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全球化时代下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演进与实践变迁

从原始时代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经历了无数的演变，呈现多元、复杂的发展轨迹。IMI学术委员、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在《财经》杂志撰文回顾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变迁，并重新定义了新时代下劳动的价值。作者认为，尽管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占主导的世界出现财富分野、阶层分化等现象，但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速度前所未有；全球化下半场绝不是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而是反思基础上升华版的全球化，公平和劳动者权益必须予以强调和重视，劳动是否归位舞台中央也未可知，但概率很大。

以下是文章全文：

恩格斯评价《资本论》时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阶级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生产过程的具体形式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政治经济学表述如此，若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创造价值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幻化的动感画面。

“

理论演进

原始社会阶段，生存需要使劳动成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财富及资本的概念尚未真正形成，更谈不上与劳动的主辅强弱关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核心且几乎是相对唯一的要素。在其后人类社会活动中，甚至涵盖21世纪前的广袤时空，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作用逐渐式微，从生产力核心要素到关键要素再到要素之一，而资本的作用却逐渐势强，从附属到主导再到“统治”，二者的此消彼长对应着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转轨变化，是经济表现出的社会，是社会形塑出的经济。

那么，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形态如何理论化呢？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最早使用“经济”一词，其《经济论》针对自然经济状态下奴隶主的家政管理，突出农业的根本作用，反对雅典的商业和货币，虽涉及到商品与价值的关系，但简单劳动本身显然是价值所在。

到17世纪中期，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第一次提出“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与这个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关系”，同时又矛盾地认为“价值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价值创造的方程式中，劳动是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资本的概念尚未显性化，但资本载体货币已经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出现。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将使用价值定义为“特定物品的效用”，而交换价值定义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其他货物的购买力”，“货物的价值，等于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劳动作为价值标准是排他的，劳动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改进是为了增加财富，而财富与资本概念上开始接近。

大卫·李嘉图坚持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只能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量的大小是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的”，“这里所谓的劳动不仅指投在商品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直接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间接劳动）”，劳动中的相对劳动量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主因。李嘉图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资本，甚至原始社会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但资本介入后，等量劳动生产等量价值和等量资本要获得等量利润出现矛盾，价值与劳动时间的强对应关系出现松动。

马克思有选择地继承李嘉图“商品价值是社会规定劳动体现”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商品及价值形式，对价值表述精炼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社会中财富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而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李嘉图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以劳动和剩余价值为主线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总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平行的生产要素嬗变为有阶级特征的对立概念。之后的理论发展循着劳动价值和资本价值两大分野，大致对应政治经济学和非政治经济学两大阵营。

“

实践变迁

在实践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一直变化，抑或加速度抑或平滑“怠速”，稳态始终是相对的，特别是人类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二者的关系形态在三次工业革命中完成了代际变迁，其概念本身也在潜移默化地丰富与延展。

工业革命前，传统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劳动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劳动“力”的作用强，劳动更多地指向具体劳动。

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手工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亟待技术改革。于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瓦特改良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幕徐开，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启动键”被按下，生产力的提升进入质变阶段。发电机问世后，电能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电气时代”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签。电话和电报等的成功发明缩短了时空差距，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劳动之“力”在弱化，非力劳动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而“钱”的作用亦与日俱增。原来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愈来愈资本化，投资驱动增长，增长带动投资。资本从与劳动同侧的投入产出方程式左边变成兼跨两侧，既与劳动在投入侧融合，又在产出侧衡量价值。资本成为经济的主动力。

其后，社会化大生产继续高速发展，生产力持续高速提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的发明和应用潜移默化却又颠覆性地把人类生活换挡推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简单劳动的作用继续在下降，几近被忽略，劳动的内涵发生着根本变化，思想生产亦是有效劳动。劳动的形式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并重转向以脑力劳动为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科技含量成为决定性力量。资本作用更加强大，与之对应的资本市场更是发挥了生产力倍增效应，使得资本以“光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为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注入“加速度”。

而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已然发端，IOT（internet of things一切皆互联）、AI（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重塑人类生产方式的同时重构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今日之劳动已非昔日之劳动，其内容由重到轻，其方式由物理到虚拟，其驱动因素由人“手”到人“脑”，人“口”的作用也由初始状态下物质产品的主要消耗者变成现在消费需求的重要创造者，由减项变成加项。古典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向共享经济的“小众、分享、多元”的有效需求理论迁徙，劳动者的手、口、脑三位一体，中和位育。

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劳动的形态明显趋于轻盈，明显趋于智能，清晰勾勒出“唯物”到“唯心”“唯智”的轨迹，资本与劳动的对位从相对分离到相对独立到相互融合，平行运动后归至科技创新的驱动引擎中。与此对应，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超越第一和第二产业，企业组织亦呈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梯度进阶。在新经济中，即便是劳动含量高的制造业，也必须+互联网或被互联网+，工业生产向智能生产升级，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指向智能制造和智能经济，其中的劳动与资本无论表观还是实质、无论是量还是质均难以分明泾渭，两大生产要素不断聚合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进步。

“

概念互融

与此同时，资本与劳动的概念和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发展进步。原始状态下，劳动特指与人对应的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而严格定义的资本尚不存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劳动增加了与劳动工具对应的机械化的成分，而资本主要指代财富；工业经济状态下，劳动更多地是与机器对应的复杂劳动和自动化劳动，而资本与货币形成强关系；信息经济状态下，劳动的主干是与高科技对应的复杂劳动和抽象劳动，而资本与货币之上叠加了人力资本的强关系；新经济状态下，劳动的虚拟化和智能化与资本的人性化和智慧化趋于合流，生产要素的后端产出集合变成前端投入集合。

历史上看，资本概念的衍进对劳动、资本与价值创造的互动关联解释力更强。最初，资本是劳动的附属，是劳动成果的体现，资本的作用是劳动成果的衡量标准。商品和货币的出现不仅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是资本开启统治模式的肇始，资本化路径自此在多向度铺陈开来。

首先是资本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的强化，从资本对应劳动实际配置的低配、等额配置到倍数配置，资本的杠杆作用从无到有、从不突出到不可须臾离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真经被过度加杠杆念成“歪经”。

其次是虚拟经济反客为主增速远超实体经济，仅最近35年其增幅超过十倍，与实体经济从原来的相差无几到超过数倍。

再次是资本的工具意义被无限放大，资本不仅是生产要素，而且是衡量尺度，甚至是经济外交和国家角力的“武器”。

最为突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央行“炫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漫灌加上央行扩表，使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居于高位，而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甚至欧日等采取负利率政策，经济等式的资本变量成为全能工具。

再次是资本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从生产要素的线性运动逐渐变为立体运动，不仅参与生产力的生产，而且参与其他要素的生产，比如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土地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为革命性的是参与科技创新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俨然成为现代经济的空气和水；最后是资本与全球化的交互加速，使经济发展的益处和坏处均超比例扩大，一边是财富总量的增长和整体福祉的改善，一边是劳动力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加剧，资本的作用力场基本覆盖全域空间。

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崛起相比较，劳动的作用仿佛一直在走下坡路，事实并非如此。

狭义的以“力”为中心的劳动确实符合以上描述，而广义的劳动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呈现出因时而变的多元复杂性。从量上看，与劳动对应的人口仍在增长，虽然主要经济体或早或晚地已跨过“刘易斯拐点”而迈向老龄化社会，但一定量的劳动力绝对供给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劳动力的比例不能过低，数量上必须达标；从结构上看，低端制造要向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转型，体力型劳动力与知识型劳动力的构成比例明显向后者倾斜；从性质上看，劳动除了生产资料输入后的生产之外，生活资料的消费成为另一种生产，生产和消费高度重合，更有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全过程深度参与。

知识创造是劳动的核心，科技创新是劳动的根本。据相关研究，过去50年，3.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半来自生产率提升，一半来自新的劳动力；未来50年，只有0.3％来自新的劳动力，其他都来自科技。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劳动愈发知识化，科技的主导力毋庸置疑并不断强化。劳动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众人拾柴火焰高”到“机器代替人”再到“创造性劳动”的“三段论”是这种变化的“历史三峡”，劳动成为才智资本的母体，劳动与资本在人这里实现了融合。

资本与劳动合力创造价值，在价值创造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蕴含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相互作用和再平衡，主要体现在：

第一，资本与劳动的边界已趋于模糊。劳动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或物理性劳动，而且愈来愈多地转向脑力劳动或虚拟性劳动，资本也不仅仅是货币资本，也愈来愈多地转向人力资本或由脑力劳动创造的“才智智本”。资本与劳动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充足率这一微观指标新的注解理应有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财务资本充足率和才智资本充足率，而后者的学术延伸和实践应用更为重要。

第二，随着传统工业生产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入结合，进而实现生产智能化，劳动要素的内在结构正从机械和劳动力向信息和技术转变，衡量它们的指标从力学上的焦耳、大卡等向信息技术的云计算、大数据转化。劳动的产品也从机器设备变成了知识，甚至点子，而驱动这一宏大趋势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是资本。

第三，在资本投入边际效益趋缓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新时代全要素生产力的“牛鼻子”是科技创新，是经济的知识化，是软实力促升硬实力，而非硬实力推动软实力，而此时的资本已经隐身于人的身心手脑中，成为劳动的组成部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是科技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才”与“财”的交互循环和相互融合，一切价值均统一到人，“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诚然，全球化上半场资本是主角，客观上出现财富分野、阶层分化等现象，但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速度前所未有；全球化下半场绝不是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而是反思基础上升华版的全球化，公平和劳动者权益必须予以强调和重视，劳动（指重新定义的手口心一体的劳动）是否归位舞台中央也未可知，但概率很大。

本文选自《IMI研究动态》2017年第12期总第204期，由于微信承载信息有限，还有很多重磅资料未能呈现，获取更多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以下为本期研究动态的精彩预览：

本期动态精彩预览

【 本期推荐】

刘    珺： 资本、劳动与价值创造

【“金融监管”专题】

管清友：互联网金融监管全梳理

焦瑾璞：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及其风险监管

宋    科：当下中国如何严控金融风险

伍    聪：如何在有效监管下推进金融创新——兼谈侨兴私募债逾期事件

【 “海外之声”专题】

赫伯特·伯尼什：人民币对冲外汇风险

保罗·塔克：放缓金融改革的危害——现在向说客妥协还为时尚早

【 IMI 研报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16】

系列二十七：传统经济模式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构性障碍

编辑  韦祎 沈桓玉

来源  财经杂志

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欢迎加入群聊

为了增进与粉丝们的互动，IMI财经观察将建立微信交流群，欢迎大家参与。

入群方法：加群主为微信好友（微信号：imi605）,添加时备注个人姓名（实名认证）、单位、职务等信息，经群主审核后，即可被拉进群。

欢迎读者朋友多多留言与我们交流互动，推荐好文章可联系：邮箱[e-mail]；电话[phone]

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65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和学术委员，74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系列报告》《财富管理研究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成果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在欧、美、亚多个国家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2016年，IMI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微信号：IMI财经观察

（点击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只分享最有价值的财经视点

We only share the most valuable financial ins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