理论、政策、科技背后真正的动因。我们都知道，就在此时此刻，神州十四号搭乘的三位中国宇航员正在太空站里工作。其中就有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这是她第二次执行太空任务。我曾经在2012年有幸采访过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她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她讲到对幸福的体验。她说，当她从太空回到陆地上，第一次可以不用湿纸巾，而是用流动的自来水洗手的时候，当水哗哗地冲在皮肤上，她感觉这就叫幸福；当能够迈动自己的双腿脚踏实地地行走，而不是飘来飘去，她说这种感觉好幸福；当听到有人用母语呼唤她的名字，久别重逢的感觉让她忍不住流下热泪。从人性出发，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我们常常都是“己所欲，就妄加于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们的父母可能都曾经说过那样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贫穷的本质》作者班纳吉教授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最近参加了我主持的《文化相对论》节目，姚洋院长也参加了这一期节目，探讨共同面对全球脱贫的话题。班纳吉教授分享说，他在各地走访的时候发现，一位摩洛哥男人生活极端贫穷，常常忍饥挨饿，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却用救济他的钱买了一台电视机。大部分人的反应可能是，看电视怎么能比填饱肚子更重要呢？但是如果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你就会理解，由于他的生活已经乏善可陈，如果能够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看一场球赛，那便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所以，在扶贫的时候，也要重视穷人的选择和尊严。我想，在座诸位今后很大概率会进入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成为经营策略或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请一定记得，那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选择。更让我难忘的是，曾经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教授。他出生在河南贫困的农民家庭，童年时有慈善机构提供他一个读书的机会。他的母亲用家中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放在他的包袱里边，安慰他说，别害怕，等麦子熟了你就可以放假回家。但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使得他与家人从此天各一方，而他的父母都在大饥荒中饿死了。我问崔琦教授，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送他上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本来我以为，他会说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感想，但是他沉吟了一下，回答我说：“我宁可当时留在家中成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因为那样，也许我的父母不至于饿死。”保持长远的眼光我想分享的第三个心得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刚才姚洋教授介绍了，出生于Z世代的你们，大概率可以活到100岁。这个世界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潮流更迭太快了，各种风口之说和成功学传说会浮躁你的心情，蒙蔽你的双眼，鼓动你的各种投机心理。“放眼量”就是去发现趋势和方向。人生是由一次一次的选择组成的轨迹，而不是由仅有一次的选择构成的。诗人弗罗斯特有一首诗叫做《没有被选择的道路》，讲的是林中的小路一个岔口接着一个岔口，不断选择的同时必然失去其他的可能性，甚至你永远不知道错过了什么。谁能够预言某一条道路一定会通向成功呢？诗人决定要选择那条足迹较少的道路，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我想，年轻的你们一定能够理解什么叫不走寻常路。当我主持《正大综艺》四年之后，我决定辞职留学，去见识一个更大的世界。毕业后回国，我创立了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千禧年，我下海创业，成立了阳光媒体集团，几年前我开始做天下女人研究院和研习社，帮助女性终身学习。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做重要的决定，凭借的不是什么神机妙算，更谈不上有成功的把握，实际上，这一路都是跌跌撞撞，充满了泪水和汗水的。我发现，其实最靠得住的不是名师的指点，不是某人给你算命，而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腔孤勇和对大局势的判断。因为我相信，中国必然融于世界，就需要开放、对话、沟通，也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并赋予其新生。作为一个传媒人，我的使命就是桥梁和催化剂，去连接、去激活。“放眼量”就是要允许自己走弯路，允许自己失败。你们可能被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是社会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北大，来自于国发院，就对你恩宠有加，为你铺就康庄大道。说句扎心话吧，和今天所有年轻人一样，你们都会经历生活的爆击，与他们不同的是，你们往往得不到同情，因为你们是北大毕业。在这种时候，请保持微笑，请不卑不亢，把它看作是另一种学习的过程，把心态放平，愿意从不起眼的小事做起，相信时间会让意义和价值慢慢显现。面对未知，你可以问自己：如果输了，结果我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呢？如果是的，那就勇敢去尝试，毕竟，没有失败的青春才是最失败的。“放眼量”就是一旦认准一件事，就要有一直做下去的定力，这是价值的创造过程。我在制作《匠心传奇》节目的时候采访了很多非遗传承大师，其中有一位是漆器大师甘而可先生。他住在黄山脚下，数十年专心致志地研究和制作漆器，恢复了汉代犀皮漆的工艺。从上山割漆开始，需要几十道工序，上一百多道漆自然晾干，所以做一个花瓶用两三年的时间是很正常的。有一次他的夫人跟他开玩笑说，门口的平地上都起了一座高楼，而你居然连一个瓶子还没有做好。甘而可不慌不忙地说，房子造得这么急，如果不结实，三五十年就要拆掉重盖，但是我的瓶子过三百年都不会变形。那时候会有人把它捧在手上仔细端详，会理解我今天的用心。最后，我要再次祝贺各位成功完成自己的学业。桂冠诗人华兹华斯曾经写道，“活在那黎明多么幸运，而若值青春年华，更是无上美好。”年轻最大的资本是什么？就是时间。善待时间，时间必不负你。袁隆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你要尽自己的可能去长大。”所谓理想，大概不仅仅是关于你做成了什么事，更是关于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去探索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创造丰盈的人生吧，去书写你自己的传奇和故事吧。如果将来我有幸采访你，你可以说：“一切都要从我毕业的那一年说起。”谢谢大家。2022毕业典礼相关阅读【2022毕业典礼】姚洋：在路上【2022毕业典礼】胡佳胤：在个人与国家的交集中上下求索

题记：2022年6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本文为国发院教师代表胡佳胤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我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首先当然是祝贺大家毕业。今天的毕业典礼，是大家的一个高光时刻。你们会收获特别多的祝福和寄语，聆听富有智慧的人生建议，分享着毕业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是我们人生中值得珍视和回忆的重要时刻。在今天典礼落幕之后，日常的生活继续，人生的新旅程开始。当你们毕业后，你们面对的难题将不再是作业和考试，而是人生带来的挑战。我们彼此祝愿着心想事成和一帆风顺，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实之中实现理想目标有多么不容易，但是我们仍然抱着最美好的愿景。个人如此，国家如此，这些挑战有的是个人奋斗上的得失，有的是历史进程的轨迹。当现实充满挑战时，我们如何寻找有关人生意义和国家发展的答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许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找到答案，但是我想我们也许可以从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的维度拓展中获得一些启发。六月是个很特别的时间，月初到月末，代表了从高考到大学毕业。短短十几天的间隔，一下就能让我们回顾过去的数年。四年前的2018年，第一批00后成年了。在这一年走入大学校园的你们，此刻正是参加本科毕业典礼的时候。四十年前的1982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毕业了，其中77级的学生经历了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77级和78级的学生入校时的年龄从16岁跨越到40多岁，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百年前的1922年，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应上海的青年星期演讲会之邀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青年问题。他提出，“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在更早的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就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里的责任，是对开拓未来的担当。百年过去，时光流转至现在。这是最好的时代，我们走在大国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一日比一日繁荣富强。国力强大才能守护人民的安居乐业，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形成众志成城的力量。但这可能也是一个迷茫困惑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我们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往宏观处看，创历史新高的高校毕业生规模、疫情反复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风云四起的国际局势，无一不对我们每个人产生着或即将产生着重大影响。往微观处看，买菜、出行、求医、问药、租金、房贷、生育、养育、教育、有尊严和安全感的生活……很多方面似乎都有一些现实与理想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觉得困惑，这世界太多矛盾。从乐观的角度来说，解决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希望能为祖国为社会贡献什么。然而个人的力量往往又是如此渺小，有时将自己的生活过好都不那么容易。超出自身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太多了，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择变量中，找到层层约束条件下给定参数的最优解。矛盾，冲突，个人能力的不足，客观条件的限制，多重任务下的取舍，最终约束条件下的最优与理想可能相去甚远。挣扎，痛苦，焦虑，彷徨。太多要做的事被现实框住，太多想实现的目标被自己或他人击碎。我们今天的雄心壮志和某一刻的义愤填膺，似乎某一天终会让步给前行路上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现实考量。到那时，我们该如何回忆起今天的这场毕业典礼，我们该如何回想起校园里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自己，我们该如何回应祖国和人民对北大学子的殷切希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经历了奋斗中的挫折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坚守理想信念的不易。当碰壁时，当灰心时，也许我们可以做的，是从个人的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社会决策者的眼光去审视，用机制设计的思路去改进。无数微观个体的呼声汇聚成宏观的呐喊。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们是否能听见这些呼声，哪怕我们自己过得岁月静好？我们是否能从我们个体的经历延伸到更广大的群体，从个人面临的困境里看到深层次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具备了改革社会的力量，我们是否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我们是否能拿出解决方案？现实也许一地鸡毛，学业事业压力和日常生活琐事都有可能让我们一瞬间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渺小。但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于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从现实的引力中挣脱抽离出来，超出个体的角色去观察这更大的世界，思考更深远的问题，抓住可能改变的契机，找寻到我们人生价值和国家发展的答案。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太阳黑子均衡（sunspot

题记：2022年6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2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本文为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院长致辞。各位同学、各位家属朋友、各位老师、杨澜女士：大家上午好！今年的毕业典礼很特殊，参加毕业典礼的不仅有今年的毕业生，还有在过往两年里因为疫情没有能够参加毕业典礼的150名往届毕业生。北大敞开怀抱，欢迎这些同学参加今年的毕业典礼。国发院今年的毕业生总数为860人。其中，经济学博士16人、南南学院博士24人、经济学和管理学硕士28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硕士21人、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141人、工商管理硕士（MBA）169人、本科生26人、经济学双学位385人、经济学辅修50人。我谨代表国发院和南南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员工，对今天的毕业生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相信许多同学是怀揣“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心情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来到北大求学的。人生之路由此开始。今天，同学们毕业了，那些你在北大遇到的别样的人们，已经成为你今后无法割舍的朋友。今天，同学们从这里出发，要再一次上路，不一定会走异路，也不一定要逃异地，但一定会再遇到别样的人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未来的路不会有在北大做学生的路那样好走，而是会充满艰难险阻。在很大意义上，离开北大，你的人生之路才算开始。那么，同学们该如何走好前面的人生路呢？“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少年得志，但中年之后命运多舛，不是已然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最终死在了从海南岛贬谪之地回中原的路上。对苏轼来说，人生的确就是一场逆旅。但他欣然以对，“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听起来有些禅意，但苏轼却不是遁世之人，也不是像晏几道那样只知吟诵风花雪月的诗人。百度百科“苏轼”条目下，苏轼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还是美食家和水利专家。北宋以食羊为主，苏轼被贬，吃不到羊，就自得其乐变着法吃猪。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还吃着东坡肘子！那他是怎么成为水利专家的呢？那是因为他被外放到杭州任知府的时候，疏浚了西湖、修筑了苏堤。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被贬到岭南的时候，曾经帮助广州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系统——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自来水，而是用竹子做渠、引山上的泉水下山供民众使用的山泉水。在人生的逆旅上，苏轼总是一个“在场”的人。竹林七贤放荡不羁，在魏晋的乱世之中自得其乐，这种“不在场”的人生态度，成为历代意欲超凡脱俗之人的楷模。但今天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时候，多半是因为他们嗑了药，神情恍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竹林七贤显然属于“小隐”之类。苏轼做的是“大隐”。他参透了人生的苦难，但仍然意气风发地投入其中，不避俗务，也不惮于及时行乐。我把这种态度叫作“在路上”。在路上，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眼前的事情，不患得患失。路是给人走的，而不是用来欣赏的。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一般人的苦恼是路太少，路上太拥挤，时而发生踩踏。今天，这样的苦恼少了；而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恐怕是路太多，行至岔路口的时候，不知该选择哪一条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走任何一条路都可以成功，不要犹豫。在座的毕业生同学，女生的预期寿命将是100岁，男生的预期寿命也要接近95岁。人生的路在你们面前还很长很长，即使选错一条路，你们也有退回来重新出发的本钱。在路上，就是要融入当下的社会，做一个在场的参与者，而不是社会的旁观者。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看穿世界五百年，多数人甚至也无法摆脱身边的鸡零狗碎和眼下的苟且。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历史大潮中的沧海一粟。但那又怎样呢？旅行者一号飞出太阳系的时候发回一张地球的照片，在茫茫的宇宙里，偌大的地球也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已。一切都会过去，今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很快都会成为历史的尘埃，但生命会继续。我们降生，我们长大，我们成家立业，我们为社会尽一丝绵薄之力。这就够了。或许，你的灵魂还有不甘，还要超越这个尘世，追问宇宙的终极意义。那就把它安放在你的头顶上吧，而你仍然在路上奋力前行！在路上，你并不孤独。小至亲朋好友，大至民族国家，都是你前行的伴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或将来的爱人。爱情不会在一片静水中发生或生长。不要相信爱情终归要归于平淡；如果真归于平淡，爱情就死掉了。主演《泰坦尼克》的两位主演还主演了一部电影Revolutionary

题记：2022年5月25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支持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营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共同富裕自去年提出以后，社会上的争论非常多。我看到政府在这方面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出台比较切实的行动方案。在明确共同富裕到底应该怎么做之前，政府出台政策会比较谨慎。我今天讲的内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解读。如何界定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自2021年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说法。网上有一些极端言论，例如说应该重新回到1956年那种国有化。这样的极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企业家群体中。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想法。第二种说法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像以前一样把蛋糕做大。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不断做大蛋糕，大家都获益。但这次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不仅仅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还有蛋糕如何分的问题。还有一种说法，共同富裕就是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个说法看似有很大合理性，也比较契合中产阶级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管中产阶级队伍多么壮大，总是会有一些人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很大。在我看来，共同富裕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让所有民众都以同等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什么叫“同等的方式”？不同的政治哲学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个人认为，要在民众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机会方面尽最大可能拉平。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高度相关，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中。如果我们能做到所有民众以基本相同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那结果就是民众能够以基本相同的增长速度来提高收入。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结果，去把收入拉平，因为那会使民众的积极性大幅降低。中国收入与财富分布的现状关注根本，着眼于根本，核心是要关注低收入阶层，因为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速跟不上全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速。（数据来源：CFPS

亲爱的读者：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7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本期简报内容主要还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内容。学术聚焦的内容主要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改革政策的最新解读。3月以来，新冠疫情加重，继深圳之后，上海、北京等多地深陷疫情。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何？国发院专门组织了一场内部研讨会，以赵波副教授的研究文章为代表，给出了一些分析方法和影响评估。同时，在改革层面，个人养老金、职业教育法、平台经济等都出现了新动作，国发院也专门邀请教授进行解读。本期还有一个国发院和智联招聘一起进行的专项研究成果，即中国远程办公报告：在新冠疫情的推动和数字技术的拉动之下，中国远程办公的特征与前景。本期的月度精选有六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勉励，卢锋教授对于本轮全球通胀成因的分析，姚洋教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陈春花教授讲解数字化对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宫玉振教授从四渡赤水的史实提炼出对现代领导力的启示。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北大国发院简报》只向订阅读者邮箱专属推送，我们将在6月22日推送第七期。若不希望错过我们的智慧分享，请扫订阅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尤其是电子邮箱地址。期待您的订阅，也欢迎您的反馈。(1-6期已经订阅的用户不需要重复订阅。)

今天，受疫情冲击，失业率上升，部分企业现金流短缺；受俄乌战争等国际形势影响，很多企业对外拓展市场屡屡受阻。当企业和个人陷入困境，甚至是“极困极难”之时，企业家该如何打破固有思维局限，保持战略定力，突出重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句话出自晚清“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人物曾国藩。北大国发院宫玉振教授是研究曾国藩的专家，曾出版专著《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在他看来，企业家如果刚刚受到挫折，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成不了事的；对于领导者来说，要像曾国藩那样，既要有过人的见识，在看明白以后还要有一种坚持，一种定力，一种意志，一种“倔强之气”。那么，梳理曾国藩的人生过往和军旅生涯，他都经历过哪些“极困极难”之时？在官场上备受排挤，在战场上被罢兵权，屡败屡战，几度自杀，曾国藩又是怎样挺过来的？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说他最想写的一部书是《挺经》。今天的企业家，又该从曾国藩身上学到哪些逆境领导力？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65期将由宫玉振老师与您分享曾国藩逆境领导力的精髓，与您一起重拾信心，转变心态，走出逆境。活动安排时间：2022年6月19日星期日14:00—16:00形式：线上直播主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中心详细日程14:00-14:15主持人开场并介绍北大国发院柴豫荣，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助理院长、EMBA中心主任14:15-15:15主题演讲：曾国藩如何度过极困极难时刻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EMBA学术主任15:15-15:45观众问答15:45-16:00

MBA校友分享时间：2022年6月18日（周六）14:00-16:00形式：在线（报名成功后将收到参会方式说明）议程：14:00-14:30

题记：2022年5月18日，北大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中信出版社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2期，由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依次进行主题分享，并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主持对话。论坛源于林毅夫教授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杨•什维纳尔共同主编的《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一书中文版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根据对话环节内容整理。王勇：请问林毅夫老师，拉动经济增长，我们目前该把力量更多地花在投资上还是消费上？林毅夫：这是个好问题。在各种场合，我比较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消费很重要，也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但消费要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前提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要求必须有就业，并且劳动力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怎样才能做到以上两点？只有通过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才能实现，毫无疑问这两者都需要投资。新产业的涌现需要很多新的基础设施，这同样需要投资。近年来数字经济中的互联网和平台经济，都是依赖4G这样的基础设施很快建好，才得迅速发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5G建设也是同样道理。这些投资能带来就业机会，也能带来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在各种场合，我个人不太赞成把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变成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个观点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我仍坚持这个观点。然而针对今年的情况，我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状态下，以及防控之后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支持消费。今年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像2020年一、二季度的情形，在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应该为消费提供支持。在支持方式上，可以发消费券，也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来发现金。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防控对消费和收入形成比较严重制约的特殊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尤其凸显。有很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由于防控措施限制，完全没有了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但公司还要发工资、付房租，已经走到破产边缘。如果我们现在不支持消费，这些中小微企业就经营不下去。与此同时，这两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不少家庭储蓄也即将用尽，生活已经濒临困境，甚至已经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了。因此，短期来看，我认为应该把支持消费提上议事日程。但从中长期看，我还是更偏重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后，消费也会持续增长，才有可持续性。王勇：请问白重恩老师，在当下这个时代，地方政府正面临新的挑战，该如何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比如GDP这个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白重恩：这个问题非常好，挑战性也很大。我认为仍然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GDP考核，缺少这一考核标准，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一些困难，因为地方政府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比较大。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有多项考核指标，多目标管理要比单一目标管理更困难。我最担心的是对地方政府求全责备，有些求全责备来自专业部门的，比如我们常对环保部门有些诟病，认为有些时候他们做过头了，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尚可接受，因为事后基本会得到纠正。我担心的是来自权力很大的非专业部门的求全责备，对地方提出一些整改的要求并不总是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致，容易因此导致地方政府不作为，因为做什么都可能错。既然做什么都错，错了以后会受到惩戒，那不如不做。这样的整改要求应该更多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更多地听取专业意见。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反对单纯的“唯GDP论”，但相比之下，求全责备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此外，我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避免，国家也可能有国家保护主义。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聚焦解决办法。为了消除国家保护主义，不同国家间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在一国范围内，如果我们希望地方官员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地方保护，那就需要由中央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我们现在强调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倘若地方保护受害者的利益遭到打击，他们也应当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在全国制度框架下，这些企业理应有申诉的机会，而且要保证其不会因为申诉而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到。没有中央政府的措施，没有地区间的协调，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防止。王勇：请问卢锋老师，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与美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和禁令有多大关系？面对美国对中国在地缘、技术甚至人员流动方面的遏制，我们该如何应对？卢锋：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多年前一次与美方经贸关系内部对话中，我们曾提到这个问题，当时美方某官员或退休官员也承认他们的高科技领域对我国限制和禁令只是战略考虑，或者说是他们觉得不得不这么做。从贸易额来看，这种限制或禁令有影响但不是很大，他们认为即便撤销所有限制和禁令，可能平均下来一年也只有100-200亿出口额。限制不一定能挡住中国在这一块最终起来，但可以起到延缓作用。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中国企业更快就会学会这些先进的技术。我感觉这大体反映了美方纠结心态：试图抑制中国高科技领域追赶，不得不承担这方面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但是又认为这个因素仅对中美双边不平衡产生较小作用。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您说得有道理。从特朗普到拜登，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是美国的基本定位。比如特朗普政府就曾提出要用“全政府方法应对中美关系”，后来通过“301调查”和制裁挑起贸易战。综合来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处心积虑、全面设计了对华政策方针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对华为的打压，甚至是对微信和抖音这样一些中国企业打压，不过其政策发力重点比较聚焦经贸领域。拜登上台后，我觉得是换汤不换药。强化对我国博弈和竞争的政策立场转变取向没变，但是政策发力侧重点显著调整。拜登上台后，在关税措施和贸易战方面相对收敛，至今没有特别大的新动作。但是提出对华“3C政策”，即“应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比如拜登政府对稀土元素、电动车电池、药品、半导体这四大领域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把华为、中兴国际以及中国航空等59家企业列入了所谓投资的黑名单，规定美国的企业不能参与这些企业的投资，通过这样的方式落实“遏制”“脱钩”战略。此外，参众两院各自通过所谓“提升竞争力法案”，提出对半导体领域提供500多亿美元产业政策的支持。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也是对华竞争的重要体现。由此不难看出，拜登政府正在逐步落实“小院高墙”的对华战略，以此实现“有限领域的切割”。当然拜登政府也意识到中美不可能全面脱钩，而是聚焦重点领域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超出经贸和科技，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整合盟友方面比特朗普政府更是全面设计和不断有新招。中国该如何应对？我有几点建议想跟大家探讨。第一点建议是坚决地反对和抵制脱钩。虽然美国人想这样做，但从基本战略方针上我们该针锋相对。我们在过去也是这样做，并且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成效。第二点建议是中国自己通过扩大制度性开放和深化改革，激活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活力，这是应对外方遏制政策的重要回应。通过制度性开放，我们在国际上就能争取大多数，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和国际上一心想遏制我国发展的硬核访华理论。比如欧洲，虽然我们跟欧洲也有矛盾，但至少没有老大、老二心结卡在那里。我们与欧洲矛盾有些地方与美国矛盾类似，但更多的是不同，我们要通过制度性开放和深化改革，与欧洲以及其它国际社会成员找到更多的公约数，更多地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来争取主动局面。在国内，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积极鼓励创新，解决诸如“独角兽企业增量下滑”这样的问题。这也有利于我们应对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制裁，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通过以上措施，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在中长期时间内，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困难实现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目标。王勇：请问林老师，对于白重恩老师在主题分享中讲到的政府角色与转型，卢锋老师对中美经贸与多维关系的观察与建议，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跨文化领导力论坛60期暨论坛成立5周年庆跨文化领导力的新挑战与新实践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对跨文化沟通和领导力的需求都日益提升，而且日益迫切。为此，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杨壮老师在多位校友和同仁的支持下，于2017年成立了北大跨文化领导力论坛，并持续至今。这5年也是世界格局进一步变化、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5年。不仅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冲击性的事件接连不断，同时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双减、新生代内卷或躺平、失业率上升等内生性的冲击。因此，不管是领导者、管理者，还是普通人，对跨文化沟通和领导力提升的需求都有增无减。如何真正认知跨文化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如何理解跨文化沟通的必要性和策略性？如何理解新环境带给领导力的新挑战？在跨文化领导力方面，有哪些新挑战和新实践值得探究？2022年6月11日19：00-21:30，北大跨文化领导力论坛成立5周年之际将举办特别对话：跨文化领导力的新挑战与新实践。时间：6月11日晚19:00-21:30地点：国发院视频号直播主办：北大跨文化领导力论坛协办：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EMBA中心、MBA中心议程安排：19:00-19:03

题记：2022年4月28日晚，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1期，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智联招聘CEO郭盛，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胡佳胤，共同研讨“中国远程居家办公究竟是疫情困境的应对，还是新趋势的引领”，并发布“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本文根据嘉宾讨论整理。胡佳胤：请问梁总，携程推出的混合办公模式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您认为这一模式有哪些好处？能否分享您在远程办公研究方面的实验数据？梁建章：十多年前，我曾与几位斯坦福大学的合作者一起，针对远程办公做了一项实验，地点就选在携程。通过这场实验，员工们普遍发现远程办公不用通勤和梳妆打扮，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自己自由支配。这样一来，不仅员工的满意度大幅提升，而且工作效率有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员工满意度提升后，他们会自主地把一小部分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工作，实际工作时间由此增加。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实验结果。当然，这场实验主要针对呼叫中心的员工展开。这部分员工的工作效率很好观察，也很容易量化。总体来看，这场实验的涉及面还比较窄，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员工群体，比如研发部的员工。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员工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居家办公期。随着疫情的影响减弱，这些高科技公司要求员工回公司办公，但员工们都不愿意。因此，许多高科技公司就顺势采取了混合办公模式。前段时间，因为我国疫情防控得很好，中国企业没有陷入被疫情“倒逼”而不得不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的境地。在携程，尽管我个人非常愿意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公司的其他高管们对此仍有担忧。比如他们担心研发部的员工居家办公是否有工作氛围？如何监测其工作效率？大约在半年前，携程针对大部分员工，包括几千名研发工程师，做了一场实验。几千名员工被随机分成AB两组，A组员工采取混合办公模式，即一周有两天可以居家办公，B组员工则继续在公司办公。通过观察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差别，我们发现研发人员的绩效确实很难观察，也很难量化。如果采取季度考评制度，即从上司对下属考评的角度来衡量研发人员的业绩，对照组和观察组的绩效并无差异。就工作时间而言，这次实验得到的结果与以前差不多，即在上海这座城市，居家办公的员工把省下来的通勤和梳洗打扮时间的一部分用于工作，公司的实际工作效率并未因员工居家办公而损失。此外，员工满意度也是较难量化的要素之一，我们选择从员工流失率来衡量员工满意度。按照在此次实验中得出的数据计算，对照组一年的员工流失率下降三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员工满意率有所提升。诚然，对一家企业而言，观察员工满意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员工成本，但在效率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员工流失率的降低本身就意味着效率提升。以上是我们通过实验得到的一些初步结果。不难看出，混合办公模式对员工和企业都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模式对社会发展也有好处。从宏观方面看，这样的模式也有其可行之处，比如减少交通堵塞、对环保有利、对房地产价格也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在许多已经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的发达国家城市，市中心的房价涨幅不大，郊区房价却涨得很快。就个人而言，我希望在携程的带动下，未来能有更多企业加入混合办公模式的队伍，早日将这一模式普及化、常态化。长远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欧美公司都采取混合办公模式，甚至完全远程办公模式，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英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仅通过语言这一渠道，这些公司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分调配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各类人力资源，从而对全球共同研发起到促进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英语人才，这恰恰是一些中国企业所不擅长的。对这些企业而言，这可能成为未来的一项竞争短板。最后，我认为混合办公模式对促进生育也有积极影响，这也是我最乐于见到的。近些年我国生育率下跌非常厉害，生育率仅比韩国高一点。如果企业能采用混合办公模式，随着白领们居家时间延长，生育率或许将由此得到提升。胡佳胤：请问智联招聘郭总，远程居家办公对企业招聘、人才培训会带来哪些影响？哪种类型的企业更适应远程办公？郭盛：我讲三点。C端、B端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不管对C端还是B端，远程居家办公目前的处境都有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感觉。1.

题记：2022年5月21日，北大国发院MBA中心联合13个分属科技创业及青年企业家领域的组织，共同在线举办“北大国发院MBA讲坛暨数字化时代下组织与人才管理论坛”，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教授做“数字化加速度下的组织十大变化”主题演讲。本文根据陈春花教授的主题演讲整理。1数字化重塑了企业内部价值链在数字化的加速度之下，无论是企业的组织管理还是战略或业务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企业管理者要对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认知和准备才能跟上节奏。今天的企业面对着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在看复杂世界时，会感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原来你认为不太相关的一些因素，现在从另一个角度看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眼下一个显著特点。今天我要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跟大家讨论组织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加速度”。从数字技术进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开始，就出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广泛连接。这是另一个显著特点。广泛连接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多影响。从企业组织的视角来讲，数字技术超越了行业，融合了行业之间固有的一些边界。彭博社曾推出过一份报告，将今天的企业分为两种，一种叫“数字化转型者”，一种叫“数字化颠覆者”。数字化正影响着各个行业的发展，甚至改变着传统行业的边界设定。数字化的三个价值正在深度调整各个行业，有些行业甚至被颠覆。这三个数字化的价值分别是提供附加价值、颠覆价值链、主导价值链新的价值产生。我们在讨论企业生存方式时，如果把它放在行业的范围内去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超越行业。正是因为这样，整个行业和企业的价值活动变化非常大。迈克尔·波特关于竞争战略有一个很主要的分析方法叫价值链分析法，即企业的价值是由基本活动产生的。也就是说，虽然企业整体上有很多部门，都有一定的价值产出，但只有基本活动直接产生价值，支持性活动不直接产生价值，或者需要通过服务或配套于基本活动才间接产生价值。所以，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企业的基本活动及其价值贡献，以及怎么让支持性活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以更好地支持企业的基本活动，进而产生价值。直到今天，很多公司的组织管理都还是基于这一价值活动框架，分为直接产生价值的业务部门和间接产生价值的职能部门。大家形象地称为后台服务前台，或者二线部门支持一线部门。数字化用一种广泛连接的方式超越了行业边界，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整，就是调整了创造价值的基本活动的空间。你会发现，如果用数字技术帮助某个企业，实际上企业的每一个活动都可以直接为顾客创造价值，因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直接触达顾客。之前那种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的区分方法就不再需要了。如今，企业的基本活动通过业务为顾客直接产生价值，而支持性活动通过运营也会给顾客直接产生价值。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广泛连接超越了行业边界，你会发现组织之间、产业伙伴之间、供应链之间也可以共同为顾客产生价值。商业活动管理系统的数字化更新，其实意味着企业的价值活动空间发生了改变。之前会有基本活动、支持性活动，或者前后台之分。来到数字化的新价值空间，就不再有这样的概念，而会要求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为顾客产生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所产生出的新空间会更多，甚至产生出与原来基本活动完全不同的价值空间。2数字技术带给企业全新的价值空间和发展理念过去十多年，我一直跟团队不断地寻求和研究这种新价值空间带来的组织变化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再强调一下：新价值空间是基于两个非常显著的环境新特征，一个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个就是广泛连接。

【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1期】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2022年，中国经济制定了5.5%的GDP增长目标，连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本身就已经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3月开始反复的新冠疫情又先后使得深圳、上海、北京等对经济增长起引领作用的大都市先后按下或长或短的暂停键。同时，中国经济还叠加了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突变和美联储加息等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如今2022年上半年即将过去，下半年即将开启，上海和北京的疫情均已出现明显好转，但多个经济数据都在进一步恶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和不确定性，提振中国经济既有紧要性，又要面对复杂性、讲究策略性。为此，北大国发院兹定于2022年6月8日举办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邀请多位学者共同研讨。时间：2022年6月8日晚19:30-21:30地点：在线Zoom+媒体直播主办：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协办：北大国发院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议程安排19:30-19:35

这次研讨会契机是毅夫教授等人编著的《中国与西方》中文版出版。几年前我为该书英文版写的“2018年中美经贸争端概况”一文，主要以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并挑起贸易战为背景，梳理分析美方政策转变的七点原因。纵观后续形势演变，2020年拜登政府就任后暂时搁置对华关税等贸易战议题，然而在金融、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实施遏制中国政策，其间叠加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以及最近俄乌冲突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美国对华政策立场转变已有五年左右，开启贸易战已有四年，一个可以选择的探讨切入点，是在对相关数据和经验事实进行多角度实证观察基础上，看看过去4-5年中美经贸关系实际表现如何？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是否达到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有哪些亮点？同时面临哪些新困难和问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应怎样更好发展自己从而更有效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下面从几方面梳理考察近年中美经贸关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形势若干特点。首先通过比较中美经济增长不同指标，考察我国经济追赶的长期趋势与近期特点。接着观察我国外贸、投资、旅游、留学等方面双边经济交往情况，其中部分内容对评估美国贸易战效果有直接意义。其次看能源转型、平台研发、新增独角兽、国际货币地位角度等领域相关数据，这些指标对前沿创新和结构变迁具有不同程度的提示含义。再次简略观察短期宏观经济若干指标，了解当下两国经济运行的比较状态。最后基于上述观察提供的经验证据，讨论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及面临问题，并探讨我国政策如何改进完善。1、中美经济追赶与双边经济交往情况第一，对我国经济追赶态势可从不同角度考察。首先比较中美实际经济累计增长。下面两个图形显示几点基本事实：一是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保持对美国较快追赶，过去十余年实现对美国累计近60%相对增长。二是由于我国潜在增速下降，加上一些年份实际经济增速或低于潜在增速，过去十余年我国追赶速度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对下降接近一半。三是近年我国追赶速度进一步放缓，表现为右边图形中的绿色线条近年斜率略为平缓一些。两图资料来源和说明：国家统计局，IMF。2022年实际增速是在IMF春季WEO预测数（4.4%和3.7%）基础上，假定对中国低估0.5和美国高估0.5百分点获得。其次用同一种货币衡量两国经济体量并更直观考察我国经济追赶情况，货币转换采用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下面左图形数据提示用汇率衡量美元GDP同样持续追赶，不过追赶速度波动幅度明显增加，平均追赶速度也显著放缓。例如2017-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相对美国占比从63.3%增长到71.8%，共提升8.5个百分点，年均1.7个百分点，低于新世纪最初十年近3个百分点和2010-2017年均3.3个百分点。由相关定义可知，这个指标追赶动态放缓原因包括上面讨论的两国用本币表示的实际增速追赶趋缓，两国GDP平减指数相对变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和升值趋势放缓等因素。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MBA讲坛之“承泽职场”系列讲座“工作的最高意义在于，它应是人类的仆人，而非主人。”（匈牙利哲学家埃德蒙•波尔多•舍克里）当前形势下，新冠疫情的持续和经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企业和个人职业发展都面临巨大而未知的挑战。尽管大家所处的职场阶段和行业属性不同，但迷茫、困惑和焦虑似乎正在成为“内卷”和“躺平”中的职场“新常态”。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快乐？如何越过职场危机的“35岁枯荣线”？如何绕开职业转型中的坑？行业更迭，如何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找到自我价值，提升个人竞争力？数字化时代，职场人需要有哪些新技能？想创业如何起步？……做职场的主人、成为成熟的职场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MBA讲坛近期将推出“承泽职场”系列讲座，希望通过不同行业优秀校友的分享，启迪大家内省外观，不断积累身处职场的底气：了解自己、有行业全局观和全球视野、读懂职场的底层逻辑、不断解锁职场新技能。我们期待这既是给国发院MBA学生和校友的一堂“职场力”提升课，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从中受益，这也是北大国发院MBA一直追求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活动信息时间：2022年6月9日（周四）19:00-21:00形式：在线（成功报名后将收到参会方式说明）嘉宾：张捷，盛心集团董事长、盛心国际EAP学院院长、北大国发院EMBA2009级校友议程：19:00-19:05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查理·芒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想说，关于管理者为什么要读书，没有哪句话能比这句话讲得更明白了。我们都知道领导力对于组织特别重要。管理学有一个研究结论，就是领导者的眼光、追求、高度、境界、格局、胸怀以及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定组织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组织的领导者本身，组织成长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对领导者个人的挑战。企业做到最后，就是领导力的问题。企业家领导力的层次，决定了企业的层次；领导力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领导力的境界，决定了企业的境界；领导力的导向，决定了企业的导向；领导力的局限，也决定了企业的局限。那么，领导力核心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8个字：走出小我，成就大我。写过《原则》这本书的达利欧曾说，我们常人其实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地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读书是打开视野、提升领导力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的话。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读书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突破个体的局限，走进更大的世界的过程。谈到读书，1939年毛泽东在给八路军延安部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做总结时曾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自我突破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阅读史。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一句话：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毛泽东是中国人心中最伟大的领袖，一生嗜书如命。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名领导者对读书的热爱，以及读书对一名领导者的影响。毛泽东小时候是到处借书读，革命战争时期是到处找书读。1931年红军打下漳州，他得到了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奉若至宝，随时带在身边。长征时候红军颠沛流离，但毛泽东每到一个稍大的地方，就先问有没有书。他的机要秘书曾经有个回忆：长征途中一次红军打下了一座县城，县城有很多富户，而富户家往往是有藏书的，毛泽东特别高兴，交代警卫员给他找一本《水浒》来读。结果小战士忙了半天，找的是一把水壶。长征红军到了阿坝，打下了藏族土司索观瀛的卓克基官寨，这个地方我带学员现地教学时去过好几次。官寨中有一部汉文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如获至宝。建国以后会见索观瀛时还专门提到这件事，并还了他一套全新的《三国演义》。而毛泽东最伤心的事情，就是有时候行军作战中不得不放弃全部书籍。长征到了陕北以后，稍微安定了一些，但陕北还是没有什么书可读。毛泽东多次写信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请他们帮助买书，包括向张学良借书。其中一封信我印象特别深刻，里面专门讲了一句话：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记了一件事：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进入北京城之后，毛泽东要求秘书做一件事：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书都给他配齐。当然这很难做到。但他个人的藏书在66年就达到了几万册，很多书都是反复批注过的。而且他还经常到图书馆借书。北京图书馆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换发新证，毛泽东的借书证是第一号。我们也都可能看过他的卧室照片。他的卧室与其说是卧室，还不如说是书房。床的一半都给了书。特里尔是毛泽东的传记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题记：2022年3月30日晚，吉林大学教授、《双重冲击》作者李晓，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应邀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由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叠加共振所造成的“双重冲击”。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主持。活动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北大国发院、正和岛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

题记：2022年5月13日，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57期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专题讲座，解读《职业教育法》的最新修订与中国教育改革的挑战。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

“朗润.格政

题记：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了“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视频，并在腾讯新闻平台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为大主题，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时事热点，通过对十一位教授的一对一专访，探寻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主义发展之道。本文为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杨壮教授的专访文字整理，与视频作品一并呈现给大家。

题记：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了“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并在腾讯新闻平台视频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为大主题，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时事热点，对十一位教授一对一专访，探寻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主义发展之道。本文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的全部专访文字整理。刘国恩教授

2022年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并首次披露了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和青年群体的失业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6%。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这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说经历了大起大伏。如下图所示，2020年2月新冠的暴发导致我国的失业率达到2018年1月发布该统计指标以来的再高点——6.2%，此后随着复工复产失业率迅速回落，2021年就业形势整体向好，但是自去年下半年来我国的失业率持续走高，近6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即使去除掉季节性因素，失业率的上升的趋势仍非常明显。本月首次披露农民工群体（6.6%）和年轻人群体（18.2%）的失业率，也可能说明了在新一轮奥密克戎病毒传播的当下，国家层面对整体就业形势的担心，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关注。根据我院卢锋老师最新整理的数据，与我国的就业形势形成反差，美国和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均在持续下降。中国的青年群体失业甚至超过了欧、美（同期青年群体失业率分别为13.9%和8.6%）。对于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原因，我于一年前使用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制度比较，并发表在国发院的“朗润专栏”，在当前形势下希望引起大家对该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更是期待刺激经济和保民生的政策尽快出台。

为加深高年级本科生对经济学与管理学学术科研的了解，搭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企业家的互动平台，增进有共同理想的全国优秀大学生的交流和友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拟定于6月27日-7月1日举办2022年“全国经济学与管理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2022年夏令营即将启动，如果你是一名对经济学或管理学兴趣浓厚的优秀大学生，如果你有志于学术研究并认同国发院的育人理念，有志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奉献力量，那就赶快报名吧！承泽园的大门将向你敞开，国家发展研究院欢迎你！一、申请资格（以下须同时满足）：1.预计2023年毕业的经济学（含北京大学经济学双学位）专业、企业管理专业在读三年级本科生。若非经管类相关专业，须具备优良数理基础、修过经济学核心课程。2.对经济学科或企业管理学科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较强的潜在研究能力，有志于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工作。3.学习成绩优秀，本科前两年半总评成绩排名在本班前10%之内；若成绩不在本班10%之内，但在其他方面有优异表现——如经济学双学位/经济学复合型人才项目成绩优异、有研究成果等亦可。4.有两名专家愿意推荐。5.英语达到国家六级水平（450分以上），同时欢迎附上TOEFL、IELTS或GRE成绩；如无六级成绩，可用TOEFL、IELTS或GRE成绩代替。二、申请材料：1.夏令营申请表1份(网上报名后打印生成，签字并盖章；如未返校，可提供有签字、公章的扫描打印件)2.个人陈述1份（报名系统可生成模板，需本人签字）3.

题记：2022年5月18日，北大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中信出版社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2期，由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清大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依次进行主题分享，并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主持对话。论坛源于林毅夫教授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杨•什维纳尔共同主编的《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一书中文版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发表的演讲整理。点击观看林毅夫教授完整视频作为《中国与西方》一书的主编之一，很高兴参加今天关于“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应对”主题研讨，并就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谈谈我的看法。近几年以来，我在各种场合反反复复地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快速发展是我国驾驭大变局的基础和关键，是我国最大的大局、最大的政治。同时，我也反反复复地讲，中国到2035年以前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面对困难，只要利用好国内的各种有利条件，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左右的增长。并且从2036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年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同样，只要利用好我国有利的条件，应该可以实现每年4%左右的增长。这样，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50%，经济总体规模可以达到美国的两倍。到那时，世界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稳定格局。很高兴我的上述看法在国内外引起不少关注，也得到不少肯定和赞同。上述是我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看法。今天，要重点谈的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重大新挑战，以及怎么应对这些挑战。

卢锋教授首先直接指出，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暂时搁置关税等贸易战议题，但在金融、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强化遏制中国的立场。叠加新冠冲击、俄乌战争等因素，中美两国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平台经济是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很多问题，因此在2021年遭遇反垄断、反对资本无序扩张等政策组合拳的治理，发展遇到波折。2022年5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委员们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地位稳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工业互联网发展潜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增加政府直接投入，提高全民族数字化素质，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如何理解高层最近的连续发声？如何认知平台经济的优势与风险？如何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2022年5月22日，百度财经联合北大国发院邀请多位学者共同研讨。主

题记：本文为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2022年5月19日在佛山商道讲堂第三期上的发言。由南方日报记者林东云、王谦整理，首发于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占领消费者心智，品牌影响力比产地更重要现在大家都关心的大话题是中国世界工厂何去何从，前景在哪里？这是不管国际国内都关心的话题。我们再把题目缩小一点，佛山制造何去何从？佛山的民营企业何去何从？这是跟在座企业家有关系的。

题记：2022年4月28日，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1期，研讨“中国远程居家办公究竟是疫情困境的应对，还是新趋势的引领”，并发布“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本文根据报告发布者、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胡佳胤的分享整理。国发院助理教授胡佳胤，胡老师的研究领域为影子银行、金融科技、公司金融

题记：2021年上半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建了一个包括近20位教授的《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对平台经济问题做了全面分析，课题报告《有序繁荣：平台经济的创新与治理》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为更好地分享对于平台经济的见解，特别是对一些最新发展的看法，课题组决定与中新经纬合作，推出系列评论《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本文为北大国发院汪浩教授的文章。“二选一”可能减弱商户之间的竞争，抑制小平台的发展，但也可能缓解平台间的“搭便车”现象，从而改善平台与商户之间的合作。因此，二选一对社会的综合影响是不确定的，是否具有“正当理由”需要根据市场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平台“二选一”策略曝光平台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开放共享，只要合法合规，使用者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一个平台。但是在电商平台，进出自由有时会受到一些限制。平台经常要求平台内的商家仅在自己的平台销售，而反对其同时在其他平台经营，这就是所谓的“二选一”策略。在我国，“二选一”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即“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在2020年之前，“二选一”策略在我国电商平台普遍存在，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2019年11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浙江杭州召开“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京东、美团、拼多多、阿里巴巴等20多家平台企业参会。总局指出，电子商务法明确禁止“二选一”独家交易行为，“二选一”还违反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采取针对“二选一”的实质性行动。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发现，阿里巴巴自2015年以来，通过书面协议或口头要求等方式，对其平台内商家（尤其是实力较强的“核心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阿里巴巴长期通过各种奖罚措施，阻止商家在竞争平台上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维持和加强了其市场力量，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2021年4月10日，总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阿里巴巴停止违法行为，并按其2019年在中国的销售额4575.12亿元人民币的4%进行处罚，共计182.28亿元人民币。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卖平台美团发起反垄断调查。调查发现，自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其在餐饮外卖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收取差别费率、延迟商户上线、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算法歧视等方式，诱使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协议。这些行为排除和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损害了商家和消费者权益。2021年10月8日，总局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12.89亿元人民币的独家合作保证金，并按其202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1147.48亿元人民币的3%进行处罚，共计34.42亿元人民币。平台与传统经济中的排他性策略比较“二选一”作为一种排他性的企业行为，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现象。首先，传统经济中常见有“排他性地区代理”，在这种安排下，上游产品制造商在每个地理区域授权唯一经销商。如果我们将电商平台视为下游的经销企业，那么“二选一”与排他性地区代理类似。其次，传统经济中还有一种现象叫“排他性经营”，即制造商要求经销商承诺不销售上游企业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如果我们将电商平台视为上游的服务提供商，那么“二选一”与排他性经销类似。当然，平台“二选一”与传统经济中的排他性安排也有一定区别。首先，电商平台通常不会买断产品，只是为商户提供销售产品的通道。除了收取服务费之外，平台一般不会干预商户的定价或其他决策。而传统经济中的下游企业大多会买断上游企业的产品，然后自主销售。其次，与传统经济中涉及排他性安排的大量小经销商不同，电商平台一般规模很大，平台内商户很多。在每个细分品类上往往都有不少商户，即使存在“二选一”策略，平台内商户之间的竞争大多也比较充分。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品类竞争有限甚至没有竞争。电商平台可能比较接近传统的大型连锁超市，但是后者很少推行“二选一”策略。关于排他性地区代理和排他性经销，已经有不少理论研究。总的来说，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这些合约关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底如何认识平台的“二选一”策略我们可从以下三个角度认识电商平台的“二选一”策略：第一，平台“二选一”可能减弱商户之间的竞争。当所有商户都同时在各个平台销售时，消费者在一个平台就可以搜索、查看并购买到所有的产品，无需在平台之间进行产品的比较，因此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商户之间的竞争，或者说取决于产品之间的差异，与平台间的竞争关系不大。在“二选一”的情况下，每个产品可能只在一个平台销售。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经常需要在不同平台之间反复切换。一方面，这样很可能增加消费者的购物成本，提高他们所感知到的产品间差异，最终形成较高的产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二选一”减弱了商户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当消费者在平台之间切换非常容易，或者商户数量很多时，“二选一”不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因为很多消费者习惯同时在不同平台搜寻商品，所以不太受“二选一”的影响。在很多产品市场，如家用电器、服装鞋帽、食品饮料等，相互竞争的品牌数量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二选一”减少了每个平台的商户数量，但限制竞争的作用有限。第二，大平台的“二选一”策略不利于小平台的成长。大平台的交易更加活跃，潜在消费者更多，商家如果被迫在大平台和小平台之间选择，通常会选择大平台，这样小平台就难以做大，也难以成为大平台的有力竞争者。因此，大平台的“二选一”策略涉嫌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不利于加强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利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时，电商平台往往具有一定的“网络外部性”，即平台规模越大，买卖双方越容易完成交易，因此平台的价值越高。这个现象，似乎意味着平台领域的竞争本身没有很高的必要性，因为弱竞争有利于大平台形成。尽管如此，电商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并没有显著到需要排除竞争。在我国的电商领域，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平台，通过精心选择高质量货品和目标消费者，完全可以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同时，这些小平台的存在，可能迫使大平台改善给商户提供的服务，对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鼓励平台间竞争仍然有必要。第三，“二选一”可以抑制平台服务“搭便车”行为，促进平台与商户之间的合作。传统商家在转向网上销售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学习相关业务知识、积累网络销售经验，以及建立全新的网络品牌，而最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主体正是平台本身。因此，平台经常与商家合作，如向商家（特别是小商家）传授各种网上销售方法和经验，为商家提供创建品牌所需要的访问“流量”，提供新产品研发所需要的数据等。这个合作过程，要求平台付出可观的成本或资源。例如，外卖平台“美团”在一项帮助小餐馆进行网上销售的咨询培训项目中，免费帮助了数千家餐馆，平均每家餐馆的成本据称达到千元以上。再如，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也为小商家提供很多免费的网上销售培训或咨询服务。作为企业，电商平台提供这些免费服务并不完全是利他主义行为，而是期待从商家将来扩大的业务中获得补偿。如果没有“二选一”安排，接受某个平台业务培训、流量支持或品质认证服务的商家，在成长起来后，很可能会到其他平台开店，从而让其他平台直接从中获益，这就是“搭便车”现象。搭便车会使得原平台的投资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平台提供这类服务的动机就会下降。由于商业开发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小商户面临的资金约束，平台为商户提供的“触网”服务很难直接获得补偿。如果没有“二选一”安排，平台就不愿意投资于小商户培养，最终会减慢电商的发展步伐。从这个角度看，严厉打击平台“二选一”未必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因此，“二选一”虽然具有一定排他性，但确实可能有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正当理由”。在实践上，彻底杜绝平台“二选一”也非常困难。即使平台不执行显性的“二选一”，也可以通过算法歧视、拒绝交易、区别定价等方式，隐蔽地惩罚那些不遵守默契约定的商户，迫使商户“主动”放弃而选择其他平台。如果反垄断机构严厉查处“二选一”，平台很可能以加强商品质量管理等理由，提高商户进驻门槛，驱离不合作商家。过于严厉的查处，还可能将一些商户的主动选择视为平台隐性“二选一”的结果，从而干扰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总之，电商平台的“二选一”策略，可能具有限制竞争的作用，但也可能提升平台与商户之间的合作效率，因此其综合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而言，“二选一”可能减弱商户之间的竞争，提高产品价格，但是在商户数量很多的行业，这个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二选一”不利于小平台的成长，因而可能减弱平台之间的竞争，但是当平台数量众多时，这个担心可以排除。另外，“二选一”可能抑制提供服务的平台被其他平台“搭便车”的现象，有利于改善平台与小商户之间的合作，因而具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当然，在反垄断实践中，完全杜绝这类平台行为非常困难，也不宜强求。既要保护市场竞争，也要鼓励平台为商户提供优质服务。

题记：2022年4月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举行【朗润•格政】第156期，特邀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意义和挑战带来深度解读和互动问答。本文根据赵耀辉教授的演讲整理。赵耀辉教授演讲完整视频

题记：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曾探讨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

MBA项目全职班学生。多年互联网公司从业经验，涉及B端、大数据、AI等技术领域和Fintech、短视频、直播、电商等业务。有多年算法研发和产品经验。目前供职于Sea

余淼杰认为，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依然有许多“抱团取暖”、“曲线救国”之策——推动包括RCEP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正是其中之一，一掷百亿支援非洲国家基础设施，不求扩张，但求

MBA校友分享时间：2022年5月14日（周六）14:00-16:00形式：在线（报名成功后将收到参会方式说明）议程：14:00-14:30

题记：2022年4月15日，北大国发院与中关村软件园联合举办第62期EMBA论坛，特邀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和中关村软件园高成长基金董事长张锋做主题分享，并与能力天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引言近期，中国和海外股市都大幅波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各国政府不断摸索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带来的数字化浪潮，也让很多传统企业不得不开启数字化转型大幕。多变复杂的外在经营环境，突飞猛进的技术变革，这一切都使企业的领导者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环境，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企业的当下及未来，也必须凭借更强有力的领导力来激发团队、破局重生。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63期暨北大跨文化领导力论坛第59期邀请到了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杨壮做主题演讲。在BiMBA执教的二十二年中，杨壮教授一直致力于跨文化领导力的研究，曾多次带领国发院EMBA学生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与跨国公司、政府机构、高等学府展开跨文化领导力交流。本期论坛，杨壮教授将以其“三元领导力”框架为企业家和高管构建领导力发展的理论模型。在不确定环境中，企业家必须以思想领导力、专业领导力和品格领导力来带领团队，坚定信念，开辟新局，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变革。面对剧变的外在环境，杨壮教授呼唤企业家要有大格局、大视野，以跨文化视角审视自己企业未来的发展定位，以国际化的标准来打造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圆桌对话环节，杨壮教授还将与多位来自民企和外企的企业家和高管，共同就“不确定环境中的跨文化领导力挑战”展开深入交流。来自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家高管的不确定环境都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跨文化领导力是否能让他们跳出当前思维的局限，站高望远，坚持长期主义？让我们一起走进领导力的研究和实践，通过自我检视打开思维边界，启迪智慧成长。活动安排时间：2022年5月14日（

2022年4月15日下午，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与中关村软件园联合举办北大国发院第62期EMBA论坛，特别邀请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做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题记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会后的经济形势。一般来说，每年两会都是按照头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安排工作节奏。今天的内容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政府工作报告新看点、挑战和举措三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1、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关注中央文件很长时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央在正式文件里表达对经济形势比较悲观的看法。具体而言，需求收缩，指的是从去年年中以来我国需求一路下滑，压力非常大；供给冲击，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电力、煤炭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猛涨，PPI涨8%，而CPI涨幅还不到1%，企业压力非常大；预期转弱，由于预期和前面两点紧密联系，当然大家不愿意投资。这一判断给今年的经济工作定了一个调——“稳增长”排在第一位。这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2、关于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现在强调的是，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里明确了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这给我们的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这里强调一点，大家在理解中央政策时，一定要阅读中央文件原文，而且只需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不要去做过分解读。3、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央对国际形势判断比较悲观或者说比较谨慎，而今年又出现了俄乌冲突，外部环境就变得更加复杂。4、关于民营经济中央文件里说得很清楚，“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来看，“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就是资本不要越界，尤其是不要干预政治和意识形态，正常的经营发展没有限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的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既要搞公有经济也要搞民营经济，不存在“只支持公有经济，不支持民营经济”的说法。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民营企业不用担心。关于民营经济，也要按中央文件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不要去过分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新看点1、较高的GDP增长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定了一个比较高的GDP增长目标——5.5%。为什么要定这么高的目标呢？首先，是要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今年“稳增长”的决心。把目标定高一些，说明政府“稳增长”的力度会比较大。第二，是为了提振士气。从去年年中开始，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悲观，因此通过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给市场传递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第三，5.5%的增长率和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相符。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侧决定的增长速度，是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决定的增长速度。我个人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在4.68%-6.25%之间，平均值超过5.5%。过去两年我们平均的增长速度为5.2%，并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所以今年定下的5.5%也不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呢？我觉得挑战还是很大的，主要困难出在消费上。2、“双碳”政策调整“双碳”政策调整的力度非常大。过去几年我们是“运动式”减排，最后导致了很大问题。今年总理在工作报告里将“双碳”和经济增长目标连在一起讲，说明把“双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的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的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意味着，“双碳”计划按照“十四五”规划所定的步骤实施即可，而且还留有适当的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的讲话更直接。他讲了一个笑话，说过去重庆有一个挑夫买彩票中了彩，结果一高兴把自己的扁担和箩筐扔进了嘉陵江，但没想到那张彩票还在箩筐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总书记说，“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

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我们中国青年人的优秀历史传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具有世界鼎盛文明的国家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