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货币国际化的多维动因
在4月15日第56期“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暨清算沙龙”上,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发表了“货币国际化的多维动因”的主题演讲。
刘珺指出,货币属性的本质是主权和国家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货币之争不是人与人之争,也非货币与货币之争,而是国家与国家之争。国际化货币的流转无国界,但货币本身却有鲜明的主权性,既然货币根本属性是国家主权,那么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货币也无法超然于主权之上,其代表和维护的仍是发行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刘珺认为,货币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三:一是不可兑换货币的可兑换演进,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单一货币,从而形成一定范围的货币联盟;三是创立超主权货币,使其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结算和投资的货币单位。不管采取哪种路径,国家利益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其中。
在他看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逆转,只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契合大国身份,那么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仅是时间问题。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非线性的进程,不仅关乎货币和经济的单向度要素,而且与政治社会多向度互动,最终归于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
以下为演讲全文:
货币国际化的最初形式,无非是跨国贸易的开展而产生的货币跨国使用。人类在开展贸易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结算平台、结算方式、结算中介来实现贸易的跨境运动,这样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货币的国际化需求。继而从贸易国家间交换的点对点到国际贸易全面化的面与网,再到生产要素全域流动的全球化体系,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与外延随之加速度跃升。
一、货币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谈论货币国际化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必须首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根本属性是什么。货币的根本属性,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表述,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而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关键,基本属性在于信用(特别是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之后)。那么,货币属性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主权和国家利益,尽管有诸多学术上似是而非的证伪和现实中欲盖弥彰的掩饰。强有力的佐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锚货币之争。
我们曾经说货币国际化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便利,体现了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按理说货币本身是中性的,没有任何的利益表达。但是我们在谈到货币国际化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潜台词在后面,好像货币不国际化,国家的实力就不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间总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一定要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本身就说明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富含了很多价值趋向,有意识形态表达、国家利益表达。
1944年对金本位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核心议题,核心的核心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锚货币,其争夺之激烈远非“白热化”所能描摹。一方是代表英国利益的经济学大家凯恩斯,提议使用超主权货币BANCOR;另一方是代表美国利益的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副财长怀特,坚持以美元为锚。最后的结果是新兴超级大国美国完胜过气的“日不落帝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货币体系重塑的过程中予以体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货币之争不是人与人之争,也非货币与货币之争(作为记账单位超主权货币的国际性和中立性强于国别货币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国家与国家之争,胜出方肯定是彼时国际秩序的擘划国,而非提出最合理建议的国家。国际化货币的流转无国界,但货币本身却有鲜明的主权性,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锚货币,而美国国家主权又是美元之锚。
货币的国家利益实现。国家之间会有战争,那么有主权性的货币之间是否存在战争呢?虽然从阴谋论角度出发的货币战争颇为牵强,但出于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货币攻击并不鲜见。理论上讲,货币是中性的,但中性的货币若进入国家利益的化学反应中,其作用力却有明确的方向。
1956年埃及新政府出于主权考虑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为夺取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当联军在军事上高奏凯歌时,美国出手了,并且以抛售英镑导致英镑贬值15%的另类攻击重创英法的战争后勤补给,毕竟战争打的是钱,结果是苏伊士运河的主导权归入美国囊中。此事件中若干种国际货币的纯交易性互动呈现出强烈的国家利益表达,货币职能有了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的成分,而非国际化货币是无法有效承载这一任务的。
二、货币国际化的利益具象
货币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三,其一是不可兑换货币的可兑换演进,从而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单一货币(Single Currency,如欧元),从而形成一定范围的货币联盟;其三是创立超主权货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结算和投资的货币单位。
不管采取哪种路径,国家利益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其中。路径一的“最高纲领”几乎都是对标美元的全球铸币权,都希望自己的货币能与美元“一较高下”,而全球铸币权是国家利益在货币上的最高表现形式。路径三由于国别利益的相对淡化与模糊从来就没能以主角出现在国际货币格局中。SDR也与大家的生活并无太多交集。正是由于SDR缺乏国家身份识别、缺乏国家利益锚定,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生命力。这也从反证的角度说明国家利益对货币国际化的导向与定位。路径二的最好例子是欧元区的成立。德国为欧元区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牺牲。因为当时的德国马克是硬通货,其他各国的货币软硬不一,但是大多数以软货币为主。德国当时没有计较欧元区是不是以马克为主来进行操作、进行设计,也没有计较整个欧元的形成过程中间需要与法国分享欧元区火车头的作用,从而顺利地使欧元从设计过程最终到实际落地,欧元作为一种新货币单位走向市场。欧债危机之后,德国前期的牺牲换来了巨大的收益。马克作为硬通货,进入欧元这一单一货币体系之后,实际是相对其他货币出现贬值,而德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德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货币与国别经济的关系在欧债危机之后体现地更为明显。欧元的形成仍然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没有一时一刻国家利益是在货币符号之外的。
三、中心货币与货币中心的政治交互
既然货币根本属性是国家主权,那么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货币也无法超然于主权之上,其代表和维护的仍是发行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货币中心与所在国的交互亦是如此。
1999年欧元问世后,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英国以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筹码,竟越俎代庖成了欧元清算结算的枢纽,并长期占据欧元货币中心的无上地位。但今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甫出,除经济社会冲击之外,此次政治公投的货币冲击尤甚,英镑大幅贬值,甚至带动欧元贬值。欧盟首先质疑脱欧之后英国的欧元中心地位,而英国最先捍卫的也正是伦敦城的货币桂冠。英镑和欧元都是重要的国际货币,欧元是一体化欧洲的中心货币,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自然也是货币中心,而脱欧是政治经济社会重大议题的公众选择结果,其后的诸多种种又是政治搭台、政客唱戏,但戏文字里行间却是经济贸易金融等,中心货币及货币中心之竞争才是重头戏。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自信与他信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逆转,只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契合大国身份,那么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仅是时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自信也有他信。
人民币国际化的“自信”来源于: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活动遍布全球;第二,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依然维持在6%以上。货币国际化的根本落脚点是跨国使用,无论是基于贸易、投资抑或储备,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的空间扩展结果,随着人民币使用在物理区域和功能纵深方向的不断进展,其国际化程度自然而然会不断加深。
人民币国际化的“他信”来源于:直接来源是中国经济,特别是经济中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融资,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健康成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融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就是稳固的;根本来源是综合国力,不仅是经济,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只要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会随之提升,与之对应的货币话语权自然愈发显著,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指数也会持续走强。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非线性的进程,不仅关乎货币和经济的单向度要素,而且与政治社会多向度互动,最终归于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取向和实际操作应顺应这一规律,由经济金融单向驱动向多向循环互动的模式转化。
五、货币的汇率、使用价值和真实价值
目前大家对于汇率问题的讨论比较多,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往往太过偏重于符号和数字,而忽略一些最根本的概念。我认为,有三个概念需要做进一步的区分。
首先,货币的汇率。汇率是国别货币之间相互比较呈现出来的比价关系。在汇率问题上,自牙买加体系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停地增加纸币的供应,货币流通量的提升自然会对应信用货币体系中纸币的持续贬值,纸币的持续贬值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对于不同国家的货币来说,汇率实际上反映的是该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相对软硬性,在印钞机高速运转的语境下就转化成一个“谁更差”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人民币汇率一定是“人无贬基”,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诚然中国未必在综合国力上一枝独秀,但肯定不是排名垫底,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货币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价值主要分析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购买力水平。从大的趋势来说,货币的购买力在持续下降。或许很多商品在降价,但是这与货币购买力无关,而是由于此类商品的生产率的提升和需求的相对下降。总趋势是货币的购买力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下降,从以货币标价的相关大类资产的价格泡沫可见一斑;
最后,货币的真实价值。货币的真实价值很难衡量,但是我坚信人民币的真实价值是在稳固提升的过程中。货币的真实价值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民财富分配对民众福利的改善高度相关。
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要不断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一方面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内功,而内功的增强会体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加速度中。
观点整理 景麟德
图文编辑 邵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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