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案例都是昨天的故事，每一个判决都是明天的路标
作者：高艳东 来源：《极限正义》自序
不为正义疯狂的人，不配举起刑法典。
走出唯一正义观，拥抱极限正义。
九堂“刑案公开课”，一部“正义沉思录”
刑法学家高艳东继“法律脱口秀”后再度发力
在九宗典型大案中探寻极限正义
刑事法应追求极限正义
刑事诉讼的精髓在于对正义的无限追求。刑法更是正义之王，在所有法律中，刑法追求的正义标准最高。
很多法律活动实现的是一种“差不多的正义”，民事诉讼中的“两造”相争，经常被敲边鼓：“让他三尺又何妨？”行政诉讼中的大量案件也常以和解的方式结案。
民事、行政诉讼更看重社会效果，只要解决了社会冲突，化解了主要矛盾，法条运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刑事法的正义差一点也不行,它是个“完美主义者”，永远追求百分之百的正义。
即便现代刑事诉讼认可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制度，也要严格控制其程序和标准。
因此，不为正义疯狂的人，不配举起刑法典。
01
什么是极限正义：法律逻辑+价值考量
极限正义要求司法者遵守法律逻辑，考察所有细节，实现法律价值的最大化。法官要挖掘法意，穷尽情理，综合考虑法条、文化、人性等各种因素，让判决经得起历史考验。
极限正义不是极端正义。
传统刑法追求的是极端正义，是康德式的绝对主义观念。
例如，在康德看来，“杀人偿命”就是绝对命令，如果一个死刑犯同意参与一项危险的实验，即使实验的成功能换来一种对人类有益的药方，也不能免除该罪犯死刑，否则正义就是被标价出卖了，正义就不再是正义了。
这是一种孩童式的非黑即白的直觉正义，“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共创未来”的理论具有道德高度，但缺乏竞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奉行康德式正义观，就会在长期竞争中落后于务实的国家，在危急时刻更有灭族的危险。
经历过黑死病、埃博拉疫情的人，估计都不会选康德做法官。
如果一个死刑犯主动要求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试验，并因此挽救了人类，就应该将此行为解释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立功行为，从而免除其死刑，即便这一做法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减刑制度的字面含义。
极端正义贻害无穷，即便假以正义之名。正义的价值不在于“痛快”，而在于实用。
刑法学者应当“一眼万年”，不仅要读懂文字中的历史，更要眺望文明的未来。
刑法的正义高度，不取决于对罪犯复仇的烈度，而取决于对文明提升的高度。
正义的核心不是道德正确，而是解决问题。
伟大的价值观应当具有历史穿透力，而不是满足于当下的情感宣泄。
极限正义也不是机械正义。
传统刑法信奉机械正义，试图用简单的“三段论”提供普遍适用的标准化定罪公式，强调同案同判。
但是，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
极限正义追求细节化司法，强调千案千面、一案一议，允许法官结合历史文化、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法条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同样的术语可以因为场景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法条可以在案例中舞动，例如，利用ATM机的错误恶意取款，认定为盗窃、侵占和不当得利都不违背法条含义。
对法官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文字的逻辑，而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风险的分配。
法条不是字典，社会场景赋予了法条含义。
例如，对疫情期间的“危险方法”就可以作出不同于平时的扩张解释：在平时，“朝人吐痰”不是刑法中的“暴力袭击”，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就可以解释为“暴力袭击”；同样，扯他人口罩的行为，在正常状态下不属于危害行为，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期间的医院，就属于“不法侵害”。
极限正义要求法官用尽力气考虑每一个细节，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四要件（三阶层）的机械公式去定罪。
02
为何追求极限正义：个人生死+人类未来
刑法追求的是没有终点的正义。
对个人而言，刑法可以剥夺其最基本的权利，杀头不像割韭菜，错判一个案件，重者人头落地，轻者身陷囹圄，有人说“你办的其实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意即在此。
对制度而言，刑事判决是国家基本价值的风向标，可以形成连锁的传递效应，更可扭转时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个人头的落地至少换来了中国官场二十年的清廉。
同样，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的适用，起到了明显的应急作用，对控制病毒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
对人类而言，刑法调整着进化的方向。
例如，强奸罪、重婚罪的设立，改变了人类的性竞争方式，把雄性原本用于性竞争的大量精力转化为了生产力，进而把人类推向了更高的文明阶段。
但同时，因刑法禁止了暴力性竞争，攻击、强制让位于温和、体贴，暴力基因无法延续，而有“责任心与爱心”的暖男和奶爸成为竞争优胜者，进而使男人不断中性化。
所以，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能是维护社会和平秩序的天使，用之过度则可能是灭绝人类自然能力的杀手。
刑法不仅能解决今天的冲突，还可以给未来画出蓝图。
刑法的每个文字，都是文明的标准；刑法的每个条文，都是文化的产物；刑法的每个案例，都是对人性的考量。
甚至，刑法的标点符号，都影响着人类未来。
正因如此，刑法中的每一个字都重如千斤，例如，我国《刑法》第286条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该罪关系到数据产业的未来，其他国家很少规定类似罪名，因为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更需要促进政策，如果把该罪理解为单纯不作为犯，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立法者使用了“拒不改正”这一用语，这样的规定和“不改正”有本质区别。
如果条文规定的是“不改正”，意味着只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监管部门命令而未改正，就可能构成犯罪，即单纯不作为可构成犯罪；但是，“拒不改正”则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拒”的积极行为，如对抗监管、将服务器架设到国外以逃避监管等。
换言之，多了一个“拒”字，让该罪从单纯不作为犯罪，变成了作为犯罪，这就大大缩小了该罪的处罚范围。
03
如何实现极限正义：上帝思维+工匠精神
处理刑法案例，要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工匠一样雕琢。不想当上帝的法官就不是好法官。
像上帝一样思考，意味着法官的眼里不能只有法条，更要看尽人间冷暖。
罪刑法定只是刑法的基础，法条之外的广阔天地仍大有可为。法官切不可成为条文主义的门徒，含义明确的法条很可能维护着过时的制度。
例如，20世纪80年代“温州八大王”的倒买倒卖行为，完全符合1979年《刑法》中投机倒把罪的犯罪构成；同样，21世纪初期互联网企业没有金融牌照从事金融业务，也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在刑法的围墙中，人性、伦理、文化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光芒。
任何社会都有不完美的一面，但上帝要在阴影之处洒下阳光，法官也要以毕生所学，在法条允许的范围内，用判决纠正社会的不公。
例如，张扣扣为母报仇杀三人，当然罪大恶极，但是，在目睹母亲死亡后的漫长时间里，没有机构对其采取心理干预等恢复性司法措施，最后其被直接判处死刑，是否会让上帝流下一滴眼泪？
用上帝的眼光审视案件，是未来法官最重要的优势。
在信息时代，如果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条，那么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之后，对法条、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理解，都会逐渐超越法官。
但是，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有上帝的思维，它不会在人类的历史、社会的进步中思考判决的社会价值。
例如，在处理吴英案时，人工智能很难考虑到金融垄断导致的融资困境、商人投机行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等深层社会问题。空读法条，终将一事无成。
在司法考试之后，我已经无法完整背出一个刑法条文了，博士毕业后，刑法专著也越读越少，也就理解了爱因斯坦说过的“只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此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著作大大加深了我对刑法的认识。
在不同学科知识的交相辉映下，刑法成为述说人性的知识谱，而不是解读文字的注释学。
学者要像工匠一样雕琢法条，法条是被解释者抛光的。
法条是昨天的，生活是当下的，两者之间总有鸿沟，这就需要学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例如，立法者设立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智能手机替代了计算机后，如何把手机解释为“计算机”，就需要根据功能论字斟句酌。同样，特斯拉生产了电动车，这要重新解释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汽车”。
需要注意，汽车和电动车有本质区别，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汽车是“用内燃机做发动机”的交通工具。
我国司法人员不假思索地把电动车归为汽车，是一种粗糙正义的体现。
04
如何实现极限正义：把案例当成艺术品
案例是检验正义的唯一标准。
再精美的教义学，如果没有在案例中绽放，都只是镜花水月。再卑微的看客，只要推动了案例的正义，都是人间天使。
正是本着追求极限正义的学术本能，我长期跟踪研究了很多热点案例，并得出了与通说或判决不同的结论，主要是为了提醒法官，任何案例都应当在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才能下判。
刑案并非只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这一种正义的颜色，一个伟大的判决不能只考虑一种正义观。
很多文字中流淌着我的泪水。
法律的深处是情理，一个对案件不动情的人，就没有机会去追寻一种超越时空的正义。
我习惯在深夜写作，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世俗喧嚣和人间烟火，只有良知在黑夜中闪闪发光。
分析这些案例时，我常常在不同角色间穿越。有时我会化身被告人，跪求法官的悲悯；有时我会成为被害人，诉说自己的悲凉；有时我会扮演法官，寻找正义的光芒。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做一个法律江湖的侠客，白衣如雪，仗剑天涯，手中无法典，心中有正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对法条寸土必争、一字不让，为正义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每一个案例都是昨天的故事，但是，每一个判决都是明天的路标。
你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个极限正义教徒的执着。
法之大者，非黑非白，无善无恶。我相信你看到的不是辨析正邪的学说，而是仰望上帝的目光和兼济苍生的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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