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记账清算对跨境金融的影响

IMI学术委员、乐视高级副总裁、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近日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文章认为记账清算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三大重要裂变之一。记账清算存在被误解的现象，这导致了对政策和舆论的误导。因此，作者从现钞清算与记账清算的基本概念辨析入手，深入挖掘记账清算的重大变化，并深入分析了记账清算在跨境往来应用中带来的众多影响，对记账清算和货币金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把握。

以下为文章全文：

在货币发展史上，货币脱金（脱离金本位制，由实物货币转化为国家法定化的纸币）、记账清算（由现钞清算为主转为为记账清算为主）、货币国际化（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并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三大重大裂变，对货币金融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记账清算偏重于底层技术和运行基础层面，虽然影响巨大，却一直未得到理论和教育界的足够重视，甚至存在很多误解和对政策与舆论的误导。因此，有必要对记账清算与货币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和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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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钞清算与记账清算

现钞清算：即交易双方一手钱、一手货，钱货两清的资金清算模式。

记账清算：发生经济往来的双方通过开户银行等清算机构，以债权、债务的记账调整方式进行资金的清算。这种模式不直接涉及货币现钞真正的转移或流动。

举例：A企业向B企业投资（或购买商品）100万元，则A向其开户银行发出通知（书面或电子的），要求银行将资金从自己存款户中扣除并转给B的存款账户。银行收到通知即进行转账处理，并向A和B发出入账通知，相应登记：减少（借）A的存款，增加（贷）B的存款；A接到入账通知，据以登记：增加（借）长期投资（或库存商品）、减少（贷）银行存款；B根据银行通知登记：增加（借）银行存款，增加（贷）实收资本（或减少库存商品）。整个资金清算即告结束。

如果A和B不在同一家银行开户，则A的开户银行还要与B的开户银行发生往来清算，或者通过清算中心（央行）办理资金清算。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企业、金融机构等主体之间的资金清算越来越多的应用记账清算模式，而且个人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多的应用记账清算模式，使资金清算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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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账清算产生的重大变化

1、与现钞清算相比，记账清算具备诸多优势。可以大大减少现钞的流通，从而大大降低现钞印制、押送、验钞、保管、销毁等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费用成本；记账清算使得资金的流转完全有账可查，大大增强了反洗钱、反贿赂、反恐怖输送、反偷税漏税的力度；可以将资金从源头上就集中到银行，有利于银行充分发挥资金资源聚积（吸收存款）和配置（发放贷款等）的金融功能，更好的挖掘资金潜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利于社会资金流动相关信息的及时、准确、完整的采集，推动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

2、记账清算还使货币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货币不再仅仅表现为现钞或现金（包括纸币和辅币），而更多地表现为银行吸收的社会存款（存款类金融机构因同业往来而吸收的其他同业的存款需要剔除，避免重复）。货币总量则可简单表述为：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吸收的社会存款。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记账清算得以广泛应用，货币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范围内现钞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乃至规模都在减少，甚至已经呈现出完全取消现钞货币的可能，货币越来越表现为“记账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新的形态。

3、货币投放渠道发生变化。货币不再像现钞那样，完全由央行独家发行，或者由央行指定发钞银行发行，而是更多的通过信用投放（发放贷款、购买债券、提供透支等），由央行，特别是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投放。

由于银行贷款会直接转化成借款人的存款，而存款又可以支持银行发放新的贷款，由此就形成了贷款投放货币的乘数效应，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势必会造成循环往复，派生出无数的货币，造成货币超发或滥发，严重威胁货币体系的信誉和稳定。因此，当今社会很多国家都以立法形式增强央行独立性，严禁央行直接面向社会（包括政府）提供融资，央行只能作为最后贷款人，出于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面向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融资，并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面向社会的融资则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作为商业性机构，如果胡乱提供贷款等融资出现严重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其损益结果，而且严重的话还将破产倒闭，甚至其吸收的存款也会遭受损失（减少货币）。这就是在货币投放渠道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为保证货币总量得到合理控制而做出的相应规范举措（所以，商业性金融机构一定要有破产的制度安排，政府和央行也一定要打破金融刚性兑付的承诺和安排，否则，就容易模糊中央银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区别，容易对货币体系构成严重威胁）。

4、货币总量的变化受到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共同影响。在货币投放包括央行投放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投放的情况下，最终形成的货币总量就受到央行投放货币（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双重影响，两大影响因素都存在扩张和收缩的可能，都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变化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货币乘数不变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扩大，势必造成货币总量更大的扩张。但即使基础货币扩大了，如果货币乘数下降了，货币总量并不一定会扩张。

例如，2008年8月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接近9000亿美元，按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6.85计算，约合人民币6.1万亿元（这远低于中国央行当时19.9万亿元的规模，反映美国央行更加强调最后贷款人的定位，资产负债结构更严谨），但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3月末，其资产负债规模即超过2.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危机爆发前的规模，这一度引起全球广泛的警觉，有人尖锐的指出“有的国家不负责任，开足马力印钞票，将给全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恶性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的迅猛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被动的，是金融机构纷纷将其原来存放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或者是购买的较高风险金融资产转卖出去，大量转为购买国债或存放央行以规避危机风险造成的，相应也造成金融机构流动性非常紧张、货币乘数大幅度下降、金融危机冲击加大，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扩大对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之后，甚至打破传统，连续推出几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举措，直接出面购买国债、“两房”债以及MBS产品等，推动其资产负债规模到2013年一度突破4.5万亿美元，达到危机前的5倍。但由于货币乘数严重收缩，美国2009-13年间货币总量平均增长率仅为4.5%左右。

与美国情况不同，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政府很快推出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银行紧跟着大量投放贷款，货币乘数大幅提升，造成2009年货币总量增长惊人地超过28%，2009-13年间，央行资产规模年均增长9%左右，而货币总量年均增长18.8%，说明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货币乘数也在放大。

货币投放渠道和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就使货币总量的控制更加复杂化了。而且，基础货币投放、货币乘数的变化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完全由货币当局随意调整的。正因为如此，美联储这金融危机之后迅猛“扩表”并没有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应的，美联储在2017年3月宣布将启动“缩表”进程，同样不会像不少人想象的那样，将造成美国乃至全球流动性的大幅度收缩并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冲击，美联储缩表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乘数同步大幅度扩张或者收缩，形成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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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账清算在跨境往来中的应用带来更多影响

记账清算不仅在国内应用，在国际上也广泛应用。例如：美国的A企业向中国的C企业投资需要支付100万美元，则A通知其开户银行BOA，将款项划转到C在开户银行BOC的存款户上。BOA据以办理转账，扣减A的存款，增加BOC的存款，并向A和BOC发出转账通知。A据以登记增加投资、减少存款；BOC登记增加在BOA的存款，增加C在本行的存款，并向C发出收款入账通知。C据以登记增加银行存款，增加实收资本。整个交易的资金清算即告完成（如果BOA与BOC没有对开账户，还需要进一步延伸到双方的碰头行进行清算）。

在上述清算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美元现钞流出，相关各方都是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调整进行记账清算，并因此造成美国的外债增加（BOA由内债变成外债），中国则相应增加海外资产或债权。外国拥有的美元储备越多，美国的外债就会越大。

跨境记账清算的运行就带来若干必须准确把握的新变化：

1、跨境资金流动中外汇所有权的转移取代了货币的转移

这一点至今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认知，甚至很多专家学者同样并不清楚，习惯于按照现钞清算的模式来理解跨国的资金流动，因此产生了很多严重的误解和误导。

比如，近年来经常听到权威专家说：

中国一方面用很高的成本招商引资（回报率高达23-30%），但又把外汇用很低的收益水平存放海外金融机构或者购买外国国债（一般在2-3%）；

美国海外净负债3万亿美元，每年净收益数百亿美元。日本海外净资产3万亿美元，每年净收益几十亿美元。中国海外净资产2万亿美元左右，每年却是净支出数百亿美元（有人因此说，外汇储备越多，亏损越大）；

直观看是发达国家将资本投入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却是发展中国家将外汇低价输送给发达国家，是国际金融体系严重的失衡；应该把外汇储备从海外“拿回来”，真正用到国内或藏汇于民等等。

这些说法咋一听，确实令人震惊，但这却明显是对记账清算体系的不了解或无知。

实际上，在记账清算体系下，即使招商引资获得的外汇资金，也只是获得了外汇资金的所有权，其头寸根本没有出来，从一开始就只能存放国外（主要是货币发行国），由此形成的外汇储备，是不可能“拿回来”的，要减少，也只能“用出去”。招商引资尽管成本很高，但需要比较的不是存放海外的收益，而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设备、技术和产品等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推动改革深化等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如果其产生的综合效益明显大于招商引资的成本，则要毫不犹豫的进行招商引资，这也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但如果招商引资产生的综合收益已经难以弥补其成本，则必须尽快调整招商引资的政策和门槛，而不能一味的为扩大招商引资而过度提供优惠政策（这一点落实的并不好，各级政府长期将招商引资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而没有根据投资效益的实际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提高门槛）。至于外汇头寸的收益水平，由于只能被动存放海外，与股权投资存在很大不同，只能与海外市场的一般收益水平进行比较，而不能与招商引资的成本进行比较。

同样道理，正因为美国海外资产大量是风险高、收益也高的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而其海外负债则大量是因为美元作为国际外汇储备，储备国被动地存放美国，收益率很低，所以，尽管美国总体上海外负债超过海外资产3万亿美元，但其海外资产收入仍然大大超过海外负债支出，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进一步表明，由于各国海外资产、海外负债存在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形式和收益水平，简单地将一国海外资产与海外负债相抵、将海外收入与支出相抵，并以此进行国与国的“海外净资产”、“海外净收益”的比较，是非常不科学、不合理的。

2、记账清算与货币国际化

当今社会，货币是由国家主权保护的法定货币，是有国家属性和流通范围的，而投资和贸易却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境区域化、全球化发展，这就带来跨境往来的货币选择、清算和兑换问题。

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需要选择一种货币进行计价和清算。这可以选择直接往来双方中某一方的货币，但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出口方或接受投资方获得他国的货币不能在本国使用或流通，而只能用于货币发行国的话，就存在货币的收益乃至风险问题。这就在国际货币之间出现了需要新的、能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问题。于是，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强、国际交往多、能被广泛接受的国家的货币，就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货币的货币），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时，可以选择使用国际中心货币进行计价和清算，从而大大提高国际交易的成功率和效率，由此也就形成了国际货币体系。

在不允许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的情况下，外国货币流入后，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才能使用。如果这种兑换发生在民间，包括商业银行在内，一般不会对本国货币总量造成大的影响。但如果是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就会形成央行以购买外汇、形成央行外汇储备（跟黄金储备一样）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就会造成货币总量的扩张。

正由于记账清算体系下，外汇头寸并不会真正流出货币发行国，因此，外国拥有的某种货币外汇储备越多，其对该货币发行国的债权或资产就越大，相应的，该货币发行国的外债就会越多（全球美元储备越多，美国的外债就越大；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海外负债一般都会大于海外资产，但却可能获得海外净收益）。即使货币储备国将外汇转让给其他国家，只要不是对货币发行国的使用，货币发行国的外债就不会减少，只是会变更债权人而已。这样，一国货币国际化时，其真正的国际清算和货币交易中心一定应该是在本国，而不会是离岸；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将是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非常关键的重要条件。

根据这一原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把握好几个原则：

一是人民币走出去，应该是鼓励以记账清算方式走出去，而不是鼓励现钞走出去（实际上，政府和货币当局应该严格控制现钞流出）；

二是要切实加快人民币在岸（国内）的全球清算和交易中心（可以由多种人民币交易市场组成，包括加大人民币国债市场建设，并允许海外拥有的人民币参与）建设，并以此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要配套推动人民币汇率及可兑换和外汇管理体系改革，推动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配套金融组织和运行规则的建设，加强与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合作，推动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深入变革。

四是人民币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将会扩大，需要在相关统计中加以反映。

3、跨境资金流动对流动性的真正影响

在记账清算体系下，一国货币“流出”，尽管会带来国内存款与境外机构存款的变化，但从全社会整体而言，特别是金融体系而言，流动性并不会受到影响（这也因此会抑制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随意扩大货币发行的行为。美国也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肆意扩大货币发行而侵占世界的资源和财富）。但对外汇“流入”国而言，如果央行收购此笔外汇形成外汇储备（跟黄金储备一样），相应投放其本国货币，就会增加流动性。从全球整体的流动性而言，就产生了“央行外汇储备倍增流动性”的机理。在全球资金跨境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外汇储备规模随之扩大的情况下，这就非常容易造成全球流动性的过剩。

从中国的情况看，1999年底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76万亿元，到2007年末达到40.34万亿元，2014年6月突破120万亿元，2017年4月末近160万亿元。其中，1999年末央行外汇占款为1.4万亿元，2014年5月末央行外汇占款达到高峰，为27.3万亿元，2017年4月末为21.6万亿元。由于央行外汇占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影响，就成为2000年以来货币投放与回笼最主要的渠道和影响因素。因此，无论是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扩张还是快速收缩，都必须高度关注、有效应对。

在央行外汇占款快速扩张，相应造成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的情况下，央行为控制货币总量，不得不通过收回再贷款、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举措，冻结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部分流动性，从而抑制其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抑制货币总量的扩张。2006年之后对冲举措基本上都集中到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了，最高时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自2014年5月央行外汇占款达到高峰并开始收缩后，央行也相应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到2016年3月下调到大型银行17%的水平。但即使如此，这也是世界罕见的高水平准备金率，冻结资金超过18万亿元，成为央行最大的负债项目。而与此同时，在商业银行需要资金时，央行又通过多种拆借方式提供融资，2016年底规模接近8.5万亿元，占央行负债总额的25%左右。这不仅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规模的膨胀，与央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产生矛盾，而且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仅为1.62%，而向央行拆借资金年利率不低于4%，其中存在非常大的利差，实际上是央行将外汇占款的成本向商业银行转嫁了。而在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一枝独大的金融体系下，银行又会尽可能将成本向外转移，特别是向小微企业和个人转移，也成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央行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减少（这种方式投放基础货币的成本很低），相应大规模采用资金拆放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资金成本大大提升，也推高了整个社会融资成本。在这方面，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结构性调整的空间，降准也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

可见，记账清算对货币金融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需要认真探究和准确把握！

编辑  魏宗  郑畅

来源  王永利（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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