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丨谢亚轩：中国经济对浮动汇率的“过敏”
IMI研究员、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研究主管、董事谢亚轩近日就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撰文。谢亚轩表示，本轮预期贬值始于2014年下半年，而到这贬值预期的原因——美元的持续走强——还将持续，所以个人和企业要学会“和贬值预期共处”。而和过去十年间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一样，这一系列变动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逐步“认识”浮动汇率制度必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和过程。
他将浮动汇率和中国经济比喻为“过敏原”和“有机体”，811以来中国的经济主体（有机体）第一次接触浮动的人民币汇率（过敏原），难以正确看待，被视为汇率崩溃的前兆，所以引起资本外流、股市暴跌等不良反应（过敏）。为了解决过敏，要么远离过敏源（回到固定汇率），但也可以慢慢认识过敏原（逐步适应浮动汇率的影响）。对于货币和汇率而言，归根结底，其信心的来源是保守的货币政策态度和对内的币值稳定。
以下为文章实录：1994年人民币推行汇率并轨改革，将官方5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与调剂中心10元-12元左右的调剂汇率并轨到8.7。此时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央行经过多方努力方才稳定下来。
大致从1996年开始，由于全球流动性环境的变化，以香港资金为主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因此本人1997年7月刚刚参加工作参与讨论的第一份文件是如何防范热钱流入。也就是说，此时人民币其实有一定的升值压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当年底开始显现，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重新燃起，以至于需要朱总理出面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贬值预期一直持续5年到2002年，此后随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美联储为应对“911”和经济下滑而连续通过降息放松货币政策为全球带来宽裕的流动性环境，人民币在此后10年内基本保持升值预期（08年危机期间有过短时间的贬值预期出现）。
严格说来，本轮贬值预期始于2014年下半年，根源之一是美元的快速显著走强，美元指数从80升至100的位置，上次出现是在1995年。因此，我说人民币本次面临一个20年一遇的外部冲击。2015年的股灾和811的汇改形成共振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可以预见的是，当前的贬值预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等待国内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在此期间，个人也好，企业也好，要学会与贬值预期共处。
不展开论证，过去10年的升值预期也好，当前的贬值预期也罢，可能都是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和过程。今年年初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一片恐慌的时候，我将浮动汇率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关系比喻为过敏源和有机体的关系，认为我们需要经历一个脱敏过程。
简单说，“过敏”是有机体免疫系统由于不能识别过敏源，将其视为侵入的异物而产生的不良反应。811以来，中国各个经济主体和金融市场（有机体），第一次真正接触一个向下浮动的人民币汇率（过敏源），不能正确看待，视为异常现象，视为汇率崩溃和金融体系危机的前兆，因而产生恐慌购汇，加速偿还外债，股票市场暴跌乃至“熔断”等等不良反应（过敏）。但是，正如越干净的环境中，人越容易过敏一样，人民币汇率向下波动带来的恐慌一定程度上缘于我们过去10数年持续存在的单一升值预期，大家没有见识过“贬值”。
如何治疗过敏？简单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远离过敏源，即我们退回到固定汇率，不要汇率波动。但是，正如现实生活中过敏源林林总总，花生、小麦等生活必需品都可能成为过敏源，因此难以彻底隔绝一样。我们难以想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货币仍然与某一个外国货币保持固定汇率，货币政策失去灵活性这样的情形。另外一个办法，正如中医所建议，要小剂量频繁接触过敏源，使得有机体的免疫系统慢慢“认识”过敏源，大家成为老朋友，才不会再次出现过敏反应。当前的贬值预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调整，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逐步“认识”浮动汇率制度必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和过程。
现代纸币信用货币的条件下，各个国家的币值本质上都是一个信心问题。人民币的信心从哪里来？应该如何来“锚定”？1840年以来，中国人逐步习惯以“西方”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师夷长技以制夷”，“超英赶美”，“改革开放”，决定一些改革方向的标准不是别的，是“开放”，或者说西方的标准。大家对于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标准似乎也是外向的，要决定于人民币与美元的单一货币汇率。有学者发现，正如中国习惯以西方为评价标准一样，近年来印度似乎一直在以中国为参照系。这提醒我们反思，是不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博采众长，保持学习和追赶的姿态无可厚非，但对于货币和汇率而言，归根结底，其信心的来源是保守的货币政策态度和对内的币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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