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读《四季红：民国素人志》有感 | 文化
恕我孤陋寡闻，直要到“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二本《四季红》在内地出版后，才听闻蒋晓云的名字。
知名作家王安忆在评论两年前出版的、蒋晓云的复出之作《百年好合》一书时说：“蒋晓云笔下这群女人，好比张爱玲人物的前世今生”。
或许，事情也不能全怪我。这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出版多部小说的台湾女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美国之后，三十年不曾提笔创作，以至于当2014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一本）面世之后，两地文坛才重又记起这个久不曾露面的、擅长写作情感小说的女作家。
曾有不少人将她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先是知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蒋晓云凭藉《乐山行》和《姻缘路》等中、短篇小说连续三度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之后，称赞这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于台北、与朱天文和吴念真等人一道活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女作家是“又一个张爱玲”；再有知名作家王安忆在评论两年前出版的、蒋晓云的复出之作《百年好合》一书时说：“蒋晓云笔下这群女人，好比张爱玲人物的前世今生”。
但蒋晓云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张迷”，也不认为自己笔下的故事与张爱玲当年写下的故事有过于相似的地方。她曾经说过，张爱玲的小说，写着写着“就到了一个没有光的所在”，而她自己的作品，“就算在最深黑的地方，会看到隧道的尽头是有光的”。的确，张爱玲与蒋晓云虽说都是写大时代下平凡个体的颠沛流离，但张氏笔下的女子都太聪明，将世事看得太通透，难免显得有些冷冰冰；而蒋氏小说中的女子，有些则透出些憨傻气来，是从热腾腾的俗世中走出来的。也因此，张爱玲书中女主角因为见多了世事磨折，总是活得比较收敛，比较小心翼翼，而“民国素人志”系列故事中的主角，往往更豪气一些，带着些不管不顾的劲头。做便做了，不太考虑太多“是否值得”的问题，也没什么怨尤，故而很有些可爱。
这种憨傻与可爱的气质，在《四季红》最末一个故事《风乍起》的主人公金舜蒂身上，有相当直白的呈现。舜蒂本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少时向往才子佳人的爱情，碰巧遇上长相英俊又颇懂得讨女生欢心的子杰，便鼓起勇气追求爱情，甚至为了情郎不惜在战乱年代长途奔波，从上海一路辗转去到云南。可惜，这段女方用力过猛的爱情最终以失败收场，以至于心高气傲的舜蒂从此对待感情灰心失望，在三十岁时才“下嫁”给一个她并不怎么瞧得上眼的“乡下人丈夫”，从上海避难来到香港。
《风乍起》中的舜蒂绝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子，而这样的女子，若在张爱玲书中出现，顶多是一个调剂解闷的配角，断做不了主角的。而蒋晓云敢于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将女主角的性格设计成这样的大咧咧，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她对于人性，以及对于男欢女爱和这社会上林林总总的复杂事，其实很有些温情的态度。她能将舜蒂这样在《甄嬛传》等宫斗戏中未必能活到第二集的女子，当成一个活泼泼的主角来写，还借她的口说出“人生在世，如果天天只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今朝还过不过了”这样颇有几分哲理意味的话来，想必也是在这个爽直没什么心眼的人物身上，投注了不少感情。
像舜蒂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情，在本书前几个故事中的主角，比如《傻女十八嫁》中结了三次婚仍不懂得爱情为何物的韩津晶，以及《四季红》中直来直去、胃口大且身形壮硕的妓女秀枝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书中女子尽管命途不同，身世各异，但面对生活总是勇敢的，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甚至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壮烈，与惯常意义上情感小说中“男主动＋女被动”的模式相对照，可见十足差异。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都说“文如其人”，张爱玲书中人物冷冰冰，她怕也不是热闹接地气的那类人，而蒋晓云故事中的女子总是爱恨分明，且憋着一股劲一定要真金白银踏实过日子，由此想到作者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台赴美，避开文坛纷纭专心在硅谷某公司一做三十年，又何尝不是想要走离某种诗情画意乌托邦、相夫教子踏实过生活的某种写照？诚如蒋晓云自己所说，她与张爱玲性格不同，故笔下文字亦不同，而我觉得，性格得来与少时经历与成长阅历有关。像蒋晓云这样命好的人，从小到大经历的工作、爱情与事业大多顺利，恐怕难以懂得张爱玲那些欲说还休的小心思吧。
通常，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爱情小说总是曲折缠绕的，因了那些即将或正在陷入爱情中的女子，心思之绵密复杂，远非惯常逻辑可解。有的作家操作这类男欢女爱的题目时，每每刻意凸显甚至放大女性心理的迂迴与复杂，将原本一个简单的、数千字便能讲完的故事，非要抻成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部上百集的电视剧本。蒋晓云却无意如此。她笔下的故事，虽说同样常常以女性为主人公，且兼具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人物经历等元素，却无意故作隐晦，也没有太多曲笔。
书中大多用短句，段落也短，没有绵长不尽的心理描写，更不用说大段大段的意识流，读起来不像是小说，倒像是报刊上的特写文章，或是电影的分镜脚本，紧凑，生动，连一句抒情的废话都不想多讲。在看多了一众心灵鸡汤或玛丽苏式的文本后，读者蓦地见到这样直白不做作的故事，的确可以眼前一亮。然而，过分素朴坦率的文笔，有时候可能会令到文字读来太过直白（或者借用张爱玲评价《姻缘路》的话，“太露”），少了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乍现的惊喜。
作家蒋晓云/网络图片
有些作家用第三人称写故事，试图寻找客观跳脱的笔法，其实总不免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带入书中主人公的经历中，看似写他人，实则写自己。蒋晓云不同。她用第三人称写故事，写的也便是人家的故事，与自己半点干系都没有。而她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特别显豁的上帝视角，似乎一切尽在写作者掌控之中。故事的传奇性与不可预知性，也因此少了几分。
记得知名作家毕飞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他写作《青衣》之前，只是约略构想了开篇，以至于故事之后的发展以及人物情感与经历的变化，种种都不在他的预先掌控之中。这种任由情节自行流淌、人物自在成长的做法，其实颇考验作者功力，对于读者的阅读兴味而言，亦有提升之效用。反之，如果作者在写作前已经为情节发展搭建了严谨周全的筋骨或框架，未免给人太平坦甚至太寡淡的观感。阅读这样的作品，之于读者本身，不再是某种需要耗费想像与创意的探索，而更像是在早已预知一切的作者的引领下，完成一场既定路线的导游图式观光。风景依旧，只是看风景人的心态颇有些差异。
《四季红：民国素人志》（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
《四季红》以及上一部《百年好合》中，蒋晓云的写作均采取了超然且逻辑性十足的取态。这种超然，一则出于写作者的自信，二来似乎也不想过分将读者的心力用在揣测或咂摸故事的走向与结局上。但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阅读妙处，很大程度就是建基于这“揣测”与“咂摸”之上，诚如欧亨利小说的出彩之处，正在于它们每每拥有一个完全超乎意料的结尾。而阅读蒋晓云的故事时，读者的姿态往往有些被动，似乎只是眼看着写作者搭台唱了一场事先预知结局的好戏，自己却只能身处事外、较难参与其中。这种因情节与笔法而生的、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距离感，应是《四季红》一书在创作及被解读的过程中，略为引人遗憾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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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马赛克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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