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姚洋：中国经济增长喜忧并存

「中国经济 寻找新动力」

今年头几个月的经济统计数据公布后，关于中国经济到底何去何从的讨论甚嚣尘上。一方面是一季度4.5%的可观增速和五一假期带来的消费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是衡量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的两大指数CPI和PPI双双遇冷，甚至跌入负区间。经济现在到底是冷是热？中国是不是正在进入通货紧缩周期？围绕这些问题，学界观点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尽早采取措施，防止可怕的通缩到来；也有人坚持，讨论通缩为时过早，复苏才是当前经济的主旋律。

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姚洋，他同时也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经济学（季刊）》等期刊主编。姚洋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保持乐观，但也对其中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他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当前仍处于复苏的早期阶段，核心的矛盾是需求恢复跟不上产能的释放。过去三年，政策的着力点多集中在供给侧，姚洋认为如今需要把政策方向更多调整到需求侧，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尽各种努力提高市场需求。

主笔 | 张从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姚洋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公布后，因为CPI涨幅很低，加上PPI已经连续多月为负数，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正在进入通缩。对此，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姚洋：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应该处于复苏的早期阶段，特别是消费方面的复苏态势还是相当好的，甚至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主要还是因为疫情，去年防控政策放开后，一波过后疫情就基本没了，尽管最近又说有第二波"阳"的，但经过"五一"期间这么大规模的流动，也没有真的广泛传播开来。这就使得我们消费复苏的节奏没有被打断，这也是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能达到4.5%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出行总人数已经超过2019年，旅游收入也略微超过2019年，虽然人均单价比2019年要低一些。消费慢慢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大家关注所谓通缩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CPI涨幅接近0，PPI是负值。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的消费虽然在涨，但前期在供给端积累的产能太大了，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大家都是抓紧时间去生产，想把富余产能尽可能利用起来，但需求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过去这三年几乎是零增长，所以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很突出。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就只能开始降价，在这种情况下，PPI就有向下的压力，甚至进入负区间。但有些人说我们进入了通缩通道，我觉得下这个判断仍为时过早。要CPI连续几个月为负，才可以说进入通缩了。而且要长期通缩，一定是消费停滞不前甚至收缩，物价才会持续下降。如果消费需求在恢复，要维持很长时间的物价下降，我觉得不太可能。

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通缩的感受还不明显，更多人抱怨的是上涨的物价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大家讨论通缩，背后还是担心整个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今年很多企业都反映订单不足，开工率较低。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低于GDP增速1.2个百分点，特别是工业增加值仅增长2.9%，明显低于GDP增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姚洋：过去三年就是这样，但现在整体比疫情期间好一些。现在的情况是苦乐不均，有些行业恢复得很好，比如航空、旅游、餐饮，现在都开始赚钱了。大家关注的出口，虽然整体恢复较慢，但有些也很好，比如所谓的"新三样"——光伏、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数据都还不错，而传统行业的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要看你去问谁，现在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再比如你要看企业利润的话，今年国企的利润明显就比民企好。国企一般属于顺周期的，经济波动性比较强，民企则会有意地熨平周期，也就是说它差的时候不至于比国企还差，好的时候也不至于比国企更好。所以随着经济一复苏，国企利润马上就好转了。一方面，它占据着跟我们民生比较相关的行业，比如出行、航空、铁路、汽车，这些基本都是国企，经济复苏增加了这部分的需求，所以它们开始赚钱。另一方面，国企有垄断地位，民企则大多在充分竞争的行业，经济一复苏，别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我也得开足马力，价格可不就要往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民企的利润是下降的。

汽车行业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很多车企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民企，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谈如何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的问题，你觉得下一步，政策层面可能需要做什么调整？

姚洋：我觉得民营企业家并不是期待要有什么政策或者偏向，实际上他们也不需要。要提振他们的信心，第一就是经济要增长，经济好了，大家的信心自然就回来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比如到今年下半年，如果经济都恢复了，企业的利润都转正了，他们的信心肯定就回来了一大半。

但在根子上，我一直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滞后，准确地说，就是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滞后。我们现在还在说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认为这个从一定意义上看不符合事实。民营经济现在是公认的"56789"——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它最低都是50%，那你说谁才应该是主体？我们可否说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态，国有企业在一些战略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理论描述才是符合事实的。什么叫占主体？30%叫占主体吗？还是70%叫占主体？这个搞不清楚，民营企业家当然心里就不安。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两会期间，你提到最近几年的政策着力点都集中在供给侧，应该要对此进行反思，需要更多考虑需求侧的问题。你是如何形成这个判断的？这一判断在今年进一步加强了吗？

姚洋：我当时的意思是疫情期间，我们的政策太关注供给侧的稳定，对需求侧关注较少。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当然很大，政府当时有两大着力点，就是保生产、保市场主体，出台了力度非常大的政策，比如光减税就减了两万多亿元。但这种政策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我们当时根本上是缺需求，不是缺供给。你需求不行，把供给稳住了，产能就多了。按理来说，你应该把需求拉上来，其他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比如给老百姓直接发钱，来刺激需求。第二，很多人会忽视，这种政策实际上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分配效应，因为只有能够生产的企业才能得到免税减税的政策，而那些中小企业都关门了，啥也生产不出来，也就享受不到这些政策。所以，这两万多亿元的免税最终大都落在了大中型企业的头上，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强，而中小企业倒掉一大批。

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相信我们要造就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我们有的政策容易造成新的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搞限购、限价，有的地方，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倒挂，你摇到一个新房的号，转手就能挣几百万，最后从中就产生各种灰色交易，获利的往往还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很多人不愿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但我觉得必须得说。虽然中央政府天天说我们要控制房价，但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让房价跌下来。

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的物价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了 0.3%。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房地产市场大幅震荡，对经济的拖累确实非常明显。很多人感到迷茫，也很关心接下来房地产行业会走向什么阶段，房价会不会下跌，政府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出台刺激政策？

姚洋：我认为房价下跌得还不够，因为现在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老百姓不敢买，买不起。为什么？是因为前两年出台的"三条红线"政策，本意是想让房地产行业减速，结果对这个行业震动很大。去年房地产行业负增长20%多，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对经济的冲击很大。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各地政府都在"保交楼"，但老百姓还是不动，心里还是不安。"保交楼"是外生的，政府在背后推动，其实与其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调整一下政策，让房企有内生的动力去交房？内生的动力从哪儿来？第一，银行要放贷，不能一下全卡死了，现在表面上是放开了一点，但银行还是不敢放，因为上面的方针还是没变。第二，要允许企业自己定价，它有资金压力，想降价，赶紧出清，把债务还了，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还能同时达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但一些人的理由是房价大幅下跌，可能会造成楼市的崩盘，引发更大的风险。

姚洋：首先，如果真是这样，也让市场教育一下这些开发商、银行和投机者。股市有风险，楼市为什么就不能有风险。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最后就是政府背上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房子变成了一个刚性的东西，最后你发现政府所谓的调控其实是在维持房价，不能让它跌，跌了之后有这个风险那个风险。等下一轮经济好了，房价又继续往上涨。这样，老百姓得出的结论就是房价不可能大跌，政府永远会帮我们扛着。

过去20多年，中国楼市就是这样循环的。每一次政府开始调控，老百姓的预期就是房价还能涨。现在的房价明显有泡沫的成分，很多城市都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房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的房价下跌了三分之一，也没有说社会崩塌了。当然，有些开发商是撑不住了，也有些买房的人停贷了。但这些人很多都是出于投机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撑不住了。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有个吐故纳新的过程。我们现在靠行政命令，把问题捂住了，不让它释放出来，问题就会越积攒越多。

其实你让房价降一轮，降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会有松动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刚需人群的需求还是被抑制了，他们觉得价格合适了自然会出手，房地产市场就可以慢慢触底反弹。这对国内整个市场需求的复苏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房地产不仅仅是盖一个房子，它还涉及装修以及各种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延伸的产业很长。有人算过，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加起来对GDP的贡献在15%〜17%。所以房地产如果不起来，消费要持续复苏，还是有很大难度的。今年的经济如果说有不稳定因素，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房地产，看它能不能变成正增长，或者至少把坑抹平了，别还是负增长。

2020 年 8 月 14 日，在江苏省海安市一家国有银行的个人贷款中心，工作人员与客户签订个人住房贷款合同。（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提振消费方面，政府有哪些政策施展的空间？

姚洋：我们老说促消费，政府其实能用的政策并不多，无非就两个，除了房地产，就是汽车，这是老百姓最大的两项支出。但我们的汽车现在到处限购限行，今年一季度情况也很不好，燃油车销量更是遭遇滑铁卢。你说燃油车有污染，要限购，但新能源能不能就别限购了。你说会有交通拥堵的问题，怎么办？其实国外有很多现成的经验都比限购政策要灵活，比如收进城税、收停车费，新加坡、英国伦敦都这么干，效果很好。但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是不习惯用这种分散式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是更喜欢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式地解决问题，本质上就是不相信市场的作用，不相信每个人自己的决策能解决社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行业还有多大的需求释放潜力？

姚洋：我算过，汽车方面，我们国家现在的销量是2500多万辆，即使按照日本的标准计算——日本已经算是很拥挤的国家——最高时我们应该能达到4000万辆，然后再降下来，等想买车的人都买了，然后维持在3000万辆左右的水平。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空间了。而且现在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亮点，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如果全面放开限购了，新能源车销量可能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房地产方面，就全国而言，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跟日本接近，但也未必就一定足够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个地区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好多房子都在农村，面积很大，但没人住。如果这部分不算，中国人均住房的面积就还是很低，好多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以及年轻人还是蜗居状态，七八个人挤在一个集体宿舍。这部分人的需求我们还是没有很好地满足。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一批汽车在江苏省苏州市太仓港码头准备出口到海外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对接下来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姚洋：不是比较乐观，我可能是目前最乐观的那一类人了。我觉得中国赶上了时候，就经济而言，中国应该要迎来一个高光时代。因为我们正处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特别是在应用技术方面，我们都点对了"科技树"，比如电动汽车，按理来说我们是后来者，日本开始得比我们早得多，人家的混动技术、燃料电池技术都很先进，但也架不住中国这个市场足够大，最后产生规模效应，把电动汽车硬是搞起来了，最后逼得他们也不得不开始调整，重新回到电动化的道路上来。

还比如新能源技术，20多年前我们搞光伏，质疑声很多，大浪淘沙，很多企业都死掉了。我记得当时光无锡尚德一家企业就欠了好几百亿元的债务，但你看今天，得益于光伏产业的大发展，无锡已经成为除鄂尔多斯、克拉玛依这两个资源型城市之外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达到了3万多美元。还有核聚变、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我们至少都在第一阵营里面。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肯定是要靠这些技术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