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经济稳定增长，首先要政策回归常态
2023年，是中国经济在曲折中恢复稳定向好的一年。
第一季度的“强增长”开门红，安抚了大家一段时间内的焦虑情绪，但是也调高了人们的预期；二季度数据不如预期，又让市场有些不安；但到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指数又开始恢复。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5.2%；目前，虽然第四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还没有全部公布，但大家的感受与预期均比较稳定。
综合各季度经济数据，2023年全国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几无悬念。基本可以确定将会完成年初定下的目标。这一成绩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也为2024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打下基础。
虽然结果符合大家的预期，但是过程却是充满波浪起伏的。2023年的市场，受到了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外部，全球经济下行，需求量整体降低、市场情绪起伏不定；新科技变革日新月异，对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带来更多挑战。内部，地方债务问题更加凸显、房地产仍未触底、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压力均较大，由于处在市场调整期，所以一些企业和普通人个体可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增长。
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心，因为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中国仍然是2023年世界各国经济表现中最亮眼的国家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措施，没能拦住中国企业的发展，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转正；1月至9月，中国汽车出口340万辆，出口量已超过日本和德国；拼多多、希音（SHEIN）等出海企业也发展迅猛……
2023年，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的恢复可以说都非常有力，但是由于一些政策和生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重新回归向上周期，进一步复苏。
地方财政困难亟待缓解
2023年，是地方财政严重承压的一年。房地产土地市场的持续低迷，令很多地方财政收入放缓，年内，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加上历史上积累的债务包袱，想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为帮助地方政府解困，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了中央财政将在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作为特别国债管理。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同时，根据国务院部署和有关工作安排，还提前下达了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虽然截至12月发稿，官方尚未公开2024年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具体数据，但按照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设定的60%红线来看，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预计约2.7万亿元。
增发的万亿国债，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向好发展有重要作用。
首先，从上述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于稳定经济的决心非常大，这些举措对地方化解债务风险，进一步提升效能、扩大投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变了过去一些时期，由于政策偏紧、地方债务包袱较大而导致的投资受到抑制，因为，只有解决财政困难，让地方政府正常运行，才有可能开始投资，人们对整个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起来。
2023年初，走出全球疫情大流行后的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还是比较好的，实际的情况恢复得也不错，大家不禁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但是进入第二季度，多项数据下降，又一度显得经济恢复未达理想预期，让人担心后劲不足。
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过往的优异表现，让我们有些过度自信了，导致政府政策偏紧。比方房地产行业的“松绑”政策推出有所延迟；地方债的规模也限制得非常严格，导致有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只能“借新还旧”，不能获得新的资金出来搞基建，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就受到了抑制。
最近几年，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大家都有所耳闻。在过去，这些地方可能不得不拿一些新筹措来的资金去保证日常的运转。但是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地方政府的赤字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又不能去筹措新的钱，加上土地收入、税收也有所下降，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让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变得很大。
很快地，7月份，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的重磅支持政策。第一个，就是出台规模达1.5万亿的化债资金方案。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8月28日，《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写明，针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8月29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方案（送审稿）》，成为首个出台化债方案的省份。到10月中旬，全国已有湖南、内蒙古、天津、辽宁、云南、重庆、广西、青海、吉林、江西等10省份公布了特殊再融资债发行计划，用于偿还存量债务。
将资金分配给财政特别困难的省市，让他们以发地方国债的方式去置换商业性债务，这对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随后出台的1万亿特别国债，则用来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另外，提前把2024年的2.7万亿地方债额度释放，允许挪到2023年来用。几个月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例如8月份以来，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为改善，终于止跌恢复正增长了。
房地产需要一次深度调整
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在2023年很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但是在互联网上，以及实际生活中，不少企业和个人的体感却似乎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落差？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变化需要一段时期的传导，才能在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就业等方面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由中国老百姓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带来的“财富缩水幻觉”。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房价都有一种很“分裂”的心态。每当房价不断升高的时候，大家就会纷纷站出来抱怨“房价太高了，不能再涨了”，但是当房价开始下跌时，又会急切地呼吁“不能让房价跌，房价下跌危害很大”，而且说这话的，往往是同一个人。
涨价的时候反对，降价的时候也反对，这里面，是对房地产的一个很大误区。其实，大家不要怕房价波动，更不要怕房子降价，因为只有触底，才能反弹。当房地产行业中的问题，开始在价格上表现出来了，这正是行业调整的好时机。
过去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一直硬扛，坚持房子不降价，直到今天，还有些城市，一降价就被指责扰乱市场秩序；而根据房地产因城施策的政策，目前，很多城市依然在限购。这不免令人感到，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总是遮遮掩掩，不明确释放信号。
降价表面上看起来对有房的人不利，如果降价20%-30%，就等于个人财富缩水了20%-30%，这种感觉当然不好，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属于“财富的幻觉”，正是这种民意导致了人们反对房子降价。
实际上，房价下降并非坏事，房地产若要回归良性发展轨道，最终要靠价格变化来调节人们的预期。以香港为例，在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中，房价都是大幅下跌的，有时近乎“腰斩”，但是过个三五年，它又会升回去，甚至更高。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新判断是，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我认为就是老百姓不再把炒房作为财富增长的来源了。
既然如此，房地产政策就应该回归常态，实行“中性政策”，新政策的推出，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具体执行起来也要透明。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环节，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改进。
比如我们经常说，房地产政策今后要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只负责保障性住房。但是过往一段时间，这样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很大难度，比如让地方政府去推动，但是征地、保障房建设也是要花钱的，有的地方财政紧张，并没有投入能力。
另一方面，开发者还要担心建成后老百姓买不买。因为根据目前的规定，很多保障房是不能入市买卖的。虽然以较低价格购买了房子，但是不能再交易，在很多人看来，这钱就是白花了，还不如租房。也许保障房是否允许交易还有争议，但是完全可以实现内部的流动，比如允许价格行情小幅上涨一些，一旦有人想要改善住房条件，允许上一位购买者退出，由后来的购买者接手。
至于商品房，价格的调整一定是必要的，否则大家的心态回不来。楼市和股市一样，大家都是“追涨杀跌”，当人们看到房子的实际销售量都腰斩了，价格却纹丝不动，一定会观望、会看跌，持这种心态是不会出手买房的。僵持的时间越久，对房地产恢复越不利。
所以，如果想让房地产业恢复正常，允许房价顺应市场变化涨跌，趁机进行一次深度的调整是必要的，这反倒能让我们看到触底反弹的曙光。
我预计，这一轮调整，房价最多下降到30%-40%就真正触底了。当购房者认为已经降无可降的时候，就会出手购买了。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人想要进城，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去，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没有房产，他们都需要住房，结构方面我们调整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扩大投资，不应区分外资内资
大家都知道，若要保持经济的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很重要。2023年，经济领域热度最高的话题，例如“外资撤离中国”“消费降级”“出海”等，也都与此有关。
首先是对外资减少的担忧。我认为这个说法应该纠正，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外资、内资，投资应该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看。
所谓的外资投资，不仅包括海外企业的投资，也包括在中国国内已存在的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比如，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赚了钱，是否愿意将利润继续投入在中国，扩大生产经营。2023年的情况是，除了新进入中国的外资有所减少，也有一定比例是已经在中国落地发展多年的外资，其再投资水平下降。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同一时段，民营企业的投资也在下降。其实所有企业都一样，“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容易感受到经济温度的，一看温度不高，就不再投资了。所以想要拉动投资，一定是整体拉动，当市场热起来，不管是来自哪里的资金，自然会回来。
2024年，关键是要让投资者看到未来的希望，恢复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经济继续推上去，把需求打上来。这并非出台一个政策、一个文件就可以立刻实现的。
例如现在国家已经把2024年的债务额度提前到2023年释放，可发债毕竟有一定的周期，要先把项目找到，把钱花出去，然后在实施阶段，如果前期投入资金不够，还要进一步到市场上去筹钱。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我们看数据很少有给足的。这就需要政府把商业性债务的接待渠道也进一步打开，只有“前门”“后门”全都打通，投资才可以通畅地流动起来。
再看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降级”、不敢花钱成为一些网络上年轻人的流行话题，但是从数据上看，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明不慢，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思呢？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440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46472亿元，增长7.0%。这个增速已经非常好了，只不过没有达到爆发式的增长的预期。
之所以没达到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房地产销售，以及地方政府采购下降，这两个部分对消费的拖累是很大的。我们老说扩大需求，需求有两项，一个是消费，还有一个是投资，因为投资也是一种消费。
说到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出口，就不得不提2023年的外部环境。过去一年，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期，欧美面临严重通胀压力，加上部分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贸易战、外交纠纷等，整体面临复苏乏力的困境。整体需求的减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二者并非仅靠我们自己就能缓解。
即便如此，很多出海的中国企业，还是成为了2023年的亮点。2023年11月29日晚间，拼多多盘中首次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市值最大中概股。而在2023年5月，在海外发展迅猛的中国时尚跨境电商品牌Shein刚完成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0亿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660亿美元。2023年底又传出消息称已经秘密交表申请在美国上市，或将在2024年IPO。这说明，中国企业做好“出海”，还是有前途的。
预计2024年，大部分欧美国家的经济依然处于微弱的收缩状态，整体需求还会比较差。所以我们的出口依然要面临巨大挑战。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面对变化，中国也在迅速调整着方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占我们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
美国无法限制中国科技发展
2023年，一些重大的科技创业，也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了过去一年全球前沿科技公司的新一轮竞赛。很多中国的科技巨头企业也加入竞争行列。有人担心，如果在这一轮科技竞赛中落后，中国经济将难以赶超美国。
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没必要如此紧张，中国不一定样样都要做世界第一，比如我们可能追赶不上ChatGPT，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而是因为我们的语料不行，中文的内容只占到全世界互联网的1%，英语是绝大多数。大语言模型是训练出来的，训练要靠素材，素材越多，质量越高，产品才会越好。
但就算不是科技第一，也不代表未来经济不能更好发展。中国在很多科技领域，依然跻身世界“头部”行列。比如近年来，美国在芯片、半导体等诸多技术领域进行了出口管制，希望能限制和打压中国。但是中国企业依然靠自己实现了技术突破。
这充分说明，美国的限制是个错误，也不可能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逼着中国去创新。美国的这种做法，哪怕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也是错的。因为今天，知识和技术已经散布在全世界，早已经不是垄断在美国本土。
总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周期特性。虽然当前的经济周期，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而被打乱，但终究会有触底反弹的时刻。
未来的5至10年，中国经济潜力依然巨大，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并不困难，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2024年，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先把投资与消费等需求拉上去。一旦需求打开，预计到2024年年中，中国经济将会开始进入上行周期。
作者：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文字整理：孙杨
本文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