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什么时候，开始了与国家事务的直接互动？ | 香江足迹

香港远离中原，于国族历史而言仅属南方的边陲地带，似无重要历史可言，然而宋亡之时，遗臣拥护幼主建立“行朝”，由福建一直到官富（九龙）坚持抵抗元兵，因此宋末二帝留驻香港的事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时屹立九龙城的宋王台，背负着宋末两帝留驻香港的历史事迹。

咸淳十年（1274），宋度宗驾崩，由丞相贾似道拥立年仅四岁的赵？继位，改元德佑，是为恭帝。惜国家已回天乏力，翌年元兵渡江直逼临安，最后议和失败，恭帝出城投降，上献国玺，宋朝灭亡。元军俘虏降帝至大都，封为“瀛国公”，虽留性命，但经历也称坎坷，后来更被强令出家为僧，最后以谋反罪赐死。

宋亡以后，陆秀夫、杨亮节等遗臣拥立恭帝的兄长赵昰为帝，继任端宗，改元景炎，号召各地军民勤王复国。由于闽、粤地区尚有摧锋军驻守，而元兵又穷追不舍，遗臣等护卫端宗等从海路南逃，经潮州南澳岛、惠州至九龙，先后在官富、浅湾、梅蔚（疑为梅窝，另说是誓竿洲）等处驻跸近一年，留下若干史蹟。

战前文人雅士在圣山山顶宋王台大石留影。

相传，景炎三年（1278），端宗为逃避元兵追捕，不慎坠海受惊染病，流落碙州（疑为大屿山，另说是誓竿洲）。由于年纪细少，玉躯不堪奔波，未几驾崩，就地安葬。陆秀夫草拟〈景炎皇帝遗诏〉云：“……惟此千钧一发之重，幸哉连枝同气之依。卫王某聪明夙成，仁孝天赋，相从险阻，久系本根，可以柩前即皇帝位，传玺绶……”于是遗臣拥立卫王赵昺临危登位，另拟〈登极诏书〉：“……以汉贼不两立，庶将复君父雠。大义攸关，舆情交迫……尚赖元勋宿将，义志忠臣，合志而并谋，协心而毕力，敌王所忾，扞于我艰……”帝昺即位，改元祥兴，同时宣告碙州升格为翔龙县，广州升为翔龙府，继续抗元。而元军加紧追击，行朝迁至厓山（新会），可惜自恭帝投降，已失士气，未几端宗亦驾崩，军心更为散涣。翌年，张弘范率军进攻，爆发厓门海战，张世杰等将领顽强抵抗，最终全军覆没，宋室遗族投海殉国，天命如此，亦无可奈何。

宋末行朝的事迹固然是国族史的范围，而昰、昺二帝亲临、驻居、驾崩、安葬、登极等重要情节竟在香港发生。回顾陆秀夫在大屿山草拟的两篇诏书，反映遗臣的沉重心情和行朝的艰酸，同时突显遗臣忠贞护国，至死不渝的传统气节。站在本地史而言，更是香港与国家事务首次的直接互动，事例绝无仅有，意义之钜，不应忽视。

作者为香港史学会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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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马赛克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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