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文学翻译
本文原载于《翻译通讯》1983年01期，转载须事前申请。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的话
小编少年时有志于翻译（当然现在也奋斗在文学翻译第一线），曾经是“归化派”的狂热粉丝；久之，年齿日增，又觉得“异化派”大有道理，觉得中国固有的语言确乎需要改造；现在呢，只认“好”与“妙”，不怎么理会“归”与“异”了。
为了做“中国翻译家译丛”的微信，小编钩沉期刊旧文，翻出了罗大冈先生的这篇谈翻译的文章，非常有意思。罗先生认为“神似”和“形似”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外语不精通，就根本摸不清原著的“神”在何处，还怎样能做到“神似”呢？这篇文章语言简单平实，说理一清二楚，这是看透了问题的人能写出来的文章。
顺便说个逸事。“文革”期间，有人给罗大冈先生写信，把名字写成了“罗大网”，惹得罗先生大发脾气。网比冈多了两画，真真不求形似，可神却更不似。同理，海明威的The Old Man and the Sea，翻译成《老人与海》，雄浑，悲壮；要是翻译成“老汉与海”呢？
漫谈文学翻译
文/罗大冈
三十多年来，我虽然翻译了几本法国文学作品，可是为数甚少，质量也不高。我的翻译工作还处于学习过程中。在我国文学翻译界，我只是一名学徒，年逾古稀的老徒工。下边，我谈一点学习中的肤浅体会。
有人说，创作不成则搞翻译，好象搞文学翻译的人都是在创作上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求其次，走上翻译的道路。我想，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末肯定翻译也搞不好。做一名勤勤恳恳的文学翻译工人，既要有学识，又要有才华，既要精通外语，又要精通汉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品。一部比较完美的文学译本，应当是两种不同语言(本国语与外国语)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可见，其难度不在创作之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完美的文学翻译价值也不亚于创作，其影响之广有时也可以和创作媲美。在这方面古今中外不乏成例。比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阿弥欧所译的《名人传》(译本出版于1559年)，一般认为文学价值超过古希腊史学家普卢塔克的原著。也就是说，阿弥欧的译笔比普卢塔克的原文更美。阿弥欧的《名人传》在法国文学史上一向是作为法国文学名著看待的。普通读者根本不知道《名人传》是译本。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译美国文学名著《异闻录》的情况与此相似。许多法国人不知道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是译本，以为是波德莱尔的创作，不知道此书原作者是美国诗人爱伦·坡。这部至今常常重版发行、深受读者喜爱的书，在出版社和书店的目录中，都列在波德莱尔名下，根本不注明是波德莱尔翻译的。这和我国某些匆匆忙忙的读者以为《茶花女遗事》《迩茵小传》是林纾(琴南)的著作，有点类似。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如此，翻译何尝不是如此。广大读者总是根据译笔评价译本的。通晓外语的读者很少，拿译本去和原著核对的读者更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所以，一个译本究竟如何，译者有何诀窍使译文那么美妙——今天，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所谓”要神似，不要形似”。在这个问题上，林琴南一向比较坦率，他从不讳言他于外语一无所知，也不否认他的译文和原著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出入。他说他一边听人口译，一边秉笔疾书。笔写比口译更快，有时口译者还没有把情节译完，他的笔录一气呵成，已经把故事的结局写出来。这样的“结局”是否符合原作，那就很难说了。林琴南并没有夸耀他“神似”。所以，他的“拂袖而起”这种“神似”的译笔，虽然传为译界笑谈，却没有人加以深责。
林琴南是我国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翻译名家。论时期，他最早，他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1898年，出版于1899年。论译品的数量，他最多，一共将近二百种。论影响，他最大。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林琴南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他代表的仅仅是我国的初期文学翻译。到了“五四”运动，林译时期宣告结束。“五四”以后的文学翻译进入新的阶段。从那时起，我国的文学翻译一律用白话，不再用文言，这是很大的进步。另一个特点是，从那时起，译者一般都通晓外语，没有人再用口译加笔译的方式，这也是很大的进步。从原文原著直接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例子愈来愈多。例如，当时大量翻译了莫泊桑、都德等法国十九世纪作家的作品，全部是从法文直接翻译的。
然而，应当指出，“五四”以后的我国文学翻译界仍旧余留着相当严重的林派影响。直至今日，我们的文学翻译界仍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林派余风的控制。当今的新林派有一句颇受欢迎的口号，叫做“但求神似，不求形似”。根本意思是说:只要译笔传神，不必拘泥字句与原著是否一致。这种办法恐怕只有少数水平极高的翻译大师能够掌握得恰到好处，对于一般译者，难免产生流弊。有人甚至这样理解:对于原文原著不妨不求甚解，只要译笔漂亮，译本照样可以成为名译，译者照样可以成为名家。就怕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文学翻译会倒退到距今八十多年前的林琴南阶段。
诚实的翻译工作者有谁反对译笔能够表达原著的神态呢?我们反对的是“不求形似”。好像“神似”与“形似”是对立的，要“神似”就得牺牲“形似”。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如果片面强调“神似’而置“形似”于不顾，很可能名为翻译，实际上是随意改写。我想谁也不至于把“形似”理解为硬译、死译。如果不是把“形似”理解为硬译、死译，那么所谓“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矛盾，也就不至于严重到“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的地步。
理想的翻译应当是“形似”基础上的“神似”，二者辩证地结合，而不是互相排斥。我们反对的是对于原文一知半解、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神似”。我曾经遇到几位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他们批评我的“神似”与“形似”结合论是“唱高调”。他们说，他们干脆就是“神似派”。因为那条路最“实际”，最容易“讨好”，最容易成名成家。在今天，还有哪个“傻瓜”愿意一字一句、紧扣原文去搞翻译呢?那叫做“吃力不讨好”。我想，青年朋友们所说的“神似”，可能和翻译名家所提倡的“神似”意义不完全一样。名家所谓要“神似”，不要“形似”，想必不等于公然提倡对于原文可以不求甚解。可是在翻译界的徒工们之间，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误会。不少人错误地设想，搞文学翻译只要按照原著的大意用漂亮的汉语写出来就很好了，何必一字一句地紧扣原文呢?关于所谓“漂亮的汉语”，有人主张用那种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充满四六文体的对仗和排比，念起来音调铿锵，琅琅上口的“优美”风格。其实，这种文体在“十年浩劫”期间倒是时髦过一阵，现在已成历史陈迹了。
当然，并非所有徒工都在思想中产生这样的误会。我这个老徒工就不这么想。我认为要认真严肃地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必须精通外语。企图达到“神似”这种极高的目标，必须先具备下列条件:首先，对于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情况，即使没有条件做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也要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基本概念，对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也需要做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要抓住其中的要点。否则，所谓“神似”仅仅反映了一些表面现象，不能接触到作品的灵魂。我们应该避免形式主义的“神似”。其次，上文已经讲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不精通外语，根本不知道原文的艺术美表现在何处，不知道在原著中哪些篇章最精采、最关键，不知道哪些段落、哪些字句最传神，是画龙点睛之处。总之，如果外语不精通，就根本摸不清原著的“神”在何处，还怎样能做到“神似”呢?对于外语不但要求彻底理解，而且要能够欣赏语言艺术的魅力，否则，译者自夸“神似”，所根据的无非是他的主观想象，甚至是他的误解。
至于译本的汉语要求流利、文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然而，翻译也和创作一样，语言首先要求朴素自然，平易近人，最忌涂脂抹粉，矫揉造作。为此，翻译工作者不但要对外语和外国文学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于中国语言文学也必须有一定的修养。
一部完美的或比较完美的文学译本，本身就是一部作品。有时译本的价值甚至超过原著。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因此，文学作品的译者不但要有学识，而且也要有才华，有文采。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很好地完成文学翻译这一艰巨任务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不应该过分苛求。翻译得不大理想的译本也有它的用处，至少可以当资料来读，使人知道一点外国文学的概况。何况文学翻译从不完美到比较完美需要有长期的过程，不可能最早的译本就是最完美的。这种现象在各国的文学翻译史上几乎没有例外。林琴南在距今八十多年前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五四”以后又有刘半农、夏康农等翻译的《茶花女》小说和剧本。最近，听说国内某些出版社又有两三种《茶花女》新译本准备出版。每一个新译本想必在前人旧译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法国翻译中国诗歌也经历了从不完美到渐趋完美的过程。1862年埃维·德·圣德尼侯爵发表他的译本《唐代诗歌》，据说是最早的法译中国诗歌；传教士们的拉丁文译本不计算在内。可是，这部很可能根据传教士的拉丁文材料转译为法语的《唐代诗歌》，将每一首诗译成解释性的散文，对于原诗的内容似乎相当忠实地介绍了一番，可是没有诗意，诗歌的味道一点也没有了。这个译本在当时很受欢迎，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埃弥尔·蒙代古写了长篇论文介绍并赞扬《唐代诗歌》。可见，它虽不完美，却适合当时读者的需要。每一部文学译本，正和创作一样，是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的产物。《唐代诗歌》出版后又过了五年，在1867年的巴黎又出现了一部名为《玉书》的法译中国诗集，译者是女诗人于选德·戈吉耶。她是著名的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国诗人丹奥菲尔·戈吉耶的女儿。这位女诗人根本不懂汉语，她请了一个流落在巴黎街头的中国穷文人给她口译，然后她根据口译的记录写成法文诗。她译的中国诗倒是诗味十足的。可惜，不是中国诗的诗味，而是充满当时流行于法国诗坛的时髦诗风。如果用我国翻译界目前流行的口头语来说，《唐代诗歌》的翻译方式可以算作“形似派”，而《玉书》则是地道的“神似派”。两者各有偏向，都不完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以及瑞士出版的中国诗歌的法语译本，明显地致力于“神”“形”兼顾，有渐趋完美之势；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有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们的翻译，如前几年去世的法国汉学家德弥维埃尔的译本《中国古典诗选》，是后来居上的例子。由此可见，正因为文学翻译从不完美到比较完美需要一个过程，同一部原著先后出现多种译本，百花齐放，对于提高翻译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大规模翻译西方文学，自从林琴南以来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应该出现完美的或比较完美的译品，不能再在“神似”与“形似”问题上各持己见，争执不休了。其实所谓“神似”与“形似”都不是比较全面的说法。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文学翻译既需要科学研究作为正确理解原著的根据，又必须用艺术手法将所理解、所感受的至理真情加以表现。
《罗大冈译波斯人信札》是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哲理小说。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以书信的形式，借两个波斯人之口，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出色的批判。作者借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郁斯贝克的观察和议论，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法律、宗教等基本问题的观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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