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篇丨慈善的演进
技艺与价值
1997年，著名演员关咏荷出演了香港TVB电视剧《苗翠花》的女主角。第14集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广州富商方德多禺与英国大使罗便臣打赌，大清和英国的纺织品谁更胜一筹。赌约分三局，分别是韧性、轻薄和精美。前两局方德一负一平，为了第三局能胜，方费尽心思找到了当年退出朝廷机构隐于世间的天下第一针，刺出了一副惊世骇俗的“双面绣”。
比赛时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总督做出最后评判前罗便臣问方德，这幅刺绣用了多久做好。方德答道：“这是我们神针师傅穷60年功力，花了5天5夜不眠不休，耗尽体力如此针绣而成。”罗便臣说：“我们只花了半天，也不需要60年的经验，只需要一个十岁男童已经可以织成了。”方德一方当然不信，于是罗便臣便带众人参观了英国新的织布机，一天就能织出几十匹精美的布，罗便臣骄傲的说：“所谓技巧，只不过是拉一拉开关。”裁判最后商议，判定英国胜出。
技艺与价值其实是不完全等同的。在电视中，神针师傅凭着天赋与努力成为行业翘楚，算是技艺精湛的典范，然而这并不代表他能比普通刺绣师傅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剧中方德目睹了神针先生的技艺后问他，为何要隐匿在市井之间，先生答到：“富人一身衫，穷人十世衣。好好的一门刺绣功夫，不用在正正当当的用途上，去绣那些什么龙呀凤呀，你绣的再美再精巧，还不是只穿一两次，我现在给穷人补衣服，实际得多了。”
不过这个例子还不够典型，因为以现代的眼光看，虽然神针先生有很好的道德责任感，但是这还牵涉到市场经济与资源配置的复杂问题，至少我们知道虽然他的工作“实际的多”，但是收入也明显降低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另一个例子：
庞中华先生凭借着天赋、努力和机遇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硬笔书法家。庞先生造诣极高，一字千金，但他将自己的笔法转换成字帖，于是千家万户都可以受其点拨而不需先生亲至。前者代表个人技艺，而后者是其创造的社会价值。
组织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将拥有技艺的人力资源聚合在一起，创造出1+1>2的价值。对商业组织来说，价值是产品、利润、服务，对慈善组织来说，是对不平等的削弱、权利的满足等类似公正、友善、平等、多元的环境的塑造。好的组织一定有许多技艺精湛的人，但技艺精湛的人在一起未必会成为、或者未必会持续性的成为好的组织。
因此，不断提高“将其所辖人力资源所拥有的技艺通过特定方式和工具转化成价值的效能”即是一般组织的发展路径。简单来说，即是“技艺——价值”转化结构的演进。神针先生虽然拥有极高的技艺，但转化结构远远落后于纺织机，方德多禺因此而失利。这种结构的演进不仅取决于思维模式，同样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例如科技水平或公共基础施舍——如果庞先生生于古代，那无论他多么努力的开办书院，也无法媲美现代世界一本小小字帖的价值。
与商业世界相同，慈善的发展历程也遵循这一结构的变迁。慈善行为最初是因为道德体验或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同情、怜悯或责任感，譬如许多人幼年在没有接受社会教育的时候，看到鳏寡孤独、甚至可怜的动物都会心生同情，想要去帮助关怀他们，这是一种基于内心的原生体验。又譬如古代许多富甲一方的商人都会在当地铺路修桥，被称为“大善人”。宗教方面，名山大庙自古就有为穷人施粥的传统，而在英文中慈善对应的单词”Charity”，原意也是基督之爱。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在慈善行为的基础上近代世界逐渐出现了专业化的机构。为了区别于传统慈善行为，人们开始使用“公益”一词，英文单词“Philanthropy”，或叫“现代慈善”。一般意义上认为现代慈善的重要标志是20世纪初美国赛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立（赛奇基金会于1907年成立）。在国内人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公益组织”可能包含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三种类型。
专业机构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慈善的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慈善概念的认知。传统慈善关注行为本身，专业机构更注重结果。例如，一个企业家捐赠100万在某个贫困地区建立了5所设施豪华的学校，学校建好之后还可能遇到没有足够师资、教材、学生交不起学费等各类问题，很可能学校盖好了但无法有效运转。而一些专业机构了解贫困地区状况、各类花销的额度。所以100万也许其中50万会用来盖满足基础要求的学校，20万支付教师、教材和学费等，10万用来帮助教师提高授课水平，20万作为该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看似只有部分钱花在建立学校，但这样的学校更可持续且更有效果。
随着专业机构的不断增多，“技艺——价值”转化结构再次得到演进——慈善市场出现了。单个的组织需要重新在行业链条和生态体系中进行定位。组织间自发的出现各类协作方法和制度，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在工具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20世纪70年代开发的“逻辑框架”，一个较为完整的公益项目管理体系被逐步建立并作为通用体制嵌入到慈善市场之中。直至今天，国际慈善市场的工作规范依然建立在这些体系之上。国内近些年也在逐步建立类似的市场规范体系。
有趣的是，更有效的转化结构时常会出现与直觉相反的理念。
钻石被许多人认为是消费主义为这个世界塑造的最成功的营销骗局。普通民众需要积攒多年的财富来换取一颗毫无功用的石头，人们愿意为了克拉数而多花费数万元，却经常忽略那些真正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东西，例如一张舒适的枕头，或是一个高质量的饮水壶——许多人为后者几十块的差价而犹豫不决。
在慈善领域中，资金的使用有时就会客串钻石的角色。在慈善发展初期，公众会质疑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为何要有工资？为何他们坐飞机而不是更便宜的火车？为何他们会住星级酒店？为何他们会进高档餐厅？在中后期这种质疑将从诸如薪水的基本问题转化至对慈善项目资金配置的拷问，有时即便是慈善上游组织，例如基金会或捐赠企业也会参与其中。人们往往喜欢看到一个项目非常“可见性”的成果，例如盖的校舍、培训的教师、购买的书籍、大量的实体材料……而对不可见成果心存疑虑。同样的两百万资金，人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项目书：该项目将在某地区X个学校中培训N名教师，开展M场活动，覆盖N个学生，并通过基线与终线调研证明项目的有效性，进而将这种模式打包在其他同类地方进行倡导。该项目的管理成本为1%（最好没有）。而对这样的项目书则嗤之以鼻：该项目将开发一套视频教材，并通过在互联网推广与和其他组织合作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视频接受到信息。该项目的管理成本为40%，用以支付那些具有专业知识与营销能力的工作人员的薪水。
公众和一些资助方质疑后一类项目的原因是，视频开发的成本太高，一分钟有时需要几千甚至几万元，一套十几甚至几十分钟视频100万元的成本可以做多少教师培训和实体活动。这即是一个典型的“钻石误区”。慈善的评估应当建立在“技艺——价值”转化结构的效率上，该项目的效率是否更高，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否更大，而不是这些钱花在了哪，项目结束后节省出来多少钱。
当然，对商业组织来说，转化结构的评估非常简单，利润是一个通用性指标。优秀的企业关注的不是成本，而是成本与利润的转化率，一个项目花200万没做完和花了800万做好了，企业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800万会带来远超600万差额的利润。而对慈善组织来说，不存在通用指标，所以评估会显得很复杂，通常需要一组专家联合进行，甚至还会产生争论。特别是那些少数极富远见卓识的方式，即便专家也可能错判或不理解。从长远来看，市场会自发的进行过滤，那些具备高效转化结构的工作最终会被识别，然而也许这种识别是在项目结束多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可行性回首发现，原来当年就有人尝试这些方法——梵高的作品是不朽的，梵高的一生却是苦难的。
近十余年，慈善进一步开始演进，并出现了多个新的概念。例如“社会企业”（最早的社会企业可以追溯到1844年左右，但与慈善市场紧密的结合，并得到学界研究和大规模实践约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影响力投资”、“社会创业”、“公益创投”、“催化式慈善”等，不一而足。这些概念之间有许多联系，但又各有差异。由于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这也是我最不擅长的方面），而我又倾向于认为慈善演化不会有绝对割裂的分界线，而是一种连续流动的状态，因此无法对新的模型给出明确的边界来区分各类概念，但有很多案例都可以描述这种演进状态。
2016年2月底，在耶鲁北京中心，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李一诺女士介绍了盖茨基金会“催化式慈善”的做法（由于演讲内容国内的一些组织都有所介绍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本文不再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索《催化式慈善的力量》）。在其介绍与对“催化式慈善”的相关研究和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慈善理念是基于某一社会问题，多个在该行业或领域的大型组织联合对其开展行动，并通过一些方法将其上升至社会运动，从而调动庞大的资源对其根源造成影响的结构。这种 “技艺——社会价值”结构的转化率非常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以福特、盖茨、洛克菲勒这些基金会翘楚为代表的慈善市场，将慈善看做是优化资本主义形态、解决贫富差异、抹平数字鸿沟的重要方法，这种思想最初源于洛克菲勒撰写的《财富的福音》（闻名天下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即是出自本文），某种意义上这已经超越了“慈善”的范畴。
然而，并不是只有这些具备雄厚资本的慈善巨擘才有资格参与这个过程，虽然他们确实更具优势，但本质上慈善的演进仍是“技艺——价值”转换结构，因此只要使结构创造更高的转化效率，即便小一些的组织也能拿到新型慈善的入场券。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便是其中的代表。歌路营开发的“新一千零一夜”是近两年中国慈善行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我以为该项目即是新慈善模型的一个本土范本。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一千零一夜”项目的背景和模式：
“一千零一夜”项目针对的是农村住校生。由于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过去十余年间撤并了37万所学校，绝大部分是农村学校。2011年基础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已达3276万，其中近60%是留守儿童。因为管理水平和、人力配置和硬件条件的缺乏，使得这些孩子在社会融合、心理成长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千零一夜”的解决方案是，请专业人员将各类经过精心挑选、编排或撰写的故事刻制成盘，与学校合作每天在学生睡前15分钟播放。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覆盖了18省近500所区县学校，大约10万名孩子每天都能够听到这些故事。根据歌路营披露的评估信息，项目还是有明显的成效，譬如：
88.4%的孩子喜欢上了阅读，这一比例比之前提升了65.2%；
68.5%的走读生表示听过住校生为自己讲新1001故事，这非常有助于同学关系的改善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提升；
44%的孩子在写作中会用到睡前故事里的题材，写作能力有明显提升。
客观的讲，这个模式异常简单，无非是在学校铺设广播工具，之后播出经过制作的故事。然而正如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发现一样，如此简单的背后，是整个行业多年复杂的探索。国内关注留守儿童的组织项目非常多，但工作模式大约只有几种：
课程。通过专业的讲师，或是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和学校教师，通过讲课帮助孩子成长。课程包罗万象，除主课外还可能有公民素质、理财、生存技能、性教育等。一些课程往往经过参与式设计，有许多游戏或活动，比传统单向信息的课堂更为有趣；
体验。专门针对某项技能的长期体验式训练。例如知名歌手张杰捐赠的乡村音乐学院，在国际上一些组织为了减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吸毒，大量引入音乐教育，教会他们演奏各类乐器。体验式训练比较典型的是耐克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跑完全程”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跑步运动来推动贫困县学生获得坚持完成学业和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方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设计进行跑步竞赛，虽然简单，但是项目效果异常良好，特别是在促进团队合作、积极生活的态度和意志力方面，比大多数室内课程式方法更有效；
亲属联系。帮助孩子和亲人进行联系，促进亲密关系从而让孩子更健康的成长。方法有很多，例如定期写信、寄送礼物或是通过互联网等科技手段进行视频通话等。
“一千零一夜”的不同在于，它解决了同类慈善模式、甚至是传统慈善模式中一个普遍性挑战——规模、效率和有效性的兼顾。规模方面自不必说，未来歌路营的目标是在三年时间内覆盖百万数量级的群体。效率也比传统方法提升很多，在铺设好线路后，工作量只剩下“拉一拉开关”，而睡前的15分钟即便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也都是碎片化时间，几乎没有成本。唯一值得略作讨论的是有效性问题。
一般来说，人的双向沟通比通过文字或视频的单向沟通更能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老师讲课要比读书本效果更好，但这需要两个前提：
该老师是行业内非常专业的人员，且具有很好的教授技能；
受教育者人数有限，好的课堂通常不超过30人。事实上一些优质培训只有15-20人的规模。国内慈善行业评价最好的课程之一就是由WISPAD提供的组织管理与发展类培训，WISPAD的讲师均有哈佛等世界名校的背景，采用严格的15人班级制。
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国内有千万数量级的留守儿童，没有可能有足够的师资为他们提供服务。此外，从学习曲线讲，长时间规律性的学习，比短时的培训课程更科学，每天一个故事连续300天和每周一次40分钟的课，在长期来看前者影响力是更大的。因此，在没有比较研究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认为“一千零一夜”的模式在有效性上也比传统模式更好。
我们是否可以预见，以这种速率发展下去的“一千零一夜”有一天所能覆盖的人数会超过所有其他留守儿童服务机构的总和？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何歌路营能开发出这样的项目。据我了解歌路营并不拥有比其他组织更多的专家，对留守儿童状况的认识也并未有何与众不同的观点。我的看法是，歌路营思考的并不只是目标人群的需求，而是追求“技艺——价值”转化结构的改变，使得社会价值与成本投入比最大化，因此通过精密的设计塑造了一个管理体系，在规模、效率和有效性三方面做出了兼顾的突破。
我所供职的机构——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MSIC），在近几年也开始探索新的慈善模式。MSIC在国内开展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13-24岁的年轻人提供性教育。过去几年，我的同事常奔波于不同的地区讲课和组织培训班，训练一批一批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同伴群体中传播积极的知识、技能和理念。然而作为一个只有数个人（MSIC共有25名员工，但性教育部门只有几人）的团队，面对数以亿计的年轻人，总有杯水车薪的无力感。
2015年，我们认为MSIC拥有足够的技艺，但是创造的社会价值还可以更高，于是开始尝试改造现有结构。“你我伙伴”即是改造后尝试的方法之一（你我小伙伴招募请查看微信平台底部菜单）。简而言之，你我伙伴是一个性教育的合作网络，任何希望参与性教育工作的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成为网络成员之一。在填写一个简单的申请表后申请者会自动收到指定的学习材料，在15天的时间里较为系统的学习性教育的理念与知识，之后会参加在线考试，以确保他们对信息的理解程度。考试会自动进行判分，通过即成为正式的伙伴。工作人员在后台看到后会立即联系，与其讨论并确定一个6-12个月的工作计划，过程中提供集中的反馈督导，工作计划完成后进行回顾，再次确定新一轮的计划。学习材料全部为电子材料或在线课程，即便伙伴成员不想开展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也可以简单的拿着一套动画视频给目标人群直接播放。
与“一千零一夜”相比，该模型较为复杂，但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该模型运营顺利，以现有的增长情况，到2020年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大大降低边际成本，将所覆盖到的人均性教育成本降低至2-5元（“一千零一夜”的目标非常集中，是农村住校生，因此成本可以更低，性教育的对象细分非常复杂，因此操作环节会提高成本），而市场现有项目的人均成本约为十几至几十元不等，取决于地点、人群等多个因素。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新的慈善模型普遍都依赖于技术和资源网络，但并不绝对取决于高科技的使用。与一些项目不同，“一千零一夜”并没有采用卫星电视、即时通讯等昂贵、科技含量高的技术资源，而是选取了低成本的光碟。MSIC采用的信息管理体系也并未花费巨资开发一个信息系统，而是采用了数个公共平台（例如灵析和Teambition）的组合。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慈善演进的过程追求的并非是更好，而是更有效的“技艺——价值”转化结构。最好的东西未必能创造最高的社会价值，这与公共卫生和经济学领域的“适宜技术”非常相似。“适宜技术”通常是指那些安全有效、成本低廉、建立在要素禀赋上的技术。举例来说，非洲一些地区极端贫穷，人们缺少卫生设施，那么同样有100万美元，相比建立如同协和医学院那样有着极其优质卫生条件的医院，建立20个有着帐篷、简易却能满足基本消毒措施的“土医院”就更有价值。我的同事去缅甸参观玛丽斯特普在当地的诊所，就发现因为没有足够资金，（流产）手术台旁有三个桶，打开后里面依次是氯水等消毒用品，虽然看似简陋，但是满足了医学的最低要求与操作规范，从而能为当地意外怀孕的妇女提供流产和计划生育服务。
演进的障碍
我在大学时读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博士被导师要求测定腌萝卜时间和硬度的关系，我想我们都能理解不远万里去美国求学被要求研究腌萝卜时的沮丧。因此该博士没好气的对导师抱怨到，这根本用不着研究，打电话给自己的奶奶问一下就知道。不想导师对他说，奶奶是experience（经验），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science（科学）。
英国学者李约瑟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科技史，在其皇皇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被后世称为“李约瑟难题”。对于“李约瑟难题”，有一种重要的争论认为，在古代中国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科学是指对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探索，且是以实证观测为基础的探索。而在古代中国人们更注重做出技艺精湛或是能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只发展了技术而缺乏对世界基础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结果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技术无法进一步累加迭代，因此对演进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慈善行业通常对青年的参与持异常积极的态度，并以志愿者、实习生等方式吸纳年轻的伙伴。既培养社会责任感，又能分解一定的工作。MSIC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参与了许多青年参与慈善的项目，过去六年间我和同事浏览了大约5000份项目书，我们通过比对发现，2008年与2015年的项目书，在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去掉一些相关信息后甚至无法判断撰写的年份，换句话说：这个领域在过去多年的时间里进步非常有限（一些细分的领域不做整体考虑）。在一些讨论后，我们认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该领域没有“技艺的分解积累”，也就是演进的障碍。
（为了方便行文，我创造了一个表述叫“技艺的分解积累”。请注意，对于一个概念使用什么词汇并不重要，理解词汇背后的含义才有意义，特别是在一篇非学术的文章中。）
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学生分为两组，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假设你要去面试，面试机构让你准备不超过40个字的简历，你会怎么做这份简历？”
与第一组不同的是，我们告知第二组问题的同时还举出了一些精彩的例子。例如一份简历中面试者画了一个卡通人物，大脑是芯片的样子，旁边写着“计算机思维”，左手拿着画板，写着“Photoshop高手 ”，右手举着一叠报告，写着“报告专家”， 中间的领带处别着个话筒，上面写着“演讲达人”，心脏的位置画了一颗奇形怪状的心，写着“创造力的心”，脚踩锃亮的皮鞋，穿着毫无褶皱的西裤，旁边写着“关注细节”。另外一份简历画了一个大转盘，写出了自己的几个特质。还有一份简历在一条时间轴上标注了自己做成的几件大事并配以自己的一些作品。也有一份简历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首诗。
我们发现第二组所想出的方案，无论多样性还是创新性都比第一组高很多。类似的实验我们做过几次，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就是在学习多样案例后会有更多的创新。不少组织在支持青年人参与公益时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创新其实是建立在知识和眼界基础上的想象力，如果仅仅是给钱，大部分的青年人想出的公益活动都是差不多的，很难有大的作为。一些组织会给出以往优秀的案例，或是先请一些领域的专家介绍这些领域的需求、工作方法等，往往收到的项目方案会更好。
青年群体的规模很大，该领域的演进需要在整体层面上关于慈善的知识与技能得到积累，而这种积累是不可能靠单个的组织完成的。即使目前国内的慈善领域存在一些组织探索出了较为理想的方式，但是在宏观上“技艺——价值”仍然维持着低效率的转化结构。除非数个行业翘楚联手推动，包括基金会，环保、教育、残障、社会工作等组织共同打造慈善行业的通识课程，介绍慈善理念、方法以及各个领域的需求，在通过协作优化资源的配置，就有潜力在几年的时间内将青年参与慈善的质量提升一个档次（关于本部分具体的细节可参加MSIC编写的《高校社团与青年组织的管理》手册中第十三章“未来”的有关部分）。
事实上，除了领袖人物，慈善行业的演进也依赖于慈善基础人才的进步。然而理论上培养领袖要比推动基础市场的提升难很多——这可能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培养领袖难道比培养基础人才要简单？是的，因为培养领袖可以靠单个的项目，例如南都基金会的银杏计划，投入一笔资金并调动最为优质的师资，全行业遴选人才进行培训和支持。而推动基础市场的提升，则需要对数万甚至数十万从业者进行训练，传统的项目制慈善根本无法调动这样庞大的资源，没有哪个组织和基金会可以有如此的影响力。一些组织尝试以互联网来降低边际成本，例如“益修学院”即是通过录制数分钟的短视频来提供慈善行业、特别是和管理相关的培训，这也是新慈善的一种，并且必然比传统培训有效的多。当然，在更大的尺度上，依然需要大型协作系统联合工作，配合精密设计的系统和适宜的管理体系才能够取得效果。虽然也许会牵涉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但其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也是足够深远的——用较短的时间完成其他国家多年的演进。
在此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可以属19世纪日本岩仓使团组织的庞大的政府考察队，该队伍涉及日本政界多个大臣以及数十位官员及相等数量的留学生，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对欧美12个国家进行访问。此次访问耗费巨资，但结果却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大幕，让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虽然这已远远超过慈善的范畴，但其中的道理却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对慈善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资金和资源，而是“技艺——价值”转化结构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社会价值，我们也许一时无法找到这些方法，但我们必须拥有不找到它们就誓不罢休的信念。
尽头存在吗？
蔡聪先生是北京壹加壹残障人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残障领域非常资深的工作者。蔡聪先生非常幽默，2014年我邀请他在我们主办的一个性教育论坛做残障与性的发言，上台后他说：“感谢大会这么重视我们残障人，把我放在第二个演讲，其他的会议一般都把我们放在第一个。”我在2011年有幸认识蔡聪，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残障领域的理念和知识。蔡聪告诉我社会对残障的认知一直在演进，分别经历了“宗教模式”、“慈善模式”、“医学模式”和“社会融合模式”，（这和人们对慈善本质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具体请点击查看作者另一片文章《赋权的求索》）。而在近几年又发展出了最新的“人权模式”。一次出差的谈话中，蔡聪提到觉得随着“人权模式”的提出，残障理念的发展已经到头了，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先进的理念。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连资深从业者的他都没能成功，我丝毫没有期待自己会取得什么突破。但这的确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慈善的演进会有尽头吗？
目前慈善已然演进到“催化式慈善”的阶段，国际巨擘联手出面，调动全球范围的资源向某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开展攻势，模糊了商业、慈善与主权治理的边界。其影响之大让人心潮澎湃，仿佛看到了仙侠小说中亘古存在的名门大派联合出手拯救天地。边界正被不断的模糊，学界已越来越倾向于同意“社会企业”也可以分红，慈善项目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与商业的结合，未来“慈善”的概念还会存在吗？对于这些我无从回答，但我想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只要“技艺——价值”的转化结构还存在优化的空间，慈善就会继续演进。所以，当我们考虑工作改进的时候，至少可以多问一个问题：怎样做才能让我们所拥有的技艺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找到这个方法，实现它，就是慈善的进步。
撰写这篇文章之际，恰逢《慈善法》正式出台。其中第六十条“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的朋友圈一度被批判和表达失望的声音刷屏，甚至一些文章称其为“恶法”。其实管理费的争议，是一部法律制定过程中遇到的正常情况。整体上慈善法是相当进步的，比起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制定时的争议要小很多。对比中国民间企业三十年遇到的政策震荡，无论从哪个角度慈善行业都幸运的。
正因为中国慈善才刚刚起步，所以人们有所疑问，我们才需要耐心的解释为什么慈善从业者要有更高的薪水，要坐飞机，有时要住好的酒店。至少现在出现的只是来自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疑问，三十年前个体户却是被社会制度排斥在外，连婚姻都低人一等，但中国的企业家依然创造了轰轰烈烈的天地。作为一部国家法律，必然要以谨慎为准，这不只是单个法律，而是法律体系在衡量社会演进速度时一个均衡的尺度，所以管慈善法叫恶法并不公平。当然，如果能取消百分之十的限制会更好，但这不会影响慈善的整体进程。因为人们追求更优的“技艺——价值”转化结构不会停止，我想这也是慈善从业者所肩负的使命。
本文作者为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MSIC）的性教育项目主管王龙玺。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是以玛丽•斯特普大夫命名的全球生殖健康领域最重要的非官方组织之一。MSIC注册于2000年，通过医疗服务、性教育、社会营销3个方面，面向脆弱青少年群体开展一系列的生殖健康宣传教育公益项目，是国内最专业的青少年性教育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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