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会泽县曾以“山多人穷”著称：山区占全县面积95.7%，总人口106万，38万人居住在高寒、冷凉的深山，贫困人口近20万。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这个每年地方财政收入仅12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举全县之力，在一年时间，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安置区，10万人从深山搬进“新城”，开始新的生活。
时代浪潮澎湃汹涌，个人命运如浪花变幻。近期，腾讯新闻、腾讯公益联合新京报，推出99公益日系列脱贫报道《下山之后》，记录会泽故事。
易地扶贫搬迁的“易”字，意为“交换”。
简而言之，就是交换居住地和住房。将贫困户从条件差的居住地，搬迁到条件好的居住地。原住地的老房子，将被依法拆除，恢复成耕地。在绝大多数搬迁户看来，这与其说是交换，不如说是福利，“即使不拆，那些老房再过些年，没人打理，自己也垮掉了”。从山村搬进县城，只需要几天。而告别几十年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故土的感情维系，则需要更多时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遵循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原则。在浩浩荡荡的搬迁大军中，有少数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了留守故土，或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
大海乡小江村大石坪组地处小江断裂带，遇到雨季，河水上涨，出村的路就会被阻断。
从会泽新城的家，回到大海草山后，周相红把200多只绵羊，赶到了海拔3600米的高山草甸上。大海乡的草山，20万亩草场连绵，随风起伏，像是山顶的草海。
周相红把200多只绵羊带到草甸放养，这里是绿意盎然的夏牧场。依着山坡，他在背风处掏出一个地窝子，勉强能放一张单人床，洞口摆上桌子圆凳，小柜子上放着高压锅、米线和白菜，地上的火炉里，牛粪燃着幽幽的光。几米外坡上有条小溪，周相红在此取水洗漱。溪水清澈冰凉，可以把豆腐浸在里面保鲜。周相红牧场的住所是个地窝子，大约有七八平米，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在这里放羊的，不止周相红一个人。小溪后面的山坡，分布着几顶帐篷和一个羊圈。大海草山海拔4000米左右，是会泽的旅游地标之一，牧场在核心景区外围，在这里放羊的人家，有50户左右。放羊的日子，单调且规律，一天两顿饭，早中饭和午晚饭，通常是加了菜叶的一大碗米线。晚上7点，羊群回圈，周相红看看星星，再看看手机，10点多就睡了。
每次放羊，周相红要带20斤盐喂羊，光这项消耗，一年要花2000多元，“还要吃三四次驱虫药，这样膘才长得好，卖得起价钱”。今年5月，周相红把羊毛剪了，堆在仓库里没卖掉，“以前是外地老板来收，能卖五六千到万把块钱，因为疫情，今年还没人来收”。2019年3月，周相红一家搬进会泽新城一期的惠仁园。
周相红是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去年3月，一家人搬进了会泽新城一期的惠仁园。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上职中，最小的女儿两岁，平时由爷爷照顾。“住城里是挺好的，谁不喜欢住城里呢？”周相红说，“但住在城里，一家人要吃饭，要花钱，不能断了收入”。易地扶贫搬迁前，村民们的生计，除了放羊种地，就是外出打工。周相红年轻时也在外打工，他已厌倦了那种漂泊日子。搬进城后，他把老人和孩子安顿好，自己和妻子继续留在山里讨生活。“想家了，就骑摩托车回城里看看，三四十公里的山路，1个半小时也就到了”。从县城到大海草山，海拔落差近3000米。
经过几年经营，周相红的羊群，从最开始50只羊，扩大到100只，“我还负责照看羊厂另外100只羊，这些羊一年生七八十只小羊羔，其中40只归我，算是工钱”。城里自然是不能养羊的，好在他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住山里，吃粮吃菜都方便，不花钱，城里猪肉太贵，舍不得吃”。
将来他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不用再放羊，但具体是什么工作，周相红还没想好，“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就只会放羊”。
周相红的老家，大海乡大菜园村长菁组，原来的29户人家还剩1户没搬。他丢不下他的羊——牧场附近的村落，大多搬进城了，没有随迁的家狗，慢慢变成了野狗，常结队攻击羊群，这让周相红很头疼。周相红出门时，小女儿意识到爸爸又要走了，她伸出小手在空气里拦截，但她的嗷嗷哭喊，没有拦下爸爸的脚步。
翻过草山，一条深幽的山坳里，是周相红的老家——大海乡大菜园村长菁组，只有土路与外界相连。“大海”是彝语“达七摆”的谐音，意为“台阶最高的地方”。这里海拔最高的是乌蒙山主峰，4017米，最低的是金沙江、小江、以礼河交汇的河谷，700米。高达3000多米的垂直落差，和结构松散的岩层，在洪水季节，常酝酿出规模巨大的泥石流，让居住其间的人心惊胆战。长菁组不在泥石流区，但属于高山冷凉地带，村民盼望搬家已久。易地搬迁开始后，这里的29户人家，一下就搬走了28户。
大海乡小江村几个村落还没有完全搬迁，小学生每天从山上到峡谷，趟过河流去学校。今年9月，他们将进入县城就读。
毗邻大海乡的松山村大漆树组，高天寿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他是易地搬迁最积极的响应者之一。1996年，高天寿所在的村子，发生山体大面积滑坡，导致村民死亡。为了避险，他和整个小组40多户人家，从山脚搬到了半山腰上。在高天寿看来，那只是权宜之计，他担心类似的事会再次发生。进城后，高天寿在会泽县中医院锅炉房找了份工作，工资1800元，他很满意。妻子徐云凤认为，这里住着很不错。略有不满的是，“吃菜要花钱，不像以前直接在地里拔，不要钱，还新鲜”。
搬迁后的大漆树组，如今已空空荡荡，格外安静，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找到了一二十位留守的村民。高天寿的大嫂杨家芬就是其中之一。留在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丢不下自己的烟叶地，最近浇地缺水，很让她犯愁；二是她没想清楚，自己这把年纪了，“去城里还能干点啥？”
留守者们的担忧，大多和杨家芬相似：年纪大、舍不得老家、丢不下庄稼、怕进城找不到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大海乡小江村80多岁的李开发和胡贵香夫妻，因不习惯城里生活，没有搬迁。政府在老家原址给他们盖了安全住房。
在这些老人看来，祖辈都埋在这里，自己也时日不多，没必要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在进不进城的选择上，他们往往和子女有过和平的讨论，或激烈的争执。78岁的刘桂芬，原本已搬进了县城新家，但后来又回到了村里。
新房子在11楼，刘桂芬觉得它比村里的悬崖还要笔直陡峭。在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她感觉脑袋昏沉，身体出了问题。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家人把她又送回了老家。老屋已经被拆，女儿向别人借了房子，让她住下调养身体。
大海乡松山村大漆树组78岁的刘桂芬，回到了村里调养。9月学校开学，孩子要去城里上学，家住小江村大石坪组的孙庆花夫妇，和6个孩子全都会搬走，但老母亲刘丽和例外。
刘丽和性格倔强，自尊心强。返乡收稻谷的老邻居给她带了菜来，她笑着推让，“我在山里找点小米菜（野苋菜）也能吃”。大海乡小江村大石坪组的刘丽和。
58岁的单身汉孙选金，也是大石坪组少有的，不搬家的村民之一。
几年前，农村危房改造补助2.5万元，孙选金又借了十来万，在村子最高处修建了新房。村里动员搬迁时，他去会泽新城看过。他认定进城后，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不如留在村里种地养羊，慢慢存钱还账。村民小组长师祖芬劝他，“不搬的话，以后你连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孙选金家的周围，其他搬迁户家的石头房子已被推倒，这个被抛弃的村庄，正在一天天走向荒芜。
大海乡小江村大石坪组的施祖学，已领到新城新房钥匙，打算年底搬迁，对老家他心存不舍。大漆树组的小组长高仕金，曾搬进城里，“感觉住不习惯，也没有喜欢的工作”，他回到老家，继续种烟叶。他住在选择不不搬的女友家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既然是农村人，还是要以土地为生。高仕金说，他常看见有人从新城走路回来，种地、照顾牲畜，下午再走回去，“有的是为生活，有的是一种习惯”。
大海乡的高仕山搬进了城里后，返回村里打理庄稼、照顾牲口。小江村大石坪组的村民付文明，因身材瘦小，绰号“小猴子”。搬进新城后，他在新城边缘，租了个民房修摩托车和电器，开张20多天了，虽然只收了100多元，但他相信，以后生意会好起来。70多岁的父母在新家住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回去了。付文明说，和父母不同，他是个爱热闹的人，他喜欢城里的生活。再过几天，“我们还要回一趟老家，收自己的谷子”，他说，这可能是他收割的最后一季谷子了。“小猴子”付文明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城。
几近“无人之境”的山中村落，其间偶见老房升起炊烟，听见几声犬吠。邻居们都搬走后，家住白石岩组的孙绍林，和母亲仍在老屋生活。孙绍林已经领了新房的钥匙，“在这里也生活不了多久了”，他说，他准备把家里的牛、羊还有家禽，卖一个好价钱，以后再搬迁。卖牲口的钱，一部分作为家人的生活费，一部分作为外出打工的盘缠。
大海乡梨树坪村大漆树组地处泥石流灾害区，随泥石流数次搬迁，形成现在的布局。白沙坡组，人送“首富”绰号的李春云，也选择了不搬。和那些老人不同，他留下，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他和朋友在小江断裂带谷底开出了近200亩土地，搞现代种植，种芋头、种玉米，自己干，忙的时候也雇人。李春云说，这些地离不开人，加上他还有贷款，赔不起。“不是不想搬，是不能搬”。
大海乡小江村白沙坡组被不稳定山体环抱，曾发生多次泥石流灾害，村子被迫逐步外移。大海乡小江村大石坪组的李春福已搬到新城，他临时回来采挖已成熟的花生。
从山村到城市，对困居深山数十年的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年轻人们相信，在新的天地里，他们将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的条件，而自己的子女，也将摆脱父辈的命运，走上一条全不同的路。而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城市固然好，但自己已习惯山里的生活、和贫困相处的日子，生于此，葬于此，或许是他们的人生规划里，代表圆满的一个闭环。另据资料，搬迁前，村民建房、采石、采砂、取土、生活用柴，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迁出后，原有2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5326亩，土壤侵蚀强度下降，局部森林覆盖率可提高3.5%。总之，无论选择搬，或是不搬，对大山来说，结局都是一样的——它的居民终会离去，而它将归于平静。大海乡小江村大石坪组村民大部分进城了，老屋陆续拆迁。6户人家根据个人意愿，没有搬迁。
第38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