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口述历史】求是求实：我的党史教学研究回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Author 李鸿文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简介
李鸿文（1930-2020），著名党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东北地方党史研究。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苏若群，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项目来源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成果，2015年1月9日，耿化敏、刘洪森在吉林省长春市完成李鸿文教授学科口述历史影像的录制工作。本文经苏若群整理，2019年12月6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姚金果研究员指导定稿，现予以刊发。
我爷爷和叔祖一辈是从山东平度县“闯关东”到了牡丹江（时属吉林省）一个叫朱家屯的小镇。我1930年2月出生，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二个男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小时候耳濡目染，恨透了日本鬼子。1936年春节后，我上小学念书，由于学习成绩不佳，后来让我退学，改到一个私塾读书。1940年后，我到原来的小学重新入学，它已经改名为牡丹江市立育英高级小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1945年春节前，我考入“东满总省立牡丹江工业国民高等学校”，这是牡丹江市内汉族、朝鲜族混合授课的男子中学。抗战胜利后，原“牡高”复校，和其他学校合并为牡丹江市立中学。1945年10月后，中共中央向东北派遣干部和军队，一些干部和军队就到了牡丹江地区，我的家乡从此获得真正的解放。我思想上开始自觉地追求革命进步，在学校里参加演出《黄河大合唱》，参加1947年5月抗议声讨国民党政府的“红五月”活动，在学校第一批加入东北局号召建立的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参加了前线慰问团到哈尔滨慰问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7月，我毕业后，由市教育局选留在牡丹江民众教育馆工作，担任科长。10月，我由牡丹江市联合中学保送到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学习。
我就在东北解放的形势下，在东北大学接受了革命教育。东北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接收了一些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后办起来的。我是东北大学正规化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东北大学是临时为解放区的中学培养师资，一年就毕业了。当时只开设了政治、语文两个专业。在这一年里，时局变化很大。学校从佳木斯搬到刚解放的吉林市。当长春解放后，又搬到了长春，并且实现了几个学校合并。有从佳木斯过来的老同志，有从延安大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张家口的华北联大的老师。1947年10月，东北大学第三届学生开学后，我分在教育学院第二班语文班学习，学习的大课有历史，主要内容是针对东北知识青年存在的盲目正统观念，讲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一段的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共两党究竟谁主张抗战并领导抗战，树立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认识。为配合这一段历史的教学，由东北大学副校长张如心讲述“长征史实”、合江省省长李延禄讲述“抗联史实”等专题。历史课的学习方式是先由教师做启发报告，根据内容提出思考题，然后阅读东北军政大学编写的东北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政治简史》等参考书，结合学生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分组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生动活泼，从不发生教师强加于人的现象。这种学习方式和国统区过去的中学教育有很大差别。当时的佳木斯被称为“东北的延安”。中共中央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来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来建设，于是把延安大学的一部分教职员和一部分学生调到东北来加强刚刚在佳木斯建立的东北大学的建设。
1948年5月后，东北大学从佳木斯迁到吉林，继续举办短训班，同时将主要精力用在探索实施正规化的教育道路。原来东大教育学院语文班的同学就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人被分配工作，一部分留校工作，一部分考入东大本科。10月，我被东北大学史地科录取，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一年级的课程有中国通史、地理、社会发展史、俄语、时事等。1949年7月，东北大学由吉林市迁到长春。8月，根据东北局整顿高校的决定，原来的史地科分为历史系、地理系，我因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选择了历史系，成为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这一学期，我有幸听了一门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由学校副教育长张松如主讲，他认真备课，出口成章，深入浅出，内容生动。比如，讲述近代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革命对象及其相互关系时，认为它们就像几个外国老强盗闯入中国，强行同中国的一个业已门庭破落腐败的封建老寡妇媾和，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四大家族。我听了以后，觉得这种比喻形象贴切，十分生动。因此，这门课的听课笔记一直保存着，直到1969年插队落户农村前，才忍痛当作废纸卖掉。1950年4月，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担负着为东北和全国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校长张如心还亲自讲授教育学的课程。1951年9月，我从东北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
李鸿文先生的《东北抗日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史》学术专著，是国内比较早地系统建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科学体系的一部重要力作。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教育改革方针的要求，为加强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准备普遍设置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育部委托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195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在校内各有关教研室招收专业研究生，学制二年，来源多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的进修教师。办法除由教育部通知各院校限额派出进修教师外（一般各科为1名），还由副校长成仿吾通知中原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少数几个院校，可以派出较多教师进修专业课程。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张如心，原为延安大学副校长，同人大副校长成仿吾在延安时同为著名教育家、学者，互相比较熟悉。张如心校长与学校的其他领导人决定从全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抽调出30余人，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中国革命史等专业。其中，有8人被指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专业，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样，我就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两年。人大校部在铁狮子胡同，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在东四北大街九条25号，距离比较近。我们这一届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是直接由当时人大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负责接收和管理，研究生的党、团、工会组织生活同教师在一起活动。教研室分东、西两个小四合院，并有前后两进房。入学时共60余人，1953年7月毕业时尚有50余人。其中，人大本校研究生约10人，东北师大8人（后余5人）、东北人大3人、北大3人（后余1人）、中原大学3人，其余院校多为1-2人。同学中有东北师大的崔盛河、张德良，清华大学的陈庆华等。这一届的指导教师为何干之教授，辅导教师为彭明、贾岩、冯拾、麦农等讲师。教研室主任先后为何干之、李新，副主任先后为胡华、龚古今。
第一学年的课程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课，有苏联专家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胡华开设的中国革命史等。我们和胡华老师接触并不是太多，他当时是教研室副主任。我们听他的课，就感觉很有兴趣。他讲的一些内容都是有根有据的，而且比较生动。其他的基础课，除了一个中国的老教师讲哲学外，讲授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的都是苏联专家。他们年龄50岁左右，参加过卫国战争，是团级干部，住在铁狮子胡同4号的苏联专家招待所。
第二学年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革命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中国革命史课程是何干之教授主讲。这是他第一次给研究生讲课，旁听的人很多，教研室的年轻老师都去听课，还有一些外校的，光解放军就去了二十几个人，很热闹。何干之在延安就讲授过中国革命运动史，自然是驾轻就熟的。他当时除了给我们讲课外，中宣部和档案馆（当时还是筹备处）还请他整理解放后从上海接收回来的一些档案资料。因此，他讲课都是引经据典，虽然比较简要，但都是有根据的。
在人大两年学习期间，无论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还是专业课，基本上都没有正式教材。马列主义基础可以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算作教材，其他课程均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原著，如《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3卷）。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本书用于一般干部学习革命史还可以，用作专业教材还不够用。中国革命史课程虽有讲义，当时尚未出版，只是何干之在课堂念讲义的速度节奏缓慢，我们学生当堂几乎可以全部笔记下来。我们毕业两三年后，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才出版。
第二学年学习专业课时，我就将主要精力放在研读《毛泽东选集》上面。1951年秋刚入学不久，《毛泽东选集》第1卷发行，我们在当年10月12日发售当天就去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排队买到了。第二年4月，又在校址附近的东四北大街的一个书店购得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因此，当我们学习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时，就有了基本教材。1953年上半年开始学习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历史时，恰好同年4月又及时购到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只是学解放战争历史时，因《毛泽东选集》第4卷未出版，何干之老师尽管列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公开的著作和新华社的许多社论等作为参考书目，但由于当时人大图书馆藏书很少，很难查到。
人大图书馆位于铁狮子胡同2号我们住的宿舍后面，我查遍了馆内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史方面的馆藏索引卡片，很是失望，从中仅借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上下两册，内容全部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我还在教研室资料室看到一部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只是未收入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
这两年各课程的考试均为抽签口试，同在大学本科的笔试不同，效果也不同。口试督促我们研究生事前对课程内容做全面准备，教师可以在应试者口头阐述考题内容后，视情况不同再就考题补充提问，便于了解应试者对考题理解的广度与深度，恰当地予以成绩评定。由于平时勤奋学习，这两年的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我个人的考试成绩，除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结束时中国革命史的考试因病未参加外（后来补考成绩为“良”），几乎全部各科成绩均为“优”，总算未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和学校的培养。除口试外，学校对学生成绩的测试，还包括撰写专业论文的环节。
1953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东北师范大学继续任教，此后大半生都在党史教学研究岗位上。在学校，我担负了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党史教学任务，开始逐渐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在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东北抗日斗争史领域。
东北师范大学因为革命的血统，高度重视政治理论课。1952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革命史教研室经教育部批准即开始招研究生，学制两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成仿吾由教育部调到东北师大任校长，他在我校尤为重视在各系开设政治理论课，将四门政治课教研室直接设在校部，由学校党委直接领导。这四个教研室除担负全校本、专科的共同政治课教学外，还担负学校政治教育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其中，中国革命史教研室除公共课和政治系专业课外，还要担负历史系本科、专科的专业课。
1953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派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各科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全部返回校内后，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学本科、专科全面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的规定，从1953年秋季新学年开始，上述课程全部开设。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
自1953年秋开始至1955年，我从事校内本科公共政治课的教学工作。从1955年暑假开始，我认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时写点练笔性的小文章，为此广泛地查阅了教研室和学校图书馆的大量馆藏资料。我发现学校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兼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智建中从延安带来的一些文献资料较为珍贵，其中包括《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共产国际、马恩列斯论中国》《中国问题指南》《中国统一战线》《苏维埃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前五种是草纸本延安版，后两种是莫斯科出版的道林纸版。同时，校图书馆还购入了《新青年》《向导》《布尔塞维克》等由新华书店影印出版的革命历史刊物、报纸。我又在图书馆查到了许多日伪时期出版的日文关于中共东北地下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书籍。此外，还查阅了《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种类繁多的旧杂志。我经过长时间的浏览、研读、积累和梳理，从国内研究状况出发，从现有条件出发，初步形成了科研选题的构想，即研究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东北抗日斗争史的若干重大问题。1956年，我成为讲师。
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全国向现代科学进军，学术研究风气大为浓厚。这年暑期，何干之教授偕同夫人刘炼一起到长春度假，我们几个从人大毕业的教师前去看望。何老除了问我们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又了解我们的科学研究情况。我将自己正拟研究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和东北抗日战争史向他做了简要说明，他表示完全赞同，并说可以扩大为中国农村根据地史研究，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东北抗日斗争史研究还可以就地取材，这两项课题都是当前研究的空白。我设想的研究方法是先从个别问题进行研究，然后把这些积累起来，就成为比较完整的系统研究。所以，我一开始是往这方面努力。东北抗联的资料就地查找，还不是太多。我利用指导进修教师、硕士生访学，到各地革命展览馆、纪念馆查阅和抄写资料。这样把资料搜集得比较完整。尽管以后在工作中，我的研究发生了曲折，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始终坚持自己早年选择的这个研究大方向不变。
1956年后，中共党史具有了专业课性质的教学研究工作。最初，学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全部设在政治教育系，仍担负全校政治课的教学任务。到1959年，校内专门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将政治教育系的教师进行调整，留在政治系的教师从事本系专业课教学，划归学校马列教研室的教师专事全校各系（除政治系外）公共政治课教学。从1960年开始，经过调整后，政治系内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改为中共党史。
李鸿文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学术专著，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部重要著作，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创新观点，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我格外重视搜集资料。在政治系，我负责教研室的资料。为配合当时的需要，我参照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资料编印了政治系本科用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还负责编辑了《中共党史补充参考资料》共3个分册，同时将自1956年以来搜集的东北抗日战争历史资料加以整理，成为教研室积累丰富的另一项基础资料。我还建议教研室应将党史资料工作向着建立资料中心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1960年初全国兴起学习党史和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学术界和教学工作中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流传了许多新资料，而且许多都是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果没有党史资料的支撑，我们党史的教学研究水平可能还停留在1957年前的状态，无法前进一步。
1960年10月，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委员会召开的教材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文科开设一门新课程《毛泽东著作选读》，选出8篇毛泽东的文章作为教材。其中，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在分配任务的时候，把毛泽东关于整风的三篇文章分给东北师大负责编写讲授提纲，学校又责成政治系的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虽然整风的内容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整风前后的过程、历史背景过去都不太讲，也不介绍，并不十分了解。比如，有一次学校的直属机关支部让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智建中（延安来的干部）介绍一下延安整风的情况，没有通知教研室有这个会议，教研室一些老师知道后，也去旁听。智建中一看见我们来了，就不讲了。所以，对整风的背景，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为了完成编写提纲的任务。我们就从头开始，翻了当时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上面有些整风的报道。我翻阅后发现了许多历史文献和资料线索，就列出了一个有几十个文件需要搜集的资料清单。这些文件我们都没看到过，当时人大也有这些材料，但是不给我们研究生看。所以，教研室和系里就利用我长期以来建立的资料协作关系，指派我到北京的兄弟院校去搜集。临行前，我去学校办理了组织介绍信，就出发了。
到达北京后，我首先去护国寺附近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委会的办公室汇报我们编书的情况，说我们有些困难，有些资料根本没有。我们都是年轻知识分子，也没经过整风这段历史，都不太了解，能不能帮助找资料。办公室负责人告诉我：你先去各单位找吧，找完以后，有什么困难需要编委会协助再回来找我们。这样，我就到北师大、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很多学校，他们确实有一批跟整风有关的资料，甚至还有延安时一些老同志的个人笔记。比如毛泽东讲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我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从来没看到过内容，而这次我见到了。
因为我们和这些单位之间都有资料合作的协议，都可以互借、抄录。北师大政治系党史教研室同我们教研室自1955年起便建立了密切的资料交换关系，教研室朱主任令资料室对我们毫无保留地开放他们收藏的资料目录，并协助查找所需资料。刚好北师大电教室新进了一套复印设备，使用拍电影的胶片翻拍，说借了材料，可以去他们那里复印。我找到资料以后就去找各校的图书馆资料室主任借出来，在北师大复印，然后带回东北师大。当时经费不足，我就给学校打电话要经费，并且写信给我们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还把重要的目录写下来。如一些学校把毛泽东在湖南主持的《湘江评论》都翻印了，我就借出来复印。回到学校，大家看到这些材料。如获至宝，纷纷翻印。这样，教研室资料收藏就十分丰富了，不少兄弟院校时常来查阅资料。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曾专门派理论处处长王冶平到资料室，借去了由他指名目录的一件延安时期康生关于学习《“左派”幼稚病》的报告。见到复印本后，宋振庭说师大党史资料室收藏真丰富呀！
李鸿文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学术专著，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20世纪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斗争历史的首部专著，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
1963年，全党开展“保密大检查”，检查失密、泄密问题。上面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泄密的现象，我们按正常工作都汇报给总支和党委了，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教研室着重检查了内部资料的保密工作，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959年12月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承印的经周保中校阅的《东北抗日联军系统表》一事。这是北京政法学院党史资料室交来的，由我负责同历史所协商由他们承印的一份资料。问题主要出在该表把特殊历史条件下曾经在东北参加中共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都列入表内，未加以说明。第二件事是关于抄录毛泽东的近期讲话、文章问题。我组织教研室抄录收藏了解放军防化学院的一本毛泽东近来讲话和文章，都是有关整风反右和“三面红旗”内容的。其中，一些内容当时没有发表，尽管我们是抄录，并未扩大阅读范围，也属不当。第三件事是前面说的1960年去北京复印资料的事情。我去北京搜集资料，是教研室派遣、经政治系批准，又开具组织介绍信，再经高校文科教材编委会同意的正当行为。一切活动都合乎组织手续，一切都经过请示和批准。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学校因为和我们有资料协作关系，在复制、抄录资料过程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帮助，有的提出也给他们复制一份的要求，我认为加印也没有关系，事后也汇报了，但这就实际上扩大了资料范围。在这次检查中，从教研室到我个人，在教研室和支部会议上都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上报政治系分党委和学校党委。此后一直未见上级党组织再行过问此事。只是，从此以后，从教研室到我个人，在搜集资料或复印资料方面，万分慎重了，基本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
1964年夏，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成为政治理论课反对修正主义的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挨批了，被点名是“教条主义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为贯彻政治理论课反对修正主义的精神，吉林省委宣传部在东北师大召开了全省政治理论课会议，传达上级精神，会上对中国人民大学和胡华教授进行了批评，有人又把1963年的事情出来了，说我“盗窃国家机密”“把教研室拉下水”，甚至指责我做学问的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史料主义”。这次责任落到我头上，我做了检查。学校党委成立了工作组审查教研室的资料工作，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政治背景，但这件事已经层层上报，最终撤销了我的支部副书记职务，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纪律处分。在全省政治理论课会议总结大会上，不点名批判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并给这些人各“赐”绰号，我被叫作“小胡华”。原因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党支部会议过组织生活，大家谈个人的长期奋斗目标，有人提出要以田家英为目标，有人提出向专家戴逸学习，我表示愿以胡华教授的才学为导向，把党史研究作为自己的长期奋斗目标。
此后，还发生一篇论文的风波。1962年，学校准备开科学讨论会，因为第二年就是毛主席七十大寿，人们都在准备为他祝福，我跟同事顾民老师合作拟定写《试论毛泽东同志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这篇文章。我们的意思就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向最高标准——毛泽东看齐。这篇文章写得很简短，还没发表，就在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一下。我们分工写作，发生一些纰漏，我的写法是论述体，顾民的写法是辩驳体，是用批驳的语言写的。这是针对“大跃进”时期大家脑子都比较热，把毛泽东拔得太高。比如，《湘江评论》的民族大联合的文章，有人说这说明当时毛主席就有了统一战线思想。可是如果从思想基础来看，无政府主义者原来的观点不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文章使人感到有“贬低”的嫌疑。结果，1964年全省政治理论课会议后，这篇文章被责令批判，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说自己还年轻，对毛主席早年的一些著作又不太掌握，不慎重，根据自己掌握的那点东西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有自己的缺点，这次虽然被批判了，但是没有给处分。从此，我暗下决心不再写这类文章。这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给翻了出来，造反派上纲上线，说是“反毛泽东思想机械论”。运动初期，我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群众组织接管学校后，我们这些被贴了大字报的教师集中起来，在校内被监督劳动。1967年，造反学生让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几个运动初期被打击的教师平反了，随同其他教师一起工作和活动。这时，长春的红卫兵已经分成两大派，东北师大红卫兵分为三个群众组织，校园秩序混乱。直到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后，才结束了混乱局面。1969年，工军宣队开展了“清队”，大办学习班，并决定举办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图片展览馆，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从学习班中被抽调出来，负责这一展览事宜。我将政治系当时展览的图片和大量未用的图片找出来，再去图书馆选了一些图片，完成了筹备工作。从1969年5月至12月中旬，我在展览馆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1969年底，根据学校革委会的决定，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地点在安图县长兴公社红星大队。1971年后，我返校分配回政治系继续从事教师工作，曾给学生讲授新中国成立至中共九大这一段的党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提出申请，要求重新甄别这些历史问题。学校党委重新调查，结果都平反了。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我的党史教学研究很顺利。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我重点研究的是从五四运动、党的成立至土地革命这一段断代史。从1978年开始，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已经中断多年的科研课题——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当吉林人民出版社向教研室约稿时，我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研究课题，并在两年内写出了初稿。这就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
我的职称评定也很顺利，指导了不少学生。1979年我任副教授，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85年，任教授。1990年，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东北地方史，主要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东北地区革命史、中共党史文献、中国现代史等课程。我撰写了《东北抗日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史》《现代东北史》《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略》《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等著作和论文。其中，部分著作在日本、韩国翻译出版。
东北历史的研究，以前是个禁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为副团长时，指导过东北抗联的斗争，因此就说东北党的路线有问题。王明回延安以后，中央清算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再就是批判了他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所以，只要他们插了脚的地方，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事件爆发后，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因为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这里主持工作，对东北这段历史的认识就不那么客观了。
1958年，全国开展“文化革命”，掀起编写地方党史的热潮。在政治理论课领域，大家对苏联过去出版的教科书都有意见，各省都在编书，编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地方党史。东北地区的任务是编写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这段历史。从1958年起，东北三省建立了各种研究机构，对东北抗日联军和地方党史进行编写，并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东北局设了办公室，专门编写这段地方党史。请我参加了吉林省委责成吉林省委党校牵头编写吉林地方党史的任务，吉林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就设在省委党校。当时编写的分工是我们负责编写从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的东北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因为档案制度严密，那时中央档案馆允许我们去复制材料。我们去了几个人，去挑材料，当场就打字复印，东北每个省都发几份。当时这个材料，各省的编写组都发了，后来又通知把资料都收回。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到黑龙江、辽宁查阅有关资料，只要我没看过的，都挑出来看，直到把全部资料都看完了[其实，还有很多没掌握的资料，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部）组织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编》，我再翻看时发现很多有关东北的资料。过去写的就得重新修改补充，不然不是一部科学的历史]。这项工作开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原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地下党的干部和将领受到批判斗争。而且，这一段历史比较复杂，涉及中苏、中朝的国际关系，涉及东北抗联内部的一些争论，以至于长期以来成为东北地方党史研究的禁区和空白。
1980年10月后，我受吉林省社科院地方史所的邀请，参加了编写《东北抗日联军史》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有关方面向中央党史研究室提出的建议，要求组织编写东北抗联历史的信史著作，最后由东北三省党史界承担了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三类：一是搜集资料，编辑《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二是编写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的军史；三是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书稿。我主要参加了编写东北抗联史书稿的工作，具体执笔东北人民革命军历史。我阅读了150多卷历史档案文献和其他大量史料、回忆录、访问录，并摘录了大量卡片。我参与起草了编写大纲，来往于哈尔滨、长春、沈阳之间，借阅各类文献资料进行积累。以后的岁月，包括我离休以后，主要精力是研究东北抗联史和一些有争议的东北历史问题。我想从日本侵略东北和东北的反侵略斗争的角度写一本书，是因为现在要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写下来，如果我们这些人头脑里面的知识、积累的一些资料都湮没了的话，将来再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就想把这个留下。
李鸿文先生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略》学术专著，是国内全面系统评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第一部专著。
比如，一个具体问题是三军军长赵尚志对中国代表团的几个文件有意见。我感觉，在这个历史问题的编写和研究有些“左”的东西没有完全消除，这是历史跟现实有密切关系。因为赵尚志被北满省委开除了党籍，一些抗联的干部也受到牵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人后来还担任重要职务。对待这段历史，就不是那么实事求是了。我们编写的东北抗联这一段历史，以前是东北三个省一起统稿，无论从这本书的体例上、逻辑上，还是从对每个事件的看法上，都有一些分歧。
关于“六三指示信”和“一二六指示信”，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历史上，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代表团以正副团长王明、康生个人名义发出的《给吉东负责通知的秘密信》和后来与此有关的《吉特信》《中代信》等几个文件，是充满分歧的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参考资料，就涉及满洲省委被撤销，最初要改为四个省委，实际成立了三个省委这个事情。有的认为这是王明要整满洲省委后来换的马良、杨光华两个省委书记。两人都是在满洲省委非常危急的时候，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在调来前，他们执行博古的“左”倾路线，结果还来主持这个工作。后来马良和杨光华到莫斯科去汇报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让他们对过去写的一些文件提出意见，他们还是老观点不变，坚持“六三指示信”，也就是王、康指示信的观点。“六三指示信”的原件复印件我看到过，没有日期。所以，过去说的“六三”也不准确。但是，过去有人提过，就叫“六三”。现在不愿意提王明、康生，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有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文件是1934年起草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八一宣言》拿到瓦窑堡在党中央讨论的时候，决议里也提到要成立中国的抗日联军。后来，在各地都打出了这个旗号，在华北有华北抗日联军，西北有西北抗日联军。在山东个别地方，也出现抗日联军的旗号。后来共产党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蒋不同意，还是叫国民革命军，不能叫抗日联军。如果叫抗日联军，那好像就是国共军队大家平等联合了。
马良和杨光华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就往上提意见。但是中国代表团也不单是王明和康生两个人，比如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当时也在中国代表团。在《八一宣言》的事情上，他出过头。他们不同意改名字的问题，不同意由原来叫中国人民革命军变成东北抗日联军。实际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满洲省委自己确定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一二六指示信”。在“一二六指示信”之后，满洲省委自己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上写要联合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或总司令部。这是满洲省委自己起的名字。后来，各地都是按照这个名字命名的。具体的军名就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还有东北抗联的统战政策和“左”倾中央的关系。有关东北抗联主要是一些方针政策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很复杂。王明、博古时期发生“左”的错误。最初叫北方会议，提出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中国革命都是平衡的，都要搞红军，都要搞土地革命，都要搞苏维埃。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也要继续搞，认为抗日民族战争和土地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在1932年。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国内的“左”风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的一些口号。在这个会后，给东北又写了一封指示信，叫“第二封指示信”，这是在1934年2月22日。本来“一二六指示信”也不是很彻底，但是起码提出上层统一战线。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查遍了国内的党史本子，对“一二六指示信”都不提，涉及统一战线的事，更是没有。但是我认为，“一二六指示信”是有功绩的，基本思想就是搞下层统一战线不行，要搞上层统一战线。但是，1934年2月22日的“第二封指示信”实际上是把“一二六指示信”给否了，再也不提上层统一战线了，就是以下层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提法。因为这一时期“左”倾中央要搞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了，没有什么中间派了。从东北实际来看，当时党独立地坚持了抗日战争这个口号，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自己也建立游击队，又变成了人民革命军，最后变成了抗日联军。我们是有军队的，后来别的抗日武装，如山林队都来靠拢。这是事实。
按照这个条件，在义勇军队伍里，公开地建立党支部，公开地选举他们的头头，建立反日会、士兵委员会，什么都搞民主，什么都经过选举根本行不通。因此，必须首先联合了上层，然后才能做下层的工作。本来1934年、1935年我们的力量比小游击队时期发展壮大了，已经发展到了一万人到两万人的样子，接到“第二封指示信”以后，各地士兵统战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杨靖宇都没有顶住。后来以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进行号召，动员其他表示要联合的抗日武装。有一些抗日武装散了。一些地方，在鸡东，还有东满，特别是延边那一带，二军和五军在统战工作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关于共产国际关于东北问题给中央的电报。在“六三指示信”之后，还有几个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的其他文件，就是做了几个补充的指示信。本来是给三军的，给北满的，因为他们在执行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点“左”。比如王明、康生1934年9月16日给中央来了一封电报，是利用共产国际东方部接收到的，很明确就说发现了过去和中国代表团的两个指示有不同的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现在正在重新写指示信，希望你们（即“左”倾中央）就不要再插手了。就是东北的工作，他们（中共代表团）直接接过去。因为当时中央要长征了，在路上也指挥不了。
关于东北抗联与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的关系。前面说的是东北抗联和“左”倾中央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来，这个应该写在东北抗联史里头。中央在寻找抗日联军和在东北建立情报工作、建党的这些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是在研究一些文件后，认为要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来。要不然作为读者来讲，对这个问题肯定有错觉。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地下党和遵义会议之后已经到了陕北的党中央联系不上，到底什么原因。要补充这一部分，不然东北抗联史就显得不足。
我总的体会是研究中共党史，不管研究哪个方面的历史，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一定要充分占有材料。对学术界的争论，不要有太多的歧视。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现在党史界还是众说不一的。有关王明的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所起的作用不能抹杀、不能歪曲。这样才能说得通。比如《八一宣言》是他执笔，最后交给斯大林看，8月1日斯大林批的，后来发表的时候——在巴黎出版的时候都已经10月了。他起过什么作用，就是什么作用。这样的话，才是实事求是。我对王明就采取这个态度。他在东北有问题，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要求国共合作，就认为东北有没有抗联和游击队都无所谓了。他们有这个主张，所以很早中共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联络站就撤销了。联络站的负责人很热情，继续负责这个事情，但是王明不给他明确答复。后来这个人就回到中共代表团去了。一直到1939年还是1940年，还在中共代表团。像王稼祥到莫斯科后接替王明工作，后来是任弼时。了解东北抗联事情的主要当事人都是在苏联的这些人。等这些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和利用出来后，东北抗联史必将更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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