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陈雨露：金融发展与国家战略：一般规律与“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大金融论纲》（2）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金融发展与国家战略：一般规律与“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一节介绍了金融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作用：为战争融资、加强海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型。在21世纪，一个国家必须拥有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二者互为动力，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以下为节选内容：
作为“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之一，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战略工具运用必须体现金融一般规律和本国“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从全球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金融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与扩大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等。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在充分尊重金融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自身的“国家禀赋”而创造性地运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时，可以显著地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1）为战争融资
钱是战争的支柱（埃伦博格，1896）。战争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金融事件，因为战争必然对财力产生大规模的集中消耗，而这些财力需要借助金融的力量来筹集。战争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金融史。当1499年路易十四询问占领米兰需要什么时，孔多提艾尔·特里伍尔齐奥回答道：“三件东西：钱、钱、钱。”霍布森认为金融对战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用拒绝为战争融资的方法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考夫曼，1914）。
事实上，在中世纪，导致银行家破产的主要原因通常不是现代商品和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是国王们不能如期偿还用于雇佣军队或资助盟国的战争借款（金德尔伯格，1993）。1585年，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包围摧毁了这个城市的金融力量。1792年，法国对阿姆斯特丹的占领形成了对该城市金融领导地位的致命一击，而这个领导地位正是两个世纪前从安特卫普夺过来的。1864年、1866年和1870年，当俾斯麦无法获得州议会批准必须的贷款时，他迫使一些银行为普鲁士战争机器提供了贷款。此外，很多重大的金融创新也来自战争融资的迫切需要，如英格兰银行建立于被欧洲大陆称为“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九年战争”中，而1800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银行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筹集战争款项。
金融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英法两国的争霸战中得到更直观的显示。英法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长达几个世纪。英国之所以从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期的战争中获胜，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英国拥有更为发达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因为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各国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来扩展军力，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谁就能拥有更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由于英国拥有比法国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同时政府的诚信度也很高，这使得英国可以长期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战争资金。相比之下，由于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之在18世纪多次出现拖欠国债本息的情况，这使得投资者对法国的政府信用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大大推高了其战争融资的成本。1752年，英国政府的公债利率大约为2.5%，而法国公债的利率高达5%；在整个1752-1832年间，法国政府支付的公债利息基本都是同期英国政府公债利息的两倍以上（陈志武，2006）。
表1-1 英国国债：1697-1920年
对于18世纪的英国而言，由于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是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因此，较之法国低了近一半的公债利率具有重大意义。较低的利息负担使英国可以低成本地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增强国家实力。事实上，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一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这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低成本的融资条件不无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看，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正是英法战争中英国之所以能战胜法国的关键因素（陈志武，2007）。
然而，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对英法两国国运的影响实际上还远不止战争融资方面。部分学者坚持认为，1789年法国人均生活水平与英国一样高，从1815年到约1870年，法国与英国经济增长一样快（奥布赖恩和凯德，1978），但法国在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方面却落后了英国约100年，如中央银行和国家财政改革、银行券与银行存款的使用、保险等等（金德尔伯格，1993）。由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巨大优势，英国在1688年以后调动资源（本国和国外）的能力甚至能使它在其人力为法国1/3的情况下击败法国（迪克森，1967；布歇，1970）。
（2）海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控制
关于金融战略经由海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控制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在19世纪之前，其成功的运用者和核心受益人是英国。从历史事件来看，自荷兰将海上霸权拱手相让后，西班牙也在1588年的海战中败于英国，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在调动拉美殖民地资源方面的优势。法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属于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布罗代尔称之为“巨人症”，放弃海外殖民地对法国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只有英国在大洲贸易中有效地运用了其金融体系的力量，并最终实现了扩展海外贸易和加强对外经济控制的目标。
让我们再次回到英法战争。经过18世纪的“七年战争”，虽然英国已经在对法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但真正的决战却在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时代的英法战争经常被解读为一场贸易保护战，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双方竞争的核心载体已经演变为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制度上的竞争。受“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法国向来重视实物经济，因而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通过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切断其实物资源，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相比之下，当时的英国奉行的是“重商主义”，非常重视贸易与金融，因而英国的战略是进行反封锁，通过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在欧洲大陆范围内调动资源，从而增加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英法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在欧洲乃至全球的胜利。这种胜利不再是早期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而是金融力量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工具在海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控制中的战略地位。
金融和贸易相结合，不仅使英国可以源源不断地摄取来自地理发现和殖民地的海外资源支持，还能通过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更为有效地组织大洲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从而成为全球贸易圈的核心支配力量。事实上，英国是美国之前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强国，而这背后的支撑力量正是以金融贸易一体化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认为，在英国重商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金融制度具有天生的扩展愿望，这种金融扩张最终与对外贸易的扩张彼此衔接，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也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并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之所以能在与法国的争霸战中取得胜利，并最终打跨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其背后的“无形之手”正是来自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
19世纪以来，在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同样彰显了美国金融体系在扩展对外贸易和加强对外经济控制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旧殖民时代赤裸裸的侵略与劫夺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策略以价值观和货币输出为基本特征，前者以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为载体，而后者则通过美元货币的全球发行与流通，牢牢地占据了全球贸易、经济往来甚至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当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计价货币、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之后，美元最终成为整个美国价值体系的承载媒介，它不仅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发生直接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新型殖民主义可以被成为“金融殖民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以美元货币体系为核心载体，全面对外输出产品、劳务、技术和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以“美国模式”改造全球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目标。
（3）建立货币强权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从经济角度来看，建立稳定的、可信的货币体系，不仅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对外经济影响力的需要。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主权货币的强势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调动资源。从英美等国全球霸权的建立过程来看，货币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全面崛起的象征，更是奠定大国地位的核心标志。事实上，在历史上很多大国竞争过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立强大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关于建立货币强权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冷战”时代的美苏争霸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十月革命”以后，诞生于欧洲混乱之中的前苏联迅速成长为20世纪的“政冶军事恐龙”，并在“大萧条”横扫欧美之时，建立了工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二战后，前苏联将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
总体来看，前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主要是军事上的；而在经济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实际上严重限制了前苏联的国家经济发展。为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前苏联常常为了保障军火供应而不得不放弃许多日用品的生产。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前苏联既没有发达的贸易与金融体系，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仅仅局限于东欧的强制性计划经济体系之内。相比之下，在强大的金融体系支撑下，美国的印钞机飞速运转，并通过全球货币体系大量输出美元。美国的金融和货币输出战略不仅满足了其战略性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同时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从而使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实际上，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美苏两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最终造就了两国在货币这个关键层面上的不同竞争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货币的作用被弱化，前苏联始终也没有创造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而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的战略举措最终实现了货币的国际化，成功地建立起了美元在全球的强势地位。可以说，美国正是凭借其建立在强势货币基础之上的金融优势，最终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前苏联。
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前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全面展开长期对抗性竞争的。事实上，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之初，里根政府曾有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构想，但美国的机密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前苏联拥有大量的黄金，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不利后果之一是给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于是里根政府最终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苏联也随之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遇。
（4）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型
在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出现之前，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自身成长的内在动力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机制缓慢进行的。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然成长法则。但在现代金融出现之后，一种基于“未来”（预期）的价值评价体系得以建立，其基本理念是：只要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收益，即使某个企业当前的现金流为零，照样可以获得来自金融体系的资金。这对于那些天生需要冒险和先期需要巨大投入的新兴产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挣脱资金束缚的极佳途径。从学理上看，金融体系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型方面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不仅有效地聚集了社会的闲散资源，而且还通过一套独特的信号系统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未来成长预期高的新兴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抵押债券、杠杆收购、期货、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渐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市场、灵活的融资制度安排和更加积极的风险管理模式（表1-2）。金融创新带动了全球金融网络的发展，不仅扩展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功能和范围，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这些都为企业生产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交易成本的较低、资本配置的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完善使得那些处于成长期或发展期的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和低成本地取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注：表中内容部分参考了BIS公布的金融创新工具和沃姆斯利（2003）。
从产业结构的实际更迭来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经济的核心是以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它们缔造了20世纪的工业文明。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之后又加上了其它一些要素，如管理、信息等。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些在20世纪被称为现代工业的产业会慢慢演变成传统产业，经济增长的轴心和核心动力正在转向以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为代表的新型增长模式。
总体而言，与20世纪之前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延式扩张特征不同，21世纪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转向以科学和知识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发展模式。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和知识成果的产业化需要大规模金融资本的支撑，因此，一个国家要在21世纪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这“两大车轮”缺一不可，前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和终极的推动力，而后者则通过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增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的扩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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