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座教授，国际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之一，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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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杜润生的经济学思想与改革智慧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老先生以102岁高龄仙逝。国内无论是政界、学术界、新闻界都在缅怀，今天杜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们特在此刊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的文章以悼念杜老。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成功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使几亿人脱贫，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杜老在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思想和智慧对后面的一系列改革影响深远。可以说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那么杜老的经济学思想和改革智慧主要有哪些？
第一，危机促成改革。2006年，我们请杜润生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并将它翻译成英文“The Course of China’s RuralReform,” （见“阅读原文”），收录在我和樊胜根、Arjan de Haan主编的书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ow Does ChinaCross the River?）。在这篇文章中，杜老第一点强调的就是危机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是集体经营。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出工。笔者10岁之前也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亲眼目睹生产队长派完活后，农民在田头扶着铁锹聊天磨洋工。农民参加一天的劳动算一个工（小孩算0.3个工），到年底生产队按各家出工情况结算，至于出工时干好干坏是一个样的。因农民在地里的实际付出和收入没有直接挂起钩来，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努力工作，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到文革结束时，尽管农民每天都到地里出工，中国每年还是要大量进口粮食，几亿农民食不饱腹。在这种情形下，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在1951-1961年的大饥荒中，安徽是死人最多的省份。1978年春天安徽出现旱灾，因对十几年前的饥荒还记忆犹新，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决定将村里的土地包给农民，否则可能又是死路一条。包产到户非常灵，小岗村不但没有饿死人，还实现了大丰收。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杜老非常重视，派陈一咨等几个年轻人去凤阳县调查，总结经验，然后花了几年时间在全国推开。
出现危机，各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以前的老路也被证明不再有效，因此必须探索新路。我们常常说的“倒逼改革”就是这个道理。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其实本质是直接引进危机，通过外界的压力来倒逼国企的改革。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面临许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正是进行深入改革的契机。
第二，增量与渐进改革。实行制度改革，必然会触及各方面的利益。所以改革尽量要减少阻力。“包产到户”提出以后，反对声音很大。1979年春天，国务院召开7个农业大省会议，讨论推广“包产到户”，但5个省反对。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大家从思想上还接受不了包产到户这样的资本主义尾巴。杜老提出三点措施来减少大家都反对。第一，不废除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内部可以实行生产责任制。第二，责任制可以有多种，包括大包干。他提出大包干的口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在这种安排下，农民交给国家的公粮和集体的提留不会少，因此大家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第三，在一些偏远山区，因为很难组织集体生产，建议先试一下包产到户。这些建议合情合理，反对者自然就接受了。到了1980年，杜老又建议将包产到户推广到整个贫困地区，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不再靠返销粮。当时国家本来粮食就紧张，还要向贫困地区调拨粮食。所以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杜老派农村发展中心的年轻人到贫困地区考察和评估包产到户的绩效。很快数据就上来了，一包就灵，贫困地区就有粮食吃了。看到了这些证据，以前的反对者也都改变了立场。1981年冬天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肯定包产到户，1982年中央颁布一号文件，正式确定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包产到户变成中央政策。
包产到户所采用的增量改革、渐进改革的思路在后面诸多改革中被广泛应用。比如特区的建设。在改革初期，引进外资是个很大的禁区，这与社会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为了减少有可能的负面冲击和积累经验，中央决定先在蛇口建立工业区，从香港招商引资。蛇口工业区非常成功，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特区，扩大改革的试验田。蛇口和深圳改革的成功消除了对招商引资的恐惧，为后面全面开放奠定了基础。
另如，价格改革的双轨制也是一样的道理。农村改革成功之后，富余劳动力多了，很多人参与到乡镇企业生产中。可是当时所有的物资都是计划调拨，乡镇企业面临严重的原料不足的现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杜老手下的一批年轻人提出双轨制的概念。国有企业还享受以前的计划价格下的划拨物资，他们用不完的，可以以市场价卖给乡镇企业。这样一来，发现产品市场价格的机制就形成了。到下一年，国家就可以调整计划价格，使之更接近市场价格。过了几年计划价和市场价趋于统一，很自然地可以很平稳地放开价格。
我和邢海鹏教授写过一个理论文章（见“阅读原文”），从统计学的序贯试验的角度来接受杜老这种渐进改革的思想的合理性。现在发展经济学中对来自试验的证据越来越重视。但一个偏见是只有通过随机试验产生的证据才可靠。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迪顿教授对此已有批评。中国的许多改革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试验，但从没有用过随机试验。而通常采用的是杜老提倡的由点到面的渐进试验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失败的负面影响。对于许多改革方案，决策者事先不知道其风险，如果大规模做随机试验，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杜老的改革思想和美国药管局管理药物研发的办法是一个思路。在美国，药物研发要经历几个阶段，先在动物身上试验，如果毒性不大，可以再到自愿报名的病人（常常是癌症病人）身上试验，最好才做大规模随机试验。
随着改革的成功，决策者危机感下降，自以为对现实很了解，逐渐忽视试验的重要性。据Heilmann（2008）的一项研究，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经历过试验的比例从改革初期的60%降低到2005年的10%。但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决策者面临的“皇帝新衣”现象总是存在的。一旦一项重大改革出现一个昏招，后果会非常严重。杜老所倡导的渐进改革、逐步试验的思想至今还很值得决策者和学术界反思和借鉴。
第三，重视调查和沟通。中国的行政体制非常强大，中央有什么机构，到省里、县里几乎都有相应的机构。这个体制的优势是执行力非常强。但在这种体制下，会出现“皇帝新衣”的现象。下面的官员常常试图猜测领导的意图，尽量说领导爱听的，这就导致决策者看不到底层最真实的情况。中国的体制可以用一句成语来概括“知难行易”。杜老恢复工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一批在农村历练过的年轻人来从事三农政策的研究。当时在北京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参与进来，比如周其仁老师。他在东北插队十年，1978年考上人民大学。这些年轻人了解农村，而且渴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杜老鼓励他们到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来自底层的创新，为决策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和能够操作的改革方案。八十年代主要的改革几乎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发现和推动的。杜老所领导的农村发展中心是克服中国体制中“知难”问题的一个制度创新。最近政府号召智库建设，也是想克服政府体制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和杜老工作过的徒弟们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基于深入的调查。但如今年轻人受职称考核压力的约束，从事调研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本人和杜老只有一面之缘，但他的几位爱徒对我影响很大。2004年我们开始在贵州做农村调查，到现在已做过四轮。在开始的调查设计阶段罗小朋、白南生、刁新神亲自指导。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社会调查的功底。在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也深受林毅夫教授、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也可以算作杜老的徒孙。今天是杜老的追悼会，仅以此文献给中国经济改革的幕后英雄杜润生先生。杜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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