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传承人口述史访谈和书写方法 |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预热（六）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郭平，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团队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传承人口述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和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4项。作为主要作者合著出版《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出版各种传承人口述史作品近10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次参加中国、澳大利亚、韩国院校主办的口述史相关国际论坛。多年来立足田野，广泛开展个体、群体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对访谈策略、文本书写方法等持续开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传承人口述史访谈和书写方法
传承人口述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普遍运用的基本方法。经过近二十年的田野实践，目前已经建构起基本理论模型，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一个富有生长力的研究方向，其内涵扩展为兼具方法与文本的二重性概念。本讲座从田野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传承人口述史的选题设计、访谈方法、访谈策略，以及书写的基本规范、文本样态和学术伦理等问题，并辅以个体传承人、群体传承人调查的丰富田野案例，呈现传承人口述史独特的学术规律和价值取向。在以实践为导向的非遗学学科体系中，传承人口述史具有显著的交叉学科特征，吸纳了历史学、文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大大丰富了口述史的研究视域。
成果节选
从口述实录文学到非遗传承人口述史
——冯骥才口述史方法的共性与嬗变
郭平
本文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通过介绍冯骥才在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领域的口述史代表作，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口述史这一学术方法的共性与发展、变化。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广泛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背景，文章认为，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平等、真诚的心灵交流方式。所以，对于口述的源头，即人类记忆的关照应该成为人文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实录；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真正与国际接轨，译介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医学等领域广泛运用口述访谈方法收集资料，诞生了几部重要的代表作，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便是其中之一。20年后，这位关切民族文化命运的作家，在他所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带领学术团队为散布于四野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书写口述史，留存民间文化遗产档案。从记录“文革”中许多普通人的痛史到采录乡土文化后人的传承史，冯骥才作为关切中国文化命运何去何从的先行者，以梳理、记录记忆的方式触摸历史。他本人也直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人本要求就是对记忆的珍重，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记忆的重视……实际上，一切遗产的意义都是记忆，或者说都是为了记忆。”［1］
一、平民视角
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带来了灵感和启发。一百位到美国寻梦的普通移民，他们为理想奋斗载沉载浮的生命历程，来自小人物的真切生活感受以及平实的语言表述，足以感动众多读者。作品所采用的口述实录方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痛感于在“文革”仅仅结束十年便遗忘历史、寡于反思的中国社会，冯骥才着手通过访谈和记录普通人的“文革”经历，履行决不放弃的使命：“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 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2］关于“文革”题材，冯骥才此前著述颇丰，《铺花的歧路》、《啊!》、《感谢生活》、《雕花烟斗》等，皆有为人称道之处。1986 年，他在《今晚报》刊登了一条启事，主要内容是在“文革”结束10 年之后，通过采访普通百姓，记录他们的心灵历程。这条启事引起了巨大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革”经历者争相向这位作家倾吐心中的块垒。不久，一批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为总题目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收获》、《当代》、《十月》、《报告文学》等刊物上。1991 年，冯骥才将已经发表的、占写作计划总数四分之一的25 篇小说收集成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百个人的十年》运用与传统文学创作方式迥然不同的口述实录，将视角凝聚在一批普通人身上，平民意识是这本小说集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小说集的卷首语里面作者谈到：“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2］P5这些于1986年起陆续发表的作品，和同时期面世的《北京人》、《中国知青史》、《绝对隐私》等，在当时的中国文化领域激起波澜。他们不约而同，将描述对象锁定在平民身上，平民历史的理念贯注其间。由此形成了口述实录文学的一个建构原则: 即摒弃宏大叙事，关注平民的平凡生活，关注特定时代里普通人的心灵。冯骥才不仅将笔墨停驻在小百姓身上，而且将“文革”经历者放到主体地位，自己则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忠实地表达他们的生活和情感。20世纪80代的中国已经步入改革开放，曾经的劫难应该如何对待? “这个大悲剧是不是可能在今后还发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3］清理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认识灾难的根由，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最好办法。“对于‘文革’，我更有一种将‘文革’记录下来、载入史册的渴望……但后来我发现任何小说都难以概括那个曾经席卷中国、复杂纠结、光怪陆离的‘文革’时代。在大灾难面前，任何虚构都是多余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其实文学的本质就是真实。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记录历史’的最佳方式。”［2］P395这一记录历史的最佳方式在文学领域留下了一批代表作，十余年后，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更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方法。
20世纪末，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和濒临消亡的民间文化，冯骥才以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和学术前瞻的眼光，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民间文化整理家底，建档立案。在这项庞大的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存的工作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传承人成为文化工作者关注的对象。冯骥才当年提出的“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这一观点，与作为生活文化的民间文化的本质认识恰恰是一致的。民间文化是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民间所对应的是官方。民间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传承人，文化记忆和技艺凝结在他们身上。同时，他们还是地域文化的代表，也是各个民间文化门类的集大成者。那些无形的记忆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传承人依靠口口相传、口传身授等方式来承继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和钥匙都在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艺人、歌师、舞者、工匠、绣娘、祭师等小百姓身上。因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抢救、保护他们以及他们的记忆，是遗产保护工作首要的任务。一以贯之的平民意识，使冯骥才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充分认识到传承人的地位和价值，并带领他的学术团队为在世的传承人系统地采录口述史。
在冯骥才开展的多个文化门类的传承人口述史中，《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这套丛书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年画记录了完整的口头史料，全国现存19个年画产地31位艺人及相关知情人的生活史、年画艺术史被全面调查、整理、出版。年画传承人绝大部分世代生活在乡村，靠种地为生，年画是增加收入的副业。他们名不见经传，甚至于许多人并不识字。手中所作色彩斑斓的年画，祖辈相传，集体制作，所表达的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共同心理：祈福迎祥，祛邪禳灾。这些自发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乡土艺人，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过文献记录。他们穷其一生传下手艺和作品，却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他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化创造集体中的一分子，是最普通的小百姓，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而有着平民历史之称的口述史，用来记录传承人无形的记忆与技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遗产的原真性。并且，文化学者通过一种学术方法将传承人置于主体的地位，以一种人本的方式触摸我们的文化基因。
二、口述的采集方式
中国学术界将口述方法上溯至《诗经》时代甚至更为久远。但有意识地运用口述史学访谈和实录的方法留存史料与文化记忆，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面对母体文化的急速衰病、死亡，冯骥才曾先后提出：学者应当将书斋搬到田野；当下最大的使命是抢救；记录是最基本的抢救方法等学术观点。正如记录“文革”记忆一样，这位文化学者使用相类似的方法抢救文化记忆。为了写作《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深入田野，先后访谈了二百多人。那个时代，录音机尚未普及，记录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笔和纸。在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中，冯骥才借鉴了视觉人类学的方法，运用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口述过程进行文字和影、音、像的全面记录。毋庸置疑，现代科技为口述方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汩汩的诉说源头坚固了文化学者倾听的意识。冯骥才说，他现在还保留着当初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采访录音。那时收到有关信息涉及的人多达四五千，都是“文革”亲历者，他从中选择了200多人进行采访。及至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岌岌可危的传承现状促使他和其他文化学者们展开地毯式普查，对于代表性传承人尽量全部采录口述史。
“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4］冯骥才提倡与访谈对象要进行互动式交流，认为口述访谈是一个心灵交流的过程。他还提出，如果只是从受访者那里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并不是成功的访谈。因为，正如作家要唤醒人性良知一样，知识分子有促进全民文化自觉的责任。所以，面对受访者，要关照他们的心灵，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去倾听和记录。这种倾听在《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中发挥到了极致。在冯骥才的心目中，“民间文化是我们母亲的文化……我们的母亲一旦病了，我们就要出手相援”［5］。当城镇化的推土机瞬间夷平村落，乡土文化随即荡然无存时，文化学者要尽其所能记录最后的文化遗存。
一个好的访谈者首先是一个好的提问者，善于创造语境，善于开启受访者的记忆闸门。访谈“文革”亲历者，冯骥才喜欢找“绝”的东西，因此提问多是开放式的，充分把话语权交给受访者。如《没有情节的人》一文，受访者说自己既没有经历也没有遭遇，什么都没有，是空白。冯骥才于是通篇围绕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空白”的来挖掘细节。对于民间文化传承者，口述访谈更具有历史生产的意义，并且更富有学术价值，所以往往需要事先按照学术规范制定调查提纲，问题的设计由文化事象所涉及的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支撑。如在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中，年画被视为一种文化事项，而不单单是美术作品，文化学者更为
关注它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艺人的访谈内容不仅包括他们的画和版，还涉及他们的生活史甚至心态史。
总之，无论口述实录文学，还是传承人口述史，访谈一定要追求深度，这是一种文化精神。正如朱正琳所言：“因此，请倾听别人的评说，你会因此发现自己善良。一个个故事不仅仅是历史，它们会给我们带来（如康德所言）那永恒星空所带来的同一种信息。”［6］
三、实录的叙事手法
口述实录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文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呈现出鲜明的口述体，但是二者遵行各自的价值诉求，仍然拥有个性。
在结构上，口述实录文学往往是多个篇章的集合，形成集束式，如一百个人的十年、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九十九个农民的心声等，用各篇之间的互补性来弥补个人视角叙事的单薄。这方面，传承人口述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往往以丛书形式出现，如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等。所不同的是，后者采用集束式结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弥补叙事之不足，而是出于保持文化档案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考虑。
在叙事方式上，口述实录文学和传承人口述史通常采用第一人称，或者一对一问答的体例。主体即叙事者，都是历史的体验者。“文革”亲历者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涤荡，身上沉淀着历史痕迹; 传承人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身体布满了文化符号。这些体验者在文中使用的语言充分生活化、口语化，富有现场感，拥有口述者的个性气质。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个人的十年》虽然采用第一人称自述，但是人物被化名，隐去了真实身份。这是出于对受访者个人隐私和名誉的保护。因此，实录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在传承人口述史中，则恰恰相反，受访者的身份等个人信息，必须如实呈现。不仅如此，在田野调查时，访谈对象并不局限于传承人本人，对相关知情人还要进行辅助性口述史访谈。如传承人的师长、亲友以及其他知情人，甚至于别的传承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进行调查。因为个人的记忆终究是有限的，基于身体、情感、利益等各方面的原因，内容一定程度上会有失客观性，多方面的意见会使史料更为丰富、全面，也更加接近真实。“一个重要的口述史要有生动的辅助史来完善它的价值和影响，补充主体口述史中的一些不足，使传承人的口述史更加丰富多彩。”［7］形成文本时，辅助性口述史可以作为附属内容，以精炼的篇幅置于主要传承人口述文本之后。通过对叙述者身份的处理可以看出，口述实录文学更偏重文学性，传承人口述史更倾向于史的追求。
尽管受访者是叙述主体，在文中娓娓道来，作者几乎不出面加以评判，但作者实际是在场的，受访者是被叙述的。冯骥才谈到《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写作时说：“这本书不是创作出来的，不能算是作家的作品，它是从社会学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可以说是对被采访者叙述的实录，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构的成份。”［8］口述实录文学是在以一种特别的艺术方式反映生活，但是实录离不开编辑、集纳、删减、连缀、润色等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访谈者的主体意识完成对文本的建构。这一点，在传承人口述史的叙事当中也同样存在。其实从选题开始，访谈者的构思便从整体上确定了文本的走向。无论口述实录文学还是传承人口述史，记录者只是表面的不在场，或者说隐身而已。《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拾纸救夫”、“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死脸”、“忏悔录”等，这些具有情感性和情节性的标题设计，带有作者明显的主观色彩。在借鉴斯特兹·特克尔式口述实录体上，冯骥才做了使之更接近文学而非历史的新变。在每一章记录的末尾，都有一句画龙点睛的箴言，或者一段现场描写，如“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这十年毁灭不了的，都能永恒”［2］P18等，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艺术创作自觉性。插图也是体现作者主体意识的一种方式，二百余幅“文革”纪实图片用视觉艺术深化作品主旨，也使实录方式走向多元化。传承人口述史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与口述实录文学更多的差异。对于民间文化遗产来讲，富有文献性价值的资料是那些遗产事项的文化内涵与技艺、工具、材料等信息。所以，相对而言传承人口述史减少了个人感情色彩。相应地，图片语言也偏向说明式。当然，民间文化传承人是不乏充沛的情感的，在个人人生经历、心态等内容的叙述中会有较多这方面的表达，口述史文本从而具有强烈的传承人的生命性。
四、价值诉求
1．留存档案
口述史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多个学术领域，在学科交融之中形成各自的价值诉求。总体来讲，口述史首先实现了档案留存的功用。比如《一百个人的十年》，不仅留下了“文革”亲历者的心灵档案，还有一些重要的史料。“用一句深刻的习用语来讲，这些小说讲述给我们的关于‘文革’的细节性的东西，比那几本少得可怜的专门的‘文革’史所提供的还要多。”［9］可以说，这部小说集为人们呈现了一个“文革”社会。在保留大众历史记忆方面，同样于20世纪90年代面世的《中国知青史》值得记述。通过知青口述记录下来的上山下乡回城的体验式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当2009年这套著作再版时，作者之一定宜庄便感慨：“从那时迄今，十几个年头悄然逝去，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而我们当年这部并不成熟的著作，竟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不多的几部学术专著之一。本人半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深知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讲述、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所以，尽量客观地、严肃认真地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史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在当今社会上对这段知青历史已经反响冷漠并出现种种误解、甚至被某些人蓄意美化的情势下。”［10］
无论文学家、史学家还是文化学者，都看到了历史与档案留存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传承人口述史来说，文化档案的价值是最为显著的。正是为了把无形的记忆和技艺变成有形的档案，易于留存和传播，文化学者们在深入田野进行学术调查时，普遍使用了口述史的方法，这一方法现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广为应用。传承人口述史往往是综合性的文化档案，不仅记录了文化史，还对社会史以及传承人的生命史也进行关照。
2．追求艺术审美与历史价值
文学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对于口述实录文学来说，其核心价值诉求仍然是艺术性。而传承人口述史则更加追求历史性，“史”的意义尤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述实录文学缺失历史情怀，传承人口述史毫无文学意境。恰恰相反，二者在追求艺术审美和历史价值方面，各有千秋。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心灵史的集合，虽然作者将自己隐身，让受访者自述，但这种实录方式仍然具有特别的文学表现力与释放心灵的功能。对于受访者来说，口述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当他们将沉淀在内心深处的郁结表述出来时，完成了一个与痛苦的过去告别的仪式。而对于读者们，阅读这些自说自话的作品，从中所得到的艺术审美效果，并不逊于其他纯粹创作性的作品。
与口述实录文学相比，传承人口述史在展现故事情节和进行人物描写方面，着墨不多。但富有传承人个性气质的语言以及现场感，能够给人以独到的审美享受。在组织调查、整理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时，冯骥才是以盘点中国民间文化家底的历史责任感为出发点的。在中国未竞的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正面临衰亡、转化、转型与修复的命运。传承人口述史是民间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运用口述史方法对民间文化进行源头性记录，是一种文化情怀，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3．对真实性的不懈求索
《一百个人的十年》成功地体现了冯骥才客观记录“文革”历史的目的。一切现实主义文学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要有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因为“所有艺术‘名符其实’的一个目标，就是给世界已经失去的秩序留下一个见证”［11］。关于口述实录或者口述史的真实性，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文学作品遵循怎样的逻辑去达到真实性，这与它所要指向的目标有关。文学所指向的目标是创造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世界，必须考虑作品的审美效果，以至于整个文艺必须按照美的法则造型。所以，文学必须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必要的艺术加工，进而达到艺术真实的境界。所谓艺术真实的境界，也就是亦真亦假，似假然而更真的艺术境界。”［12］冯骥以文学家、文化学者、社会学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去构筑口述实录，他坚守的基本原则是:将事物原生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用文学家的眼光挑选而不是虚构细节。
在传承人口述史中，也坚守了同样的原则。由于受心理方面和社会语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传承人不仅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而且还可能会掺杂有不同程度的回避、美化乃至虚构成分。另外，访谈的环境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和引导能力、感染力，传承人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的失误，这些都在所难免。同时，访谈者的理解也存在误读问题。为了保持文本的客观性，首先要认识到口述原始素材正是过去历史实践内容的一部分，也需要原真地记录下来；其次，要站在被访谈者的立场上，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从关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转向关照讲述者的历史意识，以期在共同的理解范畴内，获得对历史的真正
了解。
冯骥才先生
从文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跨学科的口述史学术实践具有偶然中的必然性。口述史方法在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领域普适的现象可以说明如下几个观点：即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口述史，我们会发现，在当今时代，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作家、文化人与人民大众平等、真诚和心灵相通的交流方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会发现，口述史学促进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交叉、借鉴与合作，互融的结果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诞生成为可能。从关照人类文明的角度思考，记忆则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人类无文字的历史依靠口耳相传，在文字文明产生以后，口述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以中国文化为例，所有民族中拥有文字的是少数，大部分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他们传递记忆的方法只能依赖口述。即使在文字发达的情况下，口述与文字之间永远存在不可消弥的鸿沟。口述对应着独有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拥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他与通过文字进行记述与回忆的知识传承机制迥然不同。在文字社会中口述仍然无处不在，只是那些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才更有可能长久存留。所以，当口述史方法被多学科广泛运用的时候，记录什么，如何记录，为什么记录，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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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丁柏铨．新闻、文学真实性之比较［J］．新闻界，1996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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