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慧出生于广东最南部的海边小镇，很少人知道她曾经是2019年“亚洲最佳聋人守门员”。大年初六的晚上，“肥妹”陈智慧穿着员工制服在连锁快餐店的后厨里，守在滋滋的油锅前。同一时刻，中国女足的亚洲杯决赛正0-2落后。监控摄像头悬在角落，她打开手机，偷偷看一眼，又看一眼。晚上九点，另一个队员的视频电话拨了进来，手舞足蹈地比着手语：赢了！很快，陈智慧发了一条朋友圈，女足夺冠的照片上方飘扬着红浪一般的国旗，挥逑写道：为中国女足加油！16个小时后，她又发了一条朋友圈，那是一个相片视频。第一张图也是一张巨大的红色国旗——足球场上，一群小个子的稚气女孩聚着它围成一排。其余照片是她们自2015年以来征战足球赛场的点滴。陈智慧写上一行文字：“我们是聋人女足，虽然听不见，说不出，但我们很努力，一样能行的。”

中国队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摘铜后，范可新亲吻冰面。摄影：人民日报

点击视频，观看小米《互联网女孩想创业》。28岁的小米就职于国内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从事电商运营工作，正处于人生与事业的上升期。薪资高、工作强度高，是围城外的人对互联网大厂员工的想象，而无论在哪个维度上，小米都比想象中的更甚。过去的一年，小米开始了“一半一半”的角色，一半是大厂打工人，一半是追梦创业者。她渴望通过创业，在“996”的生活之外，找到更多的价值与意义。睡眠时间捉襟见肘，时时展现出疲态，同事曾问她：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工作？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对意义的追求、对命运的掌控，是如何被刻进她的骨子里的。我是小米（腾讯新闻ID：MirandaPan），出生在湖北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县城。我妈妈是长女，下面还有3个妹妹和1个弟弟。

点击视频，观看冬梅《家政工阿姨爱写诗》。“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文章也能被广大的人看到，还可以登刊，多幸福啊！”这是53岁的家政工高冬梅的愿望。2016年，只上过小学的她，为了养家，从山西运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打工，成为一名家政工。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已达3000万人。家政工在城市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却常常成为城市生活的“隐形人”，还会遇到苛扣工资等不公待遇，在工作中遭遇性骚扰的也不在少数。冬梅喜欢写作，也爱写诗，她想去大观园、想去北大看看“大图书馆”。这次我们通过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找到冬梅，给她拍摄了一支短片，并邀请她写下自己的故事，刊登在《中国人的一天》。冬梅写了将近9000字，经过编辑仍有5000字。这5000字就是53岁的高冬梅，一个山西农村女性、一名普通家政女工这半个世纪的人生故事。我叫高冬梅(腾讯ID：秋水伊人梅姐)，1969年初冬，出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个农家小院，兄弟姊妹七个，我排行老六。我从小体弱，每次感冒，都会咳嗽几天几夜。为此，我的父母、家人为我操了不少心。尤其是妈妈，每当我深夜咳嗽难眠，妈妈也不睡，陪着我，帮我倒水、捶背。我9岁开始上学，妈妈用碎布头拼拼缝缝，给我做了个书包。学校条件不好，取暖就靠一个用砖和泥垒的炉子，教室窗户是纸糊的，有时还会被风吹破，几乎每年冬天我都逃不过感冒。病重了只能请假，功课落下了，学习成绩总只是良好，得不到优好，心里总是有点儿愧疚。那时我们还靠煤油灯照明。早上很早就要去上学，路上漆黑，我心里害怕，就端一盏小煤油灯照亮。小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在盖子上打个孔，上面放个铜钱，再放一根棉线灯芯。遇到有风的时候，灯会被吹灭，我们就用写完作业的纸张，卷成一个筒，套在灯上。我们五姐妹跟母亲（前排中）的合影，后排中间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初中，心里暗暗高兴。那时，家里11口人，爷爷奶奶年逾八十。奶奶卧病在床，妹妹仍在上学，小侄子刚刚出生，妈妈每天要做饭，还要照顾奶奶，只剩下两个哥哥、两位嫂嫂和父亲5个劳动力。我不得不辍学带小侄子，好让嫂子下地干活。没能继续上学，成了我最大的遗憾。1984年，爷爷摔了一跤，卧床不起。我又担起了照顾爷爷的责任，直到3年后爷爷去世。有一年，我们家种了八亩棉花。种棉花就像是把人种到田里一样，播了种，要覆膜，出了苗，要放苗、间苗，还得整枝掐头，浇水洒药，直到采摘。从清明直到立冬，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棉花地里。整个过程繁琐又艰辛，但也锻炼了我的劳动能力。19岁那年，哥哥们已经分家出去、二姐也已经出嫁，我和爸爸两个人在家里种着三亩棉花，一年辛苦下来，收成不错，又赶上价钱好，爸爸便说要给我买一块手表作生日礼物。后来大哥带我去县城，不仅买了手表，还买了电熨斗，把家里那把要用火烧的铁熨斗换了下来，同时拥有了两件心仪的东西，我感到无比快乐，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点击视频，观看姚沁文《研究生毕业去卖房》。我叫姚沁文，2021年，我实现了人生角色的转换：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变成了上海的一名房产中介。我艰难适应着工作压力，学着去做一个专业的中介，也学着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人。这一年中，我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无数次想过离职，无数次重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跑。我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本科毕业后，我当过新媒体编辑，结果整天都坐在电脑前面。我于是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辞职回家考研。我去了乡下外婆家备战，除了吃饭和晚上陪外婆散步，我都在复习。考研群、辅导班，这些我都没有，活得像一个孤岛。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的价值感究竟在哪里？后来我想清楚了，我的价值感，就是要跟世界产生连接，和人接触，和信息接触，在和人的接触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记者这个职业之所以吸引我，就在于可以跟世界产生连接。硕士毕业时，我收到朋友送的鲜花。我顺利地上岸，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然后按部就班地读研。直到开始做硕士论文。2020年，电视剧《安家》的大火让我关注到房产中介这个群体，无意中看到的一则复旦大学日语专业硕士入职链家的新闻，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选择了将高学历房产中介群体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课题，希望借此去了解这份低门槛职业是凭什么吸引到这些高学历人群的。为了做一个体验式采访，2021年1月，我入职上海链家实习。没想到，做完毕业论文，我也对这个职业上了头。做论文期间，我接触到一批高学历中介，跟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渐渐了解到这个职业的“有趣”——我看到一个优秀的房产中介如何去积累、沉淀，如何依靠自己掌握的信息，帮助他人。而这份“有趣”，正是我找到的价值感之所在，它吸引我放弃了在自己专业领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决定从头开始，做一个房产中介。晚上，我还在店里和客户打电话。我做房产中介的消息很快登上了微博热搜。当天，我和同事在上海周边踩盘。我的微信突然炸了，连平时很少联系的朋友都在小窗我，约我采访的，咨询买房的，单纯表示震惊的，还有鼓励我的……消息多到我来不及一一回复。我没敢点开热搜，尤其没有去看评论。但之后几天，许多全国各地的链家同事通过内网通讯录找到我，打电话、加微信，给我加油打气，让我觉得非常暖心。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直接私信问我，明明可以做更轻松的工作为什么做中介，“这行真的可以赚那么多吗？”还有人隔三差五发消息问我做得怎么样，“快做不下去了吧？”这个决定的确是我25年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意外，但做出这个选择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至于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份工作，我想一部分是天注定，如果我没有做这个毕业论文选题，后面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我的不甘心。其实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在网上火了之后，我有机会调到公关部门去做支持工作，相对会更轻松，更稳定，更体面，也更专业对口，但我拒绝了。那时我一点业绩都没有，每天陷入自我怀疑。但对我来说，调离其实是逃离，我不想逃，我要对我做出的选择负责。电视剧的主角从来都是功成身退，而不是仓皇出走。努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得到了一些荣誉。成为一个真正的房产中介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份工作有这么难。入职之后，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一头雾水，这样的时刻常常发生。就像期末考试碰到了从未遇到过的题型，之前刷过的题都白做了。我所在的门店是个新门店，商圈经理辉哥今年刚满30，但入行已近10年，做店长1年。我的带教师傅邵奔是1998年生人，比我小两岁，已入职近3年。撇开学历，我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但硕士毕业的我却比门店绝大多数人都大。左图：2020年年底门店员工合影。右图：2021年年底门店员工合影。这一年许多人选择了离开。而且，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比别人聪明，情商甚至也不够用。过去的一年里，我常常得到这样的评语：“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

点击视频，观看孙千《路人甲也要有姓名》。我叫孙千（腾讯新闻ID：演员孙千），今年24岁，是一名演员。这个冬天，我正在宁波的片场，赶着拍摄新剧杀青前的最后几十场戏。在剧组的日子，每天大概花费一两个小时在妆发上，有时还会更多。赶上拍夜戏的时候，日夜颠倒，可能连续几天都睡不好觉，这些都是演员的常态。再加上天气冷了，拍摄也会更难熬一些。但我很享受这样充实的生活。演员就是这样的职业：有舍才有得，只有付出了才能有回报。能把握住这种平衡，才能体会到当演员的乐趣。尤其当你在不同的剧本中，用心揣摩每一个角色，把自己融入其中，完成关于角色的更多表达，也是填补关于自己的更多可能，那种成就感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每演完一场戏，总会收获意想不到的能量。我问剧组的朋友：新的一年会好吗？“会好的，一定会！”身为演员，我很幸运在为自己的梦想打工。当然，生活和工作中也会遇到困惑与难题，我觉得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试试，说不定就成了呢。我希望自己身上始终都有一股冲劲儿，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与挑战，能无所畏惧地往前冲。事实上，我最开始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舞者。我在北舞附中学习了7年芭蕾，但在临近毕业准备考试时膝盖受伤了，就再也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舞蹈训练了。我实在不愿放弃，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人生的分岔路口，迷茫困惑挫败感都有过。后来经过一番思考抉择，从小喜欢模仿电视里表演的我决定试一试考学表演系，渐渐走上了演员的道路。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转变。跳舞的我。在成为演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出演了几部偶像剧，但就这么在舒适圈待久了，挫折也在暗中酝酿。2020年，是我出道的第3年。当时已经出演了5部女主戏的我，却仍然面临着没有选择权，演不到自己喜欢的剧本和角色的尴尬处境，依然是默默无闻，鲜少被人关注。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受邀参加《演员请就位2》，这算是我演艺生涯的转折点。在节目给演员定的市场评级中，我排在所有女演员最后一名。一时间，紧张、局促，我开始自我审视，并决定要“自救”。想演好，又害怕演不好，吃饭走路都在背台词、揣摩角色，很幸运，通过《我是路人甲》的表演让大家看到了我，最后成功晋级。参加《演员请就位2》我出演《我是路人甲》片段，大鹏老师给我们讲戏。在外人看来，演艺圈是一场绮丽华美的梦。但其实“圈内”的我们，与“圈外”的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喜欢真实自然的生活，喜欢在社交网络记录下自己“奇奇怪怪的想法”，喜欢捕捉那些生活的碎片：粉红色的落日、烟花、街边小店的招牌......对我来说，这些出现在每个人生活中的美好，比那些虚妄的“演员”“明星”光环要更有意义。工作中的我与生活中的我。2021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了这一年中的最后一条动态。写道：“玩就好好玩，哭就好好哭，所有的事情都尽全力就行了。”这是我对自己新一年的展望。“我叫孙千，我想当一名演员。”我希望这句话可以陪伴我一生。我像大家一样也是普通的女孩子，但即使再普通，我们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腾讯新闻搜索“打工姐妹”，看见更多在自己热爱的职业上，发光发热的打工姐妹们；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腾讯公益，助力打工姐妹追寻更美好生活。第4002期策划统筹丨周维

点击视频，观看《加油！打工姐妹》预告片。上世纪80年代，“打工妹”曾是时代的一道靓丽风景，她们背负着生活的重担，离开熟悉的家乡和亲人，用青春和汗水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许斌在诊室望向窗外，在“网红”的背面，是一场患者争夺医生时间的拉锯战。在真实的世界中，许斌是武汉市第一医院一位不谙大众社交媒体的皮肤科医生。在赛博空间里，许斌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斌斌子”——他的号源无异于偶像的热门演唱会门票，他的挂号单、药方都被作为成功“追星”的佐证放于网上。他被动地成为了一位野生的“网红”。而在“网红”的背面，是一场患者争夺医生时间的拉锯战。几个月前的一天，何晓下班后从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出发，穿向皮肤科门诊，去接丈夫许斌下班。挤过熙熙攘攘的患者，她推开了诊室的门。眼前，一个年轻男子跪在地上，请求丈夫加个号。许斌不知如何是好，何晓心软了，帮着说了情。何晓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护士长，目前被抽调至发热门诊任护士长。2018年前后，找她走“后门”的人越来越多，所托之事皆是请丈夫、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许斌加号。更直观的变化，发生在许斌的诊室门口。这里几乎每天都排起长龙，有抢到号的，也有没抢到号的。因为后者，许斌的午休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了30分钟，但长龙从未消失。以前，许斌固定使用1号诊室，但因靠近走廊入口，排起的长队总造成拥堵。他的诊室安排只得逐渐靠里，且常需“移动作战”——躲避“碰运气的人”，早上在一间诊室，下午去另一间。能抢到许医生的号，对于找他看病的人来说，就像追星买到了正价票。最激烈的争抢，发生在医院放号的瞬间。2018年时，医院仍有现场挂号的渠道。常有患者在医院大厅睡上一夜，次日四点便开始排队挂许斌的号。取消现场放号后，激烈的抢号“战场”移至线上。许斌的号如购物直播间里的热门商品，总在放号同时就宣告“秒光”。数百封的投诉信涌入投诉科信箱，质疑医院挂号系统的运转效率。皮肤科导医台的护士常面对着这样的问询：为什么总是挂不到许医生的号？究竟怎样才能挂到？于是，“投机者”出现了。有患者模仿许斌的签名，到导医台要求加号。也有人冒充许斌的亲人，称有加号渠道，骗取患者的信任与金钱。一个未经证实的患者投诉让人咋舌。有人称，在某银行存款百万拥有VIP身份，即可通过“就医绿色通道服务”获取许斌的号源，在患者组建的微信群组里有多人集资存款。这样的挂号方式让投诉者倍感压力。过了中午12点，还没叫到号的患者忍不住在门口张望。许斌一般都会把上午的号看完才去吃饭，延后1小时下班是常态。一张看不见的网，在许斌和医院的认知之外蓬勃蔓延。小红书上，网友们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与许斌的“见面”与“重逢”。有网友晒出前后17次的诊治历程，获得数百条点赞与追评，也有网友分享挂号攻略，讲述自己如何用以秒计时的电子钟表成功挂号。在微博上，以许斌为名的“超话”有155万阅读量。而话题中心的许斌，却呈现着另一番处变不惊的平静与稳固。他不谙传播规律，不翻看网友评论，不运营任何社交媒体。每天拂晓之时，他驾车跨过长江、驶过汉水，抵达医院，在尚无顾客的咖啡店买杯咖啡，放回车里，以省去午休时排队的时间。在护士站领取防护装备、换好衣帽后，他绕过大厅、扶梯，避开可能出现的“阻截者”，直奔诊室。开诊前，他按部就班地打开窗户以畅通空气，拉上窗帘，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病人产生的刺激。坐上看诊台的那一刻，他不疾不徐开启了一场持续无休的战斗。刚落座一会儿，出生于千禧年后的叶嘉就开始落泪。上一次就诊时，她也哭了。她语速很快，急切地告诉许斌，第二天学校将安排大三学生集体拍摄档案登记照，而她脸部的痘痘却顽固地越长越密。这张方寸大小的登记照及其背后指向的容貌问题，对她“意义重大”。为了能挂上许斌的号，她请10余位同学同时抢号，才得到这张珍贵的入场券。她坚持认为，上月因未挂上许斌号而转向另一医生的诊治让她“病情恶化”。她边哭边诉说，自己正备战六级，考试分数是保研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未等许斌断言，她已厘清自己所处的恶性循环：备考让其焦虑，负面情绪滋生皮肤问题，皮肤问题加剧了心理压力，致使备考不能正向运行。许斌始终没有打断她。末了，一边向她解释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一边告诉她，“我也考过研，人生长着呢，还没到最焦虑的时候，我会把你从坑里拉出来”。许医生看病很细致，也很爱跟患者聊天，让患者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多数坐在诊断桌前的人，起初都会以一种拘谨的方式靠在桌边，收拢双腿，踮起脚尖，然后不安地摘下口罩，迟疑地拂开头发，最终将整个面部和盘托出。脸的背后，混糅夹杂着繁复的生理问题、病理问题与心理问题。一位18岁的患者，第一次被亲友带来看诊时，默不作声地坐在诊断桌前。许斌轻描淡写地说：“比你严重的人多了去了，你这不算什么。”这位患者的问题来自自我认知失调与身体系统的失序——困扰于严重的脸泛红问题，还有性别认同障碍，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两次治疗后，他的面部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并开始接受精神科的治疗。在精神科医生的反馈中，许斌得知脸部治疗的成效正向助益着精神问题的治疗。最近一次诊治时，这位年轻患者告诉许斌，许斌起初轻描淡写的笃定对他来说很重要。成为“网红医生”前，许斌接诊的患者超过半数是因黄褐斑而苦恼的中老年女性。在诊室里，她们会一件件细数从穿袜子、洗衣服到夫妻关系的各类琐事，袒露在工作与生活夹缝中的种种艰难。当网上挂号完全替代线下放号后，年轻人几乎抢占了许斌的所有号源。看脸的时代和时代看脸的命题，让年轻人产生容貌焦虑，执着于在网络中寻找出路。曾有一个空乘带着整个班组，在落地后拖着行李箱前来就诊。许斌要求他们全部洗掉脸部装饰再进入诊室。于是，色斑、痤疮、敏感问题显现在了这些原本光鲜的脸上。与他交谈时，他们不自觉地做出咬指甲、舔嘴唇等“小动作”。为了诊治他们，许斌研究飞机构造与飞行原理，得以知晓平流层的紫外线与密闭循环的空气供给系统是空乘皮肤问题的重要元凶，而更难抵御的是长期高压工作的焦虑情绪。很多患者都同病相怜，患有一种叫“玫瑰痤疮”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这种病症的病因多在于过度清洁、过度护肤与过度装饰。据网络招聘平台与某媒体调研报告显示，超五成职场女性、近六成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许斌看诊的速度很慢，诊断每个患者的时间常会超过10分钟。自患者踏入房门的那一刻，许斌就开启了两项并行不悖的行动，一是让对方的情绪逐步松弛，二是对患者行为的细微末节保持警惕。多数时候，他的“治脸”实践嵌于庞大的时代命题与个体纷杂的精神世界之中，要与患者的精神、情绪、思维进行作战。早在七年前，许斌就提出，希望前去精神科进修。虽未成行，但他开始了对应用心理学的自学，每天坚持阅读心理学相关文献。他发现，大众媒体、消费市场共同建构形塑着一种标准范式的美，而人类工作节奏的加速、社交生活的扩容、美容产品的泛滥无不催生着皮肤问题的丛生与容貌焦虑的演进。一位年轻的患者，经过治疗皮肤已经好转。回忆起第一次找许斌问诊的情景，激动到眼角湿润。长期不懈的学习、对各类药物说明的强行记忆与曾经两年参与全院会诊的多科室协作，让他对“内、外、妇、儿”科均有涉猎。他会以尽量轻松诙谐的语气，获知患者的过敏史、经期状况、生活作息、遗传与既往病史，在脸部问题背后挖掘更深入准确的病树之根。幽默有力的语言是他常用的利器——“不正规的美容院是医院皮肤科的战略合作伙伴”“很多疑难杂症被我们搞定了，还怕什么玫瑰痤疮”。他希望自己如一个建筑者般，帮助患者完成从厌我到悦己的心理建设，而不因皮肤病的烦扰，成为这个社会的“病人”。许斌几乎每天都是最先到达科室的医生之一，夜幕降临时，他的诊室又常常最后一个结束诊治。许斌说，这像赶赴一场考试，早到一分钟，就能早一分钟开始答题。摆在他面前的试卷并不难，但题量却很大。他不低视每一道看似简单的题目，试图尽力保持更高的正确率。每天早上，许斌7点半就会到医院，准备接诊。在考场上，他努力细致作答，出了考场，他仍反复琢磨每个答案是否真的准确。在这条精进医术的道路中，许斌不再是那个喝酒、抽烟、爱吃槟榔的部门文艺骨干，逐渐交出自己的个人时间与外部世界。当患者提及居住武汉的某个区域，他会很好奇地追问，那里属于武汉吗？他不知晓很多武汉新近蓬勃发展的地名，每天驾车回家都须依赖导航，更不清楚武汉与周边城市的交通格局变迁。婚后12年间，他与妻子仅一同旅行过两次，与近在长沙的父母也保持着稀疏的见面次数。两位老人一个中风，一个经历了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他常挂念，却无暇关怀照顾。连同他体内的尿路结石，他也不得不听之任之，久未去复查。一旦开始接诊，他会连续五至六小时不喝水、不起身、不上厕所，他将过往雷打不动的午休、大量饮水的习惯、爱打乒乓球的喜好都悉数自然戒掉了。他会向每个近乎像追星似的前来的患者，灌输他朴素的护肤哲学：保湿、防晒、保持情绪稳定。但也有患者质疑他，怎么来来去去都是这几种药方？几年前，一个通过“黄牛”买到号源的患者拿着他的处方很生气，“我花1200块买的号，你就给我开几十块的药？”许斌坚持着这样至简却有效的小处方，总是选用百元就能实施的微针拔罐放血治疗、照红黄光等治疗方式，因此受到更多年轻患者的青睐与推崇。许医生给病人开处方。上世纪70年代，作为湖北省第一家公立医院的武汉市第一医院曾迁至湖北十堰，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留在武汉的十余人中，有一位皮肤科医生孙曾拯。他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门前敲锣呼喊，让市民知道“这里还能看病，一医院皮肤科还在看病！”数百位患者被“喊”来，排着长队等候问诊。在医院操场的一棵大树下，孙曾拯架起一张桌子，拿起纸笔开始了诊治。如今，这个当年“二次创业”的皮肤科成为全国最大的皮肤病专科，那棵孙曾拯曾坐诊的大树仍静静伫立在医院中医部门前。每天，许斌上下班都会途经这棵大树。这棵大树成为他与患者关系的一个隐喻——要像孙曾拯这些前辈一样踏踏实实地看病。时至中午1点，许斌换了衣服，才去匆匆吃饭。但意外获得的“网红医生”头衔，无疑让许斌矛盾。他有他的“野心”。2017年前后，许斌曾担任皮肤科住院病区的责任医生。那是一个与诊室截然不同的世界。痤疮、色斑虽复杂，却很少关乎生死。在住院病区里，系统性红斑狼疮、药物疹、红皮病无一不棘手而危险。曾有那样的时刻，年轻医生面对没了呼吸的病人愣住了，许斌快速补位，展开抢救。他喜欢与疑难杂症交手，遇到严重的皮肤疾病会不禁发出感叹“来了个大家伙”。而现在，他陷在很多同行眼里的“小病”、常见病里，鲜少有实操手术的机会。他的就诊时间也因这些患者而改变。两年前，他的专家号排班时间新增了周六一天，背后正是许多年轻上班族与大学生患者的热烈需求。夫妻二人在清洁区快速吃完午餐，这是一天中难得的说笑时间。妻子何晓则有她的担忧。不理智的患者常会拿着许斌的药方，要求其他医生全数照搬。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接受诊治后，拿着其他医生开具的药方，坚持请求许斌看看是否妥当。她不接受许斌“要信任其他医生”的建议，在药方得到许斌的肯定后，才满意地离开。以同行的视角，何晓认为许斌的医学事业正越走越窄。她忧虑于“网红”的际遇侵占了丈夫做课题写论文的时间，阻碍其晋升之路。在更广阔的就医与诊治现场中，医生们普遍面临着相似的时间困局——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高达44.4亿，入院人数超1亿人。基层医生们每周约七成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超9小时，即使在休息日，也要平均花费近5个小时投入工作。居住在武汉远城区江夏区的殷凌已连续11个月由许斌接诊。每到看诊当天，她需清晨六点出门，再在城际铁路与地铁之间转换。但更多时候，她根本无法成功抢到线下号。几个月前，她开始尝试使用该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在线上接续每两周就要进行的复诊。有了这个补充选项后，她既能由信赖的医生延续治疗，又能祛除抢号、奔波、等待而产生的时间成本。线下坐诊的时间有限，医院鼓励“有需要但没必要”到医院的患者，线上问诊。刚开通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时，许斌连接的视频另一头曾出现坐在沙发上的一大家子，一个一个向他询问皮肤问题。现在，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第五集。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你的身边，还剩下多少亲密无间的朋友？中国人的一天2021年终策划《凌晨奇遇》，第五集收官之作——朋友——我们走在深夜的上海、哈尔滨、纽约街头，找寻曾经无比珍视的“友谊”。小葵在纽约生活了十几年，如今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她偏爱穿行在深夜的城市街头，往返机场接送客人，服务专业却很少与人攀谈。夜里饿了，小葵就会去披萨店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然后回到车里放上钟爱的国产电视剧，享受一个人的夜宵。在国内生活时，因受到校园霸凌，小葵曾在网上结交了十二个不同星座的哥哥，其中一个狮子座的哥哥，还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出现。但有一天同学过生日，大家提前定好了KTV和蛋糕，结果小葵早上五点被妈妈叫醒带到机场，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自此也失去了和国内朋友们的联系。如今十几年过去，小葵已经可以在异国他乡独立生活，却也更享受一个人追剧、工作、看电影……27岁的倩文是一名商业咨询师，独自创业三年，收入以百万计。事业蒸蒸日上，人脉越来越广，但身边真正的朋友只剩三个了，倩文曾经为此苦恼不堪。直到去年三月，和朋友一起投资的项目失败了，合伙人兼好友躁郁症发作，倩文亲自把对方送进了医院。之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十几天，重新思考“利益”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今倩文很少再纠结这类问题，她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如果你今天认为我是一个会选择你的人，我就会选择你，你认为我是一个会选择利益的人，我就会选择利益。”温燃曾经去过很多国家工作，也换过很多职业，当服装造型师的时候，还跟不少一线明星打过交道。如今，他在家乡哈尔滨开起了剧本杀店，全职深耕这个线下社交新宠。年轻人通过角色扮演，从陌生人变成朋友，甚至有些人开始写剧本、合作创业，温燃就是这样一路从玩家进化为店主。在一场场游戏中，大家真情实感地体验人生，通过高密度的社交实践，感受复杂的人性。他觉得，有时候生活中的泛泛之交，远不如游戏中走心。在不需要抱团也能生存的现代社会，我们为了什么而交朋友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底由什么而建立？希望，友谊可以地久天长。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在腾讯新闻搜索“凌晨故事”，与深夜未眠者一起探索，了解关于“深夜与友情”的更多相遇。第3999期视频|

欢迎来到“荒野之国”。这里有几十座奇怪的房子，有会飞的，有会跑的，有长在树上的，有扎在土里的……这个仿佛童话世界的国度，其实全部是用废品回收站里的物件“种”出来的。而它的建造者是一个在娱乐圈消失了十年的歌手：乔小刀。2006年，乔小刀买了把吉他，踏上了自学音乐之路，和当时八岁的侄女乔木楠一起组成了大乔小乔乐队。2007年，首张唱片《消失的光年》风靡全国，此后乔小刀担任王家卫的《蓝莓之夜》的演出嘉宾，以设计师的身份参与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的视效创意脚本……然而，红极一时的乔小刀越活越不快乐、越纠结迷茫，2013年，他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北京，跟随妻子回到丽江生活。再次回到大众视野中时，他已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房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是什么？“有很多人把所有的梦装在房子里，它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安全角落，是一个有灯光的温暖的家。“刚到丽江的时候，乔小刀租了一块农业用地，每日耕种，等待收获。但农耕生活既耗费时间又不赚钱，他没有过上期待中的田园生活。于是，他想到在土地上”种房子“。乔小刀在雪山脚下建起一百多个“童年幼儿园”，除了造型奇特，这些房子都有实际的功用，有的是书房、有的是美术馆、有的是咖啡馆，还有些能住宿，每一所小房子都有它们的名字和故事，让荒草地也有了生机。在这些仿佛童话世界的小房子中，乔小刀画画、弹琴、读书，感到内心的喜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状态。他想把这份本真当作原材料，倾注在小房子中，送给一百个有故事的人，继续完成治愈别人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乔小刀来说，房子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居住意义，成为他帮助别人的媒介。“不忘初心，不负于自己是前提；建造小房子，不负于这一百个人；在大时代中，我只是渺小一个人，尽可能在潮流中，顺势前进。”第3997期制片人｜张昊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第四集。爱情，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再一起打碎，用水调和。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完全打碎自己呢？中国人的一天2021年终策划《凌晨奇遇》第四集，走在深夜的上海、哈尔滨、纽约街头，期待遇到“爱情”。爵士乐女歌手思瑶，独自一人生活在纽约。39岁的她风姿绰约，走在街上，总有比她年纪小的男生主动跑来要电话号码。她潇洒自在，在夜晚的爵士酒吧里唱着前男友的歌。思瑶的前男友比她小11岁，两人也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思瑶为了他从上海来到纽约，但没过多久，小男友就提出了分手，去了其他的城市追梦。思瑶没有追随他去，而是留在了纽约继续自己的生活。在黎明破晓的海滩，思瑶沉思着等待着日出，我们问：你觉得爱情一定要进行到底吗？她说：“爱情是碰到了才有，和相信不相信无关，但我觉得一定要进行到底”。郭琦和张佳是一对80后夫妻，在哈尔滨共同经营着一家艺术培训机构。都说相爱相守的人会互补，郭琦和张佳便是最好的范例，一个幽默随性，一个内敛严谨。回忆起十年前张佳在课堂对郭琦表白献花，丈夫认为那是一次浪漫的英雄主义行为，但妻子却笑笑说，“教室里一百多号人，他破坏了课堂秩序”。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把十年的点滴生活过得温馨又有趣，在他们眼里，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第三集。小时候妈妈总说，早点儿睡觉才能长高。成年以后才发现，正是那些痛苦而难以入睡的夜晚，让我们真正成长起来。中国人的一天2021年终策划《凌晨奇遇》第三集，在深夜的上海、哈尔滨、纽约街头，我们找到了一些关于“成长”的故事。马斌是一位影视剧灯光师，远离河南故土来上海闯荡已经好几年了。从部队退伍后，年轻气盛的他曾梦想三年当老板，开始学别人做生意，不料险些误入传销组织。如今，马斌已经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有着一双可爱的儿女，他早已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了脚踏实地跟着老乡们一起干灯光。每次深夜拍完戏，他与兄弟们都要奔波于上海的各大片场与库房之间，但是再苦再累，他也愿意坚持下去，因为他相信：“只要坚持，野百合也有春天”。关雨泽三十岁就当上了国际大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目前还在纽约大学商学院攻读MBA。可光鲜履历的背后，他的苦楚不知道该同谁说：签证即将到期，面临被公司辞退的风险，他跟公司的HR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第二集。家乡，物理的地址永远在地图上。但精神上的地址，有的时候却并不那么好返回。中国人的一天2021年终策划《凌晨奇遇》第二集，我们走在深夜的上海、哈尔滨、纽约街头，找寻了三个关于“家乡”的故事。戴师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开了20多年出租车，如今他每晚都从虹桥高铁站接送乘客。他协助筹建了的哥互助群，热心为外地司机解决各种问题，开夜车途中还不忘给市政道路提提意见。上海城市巨变，戴师傅的家已经从市中心搬到了远郊，但他却常常忘不了已经变成绿化带的老家。宋哲已经在纽约生活了十几年，经营了六家中餐厅的他，一直希望能在他乡还原记忆中的东北味道，抚慰更多漂泊的异乡人。在结束一场华人街舞表演之后，宋哲与老友们相约唐人街，吃烧烤、喝啤酒，聊聊已经很久没有触摸过的家乡——抚顺。刘畅，一个说起茨威格就满眼放光的九零后女孩儿，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营业到凌晨的书店。从小在杂志堆里成长的她，一直梦想着开一家书店，为哈尔滨的夜生活提供除了“格瓦斯、大列巴、撸串”之外的一种选择。今年除夕夜，她要将书店营业到凌晨四点，因为很多人会来这里看书，然后去赶火车。家乡，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址，更是亲情、友谊、年少的爱与狂，是欢笑与泪水交织的过往。夜深人静，你会想念家乡吗？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在腾讯新闻搜索“凌晨故事”，与深夜未眠者一起探索，了解关于“深夜与家乡”的更多回忆。第3994期视频|

点击视频，观看关于“快乐”的《凌晨奇遇》。夜晚不适合流泪，因为流泪的人会错过星星。夜深人静时，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的一天2021年终策划《凌晨奇遇》，第一集我们聚焦于深夜的上海、哈尔滨、纽约，讲述三个关于“快乐”的故事。富友是生活在纽约的中国城鞋匠，疫情期间他和妻子在异国他乡苦苦支撑着过活。富友的兴趣爱好很多，收藏、修鞋、唱歌，但他说自己的“快乐第一名”，还是晚上下班后跟着妻子去跳舞。周杰伦的一曲《Mojito》在广场奏响，富友和妻子舞蹈起来，纵使风再大，他们也能跳得热情洋溢，因为“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上海的脱口秀演员倪午阳，白天在咖啡厅打工，夜晚就穿梭于各种开放麦，赶场演出。他虽然与何广智、徐志胜是同一批开始讲脱口秀的，何广智还坐过他的自行车后座，他却觉得自己比那些闪闪发光的明星要更快乐。因为对他来说，脱口秀是治愈孤独的良药。哈尔滨一家巷子中的烧烤店，没有招牌却人气爆满。老板姓高，一人顾店，爱烤小串，人送外号“哈尔滨烧烤届天花板”。这一夜，导演带着摄影机走入店中，喝了两瓶酒之后，晃晃悠悠地开拍，捕捉到了东北人夜生活的真实欢歌。在深夜里与快乐碰杯，将白天的烦劳藏进墨色中。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故土，在凌晨时分，都有机会找到能让你快乐的“小串”。明天会是快乐的一天吗？也许取决于你今晚的选择。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在腾讯新闻搜索“凌晨故事”，与深夜未眠者一起探索，了解关于“深夜与快乐”的更多秘密。第3989期视频|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的故事。这一年，我们怀抱着“疫情终于要过去了”的希望开始，又怀揣着同样的希望结束。应该继续留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到家乡？异地恋是否要继续？之前立下的目标、做的计划，要不要咬牙坚持？这些问题，随着疫情的反复，变得更加难以回答。这个冬天，我们的创作团队选择了上海、哈尔滨和纽约三座精神迥异的城市，和15个普通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个普通却漫长的夜晚。他们也许和你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却跟你同享悲欢。在我们拍摄的这些朴素故事中，真挚、粗粝和温暖的力量随处可见，这也是深夜孕育出的、关于生活的答案。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在腾讯新闻搜索“凌晨故事”，关注深夜未眠者的故事，了解关于凌晨故事的更多动态。第3988期撰文&视频|

点击视频，观看《凌晨奇遇》系列纪录片之“老狼的凌晨故事”。凌晨，是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些故事的尾声和希望的萌动在这个时刻交织更迭。于是，霓灯孤赏的夜色下，匆忙的都市生活竟翻转出了另一番活色生香的人间景象。那些夜晚甚至凌晨还在工作的人，那些在白天与夜晚之间肆意切换身份用尽力气生活的人，他们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故事？带着同样的好奇，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们和音乐人老狼相约在北京西大望路附近的一间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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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敏离家自驾一年之后，女儿杜晓阳从郑州去武汉看妈妈，一对双胞胎在高铁上很开心。

你是否担心不能给孩子足够的陪伴？你是否正因宠物的异常行为而感到烦恼？中国人的一天

多少夫妻正经历着被父母催生的痛苦？多少妈妈会担心产后身材走样，甚至焦虑抑郁？中国人的一天

你是否期待恋爱中的甜蜜陪伴？你是否正面临婚姻中难以逾越的争端？中国人的一天

“只要有险情，我们就奔往。”张广瑞是一名珠宝鉴定师，在本职工作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天津蓝天救援队的负责人。张广瑞最初接触到救援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还在读书的他看到新闻，怀着一腔热血赶赴了四川，在绵竹汉旺的武都小学参与了一个多月的救援工作。做救援，最无奈的就是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张广瑞曾去往非洲，参与保护大象的反盗猎项目。项目快结束时，飓风席卷了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张广瑞有急救经验，和当地空降兵部队一起参与到了救援当中。灾难现场触目惊心，除了两家幸存，整个受灾村落300多人全部失踪。“救援本身也要敬畏自然”，张广瑞坦言，“水灾救援现场是最震撼的，自己干了救援那么多年，研究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系统那个系统，结果在大自然面前一文不值。”救人先救己。救援队格外重视队员的培训和磨合，灾难来临，只有保证自己是安全的，才能守护更多的生命。张广瑞坚信，“救援就是遵循人道、博爱、奉献的救援精神。”第3976期制片人｜张昊

“只有农民富了，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张雪是一位90后姑娘，她称自己为“新农人”。大学毕业后，张雪曾做过三年“北漂”，2015年，她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黑龙江五常，与农户一起成立农业合作社。在她看来，所谓“新农人”，便是有新思想的人，要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搞农业。2015年，得知家乡的五常大米销路堪忧，作为家族里唯一一个大学生，张雪决定回来，帮助乡亲父老摆脱困境。从河南万邦到北京新发地，天南海北，她跑过大大小小的粮油批发市场，但效果不尽人意。张雪决定转变思路，把目光投向互联网。新媒体、网店、直播带货……经由张雪的尝试，一系列新手段在村子里开花结果，一批批质量上乘的农产品走出五常。她成为了黑土地的“搬运工”，用年轻人的新思路，让一方沃土飘香四海。第3975期制片人｜张昊

一群人从一段风光走到另一段风光，中间隔了近40年。二七厂的工人大哥们变成了小老百姓，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时间眨眼就过去了。长辛店的荣誉写进党史里，练健美的工人们老了。对他们来说，去健身房是一项爱好，也是肩上的责任，它支撑着人们度过艰辛的岁月，度过日复一日的生活。近期，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推出系列人物纪录片《缝隙里的人》，今天推出第四期。我们希望在时代当下，窥见另一种人生。刘宝利打120电话是在63岁那年的3月。那是2012年，他跟往常一样去健身房练举重，卧推40公斤热身。3组过后，半边身子麻了。刘宝利放下杠铃坐下，脚哆哆嗦嗦，麻得更厉害了。他跟人说，你们玩，我回去了。健身房离家不过100多米，进了屋，他往椅子上一坐，跟爱人说，感觉不好，赶紧打120，拿出一丸牛黄安宫吃了下去。刘宝利换了衣服鞋，拿上瞧病的东西，坐在椅子上等着。他跟爱人都没着急。刘宝利住在一栋老单元楼的二层，救护车来了，他站起来往家门口走，快到楼梯时突然走不动了，“半边身子骨没了。”慢慢地，刘宝利被人抬起来，晕晕乎乎到了医院，再过一会儿，好像睡着了似的。一个月之后，刘宝利出院了。现在，他是脑出血患者，中风后遗症残疾人。出了院，刘宝利才觉得难以接受——在医院里，他不用接触生活；出了院，他开始觉得自己拖累家里。从前的刘宝利不叫刘宝利，熟人都叫他“刘块儿”，长辛店这片有他的“名号”。老旧居民楼旁简陋车棚内陈设着各类自制健身器材。从北京市区往西，出了五环奔南，路过卢沟桥就是长辛店。这里是北京的“飞地”，打这往北是门头沟，往南是房山，长辛店则恰好属于丰台，划在城八区里。从二七厂路开过九子河，转一个小弯，仿佛回到了90年代：这里有成片的五到六层红砖房、空旷的地方长着一人高的野草。这是建国后的老工业区，时代遗迹。工厂的栅栏里停着淹没在野草里的火车头，街上竖着公共浴池的老牌楼。小红砖楼里，居民在阳台外边竖起两根钢管，拉上铁丝晾衣服，窗外搭着鸽子笼，一楼的住户把花养在小区院里。老头老太太去超市买菜至今还是排队交现金，把收银员找的钢镚收进钱包。居民们在这里从十几岁住到七八十，谁跟谁都说得上脸熟。刘宝利还是“刘块儿”的时候，长辛店这片没人比他更壮。初中没毕业，他就跟着街坊练举重，那个年代，崇拜的举重明星是陈镜开、陈满林。上了班，他找厂里车工车了一对15公斤重的哑铃，上完夜班在厂房练摆花，一周几趟去业余队练挺举、抓举。得病并非毫无预兆。好几年前，刘宝利早晨活动完，遇上免费量血压的，一伸手，低压120，高压200。穿白大褂的抬头看他，又量。测了三次，对方什么也没说，他也没在意——他烟酒不沾，身体健壮，血压高但身体没反应。健身房里的大爷们。从医院出来，刘宝利就不再是“刘块儿”了。体重掉了40多斤，他一个多月没出家门，下了楼，走路得扶墙，好腿拖着坏腿挪。熟人见了他一惊，“你怎么这样了？”他解释道，得病了。院儿里坐着的老头叫他“过来握手”，“看你有劲儿没劲儿”。各种生活小事也让他难受：活干不了了，饭来张口，搬个水盆都拿不稳，“觉得自己真笨，怎么这么点小事儿我干不好。”刘宝利又去健身房了，别人练，他就站着聊天。有一天，他挪到卧推的座椅上，先坐下，又躺下，两手往上够，抓住了杠铃的杆。健身房里有人劝，但没人上来拦住他。这是一种体面，在这里，个人意志仍享有自由的尊严感；但这也意味着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刘宝利明白，“人这么大了，应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有什么自知之明？他觉得撑起杆子没问题。他光举个杠铃杆（20公斤），从架子上撑起来，举稳了再搁下，俩手的力气不均匀，胳膊前后晃，坏手的腕子没劲。两回以后，他慢慢试着把杆放到胸前往上推。二七健身俱乐部门口。后来刘宝利天天来，跟从前一样。健身房全名叫二七健身俱乐部，二七厂是长辛店最出名的工厂，工人年轻的时候，因为爱好健美聚在一起，用废料车出个形状焊上杆就是哑铃，卧推坐垫上的被单是职工家属缝的。几十年过去，到刘宝利患病，健身房还是一个透风的车棚子，冬冷夏热，房顶低矮。器材就那几样：哑铃、杠铃、一套多功能组合器材。“到点了，活动活动”，像条件反射似的，来了健身房，他便什么都不用想。徐伟听说刘宝利中风的时候吃了一惊，知道他卧推更吃惊。他没说出别的来，决定不收刘宝利的钱——健身房的会费一年300块，用作场地租金。徐伟是馆长，他定过3条规矩：80岁以上的不收钱、没收入的不收钱、学生不收钱。刘宝利执意交钱。两相僵持，最后结果是每年交100块钱。早晨7点，前二七厂煅工老张溜达到二七健身房。他洒扫洒扫地面，把鸟笼子挂到窗前，就在正对着门的小方桌旁边坐下了——这是以往，今年还加了一项把媒体迎进来。刘宝利得病后，健身房所在的车棚已经换了两个地方，都在二七厂家属区里，互相离着不远，光景却大不一样。2021年6月，健身房会员、前二七厂车间通讯员芦师傅执笔写了一封申请书，长达6页，递交给长辛店街道光明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并转报丰台区长新店镇政府，题目是《二七健身俱乐部请求解决健身场所的申请书》。大爷们在健身房车棚顶铺防雨布。“健身俱乐部的由来与沿革”这一章节中写明如下信息：“群众自治组织，强身健体为主、开展休闲娱乐活动的自发团体；本俱乐部在建设三里13号楼北侧的自行车棚内；负责人徐伟，俱乐部会员32人。”体现俱乐部成就的地方是：“最近半年来，本俱乐部声名鹊起，蜚声中外。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实际上是《24小时》节目），豪掷九分钟报道了二七厂车棚健身活动，令新闻界惊叹不已！”徐伟署上自己的名字，请拍纪录片的记者帮忙输进电脑，打印出来。徐伟63岁了，很有“老粗”的劲头：膀大腰圆，留莫西干头，四周剃秃，中间一道小卷毛。他问媒体：你有什么目的？有时候也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点费用？”显得不是那么亲和。有段时间媒体太多，他还拒绝过两次：一个进屋就换上高跟鞋拍自己的自媒体，徐伟觉得她“做抖音跟明星似的”，让她下午就别来了；另一个是老张接待的，短上衣绷在身上露一截肚子，拍了一天还想再来，徐伟让老张跟她说，我们领导不让你来了。徐伟很实在，“咱也不是盈利机构，宣传能有啥用我不清楚”，有人给健身房捐了器械、送几套衣服背心或者水杯，大伙都能用上。徐伟给媒体记者展示健身房在多次健美比赛中夺冠的奖杯和奖牌。2014年，徐伟在健身房创始人张威的病床前接过这摊事，现在的情况是谁都没料到的。健身房不仅上了央视，而且英国路透社也来了。最多的时候一张沙发上坐4个记者，分别来自不同媒体。媒体把故事输送到长辛店之外，老头儿们站在低矮的车棚里亮出胸肌，人们从中汲取力量。人们看到，健身房条件艰苦，没有窗户，靠小排风扇通气，屋里潮湿憋闷，练有氧也像无氧。车棚是就着别的房子搭起来的，室内也是外墙；灯不太亮，屋顶太低，点蚊香也治不住蚊子。来拍照的摄影师助理说，健身房太恐怖，难受。老工人们在里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苦为乐。大爷们在健身房讨论最近的锻炼成果。徐伟说，现在是他最风光的时候，他上一次风光，还是在厂子辉煌的时候。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7日，吴佩孚授意湖北督军枪击工会代表，工人牺牲52人，史称二·七惨案。罢工以失败告终，党史百科上写“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二七厂就是这场罢工的策源地之一。工厂的历史能追溯到清朝，1897年比利时人修建了工厂，厂子曾先后被比利时人、法国人、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管理，最终从卢保铁路卢沟桥厂变成了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特殊时期，8341部队曾进驻“六厂二校”领导运动——二校是清华北大，六厂里就有二七厂。厂子的光辉阶段是什么时候？健身房里锻炼的老工人都有发言资格。59岁绰号大头的前4级钳工，和83岁、爷爷辈的前车间书记老杨都说，是工厂制造内燃机的时候。老杨1958年7月15日进厂，工厂职责本来是修理蒸汽机，那年大跃进，厂里靠88天大会战造出了中国第一台600马力内燃机车。他就在柴油机车间当学徒工，测试内燃机做了500小时实验，他亲自参与过。他听老工人讲过解放前的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发了工资拿麻袋装，上粮店买粮食晚一会就涨价，挣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三斤米。建国以后，工厂归国家所有，铁路是共和国大动脉，老工人有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的精神，以厂为家。工人年轻时用厂里的废铁废料自制的哑铃。党章总纲的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时候，工人能进二七厂真是骄傲。解放前，全厂职工2457人。老杨进厂时赶上扩招，一个技术工人带四五个学徒，厂里有俱乐部、图书馆、体育场。50年代，工会相当活跃，工人加班加点必须经过工会副主席批准，保障权益。60年代工会组织文体活动、劳动竞赛、表彰劳模……“热火朝天”。1971年，二七厂造出了北京型客运内燃机车，作为中国铁路客运主型机车一直用到了80年代。老杨说，“二七精神就是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大头说，“大工厂，小社会。”大头1978年进厂，工厂的配套设施有医院、学校、食堂、浴池、托儿所和百货大楼，治安靠工人纠察队——一个人一辈子不用走出长辛店，吃喝拉撒全包。谁都想进二七厂，革命传统与有荣焉。工厂还在壮大。拆分是几几年？大头和老张争了大半天，查查百度：1980年1月，按铁道部命令二七厂一分为二。8000多人的厂子拆分成两个，一个造火车头，一个造火车皮，拆分之后分别扩招。二七健身俱乐部成员刘洪滔在车棚里为到来的记者朗诵《列宁在1918》片段。80年代，庞大的工厂里，文体相当受重视。1981年2月11号，徐伟调到二七厂，那是大年初七，他办完进厂手续就坐上晚上7点的火车去柳州备赛。徐伟是厂里从首钢挖来的足球人才，从小摔跤，踢球当守门员。他在首钢挂职抹灰工，二七场挂职工厂建筑，一天班没上，后来变成了采购员，一年干3个月活，剩下时间就是训练、打比赛。徐伟摔跤比赛拿过北京市冠军、全国铁路系统第五。赛前减体重，他穿上大棉袄去锻工车间烤火炉子，比赛时，厂里人骑着自行车去看。最风光的是1987年9月17日，北京市足球联赛，二七厂队对战北京体育学院，争冠亚军。比分1:1，徐伟扑出一个点球，二七厂赢了。比赛在地坛体育场踢，沙石黄土地。厂里开了一辆55座大轿子车，球队20多人，剩下的是观众。“这是我们厂（球赛）的最高荣誉了。”厂报纸发文讲了这场比赛，报纸徐伟现在还留着。拿冠军是为厂里争光。二七厂奖励每人200块钱，安排球队去北戴河疗养。不是人老了才开始练健美，是练健美的人老了。刘鸿滔看见《健与美》杂志是在1984年还是1985年？每篇报道各有说法。这次，他告诉记者，自己1985年进厂，17岁在金属结构车间当氧气工，他第一年做学徒工时看见的那本杂志。杂志封面是一对外国男女，肌肉线条漂亮，他联想到的外国侵略者，“如果咱们的男人都是这种强健体魄，可能就不会被欺负了。”工厂给他的工资是18块钱，杂志售价1块4毛8。馒头2毛5一斤，刘鸿滔花了将近6斤馒头的钱买了杂志，劲头上来了。刘鸿滔身高1米82，他形容自己当时的身材是“树杈子”。他捡废料找车间的人做成哑铃跟着书练。那时他是个小光棍，5:30下班，别的工人洗个澡回家吃饭，他就在厂房里练俩钟头，别人洗完澡回来看见他，都说“你这不抽疯吗？”过了几个月，刘鸿滔从《北京晚报》上看见北京什刹海健与美军舰班正式开班的消息。他花了15块钱报名，买张月票每天坐车，每个月就靠几块钱奖金吃饭。健身班用国家标准器械，隔天开课，刘鸿滔下了班就倒3趟车去练，坚持了半年，直到在二七厂的操场瞄上张威。刘洪滔年轻工作时的照片。张威比老杨大9岁，比徐伟大30岁，是厂技校的体育老师、火车头体协（全国铁路系统下属的体育协会）田径总教练。他拥有百度百科，上过《工人日报》，破过两次吉尼斯纪录（5.5公斤哑铃太极摆花6000次，和负重15公斤杠铃片仰卧起坐315次）。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二七健身俱乐部的创始人。在80年代，让张威在厂里出名的事，是他拿过1953年全国铁路系统3000米赛和1956年和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的冠军。职工们看见他每天坚持跑操场25圈，1万米。传闻他在1987年退休之前没穿过棉衣——别人穿棉袄的时候，他穿着短裤在操场锻炼。有人相当佩服，也有人说他是疯子。老杨当面问过他，“张老师你跟我说实话，你冷不冷？”张威答：“我怎么不冷，你看我这鸡皮疙瘩。但是冷我顶得住，你顶不住。我有抵抗力。”刘鸿滔瞄上他的时候，张威正独自在操场上练健美。50多岁，不到一米七的个头，“身材按现在的眼光看很标榜”。那时候刘鸿滔不到20岁，张威50多岁，刘鸿滔问，您收弟子吗？张威说，你喜欢？你哪个部门的，要是行的话可以今天来练。刘鸿滔便成了第一个跟着他练的人。张威的训练方法是自创的，用的也是土器械。哑铃、杠铃存在主席台下的储藏室里，每天去体育场的空地训练。跟着他练的人越聚越多，全凭爱好，不限于二七厂。刘洪滔珍藏的年轻时候的健身照片。那时候健美不是时髦的事。大头说，那个年代流行田径，他就是练田径出身。直到现在，来健身房练块儿，家里人还说他“寒碜”。刘鸿滔更惨：“那时候工人画画弹琴吹笛子，人家说你是个智者，属于有文化修养。你练块儿就是属于傻大黑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找过一个穿白大褂的对象——女孩在军工企业造飞机上的保密部件，全家都是大学学历，爸爸是教授。刘鸿滔只在夜校培训过，女孩家里嫌他没文化，有块儿也是惹事。女孩他爸说：“五大三粗是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把俩人拆散了，为这他还掉了眼泪。但他并未放下健美：“虽然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化，说不出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是强身健体没有错，我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男人。”他记得，二七厂健美事业的飞跃在1988年。传闻张威找领导批了块地，“领导也支持，起一个健身队也不用投太大的资，就是批块地的事。”反正那一年，这些练健美的人盖了他们的第一个健身房。场地在二七体育场的西北角，跟主席台并排，又借了体育场拐角两面院墙。说是健身房，其实只需要搭个屋顶和一面外墙。小伙子们热情高涨，谁家门口摞着点剩砖就给敛走，木头板子、铁架子“连偷带摸”，可带劲了。盖房那几天，刘鸿滔去拉锯锯了木板。直到现在，健身房的第一个场地有6扇窗户，房挺高。旧器材抬进去不够用了，又传闻也是领导批了条子，现做了几样器材——卧推、双杠、单杠、吊环。场地和器械是怎么批的条子已经无据可查，但练健美的人确实给厂里争过光。1992年5月2日《中国体育报》头版，上面报道了二七健身队的相关成绩。1990年艺海杯健美比赛，张威带队，厂里去了7个人拿了5个名次。比赛每个级别取前6名。厂里的最高名次是65公斤级的第二名，刘鸿滔拿了85公斤级第6名。为此，他升了半级工资，得到50块钱奖金。1991年长城杯健美比赛，他又拿了第五名。拿了奖，他跟人开玩笑，“我该不该背着手走道了？”一块奖牌、一个证书，是他给厂子争的光，也是刘鸿滔个人的荣誉。出成绩了国家认可了，过去说他“抽疯”的，后来都说“行”。1992年5月2日，距离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还有84天，刘鸿滔上了《中国体育报》头版。那时，他是厂里的体育标兵，企业重点培养，这个展示风采的机会给予了他。在《北京工人坚决支持申办奥运决心书》旁边，刘鸿滔高举火炬，脚下是“二七工人心向奥运”的条幅。报纸一直在他家保存着，有点翻不开——不能咳嗽，一咳嗽这报纸就碎了。“你说它（健身房）摇摇欲坠，晃晃悠悠走了40年，中间为什么没断？”2021年的夏天，大力熊这么问记者。大力熊63岁了，本名徐长兴，从小崇尚力量，“大力熊”是十多年前注册QQ时他给自己起的网名。他是健身房里特别显眼的人。一个下午，他骑着新买的铃木摩托到了车棚门口，车是美式太子款。他摘下墨镜，花白的圈胡子，胳膊上肌肉隆起，像潮流街拍里的大叔。大力熊骑着摩托车来健身房锻炼。健身房的两次风光之间，隔了近30年的风雨飘摇和泥沙俱下。90年代开始，厂子效益不行了。1996年，文件正式颁布，鼓励职工自谋职业。徐伟从采购员变钳工，又从二七厂调到二七通讯工厂。1994年，他进了催款科，给厂里要债10年。对厂子的衰落，工人们没有多么宏观和深远的认知——反正和市场转型有关系。有人说：“我们的经营模式就是这样，这工厂必须死。”徐伟的认识更简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厂里卖了火车头账要不回来，资金周转出了问题。厂里从各车间抽调了30人进这个科室，最后就剩两个，他是其中之一。干催款，一年得有半年都在出差，他去过乌鲁木齐、格尔木、西宁……催款靠社会能力，在嘉峪关，欠钱的人说，你得喝酒。徐伟属狗，人家把科里属狗都叫过来跟他喝，喝完又说，“你下午能来我就给你钱。”下午，他“恨不得是爬过去的”，拿回了10万块钱。催债也有好处，不用坐班，出差一天补助100块钱，铁路单位出行免票；回东北老家住叔叔家、上西北甘肃住姑姑家，其他地方自己解决。徐伟估算，十年里自己给工厂要回了2000多万，越往后越不好催。2004年，徐伟工龄买断。28年工龄“卖”给厂子，一共拿到4万多块。徐伟才40出头，他找过许多工作：在建银大厦西站南广场干了三年保安，在丽都酒店也做了两年保安，还看过5年停车场。年轻的时候风光，他在足球队打比赛，没时间观念，不习惯让人管着。干保安，8点必须到岗，早晨，他坐5:40的班车走，少的时候一个月才赚800块钱。徐伟没怎么干过活，没技术，想干别的，哪有路子？买断工龄之后，他吃了10多年低保。刘鸿滔的工作也有所体现。那场运动会之后不久，刘鸿滔被厂子外派去了无锡，离开了健身房。“自谋生路”的号召出来，他停薪留职开过出租。过去，二七厂的地位仅次于首钢，他翻八九十年代的“老黄历”：“银行的科长（一个月）才开46块钱的时候，我们的三级工就已经开到48块钱了。”到了停薪留职的时候，工厂职工在社会上却已经算是低收入人群。后来，刘鸿滔当上了群演，他在健身房看《演员的自我修养》琢磨自己的群演事业。2004年，工厂有点复苏，把外边的人都召回来了，刘鸿滔也回到了厂子，干了5年探伤员，操作国家高端机器。单位培训他考了4个执照，“一个本儿8万。”刘鸿滔拿探伤类比医生给病人照X光，说跟他一起考执照的还有医院放射科大夫，“我考93分他考78分。”但到头来还是要自谋生路。他去税务单位干了10年杂活，2018年买断工龄，税务单位的工作也很快到期。刘鸿滔不甘心50来岁就回家躺平，“提着鸟笼子溜大弯我有点早。”刘鸿滔当过三个月保安，丧失尊严——他在单位算技术员，在位的时候叫刘师傅，别人开玩笑得叫他一声刘大技术员。穿上保安那身皮，别人叫他“哎”，“你把这东西搬进去。”刘鸿滔模仿那段对话，他问对方，“你平常跟别人就这么说话？”对方问他，“你干得了干不了？干不了明天你结账走人。”他还干过“私人保姆”，陪一个老军人聊天、推着他晒太阳，洗洗衣裳，一个月赚4000元。不到3个月，子女把老头接到外地，工作告终。刘鸿滔去参加招聘会，拿出4个本儿来，没一个人认得。“我这机器飞机场有，人能要我吗？科研单位，西昌发射基地有，能要我吗？”刘鸿滔说，“你告诉我50岁我干什么，吃软饭吗？当今社会，咱们没文化，没有技能。”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滑坡，卖鸡蛋的老封就成了长辛店新的传奇。毛线厂倒闭的时候，他抄底买下库存毛线去广州倒卖。他从潘家园批发老头爱盘的核桃，一块钱一对儿，到了广州卖毛线的档口跟人搭话，送一对核桃，打听打听市场。大家都知道老封挣钱了，后来投资P2P赔都赔了上百万，还给家里买了房，两套房子上下楼，下边生产毛线，上边住人。另一个传奇是王建国——他是二七健身房走出去的全国健美锦标赛冠军，后来走了专业道路。这是健身房的生机。老封多年前就买下家里同楼一间房做毛线生意。到现在，健身房墙上还挂着一把大刀，那是张威60岁左右时找工厂的工人做的，形似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他扛着刀在操场跑圈，这事只有三个人做到过：张威、一个农民工和老封。刀重90斤，操场400米。老封说：“转完之后你就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压着受不了。”张威直到70多岁还在训练，一天三身汗。按老杨说的，“都有口号了，天天健身房，死了也辉煌。”一语成谶。2014年，张威来得越来越少，再后来他带着尿袋回来了——他得了前列腺癌，动了手术。那年五一，老杨、徐伟和另一个健身房“骨干”去探病，张威有了痛苦的模样，老是解手、喝水。那天，他把健身房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徐伟，要他发扬光大。健身房里，第一拨跟着张威一起练的人叫“黄埔一期”，但按时间算，徐伟只能当黄埔第好几期。他1998年才来健身房锻练，那时因为伤病，他好几年不踢球了。后来要债、买断、当保安，他都没中断过锻炼。徐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喜欢锻炼：“我是一个运动员，脚跑不动了，我得有一事儿干。”张威的托付让他吃惊，但他想得挺简单：“既然张老师说了这话了，这也不是什么皇位，就是你的责任。开开会，我管钱就管钱了，咱没什么私心。”肘关节受伤了，徐伟只好用大臂使劲做推拉。2014年5月12日，张威过世。出殡那天下雨，健身房的人都去了，徐伟拄着双拐——2月份，他刚在北医三院做了脚踝手术，治踢球带来的慢性伤病。年轻时比赛训练不断，没意识也没功夫养伤，俩脚踝里都有骨头渣子，走路可疼了。从此，徐伟生活里有了两大变化：他领了残疾证，也当了健身房的馆长。现在问徐伟，这辈子经历过最难事是什么？答案是健身房搬家，“比买断还难，比离婚也难。”“买断就买断，也不是我自己工厂，2000来人都买断了，我就从外头干。”徐伟96年离婚，04年买断，05年再婚，媳妇比他小12岁，当年年末生了老二。现在，徐伟的龙江牌电三轮停在一楼街坊围起来的小院里，每天早晨5点起床，去摆摊的地方占位。他拎着电瓶爬下3楼，胳膊上肌肉隆起，脚步一轻一重，走两步喘口粗气。墙上安着黄色的老年扶手，他每走一步，都用右手死死拽住扶手。电动三轮上驮几个大布包、一个折叠床和钢管焊的龙门架。5分钟车程就到摊位，他的摊挨着卖菜的、修鞋的、还有5块钱理发的。他说，日子“应该能过得去”。但他接手健身房后，从没想过搬家的事，“今天给我说后天要拆，你怎么办？”特难，脑袋一片空白。健身房一角的健身房守则早已泛黄。迄今为止，健身房换过4个地方，徐伟主持了3次搬家。2003年，体育场改造，健身房第一次搬迁。张威带着几个骨干，把健身房搬到了离体育场100多米的车棚。从此，有了场地租赁费，白练的日子结束了，每人每年要交300块钱会费。那时徐伟刚练上不久，还轮不到他操心。老杨记得，那时候还不担心没地方，二七厂有文体传统，“北京市数得着的。”大家找工会找党委都能说上话。第二个场地空间大、房子低，有窗户不能开，屋顶是层石棉瓦，用了十多年。2016年，这个地方要拆掉改成绿化带。健身房被居委会贴了条，警察和街道管理员都来告知，徐伟记得搬迁限期是3天。徐伟带头，老头们抓紧把屋里的器材运出来，单到了日子还是出了差错——一个多功能训练器最大，无处存放暂时放在了门口。期限的最后一天，大力熊接到电话：放在门口的多功能综合训练器被人砸了。负责清理车棚的人还没撤，他跟徐伟赶过去找到这个人，到厂领导办公室谈话，要求把器材恢复原貌——这也是工人自己做的，徐伟记得那是张威亲自设计的。图纸拿出来，办公室里连领导带施工方几个人现场掏兜，凑了几千块钱陪给健身房。那次搬迁，健身房去了建设3里16号楼旁边的车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来年年底，第三个地方被定性成危房，通知要拆迁。厂里也变了，“老的老，死的死”。新班子他们都不认得，有事说不上话。阳光从房顶破洞透到车棚健身房里。徐伟和大力熊骑着自行车在长辛店转，看见个不错的院子就去敲人家门找场地，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徐伟托人把器材存到体育场的器材室里，没法练了。大力熊说，那是最艰难的时候，说散就散了。器材只存了半年，又得搬——体育场偶有演出，那里得做演员的化妆间。直到2018年5月26日，二七厂健身俱乐部终于搬到了现在的车棚。低矮、憋闷，冬无暖气夏无空调，但这仍是4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里头带个小厕所，能洗手洗澡，屋里有电源能吹电扇。历届健身房里从没有过厕所，喝水的地方也没有，但人没断过。老杨1999年12月31日退休，退休第一天就到健身房报了到。他年轻时在二七厂青年队踢球，跟张威是好朋友。工作忙，搞体育爱好的机会少。他们说好了，退了休一定来练。老杨几乎天天去，刚开始卧推只能推杆，今年83岁，却可以推动55公斤。传闻，刘宝利是当年张威想壮大健美队伍多拿成绩，找上门吸收的。刘宝利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自然而然的：他结婚后就不举重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家里只剩老两口。1999年，前二七厂汽修工人刘宝利就来健身房练上了。比赛完，大爷们在健身房烧烤喝酒唱歌庆祝。距离第一次犯病，9年了，刘宝利经历了两次脑出血，还能练。他给人们展示病情，活动活动脚腕子，手抓握抓握东西——比别的脑出血病人都强呢，就是肌张力不行，走路脚踩下去像弹簧，抬起来像拉簧，别人一看就知道有病。9年了，老了，他都接受了。前煅工老张犯了心脏病，支上架了，来健身房说是练练，天天报到，其实多数是闲坐，拾掇拾掇屋子，跟人聊天逗贫。有人损他健身没效果，他跟人打岔：“我这是离休干部的胳膊。”记者采访刘宝利：“你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指脑出血前是否注意身体）”，刘宝利嘿嘿一乐，“大意了”。老张接着掏出手机，给大家展示儿子给自己买的牛黄安宫丸。两人都很坦然。2019年，刘鸿滔搬回了长辛店。他离开长辛店好多年了，还做税务工作的时候不住这里。经历了买断和求职失败，他又搬回来住下，在路上碰见过去的职工，听说健身房还有。他交了钱，又练上了。那时他不知道何去何从，心里空了，“告诉自己钱挣不着，起码闹个好身体。”商业健身房？他不是没考虑过，但觉得没有气氛，“张三跟李四谁也不聊天”，费用也高。大力熊牟足劲，在《高手在民间》的彩排舞台上举铁。2008年，大力熊也在健身房交了钱。他从小就引人注目，小时候学画画，会弹夏威夷吉他。80年代听摇滚，别人说他侧面像佐田雅志，就留一头齐腰长发。年轻的时候自学缝纫，看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拿工作服给自己改了个夹克穿，看完日本电影，又做了条锥子裤。到老了，他骑摩托、玩摄影，还是视觉网站的签约摄影师，他喜欢业余无线电，就去考了执照。大力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粮食系统里画宣传画，壮年时期在二七厂跑大车，40岁停薪留职后开客车干旅游。加入健身房时，他在新月开车，奥运会培训都参加了，但父亲瘫了弟妹轮班照顾。5月份，他把车交了，决定回家伺候老人，“本来想干完奥运会挣点钱，后来再一想算了，那个钱怎么也有数，爹妈照顾不好是终身的遗憾。”大力熊的父亲先走，过了三年母亲也去世了。他来健身房锻炼不是为了健美。那时，大力熊买了几盆花，“跟我妈说，赶明这花要都开了你们病就好了。”去健身房锻炼时，他给自己许愿，“我的胳膊要这么粗了，我爹妈的身体就好了。”今年之前，二七健身俱乐部的至高荣誉是4块金牌。那是2019年，他们去打第37届北京市健美锦标赛，去了4个人拿回4块金牌。再往前，2012年徐伟打过一场比赛拿了奖。当时的规定，50岁以上参加老年组比赛，比赛当天是徐伟54岁生日。他准备得很郑重。哥们的儿子在大兴健身房当教练，他3月份就过去备赛。比的时候还跟年轻时打摔跤比赛一样，比赛头一天就不喝水了，脱水减重。哥们给他买了一桶蛋白粉，徐伟一直记着，“平时也喝不起500多块钱的蛋白粉”；还有哥们给他买了一块牛肉，200多块钱，徐伟也记到现在。徐伟判断自己最起码能打色（北京话，读shǎi，指健美比赛上台竞技前，选手会在身上涂油彩美化肤色的过程），那时比赛进了复赛才能打色。他进了复赛，第一次打健美比赛，有劲使不上，一个一分半的自选动作他做了1分20秒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但还是拿了奖。那年张威身体还好，上台给他颁奖，大力熊去现场拍了照。大爷们没有专业的打色助理，都是自己打，打不到的地方就互相帮忙打。2019年那场比赛是大力熊想打的，徐伟打过比赛没多久规则就变了，老年组参赛要求60岁以上。这年他和徐伟都满了60。大力熊的私心是不孤军奋战，“我要一个人出去，说白了谁给我看衣服打色？大伙一起去，就算失败了还能互相遮丑。”他在健身房里撺掇别人，收集往年比赛照片和选手情况，趁大伙喝酒高兴的时候讲，“咱们要努把力不会输人”，“对孩子对孙子都有交代，这是不可复制的”。最终，大力熊、老封、徐伟和老贺4个人去了。“老封到那一看要跑，让我们给揪回来了。”大力熊解读赛制：老封的重量级一共7个人，他常年踢球，身材是线性的，不够壮。但最后老封也拿了冠军——他70多岁了，年龄组和重量级综合考虑。媒体来了，比赛带来的风光退居第二。大媒体的记者来采访，在健身房附近租房住了一礼拜，把老封说的话写在文章结尾：死后“骨灰捏成小球，用弹弓射向足球场”。刘鸿滔最近当群演了，拿着一张美颜过的、媒体给拍的肌肉硬照见组，得到了肌肉男的角色。有开健身房的小伙子看到报道来他们这儿考察，免费赠送了几个综合器材，车钱都是自己出的。不和谐因素也产生了点：有平时来得少的人，爱赶媒体在场的时候来健身房蹭照片；中央台记者来了徐伟没在，后来知道有人说自己是健身房创始人之一。他很介意，后来一贯强调张老师是唯一的创始人，“只有唯一，没有之一。”五位二七健身房选手在“大师组”夺冠。今年，健身房又报名参加健美比赛了——“壹学院杯China

点击视频，观看方向盘背后的货车江湖。3000万，这是中国卡车司机的数量。上至年逾六十，下至刚满十八，从东北到西南，操着不同口音的中国卡车司机，驾驶着超大型卡车，在沙漠、在高山、在海岛，奔波在超过500万公里的中国公路上。他们以车为家，近乎永恒地漂泊在路上。提起卡车司机，你会想到什么？疲劳驾驶、马路杀手，还是乏味无趣？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但卡车司机们是否果真如此？我们和四位自认为平凡普通的卡车司机们聊了聊。他们是靠双手撑起家庭的顶梁柱，是全球最大货运市场的贡献者，也都经历着我们未曾想象的人生。入行七年，张德来跑过全国80%以上的地方，总里程过百万公里。云贵川藏疆，中秋节、国庆节甚至春节，只要运费给到位，他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张德来走过最惊险的路莫过于盘山公路。那时他刚入行，经验不足，却要开着四米多长的大车翻过千米高的大山，从山顶爬到山脚，再往下走才能进村。距离村子还有五六公里，盘山公路却没了影，只有村民自己挖出来的泥巴路，坑坑洼洼。一边是裸露山体，另一边是万丈深渊，张德来坐在驾驶室里，刹车踩到底，双腿止不住发抖。夜幕降临，张德来正在驾驶卡车赶路，他需要在第二天中午把货送到湖北武汉。只要能接到单，张德来几乎一直在路上。去年夏天，他从山东聊城运哈密瓜到沈阳。整整三个月，每一程都会经过河北秦皇岛，下了高速就能到家，但他从未回过家——夏天温度高，水果经不住放，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车就是张德来的兄弟。“就跟玩游戏上瘾一样，我只要两天不摸方向盘，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手痒痒。”初中毕业后，张德来曾开过三轮卖过水果，18岁时，他攒到四万多元，他买了人生中第一台大货车，正式入了行。到达武汉后，张德来拿起手机录了一条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车刚买回家，他每天都要检查车况，方向盘一天擦好几遍，晚上都想在车里睡觉。第一次出车前夜，张德来激动得睡不着觉，“心里老惦记着，明天就要去装车了，要开始我人生第一趟长途了。”开货车是他从小最向往的职业，每次上学路上看到大货车开过，他总是忍不住多看两眼。在他心里，能开那么大的车，得是多么威风的人啊。坐进驾驶室，张德来才知道，窗玻璃外尽是威风，窗玻璃里却尝尽苦头。很多车上是两个师傅交替着开，张德来没有，路途多远都只有他一个人。一个人在车上，家人总是担心他的安全。父母几乎每天都给他拨视频电话，有时候一天两个，但如果响两声他还没有接，父母就会主动挂断。妈妈告诉过他：“你没接，我就知道你肯定在忙着开车或者抓紧时间休息，我就不敢给你打了，怕影响你。”途中休息时，张德来与新婚不久的妻子视频聊天。在驾驶室里，张德来常常要坐上好几天。同一个位置，同样的视野，要做的只有握紧方向盘，脚不离刹车和油门。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人和他说话，无聊笼罩着他。伴随无聊的还有睡意。为了不瞌睡，张德来想尽了办法。最普通的是抽烟，抽烟赶不跑的睡意靠耳机。音乐小说，他什么都听，手机里的喜马拉雅听已经听过3000多小时的小说。耳机不管用，就往自己头上浇水。他车上常备矿泉水，拿出一瓶，喝一口，剩下的从头顶往下倒，倒完为止，头发全湿，衣服黏在皮肤上，裤管往下滴水，冷意袭来，张德来才感觉自己醒着，接着开车。困意来袭，张德来往脸上浇水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通常近2000公里一趟的货运之路，对年纪轻轻的张德来来说，不算什么。但在驾驶室里久坐，再舒服的坐垫也避免不了坐到发麻。最后两三百公里，是张德来最难熬的时间，几乎就坚持不下去了，但“咬牙也得硬挺着”，左边腿疼屁股麻，就稍稍右侧，把重心换到右边身子，右边疼再换到左边，换着换着，终点也就到了。到了卸货地，张德来总算能松口气了。卸货之前，他总会拿着手机绕着车拍一段视频，“汇报汇报这次的成果”，让家人朋友都能看见。张德来闲不住，驾驶室里放着抹布，车停了他也停不下来，拿着抹布，洗一洗，就开始擦车。“一年陪伴我最长时间的就是我的车。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车也是有生命的，他就像我的亲兄弟。”攥着抹布，两步踩上车前保险杠，攀着雨刷，他挥动手臂，左右来回地擦着前挡风玻璃，比指甲盖还小的泥点都逃不过他的抹布。服务区内，张德来躺在驾驶座上休息。货车承载着他儿时的梦想，也承载着他现在的生活。常年坐在车里，二十出头，他就已经贴上了膏药，车里常备膏药，腰酸背痛到实在受不了，他就拿一张贴上。装车时，他需要爬到车顶检查篷布，一次不小心，张德来从车顶摔下来，胳膊肘狠狠戳到地面，可他还是先开车送货，送到了才去医院。医生说他骨裂了，需要打石膏。石膏一打就是四十天，带着石膏还怎么开车？最后他没有打石膏，靠着年轻力壮硬生生挺了过去。尽管开车很苦，但张德来也很自豪。每去一个地方，装卸货的时候，货主看他年纪小，免不了问上几句——“多大了”，“开了多久车”，诸如此类。虽然刚过25岁，但从车龄上看，他可是老司机，每每听到他的答案，对方总惊讶于他如此年轻却如此能干。简单几句称赞，他却总是记在心里，视作他开车七年里最大的收获。张德来跑车时常带一只猫作伴，那猫非常喜欢黏着他，后来那猫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20岁出头的张德来，开着货车，急驰在公路上，也狂奔在自己的人生路上。2017年，满帮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一年他足足跑了28万公里，超过全国95%的卡车司机。全年无休地跑在路上，他和自己心爱的卡车作伴，用双手撑起这个家，撑起自己的人生。蒋志立26岁结婚，26岁入行开货车。没过几年，行情越来越差，请不起司机，只能让妻子跟车，两口子一年200多天都漂在路上。尽管妻子不开车，但很多时候比他还忙。在路上，妻子负责记账，帮忙联系货主，找下一趟的货源。晚上到了服务区，蒋志立抓紧时间睡觉，但妻子还不能睡，她抱着大包小包的脏衣服，抓紧去服务区里找水龙头。洗干净衣服，接下来的路才有得穿。回家之前，妻子会把衣服洗干净挂在车前晾晒。有了妻子，吃饭就有了着落。每到饭点，他准时开进服务区，停车，妻子麻溜儿把炉子拿下来，开始做饭。油盐酱醋，小炒锅，小液化气罐，家里有的车上都有。味道是有了，食材却非常有限。两口子在车上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只能带不容易变质的食材，肉、蔬菜，基本不可能。最常见的是面条、方便面、米饭、鸡蛋、西红柿。偶尔能吃到的青菜，还是出门前妈妈从自家地里摘下来，硬塞给他们的。在路上，夫妻俩熬过了太多困难。早年，蒋志立去陕西拉煤，零下三十度的天，妻子怕冷，暖风开到最大，吹出来的却是冷风。他爱出脚汗，下车走一圈，脚底嘎吱嘎吱响——汗在鞋里冻成了冰渣。约定的货单丢了后，蒋志立和妻子焦急地打电话询问货源。39度的夏天，夫妻俩拉到了一车散货，好几家的货同时运输。装车时，饮料厂家把货物放在最下层，石料场的石头压在了上面。如果这样一路开下去，石头很容易把饮料压坏。不能这样，夫妻俩一合计，把车停在路边，撸起袖子，爬上车厢。他在上面搬，妻子在下面接，全部拿下来，再全部装上去。他们从上午十点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午饭也顾不上吃，搬完货，人都虚脱了。第二天醒来，妻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黑了一圈，短袖边缘晒出一条鲜明的黑白分界线。妻子跟车，也是为了能照顾他的安全。庞大的货车开在路上，最容易出事。刚入行时，蒋志立为了多赚点，跑得很快。下雨天，高速路上都在堵车，他独自开上超车道，一部接一部地超过，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心有余悸，感叹自己命大，幸好没出事。加完油，蒋志立和妻子计算着油耗，并与同行的司机作对比。这些年，他见过不少危险操作。开到山区，蒋志立亲眼目睹一台大货车车头悬空，只有车厢轮胎还在地面，马路旁就是悬崖，风一吹，车头都跟着抖。双向车道上，身后的出租车强行超车，把摩托车挤到对向车道，迎面而来一辆大货车，没刹住车，摩托车主命丧当场。这些让人心惊胆战的事故，蒋志立从来不和家里人说，他知道，他们听到这些，以后每趟出门，家人都会为他提心吊胆。去年，蒋志立多了一个名头——全国节油比赛亚军。两个月时间里，蒋志立从万余名司机中脱颖而出，以百公里油耗27.75L的成绩，位列第二。回忆起这件事，蒋志立嘴角上扬，“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睡觉前，蒋志立还在琢磨着省油的事情。省油，是蒋志立在路上最为关注的细节。省油就是省钱，油耗多了，钱就白白丢在路上了。蒋志立的固定线路是从老家河南到广西，全程上千公里，一趟下来，他能省上千块。全县上万辆货车，蒋志立没事儿就爱打听人家油量，但几乎没遇见过比他耗油更低的。“通常大家跑一百公里要烧30升以上的油，甚至40升”，但他能控制在30升以下。每多跑一百公里，蒋志立就能多省至少10升油，大约相当于50元。凌晨，蒋志立借着手机的灯光蹲在卡车边洗漱。在家休息时，遇上村里同样开卡车的老少爷们，蒋志立总免不了劝人几句，“小心点跑，省点油，钱都省到自己口袋里。”可几乎没人听进去——在大多数货车司机眼里，速度才是最高追求，油门是能踩就踩，只要一坐进驾驶室，满脑子就只想着开快点，再快点，无暇顾及省油。省油很难吗？蒋志立觉得不难。省油不意味着放慢速度，而是钻研驾驶技术，找到最省油的驾驶技巧。开车十多年，他已经养成了记油表的习惯。上路前，蒋志立坐进驾驶室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油表归零。一趟开完，油表显示出这趟的耗油总量。看到数字比之前高，他就在心里琢磨：这一趟耗油为什么比上一趟多？路上开得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如果数字低于以往，他也会回想路上的一切细节：踩油门的频率有什么变化？拉的货有什么不同？路况有什么不同？因为线路固定，每一公里的地段路况几乎印在了蒋志立的心里。哪一段有下坡，哪里有隧道，哪里需要上坡，蒋志立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上坡从来不靠猛踩油门，只要爬得动就不加油；到了坡顶，油门提前松开，借着惯性往下跑，又省下了一点油。蒋志立在和妻子计算着跑车途中的开销支出。省油的功夫不止于路上，平时车辆保养做到位，保证性能够好，跑起来也不那么耗油。每次出车前，蒋志立都会仔细地检查每一条轮胎，但凡一条气压不足，都会影响到整体的油耗。即使是车灯，也会耗油。车刚买来时，后车灯总是亮着，影响车速，蒋志立前前后后跑了七次修理厂，找服务站，拜托电工，才把灯修好。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细节都是省油的关键，想省油，哪里都马虎不得。清晨，蒋志立陪着儿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太极拳。一年365天，蒋志立有两百多天都在路上。夫妻俩常年在车上漂泊，孩子只能放在家里由长辈照料。提起孩子，蒋志立满是愧疚，“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没有父母的管束，不到十岁的小儿子异常贪玩，放学回家不写作业，往沙发上一躺，解锁手机屏幕，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还好我们这里是太极之乡”，蒋志立说到这里，仿佛松了一口气，“我把他送去学太极，好歹以后有一技之长。”即使成绩不好，他也希望儿子能有个赚钱的技能。在公路之外，驾龄26年的货车司机杨万宝是一名卡车赛车手。从2014年第一次比赛开始，他已经参加过大大小小三十多场比赛，连续两年获得全国冠军。“和普通赛车不同，卡车更难操控。”谈起赛车，杨万宝滔滔不绝，“普通赛车注重竞技，把车用到极限。但卡车注重经济，要节省，要爱惜车。”驾龄26年的货车司机杨万宝还是一名卡车赛车手。2012年，杨万宝送货到成都，偶然在物流园看到正在进行的斯堪尼亚卡车比赛（一项全球性卡车赛事）。站在场外，他看完了比赛全程，倒桩、单边桥......这些项目在杨万宝看来“太简单了”。比赛结束后，杨万宝鼓起勇气找到工作人员，“怎么报名？比赛内容还有什么。”比赛两年一届，杨万宝在心里默默记下，决心参加下一届比赛。两年间，他一直惦记着这场比赛，“没事儿就在网上搜比赛信息。”平时开车时，要倒车了，总是会以比赛标准要求自己，能一把倒进去的，不许倒两把。两年后，比赛如期举行，这一次，杨万宝成为了参赛选手。穿起赛车服，杨万宝总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他，被巨大的阵仗吓到了。当地市政府领导、来自瑞典的卡车企业总裁、当红明星、大波车迷，都成为了他的观众，他紧张得心跳加速。比赛顺序抽签时，他抽到第一个上场，胸前贴了一个大大的“1”，瑞典车企总裁看到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number

金凯琴的名字在顶级奢侈品牌的消费群体里打出了名声，这不是某个人，而是一家开在北京CBD旁的改衣店。老板兼裁缝常林接待过的客人里，有人改过售价超过100万元的貂皮大衣。店铺服务过的明星包括成龙和刘德华。改衣店是阶层帘幕后的惊鸿一瞥，从业十几年来，裁缝们一面经手天价衣物，见惯了富裕阶层的奢靡；一面经营平凡生活，在时代浪潮里低头前行。近期，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推出系列人物纪录片《缝隙里的人》，今天推出第三期。我们希望在时代当下，窥见另一种人生。常林有一条售价超过一万元的裤子。裤子是改了尺寸客人不满意，他出钱买下来的。常林今年44岁，他和妻子赵素琴在北京开着一家名叫“金凯琴改衣制衣”的裁缝店，店铺开在东四环的CBD核心商务区里，旁边就是北京SKP——全球标志性的时尚高端商场。这里的一溜底商里，有哈瓦那古巴雪茄吧，改衣店隔壁就是威士忌酒吧。改衣店有四个裁缝，外加一个负责去商场里收单和送货的员工。他们的客人包括奢侈品牌的消费者和这些品牌店铺。店门口偶尔能看见奢侈品店的柜员们等着取货。这些来自不同品牌、穿着各自制服的柜员，走出互为竞品的店铺，会在这里闲聊几句。客人来此修改昂贵的服装，也有着和服装价格匹配的严苛要求。店里改一件粉色的牛仔夹克，缝线的色号需要常林和裁缝头碰头在不同光线下对比好几次。第一次见到常林的时候，他正给一条PRADA女士长裤改裤长。两边的裤线上各有一条金属拉链，常林坐在沙发上，非常耐心地拿着一把小钳子，把拉链互相咬合的金属齿一个一个掰掉。为什么不把裤子直接裁短，换条拉链？品牌的原装辅料是不可能动的。他把长出来的部分卸掉，拉链和裤腿一起裁短，再把拉链最下边的底扣安回来。这套办法不是哪个缝纫班或者裁缝铺教的，他靠自己摸索。常林手工细腻，讲究针脚和手法。售价超过一万元的裤子在这里颇为常见，店里修改过的最贵的衣服是一件貂皮大衣，价格超过100万人民币。金凯琴自2007年商场开业以来就为品牌改衣，常林每天至少出入北京SKP10次。粗略估算，15年来他至少逛过54750次SKP。改衣店刚开不久，看见如此昂贵的衣服他也会吃惊，年头多了，常林便习惯了：人家就穿那么贵的衣服。这种合作能持续多年，靠的是金凯琴的技术，以及改衣店、品牌和客人三方面的相互信任。为这样的客人改衣自有规则：散客修改衣服多是亲自到店量体，改到满意；而在奢侈品店里购买新衣的客人有时则由柜员量体，标记好修改尺寸再送到改衣店。客人在品牌店铺购物可以退货，这意味着，一旦改好的衣服被客人退了货，买单的人就可能是常林。客人不满意，品牌店铺不会和客人起争执，金凯琴不会和店铺起争执。这样的事情大概一年能遇到一回。常林计算，那条被他买下的裤子，价格大致相当于一个裁缝改五百件衣服的收入。他不可能全让裁缝赔偿——结果是店铺承担绝大部分费用，裁缝出一小部分。那条昂贵的裤子从来没人穿过，一直在店里放着。常林夫妇的故事可以追溯到90年代。安徽亳州的赵桥村跟常庄相隔一条河，赵素琴是赵桥村赵家的大女儿，嫁给了常庄老常家的二儿子常林。俩人是小学同学，坐过同桌，经人介绍订的亲。1998发大洪水的那年阴历十二月十二，两人正式结婚。赵家有五个儿女，赵素琴书只读到初中。她学习不错，但听说比自己高一年级女同学考了两次学，连中专都没考上，喝农药自杀了。赵素琴觉得，老家教育水平也就这样，念书没有出路。妈妈带大五个孩子，太苦了，她要挣钱养家。她羡慕同学的姐姐会做衣服，能离开土地。种地要抢时间收麦，如果赶上雨，庄稼发了霉家里就吃不上饭，她小时候要暴晒着割麦子，尘土扑面又热又呛，鼻子脸上都是灰。赵素琴上县城学了缝纫。她家里穷，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饿死过人。妈妈一周给她一块钱生活费，她花九毛钱买煤油、一毛钱买菜，吃家里带来的面条馒头。她不觉得自己苦，但心里有件过不去的事。有一次，妈妈骑自行车给她送吃的，先驮着家里磨的面去镇上换成面条，再送到县里。那时下了雪，路特别滑，妈妈摔了。俩人见面，她看见妈妈的样子，心里太难过了。常林一家，左一为常林妻子赵素琴。培训学校三年学制，还没毕业她就进厂干活。她把大人衣服改小了给弟弟们穿、给爸爸做西服。实习三个月赚了六十块钱，她买了两件三十块钱的毛衣，外贸积压货，自己和妈妈一人一件。赵素琴脾气硬。毕了业，她把刚上小学的小弟接进县城读书。她离开了工厂，去布店里收活——农村人有钱了才上县城去，想做衣服的人不少，客人在布店买了料子她给定做衣服。小店生意不好搬走了，压了她好多钱没给；大店嫌她太年轻，不要她。赵素琴报班进修，另找一家大店，做了一套衣服让老板服气，留下了她。没多久，赵素琴自己开了小店，又逐渐发展壮大，铺面从月租几十块的房换到月租上百块的房，有4个工人——她成了小老板。县城里做套衣服几十块钱，做条裤子十块钱。赵素琴自己白天收活晚上做衣服，还教大弟大妹缝纫，让他们来店里工作。后来，她又想挣了钱以后办厂，但这件事情没成。她事业心再重，农村女孩到了岁数还是得结婚。赵素琴22岁嫁给了常林，婚后婆家开来一辆大卡车，东西一装，把她接回了常庄。她嫁给常林是觉得他老实孝顺，常庄离赵桥村也近，跟他订了亲也能有个帮家里干活的人。结果订亲没多久，常林却上北京打工去了。完婚一个月，常林又回了北京。赵素琴不但不生气，还特别支持：“男的回家干嘛，你必须给我有出息了。”她也要强，怀着孕在家里办培训班，去集上收活。有了孩子，婆家不愿意她太累：“那么要强干嘛，咱又不是吃不上饭。”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常庄当裁缝光景不比县城——农村里二十块钱能做一身西装，做件衣服只要三五块钱，而且村里沾亲带故的人多，她要经常白做。闺女一岁的时候，赵素琴决定离开老家，去北京。她只带了一包衣服，连缝纫机都没拿就走了。常家有兄弟三个，都上过高中，都没考上大学。家里人丁兴旺，常林小时候收麦，家族男丁一起下地，他感觉自己还没怎么劳动活就让大人干好了。常林觉得赵素琴文静懂事，能当家。农村里介绍对象是很正式的事情，他把她当成将来要过一辈子的人。高中毕了业，1997年，出了正月，常林来北京投奔当厨子的老叔。他拿着地址，从县城坐了一宿长途汽车到北京玉泉营汽车站，找几个小时才找到地方。老叔工作的饭馆在丰台区，世界公园旁边的一片平房区，城乡结合部。常林觉得北京一点都不繁华，跟县城差不多。他在冷库干了两个月的搬运工，就进了图片社洗照片，从丰台搬到了东三环，住进燕莎商场附近的小平房。两年之后，图片社又搬到潘家园，在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租了三间房，最大的一间当宿舍，放着3张上下铺，剩下的地方工作。图片社接影楼和报社的后期工作，初期，主要职工是常林和老板，最壮大的时候有6个人。洗照片的时候暗房全黑，只有放大机的一束光打在相纸上，打开机器前全凭双手摸索操作。常林经常熬夜干活，忙的时候一晚上洗一二百张照片，连续工作20小时以上。他洗过的照片里婚纱照最多，也有国家领导人。结婚那年，他洗了很多记者在洪水前线拍的照片，放大到30寸。常林去国贸附近送完衣服后，骑共享单车返回。洗照片的工作包食宿，第一年，常林一个月赚200元，过年回家时能攒下1800元。东大桥的白云市场有一个大棚子，下边都是卖衣服的商铺。常林在那里买裤子，报价150元，他说“150我买三条还差不多”，老板就卖给他三条。他觉得自己亏了。常林工作很忙，对外边的事情了解很少。他骑自行车去天安门转了一圈，跟小学书本里学的差不多。他也逛过燕莎商场，感觉就是一个大商场，时髦、东西贵。他感觉到“北京”是通过两件事。一次是老板的同学买了车，拉他们去看升旗，全店出动。凌晨三四点，常林就在广场上等，升旗的时候，他感到特别震撼。另一次是他跟店里的人坐公交去了国贸——那里是北京的CBD，核心商业区，高楼林立。国贸商场特别豪华，进去消费的人穿着高档，他觉得“这才是北京”。赵素琴来了北京，跟常林挤在半地下室睡木板床。屋里小，转不过身，但是她喜欢这里：北方有暖气，冬天不用受冻了；常林一休息就陪着她到处玩，逛百货商场买便宜的东西。在北京，赵素琴遇到了两件没想到的事：她来北京是为了学技术，但走在街上，她却感觉北京人穿衣服还没有老家的人讲究。在县城她看《瑞丽》杂志，拿最新的面料给自己做套装，而这里人的穿着一点不像她想象的首都人民。去制衣店面试，她担心做学徒工人家都不收自己。店里改一条裤皮要收20块钱，一看他们的技术，赵素琴却觉得，“北京的钱也太好挣了。”自己开店之前，赵素琴最重要的工作经历是在一家工厂直营店里当裁缝。店在雍和宫附近，卖西服和旗袍，客人看好款式，她按尺码做衣服，赚的比店长还多。她在工厂店认识了一个大客户，一个月找她改几十件衣服。快销品牌ZARA刚落地北京，另一个客人给她介绍了ZARA的员工，让她帮店里改衣。金凯琴店内的改衣操作区域。2007年，赵素琴自己的裁缝店开起来了，地方选在CBD里的金地中心，在地下超市旁边租了一个很小的店面。店铺选址很容易，因为大客户的家就住在这里。取店名倒费了点力气，她想的名字都被别人注册了，最后店名定为“金凯琴”：“金”代表金地中心；“凯”是大弟弟名字里的字，他当了版师（根据设计图纸打版制作服装样品的职业），那时也在店里帮忙；“琴”是她自己。常林在图片社一直干到老板把店铺出手，他自己把店盘了下来。数码时代到来，胶片摄影受到冲击，常林离开了图片社，金凯琴改衣店成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常林夫妇的经历，忠实地记录了这座城市经济和时尚产业的发展史。1990年8月，国贸商场开业，这是北京第一家引进品牌专卖店的综合购物中心。常林逛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全国第一家商业合资企业，1992年6月开业，比粮票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还早了一年。他来北京的那年发生了两件事：HERMÈS进入中国、国贸商城开始扩建。在朝阳区通惠河向北，紧邻东三环的地方，便是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国贸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城市商业综合体，1990年就有了156米高的国贸写字楼。更早之前，这片地方是工厂、民居和农田。90年代，北京CBD逐渐演变成商务中心，不仅有涉外资源，时尚产业也在这里生根发芽。奢侈品牌LOUIS

大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特殊的职业或身份，邂逅了与其相距甚远的另一个阶层，他们在人群的边界，得到展望他者和回望自身的机会。保安杨博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安定医院的一名保安，一名文明与“疯癫”、正常与无常之间的居中者、守门人。他2015年开始北漂，曾三次从安定医院辞职，却在2021年第四次回到了这里。他日夜操劳，帮助病人、引导家属，却说对医院最有归属感。时间跨越6年，他跟需要精神医学治疗的患者每天见面。近期，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将推出系列人物纪录片《缝隙里的人》，今天推出第二期。我们希望在时代当下，窥见另一种人生。疫情之后，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北京安定医院急诊的安保措施再度升级，进急诊就诊，最多可以遇到6次保安。先在医院小门保安亭处扫健康码，由第一个保安开门；过安检，要接受第二个保安（通常是女性）扫描随身物品；进急诊大厅，门口有两个常驻保安岗。负责巡逻的保安，每两小时全院巡视一次，间歇也会在此驻留。杨博就是急诊常驻保安之一。山西农村青年杨博来北京是2014年2月的事情。他从运城市万荣县后庙村出发，坐汽车倒火车来到北京，第一年在朝阳区安装户外广告牌，包吃包住；第二年11月，他从朝阳来西城，到了德胜门外安康胡同5号的北京安定医院，成了保安杨博。火车上的杨博。往返于老家和北京之间，杨博通常选择坐普通火车，下午上车，第二天上午到达运城站。他来这工作是父亲的建议。父亲当时打着两份工，在饭店当服务员，又在安定医院里当辅医。平时两人不怎么交流，父亲只是跟他说，他来了，俩人可以一块上下班。他是个没主意的孩子，小时候梦想当厨师，妈妈没让他学厨；高中的时候想当兵，爷爷说太吃苦，他又被劝住。这次，他在安定医院留下了。杨博身高一米八三，人也壮实。安定医院的保安配备钢盔、防割手套、防刺服，还配发橡胶棍和盾牌、钢叉，一套装备全穿上的时候不多，但日常戴头盔、穿防刺服，再别上对讲机，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特警。门诊楼地下一层的展板上写着院史，能追溯到1914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创办的“疯人院”。新中国成立，这里更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1958年又更名为北京安定医院，1997年评上了三级甲等。在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华东地区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南京脑科医院；中南地区是深圳市康宁医院；西南地区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北和东北地区出名的医院都在北京。北京的三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里，安定医院是北京城区唯一一间在夜间开放急诊的精神专科医院，这里救治的病人以急危重症和疑难患者居多。安定医院是北京城区唯一夜间开放急诊的精神专科医院。他们给急性期的病人问诊、用药、留观，控制病患的激越行为：药物中毒的病人在这里洗胃、酒依赖患者在断酒后的48-72小时内可能出现震颤和幻觉，来急诊输液……110常和120一起来。杨博姐姐比他大三岁，2008年来北京旅过游，还用英语跟外国人说话，合了影，回来给杨博讲天安门和故宫。他十分向往，觉得能去北京可太光荣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能在北京待这么多年，更没想到是在安定医院这个地方。安定医院在真正的北京城区，紧邻北二环。这里距离天安门不远——出了医院大门先往南，再往东，不到8公里就到；如果坐公共汽车，走到德胜门外公交站上5路，到南长街下车，直达。保安处在“想寻求医疗帮助的病患”和“想施以医疗援手”的医护群体之间。一些病人发病时不能自控，是这家医院里医患共同面对的问题之一，保安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人。北京安定医院有在编保安63人，从中精选出能力优秀者编入一支处理突发事件的小队，处突小分队在编成员11个（其中一部分是预备成员）；除了防疫检查，全院有17个保安执勤岗。医院是甲方，雇佣的保安队伍来自“国天物业”，他们根据医院需求提供定制服务。保卫处处长说，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对安保和后勤服务的排行榜上，它是第一，医院给全院医务人员做出的承诺是“安保工作不遗余力，安保投入毫不吝啬”。杨博就是医院里“处突”小组的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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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特殊的职业或身份，邂逅了与其相距甚远的另一个阶层，他们在人群的边界，得到展望他者和回望自身的机会。71岁的陈少勤便是其中一位。做了8年家庭妇女后，陈少勤在当代美术馆里当上了导览员。接触艺术、艺术家，她说这是难得的荣幸。艺术最初是她带孙女时的消遣，又在她遭遇晚年变故时成了精神支柱。这是一个被艺术慰藉的普通人，普通人也为艺术贡献了特殊的价值。近期，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将推出系列人物纪录片《缝隙里的人》，今天推出第一期。我们希望在时代当下，窥见另一种人生。陈少勤上过11家媒体的报道，都是因为她在美术馆里讲当代艺术。71岁的老太太自己统计着这个数字，她最看重的是《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媒体为什么关注她？2017年，她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给观众讲解“例外状态”联展，那时的一段对话挺说明问题。一对美国夫妇听完导览来问她的身份：Are

“我舍不得村民，村民也舍不得我。”一辆单车、一身绿衣、一程山路，这便是陪伴王怀敬几十年风雨的全部。57岁的他是山村里的一位邮递员。山里的情形与城市迥乎不同——几个村子相隔数公里，邮递员无法一次性挨家挨户地送递，只能骑着单车往来穿梭于山间道路上。曾经的山村，道路泥泞坎坷，骑车载物难上加难，遇上水坑飞溅一身泥水也是家常便饭。这样一份工作，王怀敬坚持了28年。对他而言，邮递员不仅是一位送信的过客，顺路带药、维修电器……他愿为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份子。每逢投递录取通知书，无论天色多晚，他一定尽力第一时间送到，“山里出个大学生不容易。”57岁，本应是已经退休的年纪，但王怀敬觉得，在山村里他仍是一位“年轻人”，而他脚下的邮路，还不应就此终止。他坚信干一行爱一行：“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希望不管谁来，谁在这干，一定把邮局坚持下去。”第3967期制片人｜张昊

今年夏天，成都44岁的网约车司机周伟，举行了一场演唱会。舞台上，周伟用歌声为自己的一对儿女献唱，给孩子们做一个追梦的榜样，也圆了自己的梦。1996年，周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歌舞厅驻唱，当群演维持生计，后来考入了国家级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当时他是参与考试的1300人中唯一一位非专业人士。在北京近10年的时间里，演出超过4000场，曾经和刘欢、汪峰等明星同台。2015年，年龄不断增长的周伟看到了舞台行业的萧条，同时为了更多地陪伴孩子的成长，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他带着妻儿回到家乡成都。开网约车成了他补贴家用，填补生活空白时间的最佳选择。但音乐从来不会缺席他的生活，开车时他会播放喜爱的音乐，休息时他会在路边哼上几首，现在还找了一份音乐老师的工作。开网约车，是为了给妻子、两个孩子更好的生活保障；开演唱会，则是完成周伟自己的梦想。周伟常说音乐是可以传承美好的，他希望不仅能把这份热爱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传递给更多喜爱音乐的年轻人。第3965期制片人｜张昊

△厂二代女孩想让中国品牌屹立世界。7月初的福建，太阳尤其猛烈。距离德化国际陶瓷艺术城预期开业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所有入驻的商家都在紧锣密鼓地装修。工地上，林小娃与物业、装修公司据理力争，她希望店铺空间的结构更加合理：“我知道时间很紧，但这些问题目前我们不能接受，你们尽快确定能不能改，我们才能开工。”她的语气坚定，和清瘦年轻的脸庞形成了反差。林小娃是福建德化一家陶瓷企业的董事会秘书，董事长是她的父亲林贵基。大学毕业后，已在厦门工作一年的林小娃被父亲召回家族企业。在德化，鲜有女性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但林小娃并不在意。德化工匠常用一个词：窑变，用来形容泥土在窑炉里煅烧成陶瓷的过程。而林小娃希望的，正是能凭自己的力量，为这个老陶瓷厂带来一场属于新时代的“窑变”。德化是泉州西北面的一个山区县城，是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宋代，德化的瓷器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远销海外。在明代，德化开创的“建白瓷”以及瓷观音闻名海内外。因靠近海港，海外一直是德化陶瓷的主要市场，改革开放后，凭借低廉的成本、成熟的技术和高成品率，德化成为不少国际品牌的生产地。德化白瓷。1990年，林小娃出生，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这一年，父母开始自己办工厂，给德化当地的大陶瓷厂代工。做了五六年，父亲林贵基随着开放的浪潮，前往马来西亚考察。闽南传统文化深厚，随着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仿古建筑尤其是祖厝宗祠建设需求很大。过去，这类建筑屋顶上的龙凤等装饰，是用陶瓷片粘贴在水泥主体上制成，这就是闽南著名的“堆剪”技艺。但这种做法比较繁琐，造价也高。随着烧制技术的发展，国内出现了将一条瓷龙雕塑分段烧制，再进行拼接的技术。林贵基回国后，对窑炉和瓷土配方进行了改造，通过耐高温实验，顺利生产出仿古建筑屋顶用的陶瓷瓦片、陶瓷大型装饰等，出口到东南亚。凭借着核心技术，在这一细分领域中，林家逐渐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福建德化陶瓷厂外景。父亲林贵基在厂里是说一不二的绝对领袖，“我们都有点怕他”。林小娃在工厂长大，父母少有时间关心她。随着工厂越做越大，哥哥姐姐相继进入厂里帮忙，林小娃也去了厦门读大学。三十年间，德化的陶瓷厂从九十年代的600多家发展到超过3000家，陶瓷业成为德化绝对的支柱产业，而德化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上世纪90年代，林小娃父亲林贵基在老工厂前。在德化生产的陶瓷中，出口到海外的工艺品占到了70%，生产环节利润率低，缺乏自主设计及品牌。随着人工及土地费用的快速上涨，以及高岭土矿产资源的减少，德化的陶瓷企业也面临转型的危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已经面临退休，企业的传承成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学毕业后，林小娃在厦门工作了一年，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也向往去北上广闯荡一番。然而，此时她接到了父亲的询问：“要不要回来厂里帮忙？”在闽南地区，工厂的接班者一般是家里的男性，女性婚后较少参与经营，德化的二代经营者，大多都是男性。林贵基不在乎这一点，儿子主管生产，大女儿在婚后主导新的家用产品线，当他有了新的想法，立刻想到刚刚毕业的林小娃。林小娃指挥工人优化店铺结构。2014年开始，新三板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林贵基希望借助资本市场，改变家族企业的经营方式。“一些家族企业，子女因为财产纠纷闹得不欢而散，我父亲想通过资本化的方式，让企业能够稳定地传承”。一开始，林小娃并不愿意回厂，父亲则“软硬兼施”：一边略带“威胁”地说“不回来你自己看着办”；一边托亲友说服她，“回来主要是负责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对接，除去工厂本身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对你来说也是新的挑战。”林小娃决定听从父亲的建议，回来试试。2015年，她回到工厂，开始了解这个她从小熟知，却又陌生的地方。林小娃与证券公司人员开会沟通。回到工厂，等待着林小娃的首先便是上市的压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评估机构、投资顾问机构全来了，传统的工厂并不知道如何与这些机构对接，这成为了林小娃的“必修课”。她一方面跟着机构学习，把每次谈话录下来，晚上再整理成文字笔记；另一方面与工厂的财务部门沟通，制定生产管理及财务流程的规范。大型古建陶瓷、瓦片等存放在仓库里，数量、颜色、花型繁杂，难以统计，她需要协调工厂各部门制定产品管理的准确方案。协调过程中，涉及的不仅是管理知识，还要理解工厂的生产流程环节，以便向投资机构等进行介绍。她选择学习《陶瓷工艺学》网课，了解陶瓷生产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得用参加考试和培训的方式来加强金融资本方面的知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焦虑、迷茫。”林小娃和父亲一起开会。2017年，经过两年的整合，公司在新三板正式挂牌。对林小娃来说，这是她进入公司后的第一场“胜仗”，也促使她把自己真正当作了工厂的主人，将自己的人生与工厂连在一起。“回到德化，不仅重新认识了工厂，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亲”，林父痴迷于技术研究，办公室里堆满了陶瓷试验品，贴上不同配方土、不同烧制温度的小标签。尽管业务线已相对成熟，他仍坚持烧制试验品，进行技术改进。小时候，林小娃觉得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严肃严厉的人，一起工作后，她才发现父亲的想法很开放，“他尊重我的意愿，从不一定要我如何”。“有时候会觉得，他已经忘了我是他女儿，反而更像是一个员工，有时候突然想起来我还单身，才意识到还有个女儿没嫁。”晚上家人一起喝茶，父亲会偶尔打趣道：“一晚上你手机都没亮，怎么都没有人关心你？”在德化，一个女孩参与家族企业经营，30岁还没有结婚，简直太过另类。有了父亲的包容，林小娃并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是否另类。她喜欢在企业工作，研究别人的工厂是怎么运作的，其他企业如何赚钱，这种对商业的热情与生俱来。相比之下，恋爱和婚姻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县城人际圈小，遇到合适的人尤其不易，“对方必须接受我婚后继续工作，也要认可我的工作价值，三观一致。”在情感上，林小娃始终没有妥协。林小娃与客户通电话。在工作中，她常常要和其他企业打交道，跟投资人、券商会谈，“有时候一桌子人，就我一个女性”。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的她，渐渐认识到了商业社会的规则，“在职场里，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证明自己，很多事情上，留给我们的选择更少”，她想成为改变者，“我希望我在职场的努力，也能让更多女性有选择的余地。”另一家工厂的“厂二代”正跟林小娃讨论陶瓷。她很少向同学、朋友说起自己的努力。在很多人看来，优渥的家境、和谐的家庭已经没什么需要焦虑的了。“站在父辈的资本上确实能过得很轻松，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她感到很难停下来放空自己，“一个人喊着要躺平，也许是他觉得自己目前改变不了现状，看不到希望。对我来说，我们公司还可以更好，那我就有前进的动力。”进入资本市场后，林小娃能感受到父亲的一些思想转变。父亲对工厂感情深厚，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曾一度抗拒资本的进入。六年来，林小娃和父亲分享自己学到的理论，如今父亲已经转变想法。过去，工厂生产的家用陶瓷、古建筑陶瓷都以商用客户为主，近两年，也开始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试图直接面向消费者，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林小娃在介绍新工厂。2019年，投产的新工厂使用了全自动陶瓷生产线，人工成本节省了30%以上。不少老工人已经在厂里工作了三十多年，面临退休，而新工人很难招，智能化生产是改变德化陶瓷必然的选择。在这样的转型里，年轻一代的眼界和理念非常关键。使用自动化设备的新工厂。父亲的实验每天都在继续，更平滑、均匀及耐热的陶瓷是他的目标。林小娃除了董秘的工作，又关注起了电商和家用烹饪器具的发展，她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能完成自有品牌的打造，“中国的瓷器流传千年，但现在说起瓷器品牌，我们能叫得出来都是欧美的”。在德化，不少工厂都在为欧美品牌代工，但林小娃不想止步于此，“如果有机会，我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瓷器品牌，看着别人用我们的产品，那种成就感，比有钱更快乐。”《中国人的一天》连续四天推出“我家有厂”系列策划，敬请关注：预告片：厂二代造出厂“二代”

△“厂二代”的漫漫继承路。在山城重庆，摩托车是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之一，“摩帮”的江湖神话更是家喻户晓，但那是“酷”孩子的天下，喜静的黄婷婷曾经并不感兴趣。小时候，被同学问起家里是做什么的，黄婷婷才发现自己对自家工厂一无所知。父亲告诉她，家里工厂的核心产品是曲轴，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心脏”，而发动机则是摩托车的“心脏”，他们是赋予摩托车“生命”的人。这个自我感觉并不“酷”的女孩，在若干年后做起了最“飒”的事——登上摩托，踩下油门，在重庆的街道上驰骋，感受气流从身边瞬息而过的痛快感。不仅如此，她还踏上了给摩托车“创造生命”的轨道，接手家族企业，做起了“厂二代”。生于1991年的黄婷婷从小就对摩托车有阴影。她的左腿膝盖处，有一块很大的伤疤，那是幼年乘坐助力车时不慎摔倒磕到的，此后，黄婷婷便对同类车辆“敬而远之”。这个开朗、随性的“90后”女孩在大学里主修法语，辅修国际贸易，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并有远赴瑞士深造酒店管理专业的打算——对生产摩托车配件的家族产业，她并不感兴趣，“感觉机械相关的产业都油腻腻的，我不喜欢。”尽管疏离于家族工厂，但黄婷婷一直十分敬佩父亲老黄。老黄从运输废铁的生意起家，到现在管理着70多人的工厂，一路走来，困难重重。2001年，一个朋友找到老黄，想和他一起办机械厂，主要生产倒档轴。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老黄同意了，但这次合作只维持不到一年——当时厂子的设备已经几乎全部到位，但客户却突然撤单，这让两人慌了阵脚，朋友更是直接抽身不干了。伟福机械工厂内，悬挂着“发扬工匠精神，推动品质革命”的标语横幅。老黄不愿看着前期投入的资金付之东流，就把设备盘下来，开启了个人创业生涯，重庆伟福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福机械”）便由此诞生。他自学机械知识，把原本认不全、分不清的机械工具及其用途，认真地记在工作手册上。担心便宜设备会有损生产质量，他便“花狠钱”买好设备，“当时，一个带弹簧的千分尺要500元，我想都没想就买了下来。”老黄与工人交流。这样一来，老黄的手头更拮据了。黄婷婷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除夕夜吃得比平常还要差。直到2005年，摩托车相关产业链在重庆进一步完善，老黄在友人的建议下转型做曲轴，厂子这才渐有起色，生产效率也从日产几千套增长到日产近八万套。然而，工厂与家庭命运的勾连并未在老黄这里敲下休止符。2016年，黄婷婷在父亲的引荐下，来到台州的一家摩配工厂，锻炼国际贸易工作能力。在这半年间，黄婷婷对工厂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以前我对工厂的印象很模糊，真正深入进去才知道，从选材、加工、制作，到包装、销售甚至出口，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讲究。”接手摩配工厂工作后，黄婷婷开始喜欢上研究“一辆摩托车的诞生”。她的办公桌上放置着全家福合影。她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她会无数次想起老黄说过的“心脏论”，“曲轴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心脏’，我家做曲轴很多年，但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怎么给摩托车‘创造生命’的。”不久后，黄婷婷主动告诉父亲想留下帮忙，主要负责进出口相关工作。当地的同类工厂有很多，但却鲜有子女愿意回来继承的，因此，老黄成了许多“厂一代”羡慕的对象。黄婷婷也常常接到其他阿姨、叔叔的电话，求她帮忙，劝说他们的子女回来接手工作。“那些苦日子都过去了”老黄感慨道，“幺妹又回来了，一切都在好起来。”一开始，回厂让黄婷婷对一切都倍感新鲜，但距离感也随之而来。不过，这份距离感并非来自于新工作，而是来自父亲老黄——她觉得，老黄始终把她当孩子看，而不是工作伙伴，提的建议也总是当耳边风。不仅如此，工厂内部“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工作模式，也让她感到不快，“工人是我们的财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会让他们吃不消的。”为了给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为了尽快得到父亲的认可，黄婷婷开始着手调整放假规制，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此外，黄婷婷还定期组织旅游团建，每年底举办年会，让这些平均年龄四十多岁的工人们，也能感受抽奖、抢红包的乐趣。“小黄老板很好的，我第一次抽奖，就抽中了一台名牌电视机，我家婆娘喜欢得不得了！”一位员工说道。凭借开朗的性格，黄婷婷很快和厂里的工人们熟络起来，也收获了他们的信任。随着工作逐渐上手，黄婷婷也感觉到老黄对她的态度所有改变。有次出差，黄婷婷突然接到老黄的电话，原来是家里打算搬工厂知会她，还强调了一定要等她出差回来后一起商量，“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高度认可，很有成就感。”不过，两代人的思想差异，终归是绕不开的。疫情爆发后，东南亚的机械制造业一蹶不振，大批国际订单直接转移至我国境内，而作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出口基地，重庆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订单轰炸”，伟福机械就是其中之一——直至现在，工厂都面临着是否要扩产的问题。黄婷婷走在新厂房内。实际上，供不应求是伟福机械的常态。虽然我国已有70余个城市下达了“禁摩令”，但伟福机械的主要客户群位于非洲和南美，一面国际市场越来越庞大，另一面却迟迟未扩产，陷入供不应求的“危机”在所难免。而是否扩产、何时扩产的问题，也成为了黄家父女产生分歧的导火索。黄婷婷倾向于立即扩产，并引进自动化设备，以迎合大时代下急速增长的订单需求，“每次和客户沟通，对方都会催货，长期满足不了客户需求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但一向求稳的老黄并不愿意扩产，他认为订单需求无论增长还是减少，最终都会回落到“冷静期”，目前工厂的产能只要能满足平稳状态下的需求就已足够，扩产并不是必要之举。此外，黄婷婷还建议细化工厂管理，将员工们按小组划分，明确责任人，把人“用好、用对”。但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老黄也有所异议，“你怎么知道责任人的汇报是真的呢？”比起分设组长、细分责任，老黄更习惯身体力行，不依赖严苛的规章制度，而是通过人与人的沟通来解决问题。黄婷婷和外国人谈生意。接手工厂工作后，厂里的跨国订单都由她负责。虽然在很多方面，父女二人意见相左，但争论大多在笑闹中收场，“我们重庆人就是这样，直爽，有话直说，就算吵了架，下一秒还能一起去吃火锅、搓麻将。”在黄婷婷眼里，老黄很适合做企业家，“只要他认定了一件事，无论多困难他会去做，并且凡事都会细细考量，那种坚韧的精神，是我需要学习的。”而在老黄眼里，女儿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存在，他把女儿的回归形容为“归位”，“她就像曲轴一样，摩托车有了曲轴才能跑，我们家有了她才完整。”在山城重庆，摩托车是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之一，摩托车相关产业，也是重庆的支柱型产业。逢山开洞、遇水架桥，重庆的交通路线错综复杂，在这种条件下，汽车的通行效率并不高，摩托车这种小巧灵活的交通工具深受喜爱。统计显示，在最巅峰时期，重庆摩托车整车年产销达到1000余万台、发动机（含通机）达2000余万台、产值约17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一度占据国内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中国摩托车之都”，这个称号重庆当之无愧。但近年来，摩托车销量下滑明显。《2019年中国摩托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摩托车销量从2120万辆降至1396万辆，减少了34.15%。与此同时，这一支柱产业也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年轻人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追寻自我，从事一些更有现代感的工作。”去年，黄婷婷开始学习驾驶摩托车。黄婷婷是为数不多愿意从事摩托车生产行业的年轻人之一，工厂之外，她也骑上了曾经“避之不及”的摩托车。去年，黄婷婷开始报班学习骑摩托车，考了摩托车驾照，“在骑车的时候，更能感受到发动零配件的魅力，那些曲轴、钢头、离合器、踏板、把手，在高精度的配合下运作起来，让我有种很神圣的感觉。”谈到厂子的未来，黄婷婷有很大的苦恼：一是招工太难，即便想扩产，人员配备上也很难达到标准；二是员工趋于老龄化，即便引进了自动化设备，但受限于学习能力，也很难能够在短时间达到理想的产能状态。“爱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愿意生产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少了。”黄婷婷定期和“摩友”们聚会。偶尔，她也会幻想，如果不是一名厂二代，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已从瑞士留学归来，成为一名高级酒店经理。”但她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虽然工作是为了创造财富，但更深一层次的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回到厂子里，让她发觉了许多传统行业普遍存在的弊病，设备老化、管理欠缺、信息闭塞、凝聚力差……而这些问题，亟待她去解决。“我总觉得身负重任，这份责任感不仅关乎我的家庭，还关乎我的‘摩友’，关乎重庆，甚至关乎整个产业。”她顿了顿，笑着补充道：“接下来，轮到我为摩托车以及这座老工厂‘创造生命’了。”《中国人的一天》连续四天推出“我家有厂”系列策划，敬请关注：预告片：厂二代造出厂“二代”

△一座服装厂，三代“服装人”。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陈琰20岁那年。一家服装行业的“派单大厂”突然倒闭，让位于产业链下游的陈家制衣厂损失40万元。彼时的陈琰还是一名辅警，对服装行业并不感冒，但因担心父母无法妥善周转，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辞职回乡帮忙，做起了“厂三代”。可令陈琰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竟让他阴差阳错地提前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家族企业缺乏品牌经营理念，很容易丧失竞争力，这在服装品牌层见叠出的当下非常不讨巧。因此，他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尝试，将工厂由代加工向品牌经营转型。但在这时，来自父辈祖辈的反对声却接踵而至。这座关乎三代人的老厂，应何去何从？小时候，陈琰就在镇志上见过爷爷陈兰生的名字，他知道这座工厂曾拥有怎样羡煞旁人的“高光时刻”。1984年，陈兰生与兄弟合办新颖服装厂（后命名为“海盐县敏之珠丝绸制衣厂”，以下简称“敏之珠制衣厂”），主营丝绸、工作服及西装制作等，成立仅一年，营业额就达122.68万，盈利17.07万元，陈兰生更是成为当年的纳税大户，被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光荣地载入镇志。

△《我家有厂》系列预告片“家人们家人们，给大家发福利了，今天厂商在这里，原价599的高奢连衣裙，直播间只卖299，只有3000件。只要299块钱啊家人们。”从女主播吆喝的画面往下滑，场景从服装店的直播间变成了工厂，女主播变成了穿着工服的男人，从生产线上拿起收纳盒，拿在手里展示：“一共有四个尺寸，还有小一点的，低一点的，可以放不同的东西。”偶尔，身后的机械噪音会把他的声音盖住。翻看他们的介绍，前者，是从工厂走出来的带货主播；后者，是回到工厂的年轻接班人。中国产业和中国工厂的历史进程，也折叠在了这一退一进间。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了一个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六个月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周叔莲和吴敬琏的文章——《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长期被计划经济紧捆的消费欲望，从此松绑。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小厂”疯长。1992年，温州的一家电器小作坊，很多未来的大企业、大工厂，都是从此起步的。图片源自网络外商和港资让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先活起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报告后不久，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以“三来一补”形式（“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在广东东莞大朗村开办毛织厂。有的大朗人学到了技术，就在自家屋里办起作坊。逐渐地，村村毛线绕，户户织机响，小作坊变成了小厂，小厂又发展成大厂。上世纪末，东莞大朗的家庭作坊式毛织厂。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是孵化出未来大厂的胚胎。荔香大朗在那个年代，厂长只要够勤奋，够胆大，能团结工人，就很容易把厂办起来，但想办大，还是有不少阻碍——红豆集团的周耀庭想问国营企业借点棉纱，却遭拒绝；“线圈大王”郑祥青因为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被议论：“这么有钱，是搞资本主义的吧”；经营冷轧带钢厂的禹作敏被指上游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下游生产出来的钢又扰乱了钢材的计划市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才迈开步子向前走。“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的“私生子”和“正统军”，都能各凭本事说话了。急速扩容的经济市场，重塑着社会格局。进城入厂打工，制造出口商品，逐渐成为光鲜职业，是能用来跟同乡炫耀的资本。当时的深圳流行一句话：“来深圳的都是中国的精英。”哪怕工厂外的招聘启事写着只招10人，但前来报名的，都有整整两三百人。1990年，深圳福田区某工业区，打工妹在求职。余海波/摄厂长和“白手兴家”，构成了阶层跨越的代名词。村村都有一个乡民南下致富的励志传说，大家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家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工厂，有一个“XX大王”的称号，提着公文包，手拿大哥大，跟人谈生意。西装、大哥大、夹着个手提包，构成了那个年代大家对工厂老板的想象。陈星芬/摄制造业、厂长、南方，这几个与财富挂钩的时代符号，和新世纪一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1998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中的一个例句写到：“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1999年，北京“浙江村”里正在数钱的温州商人。图片源自网络2004年，美国《商业周刊》提出了一个概念——“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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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二匠结束了6年的北漂生活，回到老家陵水，海南岛东南部的一个小县，修葺房屋、开荒种菜，开启了海边的乡村生活。离开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年他30岁了，前途不算明朗，离开北京前4个月，他已处于失业状态；二是在北京买一套小房子的梦想，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何以为家”的漂泊感，让他愈加焦虑。城市虽大，值得留恋的却越来越少，他终于下定决定，“那就回去吧”。如今二匠回家快两年了，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前往海南，和他见了一面。穿上破旧的工作服，戴上牛仔帽，拧开水管，二匠开始给房子的内外墙洒水，接着涂抹水泥灰，他的手法不算娴熟，毕竟在此之前，他的职业是摄影师，而非泥瓦匠。那是海南2020年的夏天，风大，太阳毒辣，工作几分钟后，二匠的衣服已经汗透，在他短暂休息时，又被吹干了——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傍晚，他将最后一块墙皮抹匀为止。修葺之前的老屋，破旧不堪、无人居住。借助夕阳的余晖，二匠站在原地看了很久，面前那栋海南农村常见的老房子，经过他的修葺后，已经呈现出乡间别墅的雏形，它的旁边是果园和菜园，植物长势喜人——这将是他未来生活的地方。经过二匠修葺后的老屋。时间回到2014年，大学毕业前，二匠和朋友开始讨论将来去哪扎根的问题，“我要去北京”，对想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二匠来说，北京是首都，是文化中心，是他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揣着几百块钱、拖着简单的行李，二匠来到北京。但接下来去哪儿？他并没有详细的规划。那时他还很年轻，相信命运会给自己正确的指引。但二匠很快发现，命运对他并没有特别的眷顾，和大多数初来乍到的北漂青年一样，他度过了一段窘迫、艰难的时光：住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啃干馒头充饥，在不稳定的打工状态中，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工作之余，北京的798艺术区是二匠常去的地方之一，他喜欢那里的艺术展，以及和他有着相似气质、也一样贫困的文艺青年，他迷恋身处其中的感觉，在那个时候自学了摄影——他没想到，这点小兴趣，将会成为他以后在北京生活的立足之本。在北京生活时的二匠。北京三环、地下二层、每月900元房租、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张用建筑材料和红砖垒起的床……这个和别人合租的单间，是二匠在北京初期的落脚点。准确来说，这是1/2个单间，它被房东用木板隔开，另一半的租客是一对小情侣。因为隔音效果差，对面在做什么，彼此都听得一清二楚。对面的情侣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大家偶尔碰见，互相都很尴尬，“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对方”。每天上班前，二匠会在房间里喷杀虫剂，这样下班回来，他才能安心睡觉——这所房间里，除了人类租客，还有其它和寄居于床底下等隐蔽角落的动物。如今的二匠，常在树林的吊床午休，床下是家养的动物们。洗澡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洗热水澡需要充值，热水卡一张光押金就要200元。二匠和合租室友共用一张热水卡，为了省钱，他尽量减少洗澡的频次。“衣服就晾在地下室的走道上，没有阳光，都是靠风干的”，因为地下湿气重，他的衣服时常散发着霉味。“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在歌曲《春天里》，身在北京的二匠，听出了相似的忧伤。三十而立的二匠，在自家附近的树林里，向我们讲述当初在北京的生活。二匠说，在北京的租房经历，每时每刻都刺激着他买房安家的想法。他的要求不高，在三环和四环之间，一套30-40平米的精装公寓，能看见阳光，没有臭虫，有24小时的热水……二匠的目标价位是每平3万左右，如果一个月赚1万，一年存8万，再过5年，也就是2020年以后，他就能存40万，够这么一套房的首付。相比当初30-40平的居住理想，二匠现在居住的房屋堪称“豪宅”。接下来的日子里，二匠在剧组里当过摄影助理，协助拍摄和打杂，也搞过自媒体，做摄影器材测评，也做摄影器材租赁、摄影兼职……从2018年起，他的收入有了起色，恰逢短视频崛起，通过经营自媒体、付费问答、参加平台活动，一个月能赚到2万多块钱。二匠搬离了地下室，为了更好一点的居住环境、更便宜的房租，开始频频搬家，有一年他搬了3次家，“我把房租控制在2000元左右，加上生活、社交开支，每月总花销6000元以下，那样可以存下1万多”。而就在那个时候，对买不买房这个问题，二匠又犹豫了：一是他没有买够5年社保，不具备购房资格。二是他觉得当时收入还不错，买房可以缓一缓，将来换条件更好一点的。二匠拿出原本用于买房的30万积蓄，购置了一批摄影器材，在平台进行租赁，以此增加收入。在海南的房子里，二匠和朋友们聚会。2019年后，二匠的日子不再一帆风顺，他经营的自媒体没什么起色，问答平台门槛变高，收益缩水，他以前看上的房子，价格又涨了……他开始考虑去找份工作，但他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试官20出头，而我已经30岁了，我认为自己至少值一万，对方说只能给五六千”，经历了几次面试，二匠逐渐失去了信心，“我已被职场抛弃了”。“在北京节奏这么快的城市生活，大家都在拼命奔跑，而你突然慢下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二匠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你会变得孤独、焦灼、不知所措”。他很少离开出租屋，尤其是在工作日时，他很担心和外出上班的合租室友打照面，就像以前他住地下室时，害怕和那对情侣见面一样，这让他觉得难堪。二匠在离家不远的市场，选购蔬菜和肉类。在北京“躺平”4个月后，二匠觉得，是该换一种活法了，“在北京买房变得不现实，幸福感也越来越低，我也想通了，人确实该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但它不一定是在北京”。回家想法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在离开北京前两年，二匠就曾有过盘算，如果把老家的房子改造出来，要花多少钱和时间。“我认为要花5万元，一年时间”，这是在不请工人，所有工作都由一人完成的前提下。二匠手绘的施工图纸，包括房屋的改造，树林、菜园的规划。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二匠时常想起老家的房子，每次有台风登陆的消息，他都会担心它被吹塌。这栋老房子，位于海南陵水县的一个村里，占地面积一亩多，离县城20公里。在二匠回去之前，它处于荒废状态：无人居住、破败不堪，房瓦漏水、外墙脱落、院子周围杂草丛生……这和周围邻居家的新楼显得格格不入。村子旁的小溪，吸引了村民们前来戏水、乘凉。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二匠的第一感受是，这里太安静了。绝大多数民房规划整齐，连大门都是统一的模样，除开房子就是成片的槟榔园，但路上人很少，除开鸡叫、蝉鸣、大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很少有其它声响。村里的年轻人不多，有的去了大城市，有的去县城。人气最旺的是二匠家附近的菜市场，踩单车就能到达，虽然食材品种不如北京，但胜在新鲜便宜。安静的村子，偶尔能听到几声鸡叫。对二匠回村修房的计划，父母给的建议是，只做一些简单的修补，没必要大费周章。朋友们的态度更多的是怀疑，他们不相信，久居北京的二匠，能适应海岛小村的生活。二匠后来的行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从未涉足建筑的他，开始网购建材，自学拆墙、砌墙、浇筑、贴砖、装修……老屋改造的工作量和人力对比，无疑是一项大工程。二匠正在修理墙壁，对他改造老屋的举动，多数人的态度并不乐观。这些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并融入了一些创新的元素。例如，出于对北京胡同围墙拼花的喜爱，他用瓦片给阳台围栏进行了相似的拼花。二匠所用的工具。他遭遇了许多意料之内的挫折：他尝试把阳台的走廊，做成向两边排水的坡面式走廊、对墙体进行改造，尽管事先在网上进行了学习，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也有意料之外的磨难，房子改造到一半时，赶上疫情严重，快递停运，网购的建材断供了两个月，导致改造中断。房子改造进度70%左右时，二匠的工地上多了一些围观者，有同村村民，也有从镇上或更远地方来的人，他们围着房子评头论足，啧啧称奇。二匠正在翻新屋顶。其中有人找二匠商量，“你别搞了，我出30万把它买下来”。二匠承认，这价格的确让他心动了，“那时候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这可以很大缓解我的经济状况，但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卖”。“从北京回来后，我明白房子对人太重要了，这是我的归宿”。房屋全部改造完成后，二匠共花了10万元。“虽然算是超支了，但我认为很值得”，他说，不少曾持怀疑态度的人，转而对他刮目相看。房子旁边就是菜园，供给日常的食材。今年年初，二匠为新房子办了乔迁宴，算是正式入住了。今年6月，我们见到他时，院子里年初种下的小黄菊开花了，门前的菠萝蜜树、芒果树已经挂果，院子角落还种了一棵龙眼树和百香果树，菜地郁郁葱葱，小树林枝繁叶茂。二匠的母亲在菜地里除草浇水，老母鸡带着几个小鸡“咯咯咯”在小树林散步，远处不时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和我们聊天时，二匠的家人正在打理菜园。早上起床，二匠伸了伸懒腰，打开卧室的门窗，开始刷牙洗脸。洗漱完毕后，他将和弟弟一起，趁着阳光还不算毒辣，把自家养的土猪抓到市场上出售。土猪圈在父母住的老宅，离二匠家不远，老宅种满了槟榔树，槟榔树下养着鸡、鸭、鹅、鸽子，二匠绕开它们，径直走向猪圈。弟弟把运猪的三轮车开到猪圈门前，两人走进猪圈抓猪。二匠和弟弟费力地把猪装上三轮车。送完猪回家，二匠要请我们喝水，他蹭蹭蹭爬上了椰子树，几分钟后，几只椰子扔了下来。“在北京生活，一个月至少要花5000元以上，但在这里，500元左右就够了，主要花在电费和买菜上”，二匠说，租赁摄影器材的收入不多，但足够覆盖掉这些开支。“心态也有很大变化，在北京，工作让我焦虑，没工作也焦虑，你奔着跑着，生怕跟不上别人的步伐”，回到海南后，二匠觉得随意了很多，“跟着自己内心的想法走就行了”。二匠上树摘椰子招待我们。“自家种的蔬菜水果，能满足一日三餐，没事睡到自然醒，干干农活、看看书……”列举乡村生活的好处时，二匠专门提到，“人与人的相处很也自然、简单”。他讲到自己和父亲关系的改善，“在北京时，我们连彼此的电话都没有，回来以后，感情好了很多”。二匠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当然，乡村生活也非完全尽如人意，从北京带回的二手电子钢琴坏了，二匠不会修，县城也没有专门维修的地方，最近的电子钢琴维修店，在一百公里之外的三亚。二匠的屋子里，收藏了很多从北京带回的人物画像，“我常想起在北京的日子，798艺术区、各种艺术展……”而在他生活的乡村和县城，这些展览都是不存在的。电子钢琴坏了，只有去三亚才能修理。身边的朋友，能“谈得拢”的不多，二匠说，他的很多想法，并不被现在的朋友理解，他们认为他过于文艺和浪漫，“我约他们去海口，那里有一家晓岛书店。他们说，那不好玩，不如去唱歌喝酒蹦迪。”“小地方是这样的，你不能希望大家的想法都和你一样”，但和朋友们在一起，二匠还是很开心。二匠和朋友们在一起。关于未来，二匠认为，“乡村是有工作机会的，只要肯动脑，肯动手。但文化生活嘛，就得靠自己去营造了”。“如果时光再倒退10年，我肯定会选择北京，但现在的我，大概率是不会回去了”。第39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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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的性格，就是爱拼才会赢。”2013年，蔡冠斌成为一名“厦漂”，在厦门打拼。他就像无数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跻身一线城市看似风光，但背后的冷暖和幸福只有自己能体会。奋斗了5年后，他想摆脱活在大城市的隐形的枷锁，鼓起勇气回到妻子的家乡——福建漳州东山岛，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蔡冠斌回到家乡养殖生蚝后，每天1点在码头等渔船，与阿姨们抢货，白天顶着暴晒开到外海的生蚝养殖区域。为了找到更好的生蚝养殖环境，他跑遍海岸线放苗种试验。在三倍体生蚝生张最为迅速的夏天，他抓住养殖生蚝的机会，在近1000亩的养殖海域中，与800万只生蚝日夜相伴，集中精力开拓生蚝的产销事业。一年多以来，他让更多人通过他看到了这里的生蚝产业，也促进了当地的海鲜销售，给当地带来新的生机。他希望五年内，在国内高端生蚝产业获得一席之地。面对大海，他说：“我相信每个人这辈子吃的苦，都有一定的额度。年轻多吃一点，年老就少吃点。”第3956期制片｜张昊

△2021年6月20日，阿航觉得走廊的光影很漂亮，请同学帮忙拍下了一张伸手抓光的照片。在这个特殊的平台上，飘荡着许多抑郁、沮丧的言语，“今天莫名地暴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垃圾”、“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不杀掉我呢”、“太孤独了”……有的甚至发出“救救我吧”的求救信号。每一段情绪背后，都是一个深陷孤独的少年，发泄情绪不是目的，他们想要的，是寻找一个愿意倾听他们，带他们走出抑郁的人。安安注意到，这是小松一个月内第五次请假了，依然是一样的理由：头痛、胃痛。作为小松的班主任，安安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的异常，从她上课时的表情来看，她似乎在受着某种煎熬，但那不是身体的病痛引起的。“她的眼睛里没有光”，安安说。几天后，安安见到了小松的母亲，一位泪眼婆娑的女人，她在哽咽中向安安讲述：昨天放学途中，小松突然毫无征兆地试图从桥上往下跳，辛亏被旁边的人拦下。“这到底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小松母亲悲痛地问安安。同学告诉安安，小松觉得父母偏心，自己一无是处，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是成绩却不好，“不只是跳桥，她和爸爸妈妈在家里发生冲突，会拿刀割腕”。也有同学抱怨，小松好像不爱洗头洗澡，身上总有一股味道，和人说话总是语气很冲。安安认为，“这可能是抑郁的症状”。安安在青少年心理咨询线上平台服务一段时间了，她会以匿名的方式和孩子们聊天，缓解他们的抑郁情绪。她发现，像小松这样，甚至状况更糟糕的孩子，还有很多。在一家博物馆，阿航被一束从暗窗里透进来阳光所吸引。同为线上心理咨询师的阿航，年龄比安安小得多，今年刚读大一。因为年龄与求助者相近，他更容易与他们深入对话，也正因如此，阿航见过更真实、更残酷的一面。有一位男孩曾发来一张照片，被刀子划开的手腕，涌出的鲜血滴落在地上。阿航心头一紧，似乎自己的手腕也传来刺疼，于是迅速关掉了图片，心情却久久不能平息。过了一会，他还是点开了那个男孩的头像，问“你怎么样了？”男孩被确诊为抑郁症，曾尝试过两次自杀，一次吃安眠药，被送到医院洗胃，一次跳楼，被父母拦下。父母把他拦下后，边哭边骂，“你怎么一点也不懂父母的心！”“难道他们就懂我吗？”男孩反问。阿航问他，自残不会疼吗？男孩说：“在手上划一道伤口，会让情绪舒缓一些，疼得受不了，可以吃点止痛药”。男孩轻描淡写的语气，让阿航倍感震惊。男孩选择在网上和人倾诉，让阿航觉得他还有希望，“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仍在期待被拯救”。在取快递的路上，阿航遇到一只小猫，它一直盯着他。“谁不希望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呢？”哑巴叔叔认为，期待同理心对话才是孩子们来线上求助的动机。哑巴叔叔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因为从事金融工作，他只有在周末才能跟孩子们见面，平时两个孩子都由妻子照看。之所以给自己取名”哑巴叔叔“，是因为“以前我话说得太多了，现在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针对抑郁情绪，学会倾听，远比言语开导有效得多”。最初，哑巴叔叔渴望通过和更多青少年的线上接触，能更好地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但随着接触的加深，他的担忧与日俱增，“孩子们的情绪问题很容易被家长忽略，或者简单化归于青春期叛逆，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及时治疗，他们甚至连向人倾诉的机会都没有”。在复杂交织的社会系统中，孩子是脆弱的一环，他们像一个感应器传递着成年世界的焦虑、紧张和不知所措。如果医疗、教育和家庭都缺少良好的关怀氛围，那这脆弱的一环就会显得更加不堪一击。阿航在宠物商店拍到这支蜥蜴，它刚走出家门，正警觉地四处张望。安安、阿航、哑巴叔叔三人都有一个好听的称呼——暖心师，他们共同服务的“有光·解忧暖心喵”是一个青少年线上心理咨询平台，每天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暖心师义务地为青少年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在这个网络树洞里，隐藏着大量难以言说的痛苦：“今天莫名地暴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垃圾”、“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不杀掉我呢”、“太孤独了”……有的甚至是“救救我吧”这样的求救信号。今年5月，有光·解忧暖心喵团队参加了由腾讯优图实验室等联合发起的“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团队获得了腾讯云的AI技术接口支持，这让更多孩子们的心里话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被听到；而其中搭载的智能语音技术，则能让机器人暂时模仿暖心师的交流习惯，对孩子们的需求及时做回应，以减少悲剧的发生。对青少年来说，在情绪危机时刻向陌生人倾述，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自救方式。其实，成为一名暖心师之前，阿航也是一名求助者。高考结束后，他告诉父母，自己已经接受了三年的心理咨询，渐渐努力走出了抑郁的情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在线帮助了不少同龄人缓解压力。但父母的话，给了他一盆冷水，“不好好学习，搞这些东西干什么？你一个小屁孩能懂什么？”他有一些难过，但早已习惯了这种不被肯定的挫败感。阿航觉得，在许多家长看来，学习就是一切，学习好了，什么都好。“但他们忽略了，学习好文化课，并不是成长的唯一价值，孩子也是需要被倾听、被关注的一个人”。在一个文艺空间里，同行的朋友帮阿航拍这张照片，他觉得有人陪伴玩耍很开心。阿航就读的高中有1400多名学生，在他的印象里，每个班都有那么一两个因为心理疾病而休学的学生。“有的被鉴定为抑郁症，老师就给他们休几天假，有的老师会只给你休一天，然后过了几天还会强制让你回来，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阿航觉得，当时很多老师会把短暂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对等起来，“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虽然学校配有两位心理老师，也有心理咨询电话、心理辅导室，但据阿航了解，身边的朋友没有几个去的，“我们都不太愿意跟大人们讲这些事”。阿航跟我们说，学校环境虽然很简单，但也十分闭塞，因为在那个独特的社交圈里，一个人的“秘密”非常容易流传和发酵，甚至会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伤害。“高中的班级啊，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像在说一个秘密，因为他离开那个环境也没多久。阿航被五彩斑斓的湖水吸引，他把自己倒影在水中。刚开始成为暖心师的那段时间，哑巴叔叔一有空就会拿手机回复消息，在线上看多了孩子们的坏情绪，他没有变得麻木，反而更为警觉，“那些孩子，很让人心疼”。有一次，他观察到一个头像全黑的账号，总发布一些悲观消极的动态，忍不住发去私信询问。原来是一个16岁的女孩，怀孕、流产，又被男友抛弃。“她不甘心、想挽回、绝望、仇恨、想复仇……在这几种情绪中反复循环”，哑巴叔叔一直跟她保持聊天，帮她想解决办法。他明白，虽然自己只是陪着聊天，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陪伴，一些坏情绪可能会毁了那个女孩。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孩子们主动给哑巴叔叔发私信。有一次，他收到一条消息：“我得抑郁症了，要去医院治疗，请问这病能不能治好？”求助者也是个女孩子，父亲两次离异，现在有了新家庭，她和爸爸一起生活，每天见不到几分钟，偌大的家里经常只有她一人。有时候她会出现幻觉，身边有人时才稍微缓解一些。这个女孩非常聪明，也很懂事，但只要讲到家庭，她就情绪烦燥、失控。“她的身体里像住了两个人，一个孤独且绝望，一个想要自救，两个人总在打架”。对此，哑巴叔叔就安慰她，不用过度担心，好好听医生的话。虽然只是暂时的“心理按摩”，但是这样的回复与关注，却能在很多时候拉住“即将跳下悬崖”的孩子。在一个鲜花市集上，阿航拍下这张卡，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生温暖。后来，安安去走访了学生小松的家庭，“原来她仿佛生活在真空之中”，父亲因为跑货运常年在外，母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去打零工，八点回家，休息、逛街，然后出门打麻将一直到晚上，小松和弟弟只有在晚上八点麻将散场后，才能等到母亲的晚饭。有一次下雨，母亲只给弟弟送了伞，小松就淋着雨回家了。一位来自北京高知家庭的母亲曾向安安求助：她寄以厚望、处处严格管教的儿子，有一天一头钻进房间，就再没出过门，“不剪发、不洗澡、不和人交流”。她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多家长只是想找到一个管教、改造好孩子的方法”。但是，病症像一粒种子，一旦入土，就会在一些因素的诱导下，长出危险的枝蔓。阿航教同学给竹子拍照，应该从根部向上看，这样能看到它一截一截的成长痕迹。其实，安安也有一个女儿，从小就聪明伶俐，小学跳级升入中学后，“一路掌声，一路被夸赞、被期待着长大”，是家人认定的清华北大苗子。直到有一天，女儿突然说受不了学校的竞争和压力，哭着不想上学了。女儿整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长达三个月不怎么出门，安安一边“假装接纳”女儿的抑郁，一边焦急地找来许多长辈或同学，给女儿做工作，告诉她不去上学将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半年后，女儿终于可以复学，但问题似乎变得更严重了：一上学就难受，考不好会感到害怕，对老师的一切要求都感到恐惧，最终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相当于这孩子的脚本来已经断了，伤还没有养好，家长又让她去跑，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骨折。”在寺庙门口有两棵百年银杏树，掉落的叶子正好被底下的莲花灯接住，阿航觉得很美。后来，那位来自北京的高知母亲学会了闭嘴，“所有孩子讨厌的东西都不去做，睡觉没睡觉，玩游戏到几点，上学不上学……心里再着急，不管。但是每天会坚持写几条孩子的优点，留在他的电脑桌上”。这个孩子竟然慢慢重建了真实的自我，不但自发回到学校，而且今年高考还考了600多分。在安安的建议下，小松的母亲减少了打麻将的时间，身在外地的父亲也开始给她打视频电话，一段时间后，安安再次看到小松时感觉，“她的眼睛里终于有了光”。“抑郁焦虑不可怕，可怕的是，家长不知道如何陪伴孩子疗愈。因为大多时候，生病的是父母，但吃药的却是孩子”，安安对此深有感触。在大学校园里，有一小簇樱花长在了树干上，阿航觉得这生机无限。如今，安安的女儿已经成功复学，但是她不再要求孩子的成绩，“孩子不是学习的机器，也不是父母的复制品，他们是能独立面对世界的生命”。哑巴叔叔依然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回复孩子们的私信，他坚信陪伴是一种长效的解救，他会坚持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和线上的求助者们，一起走向人生的深处。阿航来到苏州的一所高校上大学，城市的美景为他打开了眼界。他开始尝试加入学生社团，感受成长中多变的关系，他还爱上了摄影，能在攫取美好的同时，让一些难熬的情绪得以释放，甚至发挥出与众不同的创造力。注：2021年，在由腾讯企鹅伴成长、腾讯优图、腾讯云AI、腾讯云开发联合主办的“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有光·解忧暖心喵团队获得公益潜力之心和未成年网络保护赛道一等奖。第3955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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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王德顺在85岁这一年，准备去实现自己的飞行梦。2015年的春天，在北京798的一场国际时装周发布会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因为赤裸上身走秀而一夜爆红，成为中国“最帅大爷”。他叫王德顺，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44岁，他开始学英语；51岁，他把中国的哑剧带上世界舞台；57岁，他创造了身体的”活雕塑“艺术，又陆续参演了多部电影。2021年的夏天，王德顺85岁了，他决定去学开飞机。我们记录了他成为飞行员的故事。△点开视频，看85岁的王德顺如何实现自己的飞行梦。在超声心动检查室，王德顺对医生说：“我要考驾照，来做个体检。”医生看向眼前这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开车呢？”王德顺笑着说：“不，我是学开飞机。”当民航局负责人收到王德顺的学飞申请时，陷入了犹豫。尽管各项体检指标全部合格，但85岁的年龄摆在那里，出于对老人健康和安全的考虑，迟迟不敢签字批准。稳妥起见，又让王德顺做了平板测试、尿检、超声心动等一系列检查，全部“未见异常”，最终批准了王德顺的学飞申请。北京密云机场背倚青山，一架架小型飞机轻捷矫健地起飞，在脱离跑道的一刹那，仿佛挣脱了重力，直入云霄。时间也有重力。在它的作用下，人会慢慢老去，皮肤松弛，思维迟缓，温驯地步入莳花弄草、含饴弄孙的晚年。王德顺调侃自己“生来就是不安定因素，活性因子”，他不想过常规的生活，总是做着“那个年龄不该做的事”：50岁开始健身，79岁赤膊走秀，80岁学习DJ…现在又加了一项——85岁学开飞机。在首次实飞训练开始前，王德顺在休息室做准备，对于首次飞行他十分期待。“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是老人，但是我也时时刻刻忘记了自己是老人。”王德顺说，“如果你敢去尝试，你没做过的事情，说明你的心还没老。”王德顺特意选在六一儿童节入学，因为小时候他就想开飞机，甚至想要造飞机。13岁那年，他把一个罐子装上水，扎了个孔，放在炉子上。热气冒出来，带动上面的小轮像螺旋桨一样转动，他高兴极了。72年之后，他如愿以偿地开上了真正的飞机。“想做什么事，就去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有时候说晚了只是给自己找一个放弃的借口。”王德顺说。推掉了所有演出和商业活动，王德顺在航空学校开始了“闭关学习”。最初，航校教员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记住航空无线电通信中26个英文字母的读音，字母一样，但有着另外一套发音。教员跟王德顺说“不急，慢慢记”。结果第二天，王德顺一个不落地把26个字母全部读了下来。在60年的演艺生涯中，王德顺演了100多部戏，每部戏都需要记住大段的台词，因此，他对自己的记忆力颇有自信。但在进入飞行理论时，他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王德顺在听教员讲课，飞行理论涉及多个学科，对于王德顺而言是不小的挑战。飞行理论涉及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等多个学科，对于王德顺而言全部是陌生的领域，“天天都是困难，每天讲的课都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非常生疏，每时每刻都在克服着各种困难。”一上完课，王德顺就回到宿舍看书消化，每天都保持8小时左右的学习，很快就记满了一大本笔记；他把书中的话转化成更易理解的口语写在空白处，有时批注的字数比原文还多；在草稿纸上画飞行路线、算航向和角度；一边看书一边用手势模拟飞行，在头脑中建立空间概念……在书桌前看了一会书，王德顺躺在床上继续复习飞行理论。高强度的理论学习，让王德顺感觉“像戴了个紧箍咒，脑袋发紧”。一个月后，他迎来了理论学习的测验。如果达到60分，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实飞学习。王德顺花50分钟提前答完试卷，在教员判卷的过程中，他的内心特别忐忑，一直想着能不能及格。看到教员伸了个懒腰，他知道卷子判完了，小心翼翼地问：“我够60分吗？”教员回答：“你答了82分。”得知分数的王德顺兴奋异常，他完全没想到能得这么高分。教员说你考这么好，给自己放两天假吧。“我一个月没休息，天天学习看书，我再不放松脑袋就该崩溃了，这样不行”，于是王德顺登高望远，看着机场后面起伏的山峦，结果想的还是飞行知识。另一个放松的方式是健身。从50岁开始，为了练好形体，王德顺每天都要在健身房锻炼两个小时，从未间断。长期的健身锻造出他挺拔的体态和雕塑般的身形，也正是如此，当2015年他虎虎生风走在T台上时，才会引发空前的关注。为了保持身材，王德顺坚持健身，同时他也觉得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健身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走近落地镜，审视镜中的自己。“我每天都得照镜子看着我的形体，哪个地方肥了，哪个地方没肌肉了，赶紧去练，消脂减脂，加强肌肉。”王德顺说，“我靠形体表演，我靠形体吃饭，别人可以不重视，我得重视我自己的形体，保持最好的状态。”王德顺用近乎刻板的自律，对待着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将自律带入了他的工作和学习中间。天气连日阴雨，不具备飞行条件，王德顺的实飞训练一再延迟。天终于放晴，当教员宣布可以飞行的时候，王德顺挥舞起拳头，连续说了好几个“耶”。王德顺抚摸停在草坪上的飞机，像是抚摸一匹小马驹。不久之后他将迎来首次实飞训练。对于实操飞行，王德顺信心十足。他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对操作机械的能力也很有把握。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王德顺接触了不少机械设备。在70年代，家家户户都没有电视的时候，他用医院的示波器和废品站淘来的电容、电阻自制了一个电视，能收到中央台，女儿天天蒙在被子里看，“和做电视相比，飞机是现成的，应该要简单多了。”然而，第一次的实飞训练，让王德顺感觉“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实际操作很困难，所有的仪表全都是英文。”王德顺说，“顾不过来，顾了航向，顾不了高度，顾了高度又顾不了仰角，太多的因素需要我掌控。”王德顺坐在驾舱中，熟悉仪表和操纵杆。第一次从驾舱看向天空，但王德顺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满脑子想的都是该按哪个按钮、怎么操纵拨杆，手忙脚乱，根本没法享受飞行。”第一次的上机实飞，王德顺稍有失落。回去以后，他总结了飞行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向教员请教。王德顺用手机将飞机的仪表拍下来，方便回去复习。经过后续的练习，王德顺慢慢找到了飞行的感觉，“能够知道我现在飞得很平稳，我可以看看下边风景，看看下边的地标，看完了地标，飞机还飞得很平稳。”实飞训练20天后，王德顺迎来了第一阶段飞行学习的结业仪式。身穿飞行服的王德顺进入驾舱，操控飞机进入跑道。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一旁的草地像波浪般翻涌。发动机轰鸣声响起，滑跑中的飞机开始加速，最后平稳飞离地面。透过舷窗，他看到了平如镜面的密云水库、看到苍翠的列列群山、看到密集耸立的塔吊，在那里，一座座高层住宅正拔地而起。

“你等待浪的时候，就像等待人生中的一个机会。”

△2021年7月25日晚，苏镝坷在朱家尖岛测量“烟花”的回南风风速。2021年夏天，河南的雨季不再像往年一样寻常。7月20日下午，郑州的雨势突然变大，24小时内就降下了过去郑州一年的量，此后的连日暴雨让河南多个地区受灾，1300万人深陷暴雨洪涝灾害之中。而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就是台风“烟花”。我们遇到这样一群少年，他们被称为“追风者”，曾多次实地追击台风、拍摄照片、收集数据，以探索气象变化的奥秘。河南暴雨期间，他们正在追击这位“不速之客”——“烟花”，以下是他们的追风故事。得知“烟花”要来的时候，苏镝坷正坐在潍坊开往上海的高铁上。这个00后的摄影系学生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追风者”，曾多次实地追击台风和强对流。7月15日，苏镝坷刚刚追完山东的强对流，但这一次的追风不算成功，他没有拍到想要的画面——壮观的风暴云，从地平线远处扑面而来，或者强对流大风将树枝卷起——他觉得，这样的震撼力“最能唤醒大众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台风“烟花”生命早期卫星合成影像，苏镝坷制作。还有几个小时到达上海，苏镝坷拿出电脑，例行查看一下长期气象预报图，根据超级计算机发布的预报显示：有一个很大的云团正在慢慢生成，他马上跟身边的王路澄分享了这个消息。王路澄也是气象爱好者，与苏镝坷一样酷爱追风，两人惊讶之余，也有一些怀疑：虽然超级计算机经常预报台风，但很多云团最后都没有真正形成。7月15日上午，在北纬20度，东经138度附近，一个大云团出现了。这一次，台风胚胎很快生长成一个结构紧固的云团，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密实的云团注定会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浪。两天后，这个云团仍在快速发展，规模继续扩大，随即它被命名为“烟花”——今年的第6号台风。如它的名字一般，一场狂烈的暴风雨正在靠近。台风来临前清澈的天空和积云，2021年7月21日，苏镝坷摄于上海。小学二年级的时候，8岁的苏镝坷第一次看到“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拍摄的云图，他被那些富有美感的云团吸引，清晰度不高的图片在他心里种下了追风的种子。在浙江长大的苏镝坷，从小便看着家乡人如何在台风中防灾，但灾害过后，却少有人继续讨论台风的生成。中学之后，气象方面的知识让他渐渐离台风的奥秘越来越近。直到他进入大学，成为一名摄影系的学生，他第一次萌生了用影像记录台风的想法。“国内关于大部分的气象纪录片都是图解和动画的形式，真实高质量的影像纪录少之又少”，苏镝坷认为，相比于虚拟的动画演示和特效合成的灾难电影，大众更需要一部真实呈现台风画面的纪录片，让大家“坐在荧幕前，就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它，看到它的所有细节”。台风“烟花”的风场图，从南海来的水汽沿着“烟花”和另一台风“查帕卡”的环流，被源源不断地送向华北。台风往往是极端暴雨的重要助推者，“烟花”尚在距中国海岸线千余公里外的太平洋上方时，就已经如水泵一样，将太平洋充沛的水汽送到了华北；通过“隔山打牛”，让河南深陷驰风骤雨，牵动全国。追风者们虽然见过很多“风浪”，但所有人都不希望洪水真的降临。追击烟花的任务艰巨，充满着不可知的危险。苏镝坷需要伙伴们的协助。2019年，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时，苏镝坷正身处浙江省温岭市风雨区拍摄台风过境的画面。也是这一次的追风行动，让他结识到了现在追风小队的成员。2019年，苏镝坷拍摄的台风“利奇马”过境的场景，树木被吹得剧烈摇动。追风小队的成员都来自台风多发的江浙沪地区。吴振一是全组年龄最小的，暑假结束后才升大二。2012年的夏天，台风“海葵”袭击了吴振一的家乡浙江，开启了他对于台风的好奇之门。擅长数值预报分析的他，在此次追风行动的路线规划和数据评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超轶同样来自浙江，从小就对每年夏天频繁来袭的台风充满兴趣。自2007年参与台风论坛的讨论以来，今年已经是他成为气象爱好者的第15个年头了。他逻辑缜密、思虑周全，这次追击他主要负责无线电通联，为小队的追风行动提供领航和后援支持。小队成员正在查看风力预报，从左到右依次为徐超轶、吴振一、王路澄、葛航飞。和苏镝坷一起追击山东强对流的王路澄，对历史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都有很丰富的研究。2005年的台风“麦莎”袭击上海，狂风暴雨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他从此便成为一名“追风少年”，这次的“烟花”行动，他将再一次和苏镝坷并肩作战。来自上海的葛航飞算是几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用“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天气预报系统”完成毕业设计之后，选择成为了一名程序员。其他程序员的发际线逐渐上升，而他的头发多在强风雨中掉落，制定完备的出行计划，带领小队成员穿越狂风暴雨，是他的责任。小队成员正在讨论“追风”路线，从左到右依次为葛航飞、王路澄、吴振一。7月21日，“烟花”正在“肆意”生长，追风小队确定了“烟花”会北上并在我国大陆登陆，开始了“追风”计划。综合了安全、观测效果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追风小队决定先前往象山踩点，再转赴舟山岛截获台风核心。出发之前，苏镝坷准备好了自己所有的拍摄设备。照相机、电影摄影机、无人机......这些娇贵的电子设备总价将近10万元，对于还是大学生的苏镝坷来说，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拍摄台风要捕捉一些破坏性的画面，对机器也有可能会造成损坏，一向很宝贝这些相机的苏镝坷难免感觉心疼。但考虑再三之后，苏镝坷还是更害怕自己“不带的话会后悔”，索性就全部都带上，“只要素材能保住就好”。苏镝坷从新闻里感受到郑州暴雨的威力，深受震撼，这一次的“追风”，他除了想要拍到理想的台风画面，完成自己的纪录片之外，也希望能够深入“烟花”中心，测到宝贵的一手数据，支持相关研究。当小队从四面八方集结完毕后，天气预报显示：“烟花”将于7月24日上午，在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登陆或近距离擦过，并将在华东沿海滞留接近4天，最大降水量将达到郑州“7.20暴雨”的两倍多。7月23日中午，追风小队一路南行，前往象山半岛。在那里，他们有希望经过台风眼，并测到最大风速。

△2021年8月8日东京奥运会闭幕式最后，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大屏幕上打出了日语的“谢谢”。2021年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闭幕。这是历史上首个延期举办的奥运会，也是首个没有现场观众的奥运会，闭幕式上，更首次为女子马拉松运动员颁奖。于此同时，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东京——这个亚洲唯一两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疫情的阴影正在持续扩大：闭幕式当天，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5天超过4000例，而奥运会开幕时，这个数字是1359例。疫情中的奥运与东京，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争议不断。我们联系了一位东京奥运会的记者，以下是他的自述。今年四月，单位公布了东京报道团的最终名单，我和几位里约奥运会的老同事都在名单中。看着东京官方每天公布的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感染人数，大家其实都心怀忐忑。一次性医用手套、护目镜和消毒纸巾统统被装进行李箱，大家计算着去东京的日子，又时刻警惕着行程上的变数。临行前的最后几天，同事们交流的都是：什么型号的口罩戴着最舒服，哪家店的防护面罩更实惠……其中一位摄像老师非常夸张，他老婆给他准备了好几套防护服，结果被大家打趣：“穿成这样，还怎么完成采访？”而我也不例外，跟父母告别时，还被硬塞了好几盒莲花清瘟。出征东京奥运会前，在国内购置了十余种不同类型的防护用品。疫情阴影之下，几个跑体育新闻的记者，莫名有一种“出征战地”的感觉，表面上相互打气，实际上情绪很复杂。毕竟，在中国相对良好的防疫环境中待久了，谁都无法预知，东京的疫情会在奥运会期间发生怎样的变化。7月15日下午5点左右，我们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里将在奥运期间承担所有海外奥运团队的航运业务。在飞机上，我们还只是戴着N95口罩，但飞机刚一落地，大家纷纷开始佩戴防护面罩和护目镜，甚至还有人戴上了一次性医用手套，严阵以待的样子，仿佛机舱外面是一个战场。日本航空给各国奥运报道团队准备了鼓励卡片。下飞机后，全部乘客按30人一组，排队前往另一层楼进行唾液核酸检测，然后分区域等待结果。机场服务人员很礼貌地告诉我们：大概需要等候2-3个小时。虽然机场有空调，但是炎热的夏天还是让人有些吃不消，不少人在途中放弃了护目镜和医用手套。最后，全组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行程得以顺利推进。成田机场的欢迎指示牌，希望奥运会参会者在东京期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媒体班车都有隔板，排队需要保持人与人2米的距离，消毒洗手液无处不在，媒体人员要每天官方app“OCHA”上登记体温和信息。抵达酒店后，发现前14天的住客需要与其他住客走不同的路线。一系列防疫措施的设计，让人心安。媒体酒店专门出示了指示牌，14天内的国外抵达者要和其他人分开进出。为了防疫，东京奥组委特地设计出了一个“泡泡”理论：所有运动员和媒体人员分属于不同的“泡泡”，一个“泡泡”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和工作区。理论上“泡泡”应该在抵达东京十四天之内，始终和东京民众之间保持零接触，以保证1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和上百家媒体的安全奥运参会。在媒体“泡泡”里，抵达日本的十四天之内，所有人只能在媒体中心和媒体酒店活动，前往比赛场馆需要乘坐专门的班车，走规定的路线，抵达后也只能在媒体区域待着，不能与运动员有任何接触，所有的采访都需要提前申请报批，而且有采访任务的记者需要每天进行核酸检测，而其他没有采访任务的媒体人，则需要通过至少五次核酸检测。这样保证14天“泡泡”不破，外来参会者才允许在日本境内自由活动。专属的媒体班车上，前后排之间的座位都设有隔板。但万万没想到，抵达东京的第一天，我就遭遇了一次被迫违规。由于核酸检测等待时间比较长，团队抵达指定媒体酒店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按照组委会规定，“前十四天到达者，只能在酒店专用餐厅用餐，到指定便利店购物”，而且，必须在十五分钟内登记往返。拿着组委会下发的媒体手册，我跟同事一起到酒店前台询问可以购买便当的商店。然而，对方又是打电话，又是查资料，最后一脸歉意地看着我们——因为理论上，附近所有的便利店都不对14天以内到达者开放。我们很无奈，她看出了我们的为难，于是小声说：“或许，您可以去酒店配楼7-11看看，我看有人是去那购物的。”媒体酒店的部分区域立有指示牌：14天内到达者禁入。在配楼门前，一个“14天内到达者禁入”的红牌赫然在立。正在犯难的时候，迎面发现两个挂着媒体证件的外国记者，正拎着大包小包走了出来。理论上的完美“泡泡”在后续的赛程实操中，就这样被各国记者陆续挤破。不管是熬夜撰稿想买两罐啤酒，还是早起出门要备个三明治，这家便利店附近成为外国记者群唯一可以“犯规”购物的地方。一次媒体午餐时，竟然听到隔壁桌外国记者兴奋地分享富士山的照片，因为他前一天没有采访任务，租车去玩了一圈。我和同事面面相觑，然后默契地赶紧吃完，回房间赶稿子了。国际媒体中心的邮局门前，大家正在排队邮寄首日封。2021年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这个场馆花费了1500亿日元打造。为了防疫考虑，开幕式场馆内除了表演者和运动员之外，没有一个现场观众，主办方用黑白格子将观众席填满，以营造出视觉上的丰富感。但这让前方的摄影同事非常发愁：场馆非常大，表演者都在舞台中间，无法开广角捕捉大场面，最后能用的新闻图片并不多。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舞台中心为数不多的舞者正在表演。开幕式当晚9点，媒体中心却只有几个外国记者守在这里，场面十分冷清。回想起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不同国家的几十个人聚在后台，大家一边看开幕式写稿，一边吆喝着喝啤酒的场景，唏嘘不已。但这种场内的冷清，却意外被场外的抗议游行打破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中，场外众多民众在场馆外反对奥运会举办。同一时间，就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旁边，一场声势不小的抗议活动正在进行，东京市民打着横幅、敲锣打鼓地高喊着“停办东京奥运”的口号。前方摄影师回来后忍不住感慨：“史无前例，都不用问什么，一个个冲过来和我喊：疫情这么严重，政府不管我们死活”。场馆内孤寂的歌舞声与场外热烈的反奥运游行交织在一起，似乎正在向世界发出一种诘问：奥运和防疫，哪个更重要？而比赛已经开始了，防疫只能跟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璀璨的烟花打破现场的清冷，令人记忆深刻。在之后的比赛日里，我们经常会与一位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日本司机碰面，聊天中他明确地表示，其实自己并不支持在这个时候举办奥运会，“政客们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疫情控制得那么糟糕，没把国民安全放在第一位”。可随着日本奥运代表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他也开始关注奥运会了，甚至当日本棒球队进入决赛，即将和美国争夺金牌时，他还主动问我们会不会去报道？其实，人们对于奥运会的热情从没有减退，只是疫情让一切美好都充满了变数。媒体班车司机自己布置的吉祥物。运动员们的“泡泡”最为封闭。在比赛结束前，他们禁止和包括媒体在内的外界任何人有直接接触。只有当自己的比赛全部完赛后，才能近距离接受采访，然后就不能再返回运动员“泡泡”了，而是需要在48小时之内离开日本。所以，比赛中诞生的任何一位奖牌获得者，都需要在两天内接受完国内外所有媒体的采访，中间还要抽空做尿检和核酸检测，一路马不停蹄。也正因如此，媒体工作的风险提升了，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第二次采访，所有报道内容必须“一条过！”印象很深的是，在媒体中心，一群人看着刚拍回来的冠军采访，光有画面没有声音，摄影师的脸都绿了。为了在采访过程中保证和运动员有2米以上的距离，他特意带了个吊杆话筒，“我想这么长伸过去，怎么着也录上了吧，谁成想居然忘记按开关了……”这样的工作失误放在往年，完全可以再把运动员约出来补救，但是这次没有机会。媒体中心的记者集中报道区。起初，防疫规定：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都要戴口罩。但是赛后不久，大批摄影记者反映：拍出来的照片，人物没有表情，眼睛眯成一条缝。最后连运动员本身也向组委会发出抗议。于是从赛会第三天开始，新规发布，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们完成领奖后，可以摘掉口罩30秒给媒体拍照，但是仅有一次机会。同样的，不但摄影记者挑战很大，文字记者也非常受限。在非比赛时段，记者每天允许进场采访的人数十分有限，申请需要每日更新，上千个记者排大队，比在北京摇车号还难。如果申请不成功，记者就进不去场馆，也见不到运动员，只能依靠看现场直播，同时托前方同事联系运动员，赛后进行电话采访。申请到采访机会的记者，需要每天进行唾液核酸检测。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以震撼世界的方式盛大开幕，而13年后的8月8日，东京奥运会在疫情中落幕。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一共获得了88枚奖牌，这一傲人成绩让国人欣喜不已。而也是这一天，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5天超过4000例。闭幕式上，看着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大屏幕上打出了日语的“谢谢”，百感交集：这届奥运会，更被大家记住的，到底是体育成绩还是防疫效果？在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赛事直播节目空档，插播内容不是奥运冠军挥汗如雨的商业广告，而是东京疫情的即时新闻——屏幕下方时刻滚动着快报，主播都戴着口罩，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疫情与奥运同在。媒体中心的纪念品商店和风装饰上写着：疫病退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的奥运之旅虽然没有金牌，却也是收获满满。不可思议的是，本届奥运会的媒体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点击量，翻了好几番的公众号粉丝数和创纪录的节目广告费。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疫情，的确为东京奥运会赢得了更多关注度和讨论度。然而这并不是人人都期待的，据东京奥组委的消息，在整个奥运会期间，有数百名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主要为运动员和教练组成员，感染率为0.4%，引人深思。8月10日一早，我从成田机场乘坐航班回中国，开启21天的隔离生活。闭幕式后，各国媒体人纷纷撤离，很少人继续留在东京吃美食、赏美景。出发前，我的摄影同事决心扔掉自己背了两千多公里的防护服，“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应该用不上这个了吧？”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希望疫情赶快消退，让奥运会尽快回归它本来的样子。奥运会期间，东京都浅草寺游客稀少。第3951期撰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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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称多县牧区的三姐妹，大姐和二姐曾身患疾病，后被救治。“比起快捷、方便的高铁与飞机，我更喜欢驾车与乘坐公共交通旅行。慢节奏的旅途，让我有许多不同的生活体验，脱离互联网、传媒与书籍观察我们的国家”。邹璧宇，从事摄影工作十多年，从2010年至今，他保持着定期公路旅行的习惯。在互联网之外的地方，这位摄影师用十年记录了急速变化的中国。2011-2012年，我坐着班车，到贵州的县城和乡镇，拍摄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带着城市的气息，留着杀马特发型，出没在乡镇和村落之间。但奇怪的是，我生活的城市，却很少遇到这个群体。为此，我专门问过沿海城市的朋友，他们也说，只是偶尔见过这些少年，例如在网吧或城市的边缘。他们和这些青年共处一个空间，但似乎生存于不同的位面。在贵州省独山县街头的发廊，我遇到一位发型师。他在沿海待过几年，学习美发，回到老家后，想从事时尚一些的行业。“由国道连接起来的中国，与高速连接起来的不一样”，这是我2013年拍摄完一组照片后的感慨。贵州在这二十年来，都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有约1/5人口外出务工。这种情况在贵州农村地区更甚，除了老人与小孩，成年劳动力就像候鸟一样，在农闲时前往沿海地区工作赚钱，农忙或春节时回来，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