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最后时光
玉枪按：
斯丹达尔的《红与黑》里有有这样一段：“于连脚刚一落地，老索莱尔就推推搡搡地把他往家里赶。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条小溪，真伤心啊，他的书就掉在那里面；那是他最喜欢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拿破仑在第二次流放期间，口述给拉斯卡斯的自传，也是拿破仑所有回忆录中分量最重的一本。拿破仑最后时光的全部精力，倾注到了这部“为后世做准备”的书中。
这本书影响深远，塑造了拿破仑死后文学和政治上的神话。简单地说，这是一本造神的著作，讲述了一个“现代政治的救世主”降临的故事。
帕斯卡尔·富迪埃的《拿破仑传》，从这部造神的著作出发，用绝对的史实讲述拿破仑人生道路中的种种偶然，为我们揭示了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拿破仑传奇”，值得一读。
拿破仑的最后时光
文/帕斯卡尔·富迪埃
译/钱培鑫
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五日黎明，英国人施展诡计在埃克斯岛抓住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拿破仑穿上近卫军轻骑兵上校的绿色军服，戴着三色标志的小帽子，登上“伯勒洛丰号”兵舰，对舰长梅特兰说：“我来到这儿，将自己托付于贵国国王和法律的保护之下。”数天前，萨瓦利和拉斯卡斯觉得英国舰长已经做过保证，足以让皇帝同意向他的老对手英国请求避难，至少从土伦开始避难。但是踏上舷梯前，他挡住欲陪他上船的法国将军，说道：“不，贝克尔将军，不能让别人说是法国把我交给英国人。”
他意识到自己会落入狼口吗？或者说想起巴斯夸·帕欧里以及科西嘉王的往事，他真得信任英国人吗？
从七月二十五日，报纸上刊登消息说，波拿巴将军会被送往圣赫勒拿岛，那是大西洋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岛，充当东印度公司的后勤补给基地。七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了流放的消息。
拿破仑称自己情愿自杀，就此事跟拉斯卡斯谈了很长时间：
亲爱的朋友，他继续说道，我有时候真想离开你们，做起来也不难；只要脑袋稍微一热，我很快就能摆脱你们，一了百了，你们可以与家人团聚。更何况我的内心原则丝毫不会妨碍我；我一直认为，别人给我们描绘的天国不够引人入胜，所以他们杜撰天国的种种苦难作为补充。
四月七日，他和几位被俘的战友被递解到停在托贝的“诺森伯兰号”船上，船上的人对他没有丝毫敬意的表示，他们得到特别指令，只能叫他“波拿巴将军”。
拉斯卡斯叙述道，自杀的冲动被愤怒所替代，“盛怒之下，皇帝以极为有力（也就是非常粗鲁）的口吻说：‘他们喜欢叫我什么都可以，他们不能阻止我仍是我自己’。”
与此同时，拉斯卡斯说服他讲述自己的生平，帮助他“继续活下去”。为了不造成嫉妒，口授自己不同阶段的经历的时候，拿破仑设法照顾到同船的各位部下：贝特朗将军、蒙特龙将军、古尔戈将军以及拉斯卡斯。拉斯卡斯原来是逃亡贵族，归顺帝国后成为行政法院审查官。
“诺森伯兰号”在海上走了两个多月，路途遥远（他们于一八一六年十月十六日到达圣赫勒拿岛），一八一六年十二月，拿破仑在朗格伍德住下来，他还将在那儿生活四年时间，枯燥的日子，度日如年，直到他死去。这项工作成为这个小团队的精神支撑。
论名气，拉斯卡斯的《回忆录》当然远在他人之上。拉斯卡斯曾经编过一本拿破仑很欣赏的地图册，他不以纪录皇帝口授为满足——照他自己的说法，而是想编一本集子，里面“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因为人们在“这本专门写他的书”里面看到“涉及这位非凡人物个人素质、天赋禀性、内心和灵魂的大量刻划，多得使每个善意和寻找真理的人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定论”。
《第一执政波拿巴》
它其实是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不求别的，只求新写一部救世主降临的故事。因为这才是关键的关键。拿破仑·波拿巴从此永远与“皇帝”这个名称挂钩，而世界其余地方的人们根本就不予承认，他在我们眼皮底下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政治的救世主摩西。
拿破仑在拉斯卡斯——他最好的“使徒”——充满情义的协助下，终于成为不能不当的想象自我。依靠他们俩共同促成的天才之举，“拿破仑把十九世纪两股上升的力量——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占为己有”；我们还可以加上刚刚萌发的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
“我就是大革命”，圣赫勒拿岛的流亡者不断地这么宣称，“我代表着自由、平等这些神奇词语”，最后的胜利将属于它们。
那是耍戏法或者变“魔术”，此话不假，拉斯卡斯和拿破仑不厌其烦重复这个词。抑或出于长期或短期的政治考虑：设法诱惑英国的自由人士，从而改善关押拿破仑的严苛条件；编造“波拿巴主义”，使拿破仑帝国的影子覆盖到未来的全部政治进程，波及第二帝国以后的历史：让·蒂拉尔指出，借助诸如埃德蒙·罗斯坦《雏鹰》之类的作品，皇帝形象以及拿破仑战争将成为复仇精神的重要参照，乃至把第三共和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宰场。“不久之后，在欧洲将没有什么比为我平反昭雪更为有趣的了”，拿破仑这样预言过，而且他的预言已经实现。
因此，此书是别有用意的，不过也包含着拉斯卡斯的无比细腻的敏锐感受，以及真正的文学价值，结构有些怪异，但是依然合乎我们今天对传记文学的爱好。《回忆录》和《墓畔回忆录》一样，呈现出双重交叉的人物肖像和极富“现代感”的双重时间性：流亡者对话日记的写作时间，里面传来叙述者及其光荣人物的两种声音，还有齐头并进的生活叙事时间：默默无闻的逃亡贵族拉斯卡斯的生活和皇帝的生活，两人都是巴黎军校的毕业生……
拉斯卡斯把浪漫主义崇高与慈母般呵护伟大病人——拿破仑不久真的病倒了——结合起来，讲述他如何不屈不饶地与忧伤和死亡抗争，他赢了第一局，激发了叙述的欲望，不仅是他的、还有逊位皇帝的叙述欲望，不过皇帝对他说：“您和我，我们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我们在极乐世界聊天：您不图任何利益，我没有什么疑心。”这场死者对话十分巧妙，让我们相信遇到了两个脱离世俗利益羁绊的纯粹精神，同时，这场对话也是一场“将此人赤裸展现”、“依靠事实记录性格”的理疗式叙事。拉斯卡斯实在是喜欢他的人物，怀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所以浪漫主义的升华还不够用。他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会把他端放在“屹立于断壁残垣中的雕像基座上”，但是心中的“温情”将他带到把一切羞涩挡在门外的情感深处。他不仅为了后代纪录他所说的话，而且把他身体的任何不适、每次心情变化、一丁点伤风感冒、饮食起居、甚至连呕吐都一一记下来。
“我们俩单独相处”，他让我们窥视最私密的场景，尤其是时间越拖越长的泡浴，拿破仑想以此克服可怕的忧郁情绪，他让我们看见即将夺走他生命的胃癌的最初症状。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场景描写的暴露程度，是任何名人报道所无法企及的。当它的描绘细腻到无以复加的时候，便显示出伟人崇拜是多么的残酷：“他很胖，体毛稀少，白皙的皮肤，肥得有点儿不像男性，他有时候乐呵呵地观察着”（一八一六年四月二日）。政治崇拜具有拜物教的性质（拿破仑周围的人不停地分享‘他权力的残片’），说到底，它与爱情十分相似，都会遇到最难解的个体之谜。
究竟什么是爱？一个人真的了解自己所爱的人吗？我们能评判他吗？拉斯卡斯思忖着。拿破仑以令人惊讶的卑谦脱下理性盔甲，拉斯卡斯一字不拉地听他回答：“有人还告诉你说，我们了解某人的性格之后，就拿到了理解其行为的钥匙；此话错矣：有人做了一件错事，但他本质是好人，有人干了坏事，而人并不坏。因为人的行为，几乎从来不是性格使然，而是躲藏在心底深处的、一时间的隐秘感情所致。还有人对你说，脸是心灵的窗户，一错再错啊。实际上认识一个人很难，想要不看走眼，就必须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通常而言，人不都全好，也不都全坏，尘世间好的、坏的，他们身上都有，好事坏事都干；原则上就是这样；然后才是习性、教育、境遇等因素起作用。如果抛开这一切，什么都将是教条，都是谬误。”我们记取他的教诲，展现一个不好也不坏、既高大又渺小的拿破仑，我们只评判他的行动。
“他躺在浴缸中”，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拉斯卡斯纪录道，“一阵沉默后，就像刚刚睡醒似的，设法消遣一下，他说：‘来吧，迪纳萨德妹妹，如果您没睡觉，就给我讲个迷人的故事吧。我亲爱的，您好久没有跟我提到您在圣日耳曼的朋友了，说说吧’。”
众所周知，不管小说如何竭力阻挠、拖拽，死亡最终将占据上风。拉斯卡斯被哈德森·罗威总督（此人令人费解，他对自己的囚徒也有强烈兴趣，不过是绝对消极的兴趣）赶走，病情加速恶化。忧郁症日益加剧，古人可能会说那是他病痛的根源，拿破仑最后真的开始呕吐胆汁，看到安通马尔基医生，骂了几声“大混蛋”、“大无赖”[1]，便陷入昏迷，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十七点四十九分，他长吐三口气（据贝特朗说），与世长辞。
一八四零年十月十五日，路易·菲利普派人将圣赫勒拿岛殉难者的遗体，接回到塞纳河畔。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扎特的安魂曲陪伴下，灵柩被送入荣军院教堂。法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悉数到场，那天寒风彻骨，而“精神的力量”——一位病入膏肓的总统，将在电视告别演说中提到这种力量，他距离我们的年代当然近得多——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为拿破仑·波拿巴平反昭雪，已经变得比任何东西都更为有趣：“他早年追随保王党，浪漫主义把他推向一种充满诗意、为拿破仑传奇提供文学载体的波拿巴主义，如果没有这种载体，他的传奇不可能获得如此的成功”，让·蒂拉尔写道。
《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书房》
假如说天才是一个否定时间、设法让时间为自己效劳的人，那么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天才。他置身于罗马或查理曼大帝的历史长河中，将漫长的历史维度改变成永恒与力量的错觉：皇帝统治下欧洲否认民族的、个别的历史。无数自相矛盾的、拒绝服从暴君宏伟计划的人为行动把他赶下皇帝的宝座。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大众性质之后，不禁被里面讲述的故事所吸引：远古的上帝与混沌之战，败在偶然、意外、随机手下的思想、策划、统计的战斗，或者是隐私、个人、想象时间的斗争，而这种时间被因利益对立而发生紊乱的社会时间所吞噬。大家不会都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高呼：“是啊，我要当拿破仑，所以我杀了他”，但是人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命运，拿破仑传奇获得成功秘诀也就不言而喻了。只有当圣赫勒拿岛殉难者隐退荒岛后讲述，这份传奇才有价值。因此，说到底，波拿巴的天才（受益于拉斯卡斯的鼎力相助）是一种文学的天才。
不过，他的天才之所以有强大的能量，还因为一股更为澎湃的涌浪在推波助澜：自从大革命以来，社会上普遍提倡谦逊、呼吁融入大众——继波拿巴之后，政治领袖们程度不等地摆出虚假的亲民姿态，其实那是权力的新面具。夏多布里昂声称拿破仑是“个性人生的最后一位伟人”；我们更愿意称之为现代人生第一人：不靠出身门第，全凭自己塑造命运的现代人生。他的传奇流传至今，因为，说到底，“成为拿破仑”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向往的关键在于突出个人获得认可的渴望，强调理想自我君临一切的自恋和自闭性膨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缺乏“权力”），那就要把这种理想自我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众人照自己期待被奉承的那样来阿谀奉承这个人。一方面寻找爱（无条件地接受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追求权力，如若不然，就诉诸疯狂的个人犯罪（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具有法西斯倾向的集体疯狂，把“过度媒体化”的个人奉为神明。政治的民主前途不正取决于个人抵制自恋激情的能力吗？学会喜欢错综复杂的独特性，而不借助遥远僵化的形象或秘密去歌颂理想人物，说到底，这不就是民主的文学伦理吗？我们能够以此与歌颂“伟人”的浪漫主义唱诗班分庭抗礼。
我力图通过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或者拉斯卡斯的形象表明，我们可以“爱”躺在前者怀里、或者在后者眼皮底下赤裸泡澡的失败者，但是这种爱不能掩盖、也不能原谅这位公众人物——当他将自己与左右自身的绝对权利融为一体时——所犯下的罪错。
不过，我们还是把最后一句话留给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来说吧：
拿破仑·波拿巴有幸令人可怕地证实、加剧了极其自然的人性之恶，那就是喜欢暴烈，崇拜胜利。
[1] 拿破仑确信医生们不懂他的病，不由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话（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2，69）：“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常有特殊的、自己从未有过的、复杂的、不为医典上所载的疾病，不是医典所记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多种器官上无数病症同时并发综合症的一种。”我们设法在此贴近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特殊性。
本书力图将拿破仑这位“战神”不同凡响的命运，放到芸芸众生的人生维度予以再现。拿破仑深信自己的命运早就注定，这本传记则讲述了其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偶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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