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口述历史】历史·理论·现实：我的党史教学研究之路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简介

田克勤，1945年生，著名党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兼任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省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重点及一般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有20余项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奖励。曾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现正主持2018年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

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项目来源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成果。2015年1月9日，耿化敏、刘洪森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完成田克勤教授学科口述历史影像的录制。本文经采访者整理后，于2019年12月13日由田克勤教授审定，现予以刊发。

一、党史研究的经历与道路

我1945年12月26日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1970年上大学时，我就对中共党史有比较深刻的印象。1972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政治辅导员、年级主任、教研室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至今已有40多年。

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在国内有比较强的实力和影响。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动乱，1970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与国内其他院校主要从工人、农民、专业兵中选拔有所不同，这个试办班的学员还有200名中小学教师。1966年7月我从九台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入学前已经工作4年。到东北师大在职学习后，我们首先学习的课程就是中共党史。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郑德荣、黄景芳、孙友葵、刘景富等老师。

入学不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陈伯达事件出来后，全党学哲学、学党史。开学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到永吉县双河镇公社大河川大队农村开门办学，郑德荣教授给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当时还不是讲党的全部历史，主要讲路线斗争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对当地的历史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今天来看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政治系招收了3个班，总计100名学生。为了编写大河川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每班抽出3名学生，共9人，我是其中之一。编书需要一个统稿人，老师谁也不做，同学就推荐了我。书稿是供学生使用的，有10余万字。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了。这是我最早接触党史。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我对党史的了解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我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是1966年12月中旬至1967年1月中旬，我曾组织当时尚未毕业分配的九台师范12名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进行徒步串联，去吉林省通化地区。当时是从九台出发，途经永吉、磐石、桦甸、辉南、靖宇、抚松、浑江到通化，走了1000多里地。我们走了几个县，做什么呢？就是沿途采访抗联老战士。这些人中有抗联少年营的营长。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们早已去世。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1980年我到北京进修时，家里人不知道这个挺厚的采访记录是什么东西，弄丢了。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对党史的片断接触和了解。

在大学学习期间，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党史。我从小就喜欢文史哲，喜欢看一些描述历史人物故事和传记的书。从1970年8月中旬上大学到1972年10月底大学毕业，这期间比较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当时正是“文革”中批“左”的时候，先批陈伯达，后批林彪，这个阶段业务学习比较注重理论方面。大学毕业时能留校工作，可以说是学校看中了我原有的文化基础。留在政治系后，郑德荣老师坚持让我从事党史教学，他在系里的影响力是其他教研室老师无法企及的，就这样我留在了党史教研室。我的工作其实还有其他几种选择：一是我家乡九台县革委会的政治部教育组，叫我回去到教育局或宣传部工作，因为我当时工资关系还在原地；一个是吉林日报社及长春日报社因为发稿子对我多少了解一点，也想要我。最后，还是留在了学校。

我留在党史教研室后，一开始没有从事教学，而是跟着几个老师编一套党史资料。其中有十几本，我负责两本，给当时一些来进修的党史教师使用。1973级学生入学后，系里安排我担任了政治辅导员，兼任一点教学任务，主要是为1973级学生讲点党史课。那时的党史课没有教材，可参考的资料也不多，老师们实际上都在讲专题。我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然后是1950年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后来又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那时教师还比较少，又要经常出去开门办学，加上老教师心有疑虑，一般来说不怎么愿意多讲。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教师顶上来，分担一些教学任务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规避一点风险，省得一个老师讲太多，学生提意见。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思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始从事党史教学的时候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是很多老师原来的业务基础还是比较好的。郑德荣教授“文革”之前就参加过东北局组织的东北三省中共党史讲义的编写。虽然没有出版，但是那本教材我是见过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胡华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1962年修订），不过总体上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不是太多。

1977年学生毕业后不久，学校让我去当1976级年级主任（当时实行年级制，教师按年级划分），我不太愿意做，后来我说我还是回教研室教课吧。这样，1977年暑期后，我又回到了教研室，先后为1976级（“文革”中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7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讲授中共党史。当时学生少，班级也少。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我们都是每个人分几个时期来讲。

我给1976级从党的成立讲到抗战，给1977级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但那时候的课时要比现在多得多，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我讲了八九周，每周是6学时，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门课的工作量。两个时期讲下来，十几周课应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党史课是上两个学期，党史课160课时，马克思主义哲学160课时，政治经济学160课时。这是因为东北师大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政治系的课和公共政治课还不一样，这个阶段讲课应该说比较难，因为1977级都是考上来的，不是推荐上的大学，无论是学校的期待还是学生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文革”当中毕业的学生能在讲台上讲课的，可以这样说一个学校也找不出几个。东北师大当时我们这个专业也就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是老师认可的，跟别人不一样。即使这样，我记得讲课时，学生会利用课间休息提一些问题，有的比较友好，有的也不是太友好。比如，当时有个学生给我提问题说：“老师，你说井冈山卫生队里党代表是谁？”那时的压力还不只来自学生，还有长春市的甚至是省内外的许多高校的党史课教师。他们要开这门课，来东北师大取经。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面拼命地记。有时候，我的讲桌旁边甚至教室的门口都站满了人。那时大家都是真学，学习劲头是今天的大多数学生比不了的。

1978年，我们这个专业招收了第一个研究生班，当时不叫硕士研究生，因为学校还没获得研究生学位点的授权。东北师大培养研究生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大概是在高年级学生当中挑出一部分人，用一年时间专门进行党史课的学习，也包括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多留在学校担任教师。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班，中国人民大学更好，名气也更大，我们东北师大有些老师就是在人民大学读的，比如李鸿文老师。在全国来说，东北师大招收党史研究生班算是比较早的。这同1952-1958年成仿吾在东北师大当了六年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有关，他非常重视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当时东北师大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是直属学校党委的四大教研室，有很多知名教授。我应该在1978年考这个研究生班，但是没有考，主要是在中师阶段没学外语，我寻思考研究生怎么能外语不合格呢，遂放弃报考。这可能是我终生的遗憾。不过也没有办法，在我之前的许多老师也都没有学位，所以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听课，我们自己老师的课和我们外请老师的课我都听。

中共党史专业比较重视资料建设和实地考察。1979年，我作为带队教师之一带着这个研究生班的学生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遵义，再到广州、湖南、江西、浙江，最后一直到上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访学。一边考察革命圣地，一边搜集资料。

从1980年至1981年，我用了一年时间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进修，导师是向青教授。当时是郑德荣教授推荐的，因为他们在一起编写过教学大纲，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我到北大的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个中共党史教师进修班，那个班办得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参加的人比较多，有一二百人。正式学员只有几十个，大多是像我这样旁听的人。上午一般是讲座，有时候讲座会延到下午。讲课的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包括胡华、彭明这些知名教授。因为我在北大是正式进修，不能同时在两个学校进修，所以我只好在人民大学旁听，全程听了几十个讲座。

1981年回校后，我从下半年开始为政治系的政治教育专业1979级160余名学生比较系统地讲授党史。每次课都是半天，中间休息一次。这个课程一直持续讲授到1985年。在这期间，我还给马列部上过公共政治课，因为他们自己的教师不够。数学系的1977级、1979级，体育系、化学系的本科生，我都给他们上过党史课。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后期，我还先后为政治系本科函授生、干部专修科等学生讲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等课程。

1982年，我晋升为讲师，独立上课就没问题了。在这之前，我上课要先给教研室的老先生们讲。有一次讲了不到20分钟，宋春教授就说：“行了，别讲了，去上课吧，没问题了。”1988年，我晋升副教授后，又给学校办的东北地区中共党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和中国革命史专业的助教进修班上课，还有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不过这些班都是没有学位的。我给助教班和研究生班讲的是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的建立等。

1990年，我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1993年，我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招收几届之后，就晋升博士生导师了。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好像全国党史专业1993年仅评上了两位，一位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的老师，另一位就是我。这样，我从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申报时，我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带头人进入这个梯队的。从2008年开始，我在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同时招生，那时学校是允许的。我从1996年停招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又带了几届，后来又停招了。我在党史专业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37人，全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在党史专业还招了高师硕士20人，他们是单独考试有学位的。在党史专业招收的博士有40多人，已经毕业的有39人。其余的还有十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研究生。1990年至今20多年来，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共有57人，博士研究生有52人，已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43人。2014年还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兼职招收博士研究生1人。

二、党史研究的领域与心得

关于党史研究的领域，我经历了从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研究到一个时期的研究，再到整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过程。我研究的重点起初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两个阶段，参加了郑德荣教授主持的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项目《土地革命战争史》书稿的写作（出版时书名改为《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随后，宋春教授研究国民党史，又请我做了这个阶段国民党史的研究工作。郑德荣教授和王维礼教授主编了一本《中国革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的书，我是三个副主编之一，承担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任务。1989年，郑德荣教授主持中国电视师范学院卫星广播《中共党史教程》授课，我是主讲教师之一，讲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历史，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

我早期对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感兴趣。1980年我在北大进修时，选择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研究的重点。后来发表的《试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就是我在北京读书时完成的自己比较满意的成果。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能查到的资料看了个遍。全文大概有15000字，向青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论文后来发表在《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这使当时还是助教的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中间砍掉了一段，那段包括对西安事变原因的一些深层次分析，最后发出来的文章是8500字，现在看起来也不算少。当时给了68.5元的稿费，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随后，围绕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92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共关系论纲》。这本书被称作一部“成功地解决了国共关系研究中的史论结合的问题”“独具特色地研究国共关系的论著”（《党史信息报》1993年5月16日，第3版）。该书出版后，学界关于此论题的活动一般都会邀请我，包括有一年还去了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上我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共两党和中国政治。2003年，我出版了《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后来我又把这个领域拓展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变革。当然，这也和我2000年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关。

在国共关系研究领域，我侧重于国共关系的整体性、理论性的研究，进行历史与逻辑、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国共关系不是普通的政党关系，用一般的政党关系理论很难充分地说明。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是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入手，进而提出国共关系演变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基本原因，两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则是其内在决定因素，192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则是其重要因素。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我认为它既不是一般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同于国共两党与中国其他党派的关系，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一对特殊党派关系。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两党关系的合作与对峙的基本形态演变的反复性；二是两党关系始终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的延续性；三是两党关系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共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对于发展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验启示。

田克勤：《国共两党与中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几乎是和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同时进行的。因为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郑德荣教授主抓，我是研究室的成员，还担任过副主任职务。当时全国高校开始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在这门课程之中，当时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初，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配合郑德荣老师的工作，与他合作写了一些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但不是太多。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郑德荣教授承担了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主编《毛泽东思想论纲》的任务。这套书有上、中、下三卷，130多万字。郑德荣教授是主编，黄景芳教授和我为副主编。

1990年代中期，吉林省统编“两课”教材，由“85方案”改为“98方案”。“85方案”开设的是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融合在中国革命史之中。到“98方案”时，毛泽东思想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课。吉林省教委请我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先是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最早主编的一本统编教材。

1998年后，我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这个项目后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面向21世纪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同时，他们又请我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高教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到现在应该说是用得比较不错，印了几十万册。《邓小平理论概论》后来改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2008年又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随后又出了修订的第3版。为了配合教学，我开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领域。

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与一些研究者侧重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研究有所不同，我比较注重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整体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比如，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我提出它的基本框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近代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对于贯穿中国革命理论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炼等四个部分组成。对于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体系，我认为它是由一般方法（指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特殊方法（指主要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体方法（指实施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手段、措施等）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相互联系、由浅入深、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具有实践性、客观性、辩证性、丰富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等鲜明特征。

田克勤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集中从整体上入手，重点研究这一理论的全貌，主张从思想体系上进行整合研究。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理论的精髓，揭示历史的本质。我提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理论的基础。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构成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的实质和哲学基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前提；邓小平关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则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第二层次是理论主体，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三步走”战略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第三层次是各方面具体的政策方针。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同时，我还提出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重大发展，要正确理解两个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关系，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前景联系在一起，在我所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方面的说明。

1997年，我出版《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这是国内学界比较早的系统论述邓小平理论的一部著作。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还不是很多。出这本书和我工作的变动有关系。因为1994年东北师大决定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并决定由我出任中心主任，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把重点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并陆续出了一些成果。我也承担了国家教委、教育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几个项目，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这样，我对原来的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的研究逐渐减少了。但我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党史研究，还时常鼓励学生做一些党史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后，我因为前期的积累，也就水到渠成地转到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是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我最近统计了一下，围绕党史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我每个方面发表的文章都有几十篇，但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最多。现在，我还有一个在研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研究后期，在国家级和学科重点刊物已发表20多篇论文，最终成果的著作也在进行当中。

正是转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又没丢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遴选时，我代表吉林省申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全国申报的有近20个，是几门课程申报中最多的一门，但是人选的只有三家，一家是北京，一家是河北，一家是吉林。吉林是我牵头，河北是由我的博士生肖贵清牵头。另外，我的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是精品课，我也是因为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但是我的党史研究始终没有放弃，我指导的两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和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论文，而是中共党史且都是中国政治方向的选题。

 田克勤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这些年来，我在党史教学研究中有很多体会，在治学方法上可以讲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应该高度重视经典著作文献的研究。在我学习党史的时候，老先生们都特别重视经典著作文献的研究，重视基本资料的搜集。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况，因为当时党史资料是不开放的。我参加工作之初，给我的材料就是中宣部的“三口袋”（这是1951年11月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成立后陆续编辑的党史文件汇编），这不是公开的。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的黄皮的党史资料也不是公开出版的，有那么几本。然后，19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共党史资料选编》，有三本。再以后就是中央党校出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现在党史资料文献就太多了。党的领导人的著作那个时候也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我们过去在从事教学科研中比较重视经典著作，也恰恰是因为重视经典著作，后来陆续走上了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道路。也就是以研究党史作为背景来研究党的理论，使我转到研究理论这个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之后，好多原来的党史教师也转到这个方面去了。所以，重视经典的问题非常重要，我培养学生特别强调必须精读毛泽东、邓小平的经典著作，把握其基本观点。后来这些学生到高校参加工作后，有些学校反映说田老师的学生对经典比较熟悉，我觉着这是对我们这些做法的一个肯定，当然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重视经典能够把经典产生的背景搞清楚，不会偏离对经典内容、基本观点和实然的把握。你了解这个经典后，再去了解这段历史，那么你对这段历史的本质、主流、主题、主线的把握就能够比较准确。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偏离方向。因此，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经典著作文献，反复学习领会、咀嚼消化，力求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学者成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从事研究的原初动力。

第二点是联系现实。党史研究者需要关心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但它和一般的历史又不同，它研究的是执政党的历史，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执政党，能够从那么少的人、那么弱小的力量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之后又由于政策路线的错误遭受挫折再度缩小，然后又纠正错误、克服挫折，不断胜利、不断前进。不了解这个过程，你能知道今天执政有多么不容易吗？所以，联系现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的所作所为、所有决策、所有路线方针政策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影响到人民的福祉。共产党执政之前，我们可以把国民党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作为一个参照物。共产党执政之后，就只能靠依靠群众、依靠自我批评更好地执政为民，这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中共党史研究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只有了解了现实，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是党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点是拓宽研究领域。党史研究者需要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关注学术发展动态和实践中的理论需求，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学科发展趋势和现实社会需求出发，党史研究的“专”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仅限于“专”。我从党史到国共两党关系史中，都比较侧重理论问题研究，到后来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更是注意不断地拓宽研究领域。我认为，初学者应以具体问题切入，注重“点”，而在研究一些问题后，就要考虑“面”的问题。我从事党史教学研究40多年，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不能研究所有的党史问题，但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党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老师不可能把什么问题都研究到，高校的党史研究与党史研究部门不能比，也比不了。所以，高校党史研究应紧密结合教学，不和教学结合，可能研究也不会深入。

三、党史学科的总结与反思

从党史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1980年代可以称为党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80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促使大家去学习认识党的历史。尤其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全国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政治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学科建设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大在内，1981年全国最早的一批硕士点设立了，接着1980年代中期全国设立了4个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一批，第二批是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全国性的会议很多，地区性的会议，如江西、延安等根据地，上海、武汉、广州等这些在党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地方的党史学术活动都是很活跃的。

1990年代，因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加之当时高校政治课开设中国革命史，革命史的教学基本上是由党史教师承担，这一时期党史队伍还是比较壮大的，人多力量大。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98方案”后，政治课的理论色彩越来越强，而历史的分量则越来越弱。“98方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基础这四门课，再加上思想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共六门课。为了适应课程调整，党史和革命史教研室出现分化，有的人去教毛概，有的人去教邓论，到“05方案”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整合到一起，某种程度上又一次削弱了党史的分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只有2学分，教师明显减少。后来为了支撑这门课，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了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我曾建议将中共党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支撑，同时使其支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两门课程。

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我个人感觉就是党史学科在高校被明显弱化，党史教育被弱化。现在除了少数党史专业本科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开党史专业课外，大多数学校是不开党史课的。党校系统本应该开党史课，现在也不系统开了。党校一般开设专题课，这个专题课有的内容就离党史比较远了，有的能贴上，但严格地说它又不是党史课。剩下的军事院校，有的可能还在开，有的就不开了。党史这种被削弱的情况，我认为它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现象，原因也不止一个，也不完全就是学科调整的问题。可能也和大的形势有关。

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构。文章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1979年时开设的四门课中是有党史课的，党史课的统编教学大纲统稿人是郑德荣和向青两位老师。到“85方案”，党史改为革命史，但是“98方案”后历史就没了，到“05方案”尽管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党史在高校的弱化与课程体系是有直接关系的。它还影响到学科的归属，比如说党史学科原来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两个二级学科，“辈分”是一样高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党史仍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为党史的一部分）划分到马克思主义学科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和党史多少有点联系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也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原来党史内容中有两大方面，一是历史的部分，一个是理论的部分。现在前者还在党史学科，后者则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党史学科自己又留在了政治学学科。当然，政治学学科也是不能离开党史的。为什么呢？党史学科是整个政治学学科当中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作用的一个学科，因为现在政治学理论基本西方化，至于说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国际关系史，这个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太大。这样，原来很大的党史学科被弱化到了一个二级学科可能都不够完整的程度。因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从党史中拿出来，那它就只剩下历史研究了。而且历史研究也不纯粹，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内容也拿出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没有明确设立为学科，但是国史的活动现在不亚于党史的活动。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党史工作，但是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和高校的关系似乎有待进一步加强。至于地方党史研究室，1990年代以前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经常和党史学会联合举办学术活动。现在，党史研究室基本是为地方党委服务，与高校的教学科研院系的联系也在弱化。可以说，党史在课程上没有支撑，在机构上联系减弱，在队伍人员上明显减少。东北师大党史队伍最大的时候多少人呢？我初算了一下，到1990年代初也就是“98方案”实施前，政治系有十几个人，马列部有十几个人，还不算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现在，高校教师对参与全国的党史部门、党史学会举办活动的热情也不高了，参与地方党史研究的热情就更不高了。前些年，吉林省出了一本研究抗联精神的书《东北抗联民族魂》，省委主管领导打电话让我去。会后，央视、吉林卫视、长春卫视等媒体都采访我，就好像我是研究抗联的。我跟他们说我不是研究抗联的，但不研究不证明不了解，至少宏观上我是了解一些的。就是现在关心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其实有好多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热情远不如1980-1990年代了。个中原因，我觉得还需要深入研究。

如何深化高校党史教学研究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中共党史教育”会议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加强和改进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几点思考》，发表在上海《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4期，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的必要性。大的方面来说它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因为无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而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也需要通过历史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自己的本来，追根溯源，以了解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此外，从深化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来说，也需要研究党史。当然我也谈到了加强和改进党史教学的可能性问题。虽然现在没有原先那么集中，没有原来那么大规模，但不管怎样毕竟还有一支队伍。高校中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老师，有相当一部分出身党史学科。据统计，全国普通高校党史博士授权点已经开点的是13个，具有硕士授权点的有50多个，这些数字包括党校。硕士授权点党校比较多，但是党校的博士授权点除中央党校外，地方党校没有一个开的。如果加上可以自行设立，上面设立党史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以及党校、军校、社科院系设立的学位授权点可能更多一些。这些学位点每年都会培养一批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才。应该说，这对党史学科的人才培养来说是有利的。

第二，一批质量较高的通史类党史著作，特别是文献资料的出版，加上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党史研究的有利条件。由于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出版以及领导人著作、年谱、传记的出版，现在研究党史要比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条件更好。从国家层面来说，我注意到，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指南中立了150项。这150项什么概念呢？已经超过了148项的马列科社。我看这个力度很大，按照每个项目20万元算，150个项目是3000万元。2000年时，国家社科基金总共只有两三千万元，每个资助5万元。2000年到现在还不到15年，仅党史党建一个学科就3000万元。据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可能不是几千万元，而是几个亿的投入。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领域很宽，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历史和党与国家、社会，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民族、统战、宗教、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从党史学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党史研究，是很有利的条件。

第三，积累了进行党史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严格意义上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党史研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那个时候基本是解读领导人的著作，解读毛泽东思想，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不应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式。今后，怎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史学科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我认为要从顶层设计开始。这个顶层设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把党史学科放在哪？到底怎么办，怎么处理？张静如先生前些年也是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也呼应过他，就是说能不能把党史学科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你看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一级学科了，中共党史为什么不能成一级学科？我觉得把中共党史作为一级学科至少还是存在可操作性的。从研究方向来说，党的历史研究、党的建设研究、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国史研究、军队建设研究等，其实有很多方面作为二级学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个顶层设计没做到，然后把党史学科的重要部分划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了。实际上，原来的党史学科被切割了。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明确党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当中的地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缺少党史。必须开设党史课，名称可以不叫党史，但实际上是党史课。我当时提的就是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即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变革为线索来讲授党史。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怎样加大党的历史进程、党的历史经验、党的历史传统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教育部社科中心设置了8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即嘉兴、井冈山、瑞金、遵义、湘潭大学、延安、西柏坡等，这也是有益的尝试。但是，它跟党史教学与研究可能还不一样。过去在高校开党史课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不愿意学的问题。因为中学的历史课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的，到大学还继续讲历史可能会有简单重复的问题。党史教育怎样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中明确它的地位，这要从课程体系解决问题。退一步讲，如果党史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可以考虑能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我认为中共党史可以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合并，不叫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就叫中共党史学科。但是党史当中括号里面的（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可以继续留在政治学科里。其实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一定都是政治课，“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是政治课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政治课吗？其实可以进行历史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也可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现在不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了嘛。所以，关键问题是主管部门应该多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把学科设置和学科调整做到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我觉得应从学科角度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比如过去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后来合并成了一个。中共党史学科在这方面也有文章可做。

《田克勤文集》

从党史学科内部来说，加强党史学科建设，需要继承历史，发扬传统，与时俱进，拓展研究领域。东北师大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起步是比较早的，1950年代中期已经设立直属学校的专门教学机构，也有一支比较大的队伍。改革开放后，1980年获硕士学位授权，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权。当时在马列部和政治系各有10多位教师，全校可能接近30人。到1990年代初，党史专业的教授已经有10多位了。1992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学校已有郑德荣、李鸿文、朱阳、宋春、黄景芳、石亚珍、孙友葵、严树恒、段永林、于文藻、刘景富等10多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教授。我在这些人当中算最年轻的，就全国范围而言我也算是年轻的。我是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当时46岁。1991年，我们党史学科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组织的社会研究机构评估中获得了总分和四个分项的第一，当时人不多，但许多老师都有自己的专著。当时研究方向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研究，郑德荣教授负责；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宋春教授负责：东北抗联和东北地方革命史，李鸿文教授负责。我是在第一个方向中。我们培养的人是不少的。硕士生我没统计，博士生有200多人，现在有不少活跃在党史教学研究领域。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就有一些我们培养的学生，如武国友是我的博士生，李蓉是郑德荣老师的博士生，姚金果是李鸿文老师的博士生，硕士还有一些人。

现在，从我们学校来看，党史这支队伍人数明显减少。东北师大政法学院下设思想政治系，系下面是学科。党史有7个人，7人中6个教授（其中1人为编审）、1个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有10个人，一些也是党史专业的毕业生。政法学院的党史这块有两个硕士点，一个是中共党史，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原来我在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中共党史，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2013年3月调到马克思主义学部后，这块博士点就只剩下中共党史了。目前，7个人支撑这些学位点显然是不够的，最近学校可能准备再引进一些人才。东北师大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部，下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社会学院、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原来的公共教学部，主要是由教公共课的老师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院一些老师是从政法学院过来的。他们有本科生，就是非师范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概每年招50人。因为免费师范生政策出台后，相关学科研究生的生源受到影响，所以学院就办了这个专业。社会学院和哲学学院也都有各自的本科生。此外，马克思主义学部下面还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思想理论教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党建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部80多人，还在不断引进人才，估计要发展到100多人。

从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课题的申请来看，东北师大每年拿的数量都是很靠前的，但好多并不是党史学科的人拿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党史学科的边界已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研究，你想想多大，外交、国际关系、宗教、统战、民族，包括法治、国家治理都可以和共产党联系起来。过去我们研究优势是在宏观上，宏观就是研究理论。现在理论部分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了，只剩下微观的地方史和党的建设研究。党史研究者只有调整研究方向，扩大研究领域，才会容易拿到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在党史学科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在我们国家特别是高校中共党史专业的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培养提高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学科的老一辈老师胡华、彭明、林茂生、刘炼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东北师大党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生毕业论文的评语一度都是请人民大学的老师写。我记得很清楚，彭明教授给我的学生李彩华的博士论文写的评语是“我是通过这篇论文了解了中国三线建设”。那一代的老先生们无私奉献，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性，一心想着做事。无论是学问还是为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请何沁教授、王顺生教授到东北师大讲学，我与吴美华、杨凤城、齐鹏飞等相对年轻一些的老师也都有接触和交往。近几年，我和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有联系，现在出了研究生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两本书。现在看，北师大、中央党校、湖南师大、湘潭大学等校的党史学科的发展也都面临一些问题，无论是教师队伍，还是研究成果产出都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人大党史系应继续发挥党史研究与教学的全国领头羊作用。尽管我不在党史学科了，但是我一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党史学科的活动。

选择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的时候要用一生去做。我现在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党史，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党史为依托，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都应该重视党史学科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从历史经验、历史文献、学科队伍等方面为其提供很好的支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曾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说，不能把学科支撑的问题搞得太狭隘，就是说哪门课就由哪个学科支撑是不科学的。我认为，每个学科至少要支撑几门课。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你说哲学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撑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能离开党史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中国，离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离开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离开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能行吗？不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怎么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把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能离开党在经济上的决策吗？离不开！今天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法治发展道路能离开党史吗？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发展民主的，怎么发展法治的，党史学科都可以去研究并发挥作用。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有些人看来，每门课对应一个学科，这样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我认为，这是一个表面的看法，没有看到实质，其实学科不一定那么多，课程可以多开一些。东北师大过去开过的党史类课程就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史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统一战线史研究”“抗联史研究”等。一个学科可以开设几个甚至更多的课程。说到断代史，“五四运动史”可不可以开？彭明先生就是讲授五四运动史的，1980年代初还领着教师进修班的学员走五四游行路线。从建设成本上来说，一个学科支撑一门课程的建设成本太高了。因此，怎样把学科设置得更合理，怎样使学科结构更科学，怎样发挥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怎样划清学科的研究边界，怎样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我相信，党史学科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

（本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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