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坐标｜一个小镇青年的生活史
对很多人来说，北京意味着国之首都，丰厚的文化积淀，林立的城市景观。
但对小海来说，他眼中的北京与大部分人都不尽相同。从“南流”到“北漂”的二十年打工生活里，他先后辗转十几个城市。终于在诺大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坐标，在远离都市的北京皮村，找到了归属。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小海，听他讲述2016年来到北京后的生活。
夜幕慢慢降临了下来。临近中秋的傍晚刚六点多天都已经黑了。我坐在望京一家的livehouse酒吧里，等待着晚上的演出。
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舞台上几个乐手在调音，电吉他和电贝司失真般地嘶叫着，像是想要撕破暗下来的夜幕。酒吧大厅里显得空荡荡的，吧台几个服务员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或许店员们也在猜测着这场没卖出多少预售票的演出晚上会有多少人来。也有几个来的早的乐迷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不停滑动着屏幕。时而沉默不语，时而谈天大笑，昏黄的灯光照着古铜色的沙发。
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转头可以看见酒吧西边的大窗玻璃外高档的卡丁车跑道。在跑道上方，刚隐去的那形态各异的大片晚霞，像一幅幅逼真奇异的泼墨画。在画的中间，似乎有一张红色的大口，越张越大。随着夜色弥漫，也渐渐地合了下来。而卡丁车爱好者的兴致一点也没有因为黑夜的到来而减少，反而是一批又一批地加入狂飙的队伍中，一圈又一圈地像是想把生活的烦恼都统统甩到嗡嗡车轮的后边……
说起来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有进城了。天天待在城中村里，说实话如果不是手机定位或者发个快递写地址什么的，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是身在北京。
我住的那个村庄在通州区与朝阳区的交界处。加之在首都飞机航线的旁边，没有高层建筑，仿佛村子随时都有要拆的危险。路是坑坑洼洼，一下雨积水到腿弯儿。垃圾也是堆的到处都是，每次路过垃圾堆，人们大多都会捂住鼻子，一阵小跑。而最奇特的当属村庄的厕所。记得年初有个朋友来找我，去了趟公厕后大为感慨说：“这厕所也忒不北京了吧!”
是的，这样的旱厕是城中村的一大特色。在偏远农村用的那种厕所，旱厕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有时候大半个月都不打扫一次，想蹲个厕所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仿佛没有人去管这些事。村里的汽车却是天天有人管，刚停下离开一会儿就有锁车的过去了。车子一旦锁上，罚款五百，不交钱或者没有关系，别想开锁。
其实工友们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刚开始是图房租便宜，可慢慢地随着四环外的城中村渐渐拆迁，打工群体的租房选择已经悄悄蔓延到了五环外甚至六环外，房租也是水涨船高。 但因为再往外搬，就出了六环到河北了。北京的建设与消费是一环一个样，如果开到二十环外，就到老家了，到时候也不用出来租房打工，那就好了。
我现在上班是每周休息一天。最近也很少出去，休息了一般是上午在宿舍睡觉看书，下午骑车去公园转转。日子久了，难免会感到单调无趣。今天出远门来听音乐现场，我是特意请假了一晚过来的。我之前在工厂十多年也一直很喜欢音乐，尤其摇滚乐。可以说伴随了我十多年的单调乏味的打工生涯。因为现实的无助、孤独与绝望，可以在摇滚乐的热情呐喊中抵消一部分，哪怕是瞬间的忘却，也是很有必要的。活着嘛，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总得找到一个出口喘气。
而且我当时决定从工厂流水线上逃到北京，就是奔着音乐梦来的。带着一腔所剩不多的热血，带着十几年在车间发的牢骚，那在机台上写的五六百篇长短诗歌。还有百十首我以为还算勉强拿的出手的歌词，就那样毅然决然决定从一个失败的“南流”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北漂”。
光阴荏苒，之前把理想看的很重，都没把爱情当成一回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哪曾想近年来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自己依然一无所有，找对象倒是成了头等大事难事。现在是越想遇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就越是遇不到。
这些年也追过几个女孩子，可都是仿佛从未开始就已结束。就像这些年在车间流转的自己一样，仿佛从没年轻就已苍老。最后姑娘们都说我不切实际，整天做梦。我确实在做梦，在车间里痴迷李白，偏爱海子，敬佩鲍勃·迪伦，狂恋艾伦·金斯堡。这就是我，一个复杂的我矛盾的我癫狂的我。连我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不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
由于在车间里和同事爱好不同，也一直没有什么深刻的交流，情绪也一直很低落，常常感到内心有着透明般的困惑寂寥，有很多语言在大脑里翻腾着，可当面对工友与车间的生活，却又黯然神伤，无从言说。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有幸和“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大哥联系上了，那痴狂的梦想算是没有直接在车间的机台上夭折。在张楚大哥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认识了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大哥。
在楚哥和多哥的影响下，我就这样和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在来北京之前，其实我知道的北京的地方不多，也仅限于天安门、798、宋庄艺术区。可我千想万想也没想到，我会和北京皮村这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又特别得不能再特别的村庄，建立了如此深刻的联系。
说皮村普通是因为它和其它地方的城中村一样偏僻，一样随时可能被拆，一样脏乱差。说起它的特别，那可是出奇的特别。因为在皮村有一个打工文化博物馆、有新工人剧场、有工友影院，还有一个皮村文学小组。而且居然这些都还是免费的。这让我震惊，让我感动。对于一个在祖国大江南北漂泊十多年的游子来说，这样的安慰来得让我受宠若惊。
当我刚到北京，把行李放在打工博物馆院子里，独自一人去诺大的北京城找工作。我也不知道在北京的自己，将要开启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故事。第一天晚上去的是建国门桥。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在青春时代工厂车间的我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因为那是歌手汪峰写出成名曲《晚安北京》的地方，那歌词里唱出了我年少的迷失与悲伤。我徘徊在建国门桥上，看着二环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看着长安街上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那几乎是一个无眠之夜，在桥上桥下伫立踱步至凌晨两点多。困得实在不行，随便搭上了一辆无所谓开到哪里的夜公交，想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上网便宜点的地方，待上一晚上，可以省点钱。本来七月份的夜晚在大桥边睡一晚是不冷的，可蚊子实在太多了。记得当时是去到一个叫柳芳的公交站附近。上了两个小时网，电脑一关机，就会有工作人员过来往外赶，不包夜不让在网吧睡觉。那时我第一次领略到了一线大城市的残酷。难道是北京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太多吗？我不得而知。
第二天我去了工体三里屯转转，晚上去到了亮马桥一家洗澡堂过夜。还有天晚上凌晨三点准备在798 艺术区街上的长椅子上睡，可躺了一会儿实在是受不了，蚊子太多。四点多天还不亮，在798 的广场上来回暴走，等太阳出来了，实在走累了，再到一个椅子上眯上一会儿，醒来继续找工作。
记得最后的一个夜晚，在鼓楼一家网吧睡着了，等突然醒来，手机丢了。当时惊恐万分，那可是在这陌生城市里，我最后的救命稻草。还好最后网吧工作人员说他捡了。我用本就不宽裕的盘缠费，买了两包黄鹤楼，才算把手机换了回来。就那样游荡了一个多星期，第二天终于在北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那是一份让我感到痛苦又欣慰的工作。欣慰的是苦苦寻找了一个星期，终于在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工作，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而痛苦的是和自己到北京要追寻的音乐梦艺术梦差得太远了。已经妥协到在一家画廊里做个营业员都找不到，最后连艺术的边儿都沾不上，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在一家餐厅端盘子做服务员。但好歹也算找到了一份工作，不用在睡大街也不用猫网吧，还算是幸运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在庞大的北京城，个人的悲伤与窘迫真的是比一片羽毛还要轻，比一粒微尘还要小。
思绪还在乐队的鼓点儿下汹涌地翻滚着，我点着了一根涨了价格的烟。望了望窗外一波又一波开卡丁车的夜行军，想起了到北京这两年的种种经历，感受着这一刻的宁静与安稳，内心不禁又翻江倒海。
我想起了没工作的时候，去到繁华的国贸商业区的一家大影城当临时观众；想到曾坐车四个小时到大兴一个偏远的地方应聘做地铁安保员；想起在十里堡高层写字楼挨家挨户敲门推销APP。也想到曾迷失在东坝西北门的苍茫夜色中骑共享单车回不是家园的“家” 。所幸最后在北京工友之家的怀抱中感到了团结带来的温暖与友爱。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觉是复杂的也是纯洁的。我是痛苦的也是幸运的。
遇到了工友之家，在北京才算有个家。所以我的精神坐标不是国贸大楼，而是偏僻的皮村打工博物馆。
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哥在舞台上唱着《劳动青春》。一首饱满而充满激情的歌曲和空荡荡的酒吧大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个摇滚歌迷在舞台的前方疯狂挥舞着手臂。主唱撕裂而铿锵的声音，似乎想要掀翻钢筋水泥砌成的屋顶，直冲苍茫茫的夜幕而去。
犀利的歌词像针锥一样扎在北京的夜空里，落在大地上似流星的残骸，落在卡丁车高档的跑道上，一个小时360元的费用，把现实切割成了一个多面性的难以想象的世界。落在城市高楼的一扇扇明亮的窗户里，也撒落在千里之外珠三角长三角加班加点的车间流水线上。
想起现在雨后春笋般大大小小音乐节的涌现，无关痛痒的歌曲吸引着大量的失魂落魄者。而真正关心现实的歌曲，却没有多少人愿意买账。是人们不愿接受赤裸裸的现实吗？我依然是不得而知。
在舞台前的七彩音乐霓虹中，我感到了异常的梦幻，像是看到了一个多棱镜下的北京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定了定神，不再胡思乱想。跟着音乐的狂躁节奏挥舞着手臂，摇摆了起来。因为既然活在风暴的中心，就必须要慢慢学会坦然接受，这刮来的来自不同方向或没有方向的风。
小海：河南民权人。1987年生，一线工人，打工二十年。业余写诗、做音乐、演戏剧，纪录片电影《我们四重奏》主角之一，“诗歌商店”乐队成员，老舍文学院诗歌班学员，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出品｜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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