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对话IMI 执行所长贲圣林：杭州将成为世界互联网金融中心
贲圣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要创始人和执行所长。1966年生于江苏泰兴，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工程学士学位（1982-87），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7-90）和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94）。
贲博士还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兼任浙大EMBA中心主任，同时还是中德央行合作研究机构--歌德大学中德经济金融中心（Sino-German Center）理事。2015年9月，被选为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首任联合主席。
贲博士在2014年5月加入浙江大学从事全职学术生涯前，在著名金融机构工作20年。曾先后担任荷兰银行（ABN AMRO 1994-2005年）高级副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China Country Head – Working Capital)，汇丰（HSBC 2005-10年）董事总经理兼工商金融业务中国区总经理（China Country Head of Commercial Bank），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CEO，2010-14年)及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位。
贲博士于2007年起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2012年起任美国普渡（Purdue）大学管理学院全球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其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经济组成员（2013年起）、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2014年3月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2014年8月起）。目前他还担任青岛啤酒有限公司、宁波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浙江物产中大独立董事。
贲博士的主要研究兴趣有：金融改革与中国银行业战略，金融机构管理，互联网金融，创业金融，跨国经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
访谈实录如下：
对话IMI 执行所长贲圣林：杭州将成为世界互联网金融中心
IMI：作为IMI的创始人之一，您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机缘创立IMI，初心又是什么呢？
贲圣林：IMI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7至2009年，我称之为“萌芽阶段”。早在2007年，我在汇丰银行工作时，曹彤（时任中信银行副行长，现为IMI联席所长、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松祚（时任环球财经总编辑，现为IMI副所长）等人大校友经常在一起联谊。我们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便提议定期召开会议，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从学术层面上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探讨。基于这个想法，我从当时的办公所在地上海来到北京，在2007年12月组织了第一次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当时就确定之后每个季度都举办一次。直至2009年，这项会议已经凝聚了一批在金融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以及中、外资实际运营部门工作的人员。虽然与会人员以人大校友为主，但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2009至2013年是IMI的第二阶段，这是它的起步和发展时期。2009年12月，我们正式组建了IMI，陈雨露校长（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出任了IMI学术委员会主任，对IMI的发展定位做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和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出任顾问委员会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张之骧等老前辈以及业界著名学者也陆续加入了IMI学术委员会。此外，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郭庆旺院长加入了IMI学术委员会，张杰副院长于09年担任IMI所长。2014 年后，IMI更加正规化、制度化，迈上了新的台阶。自2014年起，IMI每年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IMI也因此得到更多业界、媒体的关注。
IMI：IMI是如何迅速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呢？
贲圣林：这些在国内外金融机构都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货币政策专家们的加入，让IMI从一开始就有着“国际范儿”，国内外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思想的碰撞使得IMI的研究成果更具深度和价值。自2012年开始，IMI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该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及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2014年，我们开始了该报告的国际“路演”，将报告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了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IMI：您从商界回归学界，并选择杭州作为主要发展阵地，您对现在的人生状态满意吗？
贲圣林：非常满意。选择杭州是因为这里坐落着拥有深厚历史沉淀和卓越学术声誉的全国知名学府，同时杭州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人的因素，我虽然在江苏农村长大，但从大学开始基本上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所以对一些与民营和自主创新相关的事物接触相对较少。再者，杭州有蚂蚁金服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它们是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高地”，而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正好是我从事的研究领域，杭州作为该领域的沃土，可以作为很好的研究样本。
IMI：2015年9月，您的团队发布了《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这是您转型后第一次出书，能感觉到您在报告中流露出的激动、期待及责任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为何做这份研究报告？
贲圣林：我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是针对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一个相对系统性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会获得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完成之后发现，已有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也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建立一个“高地”的机会。该报告出来后，社会反响高于我们的预期。有银行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国际化的程度不比这个低”，我们反馈说，报告基于公开的数据，而公开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事实，所以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由此看到，这个报告引起了业界、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这有利于推动整个中资银行的国际化。今年，我们团队又在做2016年的报告，会将世界上一些主要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进行更系统的对比，撰写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案例，为国内新兴的、真正“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IMI：您曾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中国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为什么这么说呢？
贲圣林：说互联网金融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在中国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上，我们没有一个行业、产业或者说技术，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我说它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良莠不齐。近些年来，国务院也在整顿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秩序，抑制很多无序的、无良的、非理性的发展，大家现在常用“野蛮生长”来形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以从这点来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另外，有些业界的创业人士可能会觉得压力非常之大，很有可能会背负一些骂名，甚至投资者、媒体、政府监管的方式都会对他们造成无意的伤害，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也是最坏、最具挑战性的时代。
IMI：您说过“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世界领先者”，这个领先是基于什么评判标准？
贲圣林：我们在客户数量、技术应用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市场的普惠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全球领先的态势，并且中国的一些主要企业在这个领域也已经迈向国际化。此外，中国的传统金融，包括中国的银行，虽然规模很大，但是还不够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传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传统金融拉得很远，差距很大，而且短期内很难超越。但是新金融、互联网金融这一领域更多是靠技术，而不是以前固有的规则和管理模式，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业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后发”，不能叫“先至”，我们是“弯道超车”。
IMI：您曾经讲过杭州会成为未来世界互联网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
贲圣林：首先，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唯一一个非国资的、非传统金融的副理事长单位就是“蚂蚁金服”，这足以说明大家对它“江湖地位”的认可，从市场占有率、技术、市场知名度、市值估值等方面来看，最领先的公司（蚂蚁金服）也是在杭州。除此之外，杭州还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各自领域都做得不错，所以整个互联网金融业态相对比较“炫”。同时，将杭州打造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这已经是一个有战略支持的政策。再者，杭州有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学术优势，其中，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就是一个跨学科、产学研一体化的特色互联网金融平台。
IMI：届时的杭州会和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比如伦敦，上海，香港相比，有什么区别？
贲圣林：传统的金融中心依靠的是传统类金融机构总部的汇集，是一种中心化的形式，包括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中心化的结果。而互联网金融相对来说是去中心化，颠覆上百年金融中心沉淀的东西，这需要背后的技术支持。杭州具有浓厚的创业氛围，是市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创新创业和新金融领域，杭州将成为中国创业的中心，经济定位的新热点。
IMI：互联网金融让更多大众参与金融成为可能，您觉得普惠金融，或者说金融大众化，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贲圣林：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普惠金融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助于金融更直接地服务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能更好地满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或者潜在需求。同时，普惠金融有益于整个金融市场化，金融的可得性、便利性反过来会对经济中的服务转型升级产生很大帮助，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技术驱动型，打破了很多所谓的行业和社会门槛。
IMI：您写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做金融要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
贲圣林：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良性、健康的需求。金融不是少数人、少数群体的专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也要致力于去创造社会财富，而不仅仅是分配财富。
IMI：我们最近也常提“金融挤出”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不太好，但金融却过度火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贲圣林：这可能与一些制度设计有关, 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利于金融去为社会服务。因为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这个产业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金融本身是有社会属性的，而且社会属性很强。比如金融的基础设施，如支付、清算体系，就相当于一项公共事业，不应该纯市场化。我们要把监督进行市场化运作，在公众性质、社会性质、市场属性、社会属性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当然金融里有些产品是需要市场化的，但很多基础设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入，同时也要让市场参与，在产品上尽最大努力满足企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
IMI：互联网领域肯定需要新兴的人才，作为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您对互联网金融新型人才培养有什么定位？
贲圣林：新型互联网技术人才，更多的是跨学科、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而且技术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技术人才会逐渐走到舞台的中央。什么是“金融科技”？实际上是指技术在金融行业里的应用和渗透。从过去二、三十年中，你可以看出各大金融机构里的CIO（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技术官）在金融行业内部的“江湖地位”日益提高，这就反映了技术在金融领域进一步的发展。在新一轮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会逐渐地将技术人员与客户服务、产品设计人员一体化，所以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十分关键。另外，知识的更新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的专家，仍要不断学习补充新知识，保持持久的好奇心、求知欲。
IMI：您今年正好50岁，现在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梦想，或者说现在最想完成什么事？
贲圣林：目前，我在学术界才两年多一点，只能算是一个新兵，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想到未来还有那么多知识可以学，感到非常兴奋，我现在的求知欲望比以前更强。我希望在追求学术领域成功的同时，我培养的学生会远远地超过我，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个人的使命要求，更是我远大的梦想。我对自己提出了很多要求，也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你会抱着一个时时学习的心态。尤其到了今天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学习已经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了，互联网时代更加如此。
复制以下链接至浏览器，查看更多贲圣林在“互联网金融”话题上撰写的评论性文章：
贲圣林：限制互联网金融交易额度是国际通用做法
http://www.imi.org.cn/viewpoint/20605
贲圣林：互联网金融隐形门槛非常高
http://www.imi.org.cn/viewpoint/20086
贲圣林：真正有生命力的互联网金融是什么样的？
贲圣林：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贲圣林：当理性的金融遇到任性的互联网
祁斌：推动A股与港股市场良性互动是实现双赢发展的关键
沈建光：中国宏观数据“打架”之谜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谈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
李扬：不解决金融不平等将出大乱子
入群方法：加群主为微信好友（微信号：imi605）,添加时备注个人姓名（实名认证）、单位、职务等信息，经群主审核后，即可被拉进群。
欢迎读者朋友多多留言与我们交流互动，推荐好文章可联系：邮箱imi@ruc.edu.cn；电话010-62516755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微信号：IMI财经观察（点击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